達賴喇嘛曾在東京駭人聽聞地告訴BBC記者：“中國已判處藏族死刑”；告訴法新社記者：“古老的藏族正在死去”。他還對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說：“我在這裡希望，就是能把西藏問題面對現實解決好。我也曾經講中國人民給我們最好的物質的食物，我們給他們最好的內心的精神食物。”

達賴拿不出藏族正在像二戰中的歐洲猶太人那樣被集體屠殺的任何證據，一向在西藏問題上聽着風就是雨的西方領袖、媒體、名流、人權活動家這次對他的可怕指控出奇平靜，可見他也像華爾街的金融大鱷一樣信用掃地了。

達賴在上世紀末確曾告訴旅美中國學生學者，他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案就是由漢人包養藏人，而他則用喇嘛教回報漢人，這就是他所說的“最好的內心的精神食物”。美國著名藏學家 M. C. 戈茨坦因的巨著《喇嘛王國的滅亡——西藏現代史》的結論說：“雖然從某種意義上說宗教是西藏政治中的一種和諧的力量，但它又是一種導致分裂和紛爭的力量。各種宗教集團為了擴大自己的聲望和影響，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和角逐，他們在有關宗教利益的政策上不能達成一致，從而給20世紀的西藏歷史帶來了災難。不僅如此，僧侶越多越好的觀念和年復一年的法事慶典導致寺廟不斷尋求更多的土地和捐贈，竭力反對噶廈政府為政教事業着想而削減寺廟財源的任何嘗試。這又使寺廟集團擁護莊園農奴制的經濟制度，並因此而成為極端保守的勢力。當西藏力圖適應20世紀日新月異的形勢時，宗教和寺廟就成為西藏社會進步的沉重桎梏。”

他說得很清楚，喇嘛教認為僧侶越多越好，舊西藏的僧侶占男性的四分之一（見該書）。佛教規定僧侶不得從事生產活動，那麼多強勞力靠別人養活，這生產還搞得好嗎？不僅如此，那麼多僧侶沒事幹，就要進行名目繁多、層出不窮的法事慶典，吸引信徒觀看與布施，浪費大量的財物與信徒的時間，使之不能用於發展生產，必然拖垮經濟。他還指出，喇嘛教擁護農奴制，反對社會進步。所以喇嘛教是喇嘛王國（即舊西藏）滅亡的根本原因，也是今日藏人無法自己養活自己而要靠漢人養活的原因之一。

達賴也承認藏人無法自己養活自己，所以他“不要獨立”，只要“高度自治”。因為他知道，假如西藏真的獨立了，渴望西藏獨立的西方人權衛士是絕不會像中國政府那樣慷慨包養藏人的，而他自己雖然巧舌如簧，能言善辯，卻無法通過念經或造謠變出一粒青稞來。還是漢人最實惠，願意慷慨包養藏人，自己節衣縮食、沒有全額公費醫療，卻要包養藏人，給他們全額公費醫療。自己只能生一個孩子，卻不敢要求藏農牧計劃生育，於是藏農牧源源不斷生育，無論生多少都由漢人包養，而藏獨暴徒還要打砸搶燒殺漢人。中國政府與漢人當了冤大頭還要被西方人權衛士指責為“種族歧視”、“侵犯西藏人權”、“絕滅西藏文化”。

有人可能會說：中國政府既然如此冤枉，讓西藏獨立不就得了？何苦背這樣的包袱？

我猜測，中國政府不讓西藏獨立基於如下考慮：一是學習西方民主制度。林肯總統可謂自由、民主、人權的典範了，可他也不准南方獨立，不惜用武力鎮壓。美國歷屆政府都不准夏威夷獨立，還在1997年用裝甲車與武裝直升飛機鎮壓了“德克薩斯共和國”；英國不准北愛爾蘭、蘇格蘭、威爾士獨立；法國不准科西嘉獨立；西班牙不准巴斯克獨立；加拿大不准魁北克獨立。眾所周知，美英法三國是領導世界自由民主人權的典範，所以中國政府也不敢違背世界民主潮流讓西藏獨立。

二是達賴要求獨立的是“大西藏”。根據他的地圖（詳見達賴自傳），“大西藏”包含了自古以來就是漢族與回、彝、苗、羌、東鄉、撒拉、保安、蒙古等17個非藏少數民族的大片家園（詳見拙著《陰謀與虔誠》），因而使得“大西藏”內藏族人口不足一半。如果允許“大西藏”獨立，非藏各族就會奮起反抗，中國四分之一的領土上就會發生波斯尼亞式的種族戰爭，這是世上任何國家任何政府都不敢做的。

藏人已經因為信喇嘛教而無法自己養活自己了，可達賴還要向漢人推銷喇嘛教，妄圖當12億漢人的教主，重溫“大元帝師”的舊夢。如果漢人也信了喇嘛教而失去了自己養活自己的能力，又如何養活包括達賴在內的藏人？達賴自己豈不也要餓死了嗎？達賴的方案無異於同時判處漢藏兩族死刑。達賴活得不耐煩自尋絕路不算，還要拖上600萬藏人與12億漢人與他一起餓死，其用心極端險惡。這是有史以來最駭人聽聞的種族絕滅陰謀，達賴是漢藏兩族人民的頭號公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