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四篇重貼按語：萬維論壇有幾條毛臘肉蛆蟲，死命求關注，半文盲寫不出文章，腦袋裡只有小時候被植入腦子的毛毒，明知臘肉臭不可聞，只得空帖胡扯。對付它們的殺蟲劑，就是批毛的思想文字，把他們看得艷如桃花的毛思想文字，還原為膿瘡真相。批毛文章，我還寫過不少，重貼剛剛開始，新文章也會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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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留美政治學博士生李宇暉在其東網專欄文章中說，批評毛澤東政策還不打緊，可要是批評老毛的文字和思想，毛粉就覺得自己的智商、知識和品味被批評了，立馬跳出來表示不滿。（附註）

毛粉通常是使用人身攻擊，因為他們別的也不會，而且馬列斯毛的階級鬥爭說法讓他們無內疚地退化到無道德乃至無人性。

毛粉是毛左的大多數，大多無差別，千人一面：低智商，缺知識，沒品味，面目可憎，語言無味，令人作嘔，無視即可。

其他極少數毛左就是狠角色了。其中一些是官員，例如劉源，捧老毛，批老爹。他真贊成老毛的意識形態和政策嗎？當然不是。他是為了升官，不得已而為之。薄熙來也是如此。順便說說，習近平不同於劉源和薄熙來，他是腦殘毛粉。

還有一些是偽學者，也是為了牟利而捧毛。這些偽學者不光在中國好混，在發達國家哲學人文學界也受歡迎，因為發達國家哲學人文學者（哲學、歷史哲學、文學理論和批評、文化研究等）多數左傾。

這些為了借毛牟利的，可以叫作毛詐。他們雖然並不把毛列斯毛意識形態當真，甚至就無所謂意識形態，卻是最像老毛的。

老毛從近17歲進小學，受到康有為、梁啓超影響開始，就沒有形成系統的社會政治觀念，跳來跳去。他學馬列斯主義，是跟風參加共產主義組織，沒讀多少東西。到了延安，為了跟王明派爭權而需要口誅筆伐，讀了幾本《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之類的斯大林主義入門書。

1950年代初，毛打算出版文集，對大多為秘書等人代寫的文章中的馬列主義說法沒有把握，又信不過黨內土包子和留蘇馬列主義專家，因此向斯大林請求，派蘇聯馬列主義專家來審稿。斯大林派來了馬列主義哲學專家尤金審稿，兼任駐華大使。

尤金毫不客氣，批示了文章中200多個錯誤，弄得老毛惱羞成怒卻不敢發作。1960年代，老毛跟蘇共鬧翻後，林彪捧老毛到達了馬克思主義的頂峰，說尤金他們比老毛差得太遠了。這撓到了老毛的癢處，快活之極。

老毛信什麼呢？唯我論和極端利己論。老毛19歲到24歲在長沙讀了5年半師範學校（湖南第四師範、第一師範，中專/高中）。其間倫理學教師楊昌濟（後來成為老毛的丈人）布置學生讀泡爾特的《倫理學原理》，老毛寫了一萬二千字批註，其中說到：

“蓋衝動既為自然，未有不能善生存發達者。自然者，真也，實在也……食慾所以善生存，性慾所以善發達，皆根於自然之衝動。”“一切人事悉自然也。”“人類者， 獸格、人格並備。”“蓋意志本原於衝動，意志中之良心何獨不然。良心既亦本原於衝動，在理本應與衝動一致。……要之，二者原為一物，吾人各種之動作，固處處須衝動，處處系衝動之所驅，良心之明，亦處處承認之。”“自然之衝動”即為其“得於天之本性”。“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鑠之事，如制裁束縛之類，彼者以其本性 中至大之動力以排除之。此純出其自計，決非服從外來之道德律，與夫所謂義務感情也。”（附註2）

“或人之說，必以道德律為出於神之命令，而後能實行而不唾棄，此奴隸之心理也。服從神何不服從己，己即神也，己以外尚有所謂神乎？……吾人一生之活動服從自我 之活動而已，宇宙間各物之活動，各物服從自我之活動而已。……蓋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無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無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間可尊者惟我也，可服從者惟我也。我以外無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無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無可服從，有之亦由我推之。（附註3）

“我固萬事萬念之中心也，故人恆以利我為主，其有利他者，固因與我為同類有關係而利之耳，故謂不可不利他可也。……世無絕然與我無關而我貿然利之 者也。果如其說，則‘個人之人格’‘自律’‘自由’諸義亦說不去。蓋諸義固亦高尚之利己而精神之利己也。”“人類生活之本意，仍在發達其個體也。”“真者，善也；偽者，惡也。實行利己主義者，念雖小猶真也，藉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實者，則大偽也。”（附註4）

老毛青少年時期形成的唯我論和極端利己論信念，此後不變。這是理解老毛此後行為的關鍵。

毛詐也跟老毛差不多，信的就是唯我論和極端利己論。

附註

1. 李宇暉| 拔毛仍然任重道遠

http://cn.on.cc/cn/bkn/cnt/commentary/20141231/bkncn-20141231000316851-1231_05411_001_cn.html

2. 《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231、274、207-208頁。

3. 同上，230-231頁。

4. 同上，141-143、240-241頁。 

（201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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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極權主義烏托邦思想的中外來源

探討毛澤東的極權主義烏托邦思想的來源，一般會首先追溯到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的思想和活動，但實際上毛對馬列斯主義所知不多，也讀不太懂，所受影響主要是中國的兩種思想和活動：法家思想和活動、“大同”幻想和活動。

毛澤東所受法家思想和活動的影響，可以從他的詩“讀‘封建論’呈郭老”說起。此詩如下：“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龍魂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焚坑”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簡稱。“祖龍”就是秦始皇。“秦政法”在此主要指秦代用來代替分封制的郡縣制，也就是中央集權制度。“封建論”是唐代柳宗元的文章，讚揚秦始皇用郡縣制代替分封制（封建制）。子厚是柳宗元的字。“文王”指周文王，代指周代的分封制，但推翻殷商、建立周代、實行分封制的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

“十批”指郭沫若的《十批判書》。此書包含10篇文章：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莊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辯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韓非子的批判、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1945年由重慶群益出版社印行。書中說：“秦始皇把六國兼併了以後，是把六國的奴隸主和已經解放了的人民，又整個化為了奴隸。” 書中對韓非的“法術”、“君主本位”思想和秦始皇的“極權主義”是否定的，但對初期法家是肯定的。書中比較推崇孔子和孟子，說是因為他們的思想在各家中，比較富於人民本位的色彩，沒有達到後代儒者那樣下流無恥的地步。

毛澤東的上面那首詩寫於1973年8月5日，而早在1968年10月31日，他在中共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就對郭沫若說：“你那個《十批判書》，崇儒反法，在這一點上我也不那麼贊成。” 

1970年代前期的批林整風運動中，毛澤東幾次談到《十批判書》。1972年12月17日，在周恩來、張春橋和姚文元等參加的會議上，毛說：“郭沫若的《奴隸時代》、《青銅時代》值得看。《十批判書》，看了幾遍，結論是尊儒反法，人本主義。學術界一批人不贊成，趙紀彬、楊榮國都是批郭的，認為孔是復辟周朝的奴隸制。歷史要多讀一些。歷史中有哲學史，其中分派。儒法兩派都是剝削本位主義，法家也剝削，進了一步。楊榮國沒有講清，新的勢力興起，還是剝削。” 1973年7月4日，毛在與張春橋和王洪文的談話中，又提到《十批判書》尊孔反法，這與國民黨和林彪一樣了。毛還說，他贊成郭沫若以春秋戰國作為奴隸制和封建制分期的做法，但是不同意郭沫若對秦始皇的批評。1973年8月5日，毛與江青談話，專門說到中國歷史上的儒法鬥爭。毛說：“歷代有作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們都主張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則滿口仁義道德，主張厚古薄今，開歷史倒車。“接着毛念了“讀‘封建論’呈郭老”。

由於毛的這些指示，批林整風運動增加了評法批儒運動，擴展為批林批孔運動。

毛澤東所受的法家影響，主要是商鞅、韓非、秦始皇、朱元璋、洪秀全等人的思想和活動。朱元璋允許鄉紳抓貪官押送京師，啟發了毛髮動文革，運動群眾，打倒部分中共官員和黨政機構。洪秀全還有“大同”幻想，影響了康有為、孫文和毛澤東。

毛澤東所受的洪秀全、康有為、孫文等“大同”幻想和活動的影響，我在兩篇舊文中談過，不再贅述。

毛澤東所受的馬列斯主義和活動的影響，主要是斯大林的思想和活動，包括斯大林時期的幾本教科書，例如《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其次是列寧的思想和活動，然後是馬克思的思想和活動。

（2016-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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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原義與近代的反義借用

“大同”出自“禮記·禮運”。《禮記》是秦漢的書，其中有些說是孔子說的，但無法知道真假。“禮運篇”的第一段如下：

“昔者仲尼與於蠟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這裡說得很清楚，“大同”是“大道之行”的時代，在三代（夏、商、周）之前。“小康”是三代的“六君子”（禹、湯、文、武、成王、周公）“謹於禮”的時代。由此可以看出，禮運篇的作者是面向過去的復古主義者，希望復古到三代之前。難以做到，就先復古到六君子的時代。

所謂“大道”，可以借《老子》的一句話來了解：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三才（天、地、人）都有效法對象，而道效法自身那樣。三才是經驗世界或此岸世界的事物，而道是先驗世界或彼岸世界的規則。這種認為抽象物存在於先驗世界的觀點，西方哲學稱為實在論或柏拉圖主義。

所謂“禮”，從禮運篇的頭一段可以看出，是指等級秩序。

現在很多人理解的“大同”，不是禮運篇中原義的三代之前，而是理想中的未來，這是從洪秀全開始的。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訓”里挑出了一小段：

“遐想唐、虞、三代之世，天下有無相恤，患難相救，門不閉戶，道不拾遺，男女別塗，舉選尚德。堯、舜病博施，何分此土彼土；禹、稷憂溺飢，何分此民彼民；湯、武伐暴除殘，何分此國彼國；孔、孟殆車煩馬，何分此邦彼邦。蓋實見夫天下凡間，分言之，則有萬國，統言之，則實一家。皇上帝天下凡間大共之父也，近而中國是皇上帝主宰化理，遠而番國亦然；遠而番國是皇上帝生養保佑，近而中國亦然。天下多男人，儘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儘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爾吞我並之念。是故孔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奸邪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不看上下文，確實不會想到禮運篇的“大道之行”和“大同”是指過去的三代之前，而容易誤解為理想中的未來。這樣違反原義的借用，產生廣泛的影響，是因為康有為和孫文學洪秀全，把“大同”作為理想中的未來，加以宣傳。

這一小段甚至有了新造的名稱：“大同篇”、“禮運大同篇”、“大同章”。

康自稱早在1884年就開始"演大同主義"，1885年就“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類公理》”。1898年秋，康有為在日本時，已有稿本20餘篇，1902年避居印度時，最後成書。1913年分甲部和乙部發表在《不忍》雜誌上。1919年由上海長興書局將甲乙兩部合刊印成單行本，書名為《大同書》。

康有為做學問，主要是《春秋》公羊學，隨意闡發微言大義，不需要什麼依據。他說《春秋》公羊三世說法（據亂、昇平、太平）的後兩個和禮運篇中的"小康"、"大同"說法相通，按照今文經學的交易哲學，表述了人類歷史的三個階段，即由"據亂"進為"昇平"（小康），由"昇平"進為"太平"（大同）。

康有為的弟子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將《大同書》的“太平-大同”概括為如下十三點：“（1）無國家，全世界置一總政府，分若干區域。（2）總政府及區政府皆由民選。（3）無家族，男女同棲不得逾一年，屆期須易人。（4）婦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兒童出胎者入育嬰院。（5）兒童按年入蒙養院及各級學校。（6）成年後由政府指派分任農工等生產事業。（7）病則入養病院，老則入養老院。（8）胎教、育嬰、蒙養、養病、養老諸院，為各區最高之設備，入者得最高之享樂。（9）成年男女，例須以若干年服役於此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10）設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勞作所人自由享用。（11）警惰為最嚴之刑罰。（12）學術上有新發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別勞績者，得殊獎。（13）死則火葬，火葬場比鄰為肥料工廠。”

這不光“太平”之名讓人想起太平天國，多點內容也像抄襲太平天國的宣傳口號和極端專制制度。

孫文也提出過“大同主義”的名稱，據馮自由稱:“三民主義之民生主義,舊譯為社會主義Socialism,總理在乙巳《民報》出版以前初亦常用之。其後總理以此名未能包括已所發明之意義,乃別創‘民生主義’一名以代之。在同盟會成立之前,嘗語人曰:余之主張為‘大同主義’,在英語應名之曰Cosmopolitan,亦即‘世界大同主義’也。（附註）

孫文把到達世界大同的進程,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開始實施民生主義,即實行集產社會主義（資本國有化的社會主義）。第二階段,是進一步推行民生主義,即實行共產社會主義（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第三階段,是全人類都實現了共產社會主義,即真正達到了“世界大同”。

不過孫文的意識形態空談沒法當真。他的空想病，可以看看他的澳大利亞顧問端納的回憶錄。袁世凱委任他當中國鐵路督辦，孫大炮在《建國方略》中又放了一大炮：10年內在中國修建10萬英里（約16萬公里）鐵路，100萬英里（約160萬公里）公路。可是直到1949年，中國鐵路通車里程只有2萬公里，公路通車里程只有8.07萬公里。去年6月中鐵隧道集團副總工王夢恕又在鼓吹向鐵路投資，說應該爭取在2040年達到孫文的10萬英里目標。端納問他資金從哪兒來，他說跟外國銀行借，好像外國銀行是他家的金庫。他規劃鐵路網，就是拿紅鉛筆在地圖上隨意劃線，說這兒需要一條，那兒也需要一條。

附註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209頁。

（2015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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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和康有為版“大同”對孫文和毛澤東的影響

在“‘大同’原義與近代的反義借用”中，我提到洪秀全和太平天國對“大同”的極權主義翻用對康有為《大同書》的重大影響。而太平天國的“大同”翻用通過《大同書》對孫文和毛澤東等人都有重大影響。

康有為是孫文的死對頭，但孫文學洪秀全和康有為，喜歡抽出“大同章”作為他的組織的理想，多次書寫這一段以及“天下為公”。1924年，他給黃埔軍校的訓詞開頭是“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這裡可以看出《大同書》的如下說法的影響：由"據亂"進為"昇平"（小康），由"昇平"進為"太平"（大同）。1928年，國民黨把這個訓詞定為國民黨黨歌（三民主義歌）歌詞。1930年，國民政府以國民黨黨歌代用為中華民國國歌（中華民國國歌已經有過三個版本了）。1937年，國民政府正式將國民黨黨歌定為中華民國國歌。

上述舊文中提到，孫文用“大同主義”或“世界大同主義”對譯英文的cosmopolitan（世界主義者）。

他提出的到達世界大同的途徑，是從生產資料國有化的中國社會主義到按需分配的中國共產主義，再到共產主義的世界大同。（附註1）比較一下他借用的列寧主義：從一國的生產資料公有化的社會主義到多國的社會主義，再到全世界的社會主義，最終到全世界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

康有為對毛澤東有更大的影響。有一篇報道（附註2）引用了一些歷史資料：

【中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幾乎一致表明，毛澤東所謂的“平等”實際上是中國古典平均主義、西歐空想社會主義、赤貧思潮和戰時平均主義結合而成的一種平均主義理想，此中，他青年時期的偶像康有為所著的《大同書》和長期的戰時共產主義生活的痕跡尤為明顯。1970年，毛澤東曾告訴來華訪問的美國新聞記者埃德加·斯諾，從小學時代，他就開始接觸康有為和梁啓超的著作，借來“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特別是康有為借孔子之名而倡導的沒有私人財產、沒有私人產權、沒有土地買賣、沒有私人工業、沒有私人商業、沒有家庭，代之以公共醫院、公共護士、公共福利、公共教育、公共老人院和公共墓地的“大同社會”，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7年8月23日，毛澤東致函亦師亦友的黎錦熙說：“孔子知此義，故立太平世為鵠，而不廢據亂、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鵠也。”】

【人民公社基本是依照毛澤東的平均主義理想建設的。人民公社化運動開始後，毛澤東曾公開說“《大同書》所寫就是我們共產主義者要建立的理想社會”，而且指示中宣部印了一本有關空想社會主義的資料，裡面就包含《大同書》的內容。河北省徐水縣是劉少奇的“共產主義試點公社”。1958年8月6日，劉少奇派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去徐水縣搞共產主義公社試點時，隨身攜帶的就是《大同書》。9月10日至11日，劉少奇親自去徐水縣視察，觀察問題和提出建議所依據的亦主要是《大同書》的藍本《禮記》的內容。】

附註

1. 戚其章| 論孫中山的“大同主義”說

http://wenku.baidu.com/view/e41a17573c1ec5da50e27014.html

2. 《中國財富》| 收入分配的四次浪潮

http://finance.ifeng.com/money/wealth/middleclass/20090907/1204595.shtml

（2015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