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四篇重贴按语：万维论坛有几条毛腊肉蛆虫，死命求关注，半文盲写不出文章，脑袋里只有小时候被植入脑子的毛毒，明知腊肉臭不可闻，只得空帖胡扯。对付它们的杀虫剂，就是批毛的思想文字，把他们看得艳如桃花的毛思想文字，还原为脓疮真相。批毛文章，我还写过不少，重贴刚刚开始，新文章也会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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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美政治学博士生李宇晖在其东网专栏文章中说，批评毛泽东政策还不打紧，可要是批评老毛的文字和思想，毛粉就觉得自己的智商、知识和品味被批评了，立马跳出来表示不满。（附注）

毛粉通常是使用人身攻击，因为他们别的也不会，而且马列斯毛的阶级斗争说法让他们无内疚地退化到无道德乃至无人性。

毛粉是毛左的大多数，大多无差别，千人一面：低智商，缺知识，没品味，面目可憎，语言无味，令人作呕，无视即可。

其他极少数毛左就是狠角色了。其中一些是官员，例如刘源，捧老毛，批老爹。他真赞成老毛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吗？当然不是。他是为了升官，不得已而为之。薄熙来也是如此。顺便说说，习近平不同于刘源和薄熙来，他是脑残毛粉。

还有一些是伪学者，也是为了牟利而捧毛。这些伪学者不光在中国好混，在发达国家哲学人文学界也受欢迎，因为发达国家哲学人文学者（哲学、历史哲学、文学理论和批评、文化研究等）多数左倾。

这些为了借毛牟利的，可以叫作毛诈。他们虽然并不把毛列斯毛意识形态当真，甚至就无所谓意识形态，却是最像老毛的。

老毛从近17岁进小学，受到康有为、梁启超影响开始，就没有形成系统的社会政治观念，跳来跳去。他学马列斯主义，是跟风参加共产主义组织，没读多少东西。到了延安，为了跟王明派争权而需要口诛笔伐，读了几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类的斯大林主义入门书。

1950年代初，毛打算出版文集，对大多为秘书等人代写的文章中的马列主义说法没有把握，又信不过党内土包子和留苏马列主义专家，因此向斯大林请求，派苏联马列主义专家来审稿。斯大林派来了马列主义哲学专家尤金审稿，兼任驻华大使。

尤金毫不客气，批示了文章中200多个错误，弄得老毛恼羞成怒却不敢发作。1960年代，老毛跟苏共闹翻后，林彪捧老毛到达了马克思主义的顶峰，说尤金他们比老毛差得太远了。这挠到了老毛的痒处，快活之极。

老毛信什么呢？唯我论和极端利己论。老毛19岁到24岁在长沙读了5年半师范学校（湖南第四师范、第一师范，中专/高中）。其间伦理学教师杨昌济（后来成为老毛的丈人）布置学生读泡尔特的《伦理学原理》，老毛写了一万二千字批注，其中说到：

“盖冲动既为自然，未有不能善生存发达者。自然者，真也，实在也……食欲所以善生存，性欲所以善发达，皆根於自然之冲动。”“一切人事悉自然也。”“人类者， 兽格、人格并备。”“盖意志本原於冲动，意志中之良心何独不然。良心既亦本原於冲动，在理本应与冲动一致。……要之，二者原为一物，吾人各种之动作，固处处须冲动，处处系冲动之所驱，良心之明，亦处处承认之。”“自然之冲动”即为其“得於天之本性”。“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其本性 中至大之动力以排除之。此纯出其自计，决非服从外来之道德律，与夫所谓义务感情也。”（附注2）

“或人之说，必以道德律为出於神之命令，而后能实行而不唾弃，此奴隶之心理也。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己以外尚有所谓神乎？……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 之活动而已，宇宙间各物之活动，各物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附注3）

“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也，故人恒以利我为主，其有利他者，固因与我为同类有关系而利之耳，故谓不可不利他可也。……世无绝然与我无关而我贸然利之 者也。果如其说，则‘个人之人格’‘自律’‘自由’诸义亦说不去。盖诸义固亦高尚之利己而精神之利己也。”“人类生活之本意，仍在发达其个体也。”“真者，善也；伪者，恶也。实行利己主义者，念虽小犹真也，藉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者，则大伪也。”（附注4）

老毛青少年时期形成的唯我论和极端利己论信念，此后不变。这是理解老毛此后行为的关键。

毛诈也跟老毛差不多，信的就是唯我论和极端利己论。

附注

1. 李宇晖| 拔毛仍然任重道远

http://cn.on.cc/cn/bkn/cnt/commentary/20141231/bkncn-20141231000316851-1231_05411_001_cn.html

2. 《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231、274、207-208页。

3. 同上，230-231页。

4. 同上，141-143、240-241页。 

（201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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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极权主义乌托邦思想的中外来源

探讨毛泽东的极权主义乌托邦思想的来源，一般会首先追溯到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和活动，但实际上毛对马列斯主义所知不多，也读不太懂，所受影响主要是中国的两种思想和活动：法家思想和活动、“大同”幻想和活动。

毛泽东所受法家思想和活动的影响，可以从他的诗“读‘封建论’呈郭老”说起。此诗如下：“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焚坑”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简称。“祖龙”就是秦始皇。“秦政法”在此主要指秦代用来代替分封制的郡县制，也就是中央集权制度。“封建论”是唐代柳宗元的文章，赞扬秦始皇用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封建制）。子厚是柳宗元的字。“文王”指周文王，代指周代的分封制，但推翻殷商、建立周代、实行分封制的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

“十批”指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此书包含10篇文章：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1945年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印行。书中说：“秦始皇把六国兼并了以后，是把六国的奴隶主和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又整个化为了奴隶。” 书中对韩非的“法术”、“君主本位”思想和秦始皇的“极权主义”是否定的，但对初期法家是肯定的。书中比较推崇孔子和孟子，说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在各家中，比较富于人民本位的色彩，没有达到后代儒者那样下流无耻的地步。

毛泽东的上面那首诗写于1973年8月5日，而早在1968年10月31日，他在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就对郭沫若说：“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 

1970年代前期的批林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几次谈到《十批判书》。1972年12月17日，在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参加的会议上，毛说：“郭沫若的《奴隶时代》、《青铜时代》值得看。《十批判书》，看了几遍，结论是尊儒反法，人本主义。学术界一批人不赞成，赵纪彬、杨荣国都是批郭的，认为孔是复辟周朝的奴隶制。历史要多读一些。历史中有哲学史，其中分派。儒法两派都是剥削本位主义，法家也剥削，进了一步。杨荣国没有讲清，新的势力兴起，还是剥削。” 1973年7月4日，毛在与张春桥和王洪文的谈话中，又提到《十批判书》尊孔反法，这与国民党和林彪一样了。毛还说，他赞成郭沫若以春秋战国作为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的做法，但是不同意郭沫若对秦始皇的批评。1973年8月5日，毛与江青谈话，专门说到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毛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接着毛念了“读‘封建论’呈郭老”。

由于毛的这些指示，批林整风运动增加了评法批儒运动，扩展为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所受的法家影响，主要是商鞅、韩非、秦始皇、朱元璋、洪秀全等人的思想和活动。朱元璋允许乡绅抓贪官押送京师，启发了毛发动文革，运动群众，打倒部分中共官员和党政机构。洪秀全还有“大同”幻想，影响了康有为、孙文和毛泽东。

毛泽东所受的洪秀全、康有为、孙文等“大同”幻想和活动的影响，我在两篇旧文中谈过，不再赘述。

毛泽东所受的马列斯主义和活动的影响，主要是斯大林的思想和活动，包括斯大林时期的几本教科书，例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其次是列宁的思想和活动，然后是马克思的思想和活动。

（2016-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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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原义与近代的反义借用

“大同”出自“礼记·礼运”。《礼记》是秦汉的书，其中有些说是孔子说的，但无法知道真假。“礼运篇”的第一段如下：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脩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里说得很清楚，“大同”是“大道之行”的时代，在三代（夏、商、周）之前。“小康”是三代的“六君子”（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谨于礼”的时代。由此可以看出，礼运篇的作者是面向过去的复古主义者，希望复古到三代之前。难以做到，就先复古到六君子的时代。

所谓“大道”，可以借《老子》的一句话来了解：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三才（天、地、人）都有效法对象，而道效法自身那样。三才是经验世界或此岸世界的事物，而道是先验世界或彼岸世界的规则。这种认为抽象物存在于先验世界的观点，西方哲学称为实在论或柏拉图主义。

所谓“礼”，从礼运篇的头一段可以看出，是指等级秩序。

现在很多人理解的“大同”，不是礼运篇中原义的三代之前，而是理想中的未来，这是从洪秀全开始的。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里挑出了一小段：

“遐想唐、虞、三代之世，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涂，举选尚德。尧、舜病博施，何分此土彼土；禹、稷忧溺饥，何分此民彼民；汤、武伐暴除残，何分此国彼国；孔、孟殆车烦马，何分此邦彼邦。盖实见夫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近而中国是皇上帝主宰化理，远而番国亦然；远而番国是皇上帝生养保佑，近而中国亦然。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是故孔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奸邪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不看上下文，确实不会想到礼运篇的“大道之行”和“大同”是指过去的三代之前，而容易误解为理想中的未来。这样违反原义的借用，产生广泛的影响，是因为康有为和孙文学洪秀全，把“大同”作为理想中的未来，加以宣传。

这一小段甚至有了新造的名称：“大同篇”、“礼运大同篇”、“大同章”。

康自称早在1884年就开始"演大同主义"，1885年就“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1898年秋，康有为在日本时，已有稿本20余篇，1902年避居印度时，最后成书。1913年分甲部和乙部发表在《不忍》杂志上。1919年由上海长兴书局将甲乙两部合刊印成单行本，书名为《大同书》。

康有为做学问，主要是《春秋》公羊学，随意阐发微言大义，不需要什么依据。他说《春秋》公羊三世说法（据乱、升平、太平）的后两个和礼运篇中的"小康"、"大同"说法相通，按照今文经学的交易哲学，表述了人类历史的三个阶段，即由"据乱"进为"升平"（小康），由"升平"进为"太平"（大同）。

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将《大同书》的“太平-大同”概括为如下十三点：“（1）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2）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3）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4）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5）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6）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7）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8）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9）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10）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人自由享用。（11）警惰为最严之刑罚。（12）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13）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这不光“太平”之名让人想起太平天国，多点内容也像抄袭太平天国的宣传口号和极端专制制度。

孙文也提出过“大同主义”的名称，据冯自由称:“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旧译为社会主义Socialism,总理在乙巳《民报》出版以前初亦常用之。其后总理以此名未能包括已所发明之意义,乃别创‘民生主义’一名以代之。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尝语人曰:余之主张为‘大同主义’,在英语应名之曰Cosmopolitan,亦即‘世界大同主义’也。（附注）

孙文把到达世界大同的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开始实施民生主义,即实行集产社会主义（资本国有化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进一步推行民生主义,即实行共产社会主义（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第三阶段,是全人类都实现了共产社会主义,即真正达到了“世界大同”。

不过孙文的意识形态空谈没法当真。他的空想病，可以看看他的澳大利亚顾问端纳的回忆录。袁世凯委任他当中国铁路督办，孙大炮在《建国方略》中又放了一大炮：10年内在中国修建10万英里（约16万公里）铁路，100万英里（约160万公里）公路。可是直到1949年，中国铁路通车里程只有2万公里，公路通车里程只有8.07万公里。去年6月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王梦恕又在鼓吹向铁路投资，说应该争取在2040年达到孙文的10万英里目标。端纳问他资金从哪儿来，他说跟外国银行借，好像外国银行是他家的金库。他规划铁路网，就是拿红铅笔在地图上随意划线，说这儿需要一条，那儿也需要一条。

附注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209页。

（2015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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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和康有为版“大同”对孙文和毛泽东的影响

在“‘大同’原义与近代的反义借用”中，我提到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对“大同”的极权主义翻用对康有为《大同书》的重大影响。而太平天国的“大同”翻用通过《大同书》对孙文和毛泽东等人都有重大影响。

康有为是孙文的死对头，但孙文学洪秀全和康有为，喜欢抽出“大同章”作为他的组织的理想，多次书写这一段以及“天下为公”。1924年，他给黄埔军校的训词开头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这里可以看出《大同书》的如下说法的影响：由"据乱"进为"升平"（小康），由"升平"进为"太平"（大同）。1928年，国民党把这个训词定为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歌）歌词。1930年，国民政府以国民党党歌代用为中华民国国歌（中华民国国歌已经有过三个版本了）。1937年，国民政府正式将国民党党歌定为中华民国国歌。

上述旧文中提到，孙文用“大同主义”或“世界大同主义”对译英文的cosmopolitan（世界主义者）。

他提出的到达世界大同的途径，是从生产资料国有化的中国社会主义到按需分配的中国共产主义，再到共产主义的世界大同。（附注1）比较一下他借用的列宁主义：从一国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社会主义到多国的社会主义，再到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最终到全世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

康有为对毛泽东有更大的影响。有一篇报道（附注2）引用了一些历史资料：

【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几乎一致表明，毛泽东所谓的“平等”实际上是中国古典平均主义、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赤贫思潮和战时平均主义结合而成的一种平均主义理想，此中，他青年时期的偶像康有为所著的《大同书》和长期的战时共产主义生活的痕迹尤为明显。1970年，毛泽东曾告诉来华访问的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从小学时代，他就开始接触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著作，借来“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特别是康有为借孔子之名而倡导的没有私人财产、没有私人产权、没有土地买卖、没有私人工业、没有私人商业、没有家庭，代之以公共医院、公共护士、公共福利、公共教育、公共老人院和公共墓地的“大同社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函亦师亦友的黎锦熙说：“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

【人民公社基本是依照毛泽东的平均主义理想建设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毛泽东曾公开说“《大同书》所写就是我们共产主义者要建立的理想社会”，而且指示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里面就包含《大同书》的内容。河北省徐水县是刘少奇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去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时，随身携带的就是《大同书》。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亲自去徐水县视察，观察问题和提出建议所依据的亦主要是《大同书》的蓝本《礼记》的内容。】

附注

1. 戚其章| 论孙中山的“大同主义”说

http://wenku.baidu.com/view/e41a17573c1ec5da50e27014.html

2. 《中国财富》| 收入分配的四次浪潮

http://finance.ifeng.com/money/wealth/middleclass/20090907/1204595.shtml

（2015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