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情”和“情關”——是男性愛侶之情還是男性朋友之間的單純友誼? |
送交者: 蔡詠梅 2017年06月18日01:32:3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去年2月17日在北京生活的美國漢學家Jeremiah Jenne於洛杉磯書評雜的博客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評論我的新書《周恩來的秘密情感世界》。他寫得很認真,還為此曾在他生活的社區公園中訪問了一些當地民眾,問他們如何看待我這本書披露周恩來是同性戀者的這個秘密。據他說,受訪的北京居民以譏諷的口氣表示不相信,有一位還指責說是外國人對周恩來的誹謗。 Jeremiah Jenne的書評基本肯定了我做的研究方向,也提出一些珍貴的意見。感動於他的認真,決定寫一篇回應文章,就他疑惑的一些問題,談談我的看法,並藉此機會向一些讀過我書的朋友和讀者們解答他們心中的一些疑問。 我寫這本書相當認真和嚴謹,引用的所有材料都有出處,並做了分析查證,不是只要有出處的,我就一律信以為真而採用。比如坊間有書指周恩來從法國歸來能夠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是因為獲得當時共產國際領袖季米特洛夫的一封引薦信,對這個說法我在認真查找資料並做了時間比對後,認為不符事實而未予採用。對自己的結論,我也反覆引用材料論述,盡力做到立得住腳。 因為是要寫成一般讀者都喜歡的大眾讀物,我對周恩來秘密情感的分析和解密,是採用了剝洋蔥的方法,先從大眾普遍疑惑的周恩來和鄧穎超婚姻開始,然後再涉及廣為流傳的周恩來與一些女性的緋聞,層層撥開,層層否定,排除了周恩來和任何女性有愛情關係後回到核心問題,即周恩來個人的情感趨向歸於何處這樣一個秘密。 Jeremiah Jenne在肯定我的寫作之同時,認為我的論斷“周恩來是同性戀者”所提供證據還嫌單薄。他首先提出的第一個疑問是,我是否以今天人們對同性戀的理解來套到中國歷史人物身上。 周恩來當然是歷史人物,但我想Jeremiah Jenne所謂的歷史人物,應該是婚姻性愛觀念有別於現代人的中國古人。可以肯定地說,周恩來不是古人,也不是新舊過度的民國時代仍然拘泥於儒家道德傳統的舊時人物。他是一位現代人,在他青少年時代是當時所謂的新派青年,他在南開中學(中國最早的西式精英學校之一)接受的是西花程度很高的現代教育。他早年的書信日記,雖然採用的是一種半文言半白話的文體,但他對婚姻、愛情的看法是新派的,受西方影響甚深。我在書中特別提到,周恩來到日本後為情所困,是由於當時中國主流社會已受到西方基督教文化影響,對男性之間的性愛情慾抱著批判的態度,因此之故周恩來知道自己情感傾向為當時社會主流所不容,才精神非常痛苦。他在2月15日這天的日記,有對他情感苦悶的長篇記述,說他無法斷絕和他有緣的人,破不開情關: 以後我搬到神田住,忽然又為孤單獨處的緣故,看著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走繞道。“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不如排棄萬有,走那“無生”的道兒,較著像省事的,鬧了多少日子,總破不開情關,與人類總斷不絕關係。雖不能像釋迦所說“世界上有一人不成佛,我即不成佛”那麽大。然而叫我將與我有緣的一一斷絕,我就不能,那能夠再學達摩面壁呢?既不能去做,又不能不去想。這個苦處擾,我到今年一月里才漸漸地打消了。 對於周恩來日記中表達的感情,我認為自己完全沒有誤讀,周表達的感情是愛侶之間的情愛,而非男性朋友之間的單純友誼。 周恩來第一天的日記就說,他“有生以來沾著一個情字”,2月15日的日記又說他“總破不開情關”。“情”從字面來講,可以解釋為感情,也可解釋為男女之間或同性之間的情愛。周恩來在日記中提到的這個“情”字應理解為男女之間或同性之間的“情愛”,而非泛泛的人類感情。“情關”這一詞至今通用,一般都指“受到愛情困擾”的意思。因此周恩來在日記中所說應該是指他正在戀愛之中,而且還為他的戀愛所苦,無法擺脫。如果周恩來是指朋友之間的友情,應該不會這樣表述。在傳統中文表達中,男性朋友的友誼稱之為“義”,即“朋友之義”。當然也有用“情”字,但前面會加上限定詞,比如“兄弟之情”、“結義之情”等。如無限定詞,兩位男性之間談“情”,就很難不被人懷疑其有超越友誼的情愛關係。 退一步來說,如果周恩來這裡的“情”是指朋友之情,為何要把“有生之年沾著一個情字,至於赤子之心”後面的話用濃筆塗掉?這被塗掉部分很明顯是與周恩來的“情”有關,很可能很明確清晰地披露了一些具體的細節。中國傳統文化相當推崇男性友誼,甚至置於夫妻關係之上,如果是男性之間的“兄弟之情”,又有什麽樣的心理障礙使周恩來無法宣洩於口而必須塗掉掩飾?2月15日的日記談到他破不開情關,說“叫我將與我有緣的一一斷絕,我就不能,”這些有緣的人如果只與他是金蘭之交的朋友,周恩來為何起意要“斷絕”,為什麽又為斷絕不了而苦惱? 很明顯,他這個“情”不是為社會所容許的感情,是不能公開表達的,與他有緣但要被迫斷絕關係但他又不斷絕不了關係的人,應該是與他有一種超越純粹友誼,而他又依賴極深,情感上無法擺脫的關係,這種關係也是社會所不容的關係。
Jeremiah Jenne指出,中國男性情誼形形色色,中國男性友誼光譜很廣,從純粹的男性友誼到有情有欲的同性戀人都有,因此同性戀和男性友誼之間的界限相當模糊。他特別提到,在傳統中國男性的性愛中,有些已有家室的上層社會男子狎玩男童,這些男童能歌善舞以取悅客人,稱之為相公,但狎玩他們的男子不一定是同性戀者。
周恩來和李福景攝於1915年南開同學時
1,周恩來和他南開中學學弟李福景有超越男性友誼的情誼。 這個問題,我在書中已涉獵到,特別提到中國傳統強調男性友誼,甚至人倫價值排位上將其放在夫妻關係之上,所謂“兄弟如手足,夫妻如衣裳”。而且由於傳統中國男女之間禁止社交,即所謂男女授受不親,男性的社交只能在男性的圈子中活動,因此男性友誼中可能也夾雜著很難為外人所知的同性戀,使得男性友誼和同性戀之間的界限模糊化,但同時也使得中國同性戀者比起西方有較大的公開活動空間。另外西方的同性戀者可以獨身,但中國儒家文化傳統極之重視家族繁衍傳宗接代,同性戀也一定會結婚生子,完成傳宗接代的家族責任,這也使得中國同性戀者可以隱身在有家室的男子之中,因此有家室的男子未必就不是同性戀者。
Jeremiah Jenne提到的中國男性狎玩相公有獨特的時代背景。
由於中國清代官場禁娼,為滿足情慾,身居北京的官僚以能歌善舞的男童(相公)作為妓女的替代品,因此北京著名風化區八大胡同最初即以男性賣淫的相公堂子為主,中國京劇名旦梅蘭芳即出身相公堂子。但在清朝晚期,相公堂子已式微。周恩來青少年時代更是風氣大變。如果Jeremiah Jenne認真讀完我這本書,就知道我的書對周恩來這個青少年的時代背景已交待得很清楚。由於西方基督教文化傳入中國,同性戀在中國主流社會逐漸成為禁忌。民國時代不禁女性出賣色情,但禁止男性賣淫。民國元年北京政府下令禁止男性賣淫的相公堂子,主要理由是男性賣淫“貽笑外邦”(讓外國人譏笑我們)。因此民國時代的男子除非是同性戀者,已沒有必要以相公作為妓女的替代物來滿足情慾。而周恩來在日本讀書,已是民國七年之事。
而最重要的是,周恩來和同性愛人李福景兩人出身同樣的上流社會世家,並有世誼淵源,社會地位相當,而且兩人的人格是完全平等的,周恩來對李福景的愛是現代意識相知相交、兩情相悅的平等的愛,完全不存在舊時上層社會男子與操賤業的相公之間狎玩和被狎玩的不平等關係。
傳統中國社會男女授受不親,但周恩來青年時代已可接觸女性,男女之間已有一些公開的社交(當然很有限),比如周恩來可以接觸到同學或朋友的未婚姊妹。而且進入民國,來自西方的男女婚姻自主觀念也開始影響中國,追求婚姻自主的上層社會青年越來越多,周恩來本人即是其中之一,他對愛情婚姻堅持自己有選擇權。周恩來曾多次拒絕老師同學和朋友的提婚。周恩來赴日之前向他提出的一宗婚事,對方是位正在受現代西方教育,家室良好的美麗少女,郎才郎貌、女才女貌,周若同意,將締結當時最令人羨慕的理想文明婚姻(即包辦婚姻的對立面),但周恩來因為自己的性取向而拒絕了。其後他在日記強調他信奉“不婚主義”,這個當時在中國最激進的思潮——無政府主義的一個口號。顯見周恩來對待婚姻愛情的方式是現代的,不能將傳統舊中國上層社會男子的性觀念和性行為套到他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