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情”和“情关”——是男性爱侣之情还是男性朋友之间的单纯友谊? |
送交者: 蔡詠梅 2017年06月18日01:32:31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去年2月17日在北京生活的美国汉学家Jeremiah Jenne於洛杉矶书评杂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我的新书《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他写得很认真,还为此曾在他生活的社区公园中访问了一些当地民众,问他们如何看待我这本书披露周恩来是同性恋者的这个秘密。据他说,受访的北京居民以讥讽的口气表示不相信,有一位还指责说是外国人对周恩来的诽谤。 Jeremiah Jenne的书评基本肯定了我做的研究方向,也提出一些珍贵的意见。感动於他的认真,决定写一篇回应文章,就他疑惑的一些问题,谈谈我的看法,并藉此机会向一些读过我书的朋友和读者们解答他们心中的一些疑问。 我写这本书相当认真和严谨,引用的所有材料都有出处,并做了分析查证,不是只要有出处的,我就一律信以为真而采用。比如坊间有书指周恩来从法国归来能够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因为获得当时共产国际领袖季米特洛夫的一封引荐信,对这个说法我在认真查找资料并做了时间比对後,认为不符事实而未予采用。对自己的结论,我也反复引用材料论述,尽力做到立得住脚。 因为是要写成一般读者都喜欢的大众读物,我对周恩来秘密情感的分析和解密,是采用了剥洋葱的方法,先从大众普遍疑惑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婚姻开始,然後再涉及广为流传的周恩来与一些女性的绯闻,层层拨开,层层否定,排除了周恩来和任何女性有爱情关系後回到核心问题,即周恩来个人的情感趋向归於何处这样一个秘密。 Jeremiah Jenne在肯定我的写作之同时,认为我的论断“周恩来是同性恋者”所提供证据还嫌单薄。他首先提出的第一个疑问是,我是否以今天人们对同性恋的理解来套到中国历史人物身上。 周恩来当然是历史人物,但我想Jeremiah Jenne所谓的历史人物,应该是婚姻性爱观念有别於现代人的中国古人。可以肯定地说,周恩来不是古人,也不是新旧过度的民国时代仍然拘泥于儒家道德传统的旧时人物。他是一位现代人,在他青少年时代是当时所谓的新派青年,他在南开中学(中国最早的西式精英学校之一)接受的是西花程度很高的现代教育。他早年的书信日记,虽然采用的是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文体,但他对婚姻、爱情的看法是新派的,受西方影响甚深。我在书中特别提到,周恩来到日本後为情所困,是由於当时中国主流社会已受到西方基督教文化影响,对男性之间的性爱情欲抱著批判的态度,因此之故周恩来知道自己情感倾向为当时社会主流所不容,才精神非常痛苦。他在2月15日这天的日记,有对他情感苦闷的长篇记述,说他无法断绝和他有缘的人,破不开情关: 以後我搬到神田住,忽然又为孤单独处的缘故,看著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走绕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如排弃万有,走那“无生”的道儿,较著像省事的,闹了多少日子,总破不开情关,与人类总断不绝关系。虽不能像释迦所说“世界上有一人不成佛,我即不成佛”那麽大。然而叫我将与我有缘的一一断绝,我就不能,那能够再学达摩面壁呢?既不能去做,又不能不去想。这个苦处扰,我到今年一月里才渐渐地打消了。 对於周恩来日记中表达的感情,我认为自己完全没有误读,周表达的感情是爱侣之间的情爱,而非男性朋友之间的单纯友谊。 周恩来第一天的日记就说,他“有生以来沾著一个情字”,2月15日的日记又说他“总破不开情关”。“情”从字面来讲,可以解释为感情,也可解释为男女之间或同性之间的情爱。周恩来在日记中提到的这个“情”字应理解为男女之间或同性之间的“情爱”,而非泛泛的人类感情。“情关”这一词至今通用,一般都指“受到爱情困扰”的意思。因此周恩来在日记中所说应该是指他正在恋爱之中,而且还为他的恋爱所苦,无法摆脱。如果周恩来是指朋友之间的友情,应该不会这样表述。在传统中文表达中,男性朋友的友谊称之为“义”,即“朋友之义”。当然也有用“情”字,但前面会加上限定词,比如“兄弟之情”、“结义之情”等。如无限定词,两位男性之间谈“情”,就很难不被人怀疑其有超越友谊的情爱关系。 退一步来说,如果周恩来这里的“情”是指朋友之情,为何要把“有生之年沾著一个情字,至於赤子之心”後面的话用浓笔涂掉?这被涂掉部分很明显是与周恩来的“情”有关,很可能很明确清晰地披露了一些具体的细节。中国传统文化相当推崇男性友谊,甚至置於夫妻关系之上,如果是男性之间的“兄弟之情”,又有什麽样的心理障碍使周恩来无法宣洩於口而必须涂掉掩饰?2月15日的日记谈到他破不开情关,说“叫我将与我有缘的一一断绝,我就不能,”这些有缘的人如果只与他是金兰之交的朋友,周恩来为何起意要“断绝”,为什麽又为断绝不了而苦恼? 很明显,他这个“情”不是为社会所容许的感情,是不能公开表达的,与他有缘但要被迫断绝关系但他又不断绝不了关系的人,应该是与他有一种超越纯粹友谊,而他又依赖极深,情感上无法摆脱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是社会所不容的关系。
Jeremiah Jenne指出,中国男性情谊形形色色,中国男性友谊光谱很广,从纯粹的男性友谊到有情有欲的同性恋人都有,因此同性恋和男性友谊之间的界限相当模糊。他特别提到,在传统中国男性的性爱中,有些已有家室的上层社会男子狎玩男童,这些男童能歌善舞以取悦客人,称之为相公,但狎玩他们的男子不一定是同性恋者。
周恩来和李福景摄於1915年南开同学时
1,周恩来和他南开中学学弟李福景有超越男性友谊的情谊。 这个问题,我在书中已涉猎到,特别提到中国传统强调男性友谊,甚至人伦价值排位上将其放在夫妻关系之上,所谓“兄弟如手足,夫妻如衣裳”。而且由於传统中国男女之间禁止社交,即所谓男女授受不亲,男性的社交只能在男性的圈子中活动,因此男性友谊中可能也夹杂著很难为外人所知的同性恋,使得男性友谊和同性恋之间的界限模糊化,但同时也使得中国同性恋者比起西方有较大的公开活动空间。另外西方的同性恋者可以独身,但中国儒家文化传统极之重视家族繁衍传宗接代,同性恋也一定会结婚生子,完成传宗接代的家族责任,这也使得中国同性恋者可以隐身在有家室的男子之中,因此有家室的男子未必就不是同性恋者。
Jeremiah Jenne提到的中国男性狎玩相公有独特的时代背景。
由於中国清代官场禁娼,为满足情欲,身居北京的官僚以能歌善舞的男童(相公)作为妓女的替代品,因此北京著名风化区八大胡同最初即以男性卖淫的相公堂子为主,中国京剧名旦梅兰芳即出身相公堂子。但在清朝晚期,相公堂子已式微。周恩来青少年时代更是风气大变。如果Jeremiah Jenne认真读完我这本书,就知道我的书对周恩来这个青少年的时代背景已交待得很清楚。由於西方基督教文化传入中国,同性恋在中国主流社会逐渐成为禁忌。民国时代不禁女性出卖色情,但禁止男性卖淫。民国元年北京政府下令禁止男性卖淫的相公堂子,主要理由是男性卖淫“贻笑外邦”(让外国人讥笑我们)。因此民国时代的男子除非是同性恋者,已没有必要以相公作为妓女的替代物来满足情欲。而周恩来在日本读书,已是民国七年之事。
而最重要的是,周恩来和同性爱人李福景两人出身同样的上流社会世家,并有世谊渊源,社会地位相当,而且两人的人格是完全平等的,周恩来对李福景的爱是现代意识相知相交、两情相悦的平等的爱,完全不存在旧时上层社会男子与操贱业的相公之间狎玩和被狎玩的不平等关系。
传统中国社会男女授受不亲,但周恩来青年时代已可接触女性,男女之间已有一些公开的社交(当然很有限),比如周恩来可以接触到同学或朋友的未婚姊妹。而且进入民国,来自西方的男女婚姻自主观念也开始影响中国,追求婚姻自主的上层社会青年越来越多,周恩来本人即是其中之一,他对爱情婚姻坚持自己有选择权。周恩来曾多次拒绝老师同学和朋友的提婚。周恩来赴日之前向他提出的一宗婚事,对方是位正在受现代西方教育,家室良好的美丽少女,郎才郎貌、女才女貌,周若同意,将缔结当时最令人羡慕的理想文明婚姻(即包办婚姻的对立面),但周恩来因为自己的性取向而拒绝了。其後他在日记强调他信奉“不婚主义”,这个当时在中国最激进的思潮——无政府主义的一个口号。显见周恩来对待婚姻爱情的方式是现代的,不能将传统旧中国上层社会男子的性观念和性行为套到他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