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揚之子憶父：我們從未走進彼此的內心

2016-10-28

來源：新華網    口述：周艾若    整理：李菁

在中國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上，“周揚”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名字，從上世紀三十年代起，他便獲得最高領導人的信任，成為其文藝路線的闡釋者和代言人。周揚政治命運的每一步，其實也是當代中國意識形態歷史的一個縮影。

對82歲的周艾若來說，與父親周揚的隔膜，其實在他7歲那年的分離便註定了，這種隔膜一直持續到父親離世，“我從未感覺他作為一位父親的回歸”。他們父子之間，也從未真正走進過彼此的內心世界。

也許正因如此，看待父親，周艾若多了一份冷靜和審視。儘管他知道那是一個寫不盡的周揚，儘管自己也與父親一樣從事文藝工作，但是，“我不願意參與寫父親的任何傳記”，周艾若沉默了一會，眼神移開，緩緩地說：“因為每次回頭看他走的路，我都覺得，心，太痛了……”

以下是他的口述——

上海記憶

我對童年的回憶是幸福而溫暖的。我還記得，那時候總是躺在父母中間，在被窩裡拱來拱去；小時候，我和弟弟邁克，頭髮都黃黃的，眼睛有點灰藍，在那些大人們眼裡，我們倆長得有點像西洋娃娃，所以他們每次一進門，都先嘻嘻哈哈地逗弄我們一番，然後再上樓和父親談他們的事。

那時候我太小，也不知道這些人的身份和背景，就是喜歡家裡熱鬧。他們要談事的時候，我們就趕緊躲開了。後來才知道這些來往的人，都是當時在文學界比較活躍的左翼人士。父親忙的時候，媽媽就在外間一桌打麻將。後來才明白，實際上是替父親望風。

更多的時候，我和弟弟是和媽媽在一起的。媽媽漂亮，溫柔，閒時喜歡教我唱歌跳舞，描紅臨帖，唱京戲。到現在我還能從頭到尾唱完媽媽教我的兒童歌舞劇《麻雀與小孩》。我想，我身上喜歡文藝的根，就是她在我心靈深處種下的。我記得媽媽還帶我去電影公司拍電影，那是左翼文化人拍的一部電影，可是導演要我笑時我哭，要我哭時我又哈哈笑起來，所以那部電影也沒有讓我演到底。

沒客人的時候，父親就一天到晚埋頭在屋子裡，寫作、翻譯，很少出門。父親早年在上海上大學時，讀的是英國文學專業，也由此打下了他翻譯的基礎。在上海期間，他翻譯了許多俄、美、日等文學作品和藝術理論文章。

父親後來又去日本留學，很多人回憶，那時候的他才氣縱橫、開朗瀟灑，平時穿西服、打領帶、穿皮鞋，還喜歡跳舞、愛去咖啡廳。從他給我們三兄弟取的名字——艾若、邁克、約瑟，也可以明顯感覺出那時候他受西方文化影響較深。

應該說，父親還是屬於在五四時代的歷史薰陶中成長的一代知識分子，身上有着人道主義和人文主義的東西。相對英美文學，父親對中國古典文學讀得少一點，傾向於俄羅斯的、英美的東西多一些。

父親從日本回國的第二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為“左聯”的實際領導人。上世紀三十年代，也正是革命最艱苦、最殘酷的時期。柔石、殷夫等左翼作家就是這一時期被秘密逮捕後慘遭殺害的。在那種形勢下，父親能夠堅持下來，還是需要一定勇氣的。當時，魯迅等人都長期被國民黨特務監視，父親也不得不經常變更住所，以此擺脫特務的糾纏。所以，我童年的另一個印象，便是經常搬家。

眾所周知，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父親他們與魯迅、胡風等人在上海有過一場“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的論爭。魯迅先生後來在文章里批評父親“到處用手段”，還把父親與夏衍、田漢、陽翰笙這幾位一同去向他匯報“左聯”工作的人，譏為“四條漢子”。

在我的理解當中，父親他們當年只有20多歲，魯迅40多歲，我覺得四條漢子對魯迅不恭，是不存在的。另外，胡風的夫人梅志後來告訴我，那時候他們還經常來我家做客，所以我也根本不相信所謂兩個口號之爭像後來渲染的那麼誓不兩立。如果果真如此，胡風、梅志怎麼會經常去我家做客呢？但是後來的政治鬥爭將這個本來屬於文藝戰線的討論無限政治上綱，甚至升級到“反黨”的地步——諷刺的是，當時父親是代表中共去和非黨人士魯迅談的，怎麼到頭來變成是他反黨了呢？我想，魯迅先生當年說這話的時候，應該是發個牢騷，或者頂多是個諷刺。大概他自己也不會料到，若干年後，“四條漢子”會成為一個罪惡的代號，而這個評價成了父親一生揮之不去的陰影。

我的母親

母親吳淑媛出身於益陽一大戶人家，她的家世比父親好得多。吳家是打太平天國起家的，外祖父在江蘇瓜州當水軍總督，曾三次見過皇帝。父親與母親算是青梅竹馬，父親小時候在我外婆家念私塾，他們互相有好感，老師做媒，他們很自然地成了一對，雖然那時候他們年紀還很小。

我的外婆特別寵這個女兒，視她為掌上明珠。我們一家在上海生活時，父親沒有什麼固定收入，所以每年回湖南，其實就是回去要錢的，外婆每次都給母親帶回來一大包金首飾。母親放在抽屜里，也不鎖，每次沒錢用了便取一件去換錢。當時有很多益陽的同鄉和左聯的朋友經常到我們家，這麼多人沒有收入，都是靠外婆給的那些錢維持生活。父親晚年也曾對我說：那時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的母親——其實是我的外婆。

很多年後，我經常想，母親對自己丈夫所從事的事情不可能完全不了解，她並不一定很深刻地理解什麼叫“革命”，她只是完全追隨着父親，只要是父親做的事，在她眼裡就是正確的，她就會無條件支持。這其中，也許有母親傳統道德觀的成份，但更多的，是她對父親毫無保留的愛和信任。

1934年，母親又懷孕了，以往每次都要回老家分娩，這次也不例外。父親把母親、弟弟和我一起送回了湖南益陽老家，以往父親總要等到孩子生出以後再回上海，這一次，還沒等三弟出生，就急着要走，說是有工作，而母親並沒有注意到他的反常。

母親順利生下了三弟，按交待取名“約瑟”。不久，母親收到父親的信，說他暑假會回來，母親於是滿心歡喜地等着這一天。父親愛吃母親做的甘草梅，就是把新鮮的梅子泡在蜜里做成的一種蜜餞，母親托人買來最好的梅子，做了一壇甘草梅。那時在鄉下，根本沒什麼好吃的，所以放在紅漆柜上的這一壇蜜餞，對我們三個小孩子來說是很大的誘惑，可是我知道我們不能吃，因為這是母親特地給父親做的。我不吃，兩個弟弟也不吃。

可是父親並沒有回來。第二年春天，青梅上市時，母親又開始做第二壇甘草梅；不久，父親來信說他這一年夏天會回來的。可是我們依然沒有等到他，而柜子上已經擺了兩壇梅子。

也是在這一年，1936年，父親去了延安。起初，我們還有他的消息，我還記得有人捎來一套父親翻譯的《安娜·卡列尼娜》給母親，還給我帶來一件紫紅色的呢子大衣，很漂亮。那些年的冬天，我總穿着它在桃江、修山腳下外婆家到處玩耍，心裡充滿了有點炫耀的喜悅。

父親離開的時間長了，鄉間漸漸有了一些傳言。奶奶很喜歡我的母親，她不放心，專門寫信問他：“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裡人都忘了？”父親回信說，他現在在膚施（延安）做教育廳長，不會做對不起家人的事。

抗戰爆發不久，情勢越來越緊張，我們和父親徹底失去了聯繫。父親離開後，母親獨自帶着我們三個孩子生活，不管誰提起父親，母親總是談他的好，她也從來不相信那些傳言，還囑咐我們：“不要聽人瞎說，你爹爹不是那種人。”

我們兄弟三個那時都很小，並不能體會到母親心裡想的是什麼。只是後來回憶，母親的內心其實是非常苦的，完全是哀此煢獨，形影孤淒，她太需要一個人幫助她撐這個家了。但她把自己的痛苦包得緊緊的，無論對我的奶奶，姑媽，還是對疼愛她的外婆，她隻字不提，即便是對與自己最近的弟弟、我們的舅舅，她也從不吐露半句。

七壇甘草梅

父親走後，我們全家都由外婆撫養，不久，外婆一病不起，兩年後去世。

外婆的去世，對母親的打擊是致命的。那段時間，母親牽着我和弟弟，帶我們3個孩子，每天走十幾里路，去外婆的墳上哭墳。哭墳是當地的習俗，是那種帶唱的哭，聽起來特別悽慘，母親每次都在墳上哭得天昏地暗，一哭就是一兩個小時。

這是我生命經歷中的最為悲慘的場景。雖然我年紀並不大，但我已經意識到，母親的哭不光是對外婆的思念，更多的，是哭自己命運的悲苦。也許只有在這荒野當中，一直把苦嚴嚴實實包裹在心中的母親，才會如此宣泄她的絕望心情。而她深藏已久的哭訴，也只能面對曠野中外婆那座同樣孤獨的墳頭……

剛回湖南時，我們起初的生活是靠田產，後來很快坐吃山空，外婆去世後不久，舅舅又生意失敗，賣了大片田產抵債，吳家一夜之間成了窮人。母親也由從不為生計發愁的富家小姐變成了平民女子，她為我們做鞋，親手做各種罈子菜。

每年夏天，母親還一如既往地做着她的甘草梅，而父親已經音信皆無好幾年了。1941年的某一天，母親終於有了父親的消息，但是這個消息卻讓苦苦等待的她一下子墮入深淵——那是《救亡日報》上登載的父親給郭沫若的一封信，父親在信上談了解放區的一些情況，末尾附了這樣一句：“蘇（註：指蘇靈揚）已進抗大，小孩（註：指周密）已進幼兒園。”

母親一下子崩潰，她終於不再做梅子了，望着柜子上排得整整齊齊的7壇梅子，她對我們說：“你們把那些梅子都吃了吧……”她很快就病了，脖子上長了一串長長的淋巴，全身浮腫，渾身上下似乎都是透明的，說話已無力氣。當時有一遠房親戚的男孩，比我略大點，已找到一份小學教師工作。母親從被中伸出手來拉我到床邊說：“艾若，你要能教個小學，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我對着病榻上的母親，還有兩個年幼的弟弟，感覺只是一片茫然而無望。家裡已經一貧如洗，為了請醫生，先是托人賣掉一批批皮貨，後來又開始賣掉一個個景德鎮精緻的上品瓷壇。醫生換了一位又一位。我還記得其中一個醫生用一種織毛衣般粗細、像筷子般一樣長的針，先往炭火盆上燒，然後往母親皮肉里扎，拔出後皮膚上留下一個個黑色圓圈。每扎一針，我都不敢看，甚至全身緊縮，以至淚流滿面。但我從沒有聽到過母親一句呻吟。

我們住的院子裡種了很多花，那一年，多年不開花的兩株碩大牡丹突然綻放開來，親戚們都說是不祥之兆，我不信這些，但是在一個連綿秋雨的寒夜，我們都已入睡時，母親悄然而逝，走時才35歲……那一年，我15歲，二弟11歲，三弟7歲，雖然說起來還有一個父親，實際上我們已經成了孤兒。

我不知道當年父親讓母親帶着我們回老家，是否是他新生活的一個“預謀”。其實那時很多人已經知道了父親與蘇靈揚的關係，只有母親還蒙在鼓裡。後來我在上海見過父親當年的朋友陳子展老先生，他告訴我：就在你們走後，我到你們家裡去，看到屋裡牆上掛了一件紅大衣，那大衣不是你媽媽的，你媽媽個子高，那紅大衣是小個子女人穿的。

胡風的夫人梅志後來也回憶，1934年父親從益陽回到上海後，再出現在人們面前時，形象大變。他換下以前穿的西裝，換上一件白綢長衫，戴一頂白色禮帽，身邊的那個人也換了。很多年後，我和梅志也成了朋友，她說：“我上你家去過好多次，我覺得你媽媽太賢惠了。”

即便母親在知道此事後，她仍然沒有在我們面前說過一句抱怨父親的話，在任何人面前都沒有。母親只是提及，有一次幫父親收拾衣服時，在西裝夾層口袋裡發現一女性寫的一封信，看過後，她還給了父親。她從來都相信自己的丈夫，相信他不會另有所愛。直到她離開人世的那一刻，她對已經背叛自己的丈夫也沒有一句抱怨……

1949年，毛澤東同周揚、茅盾、郭沫若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上

“文藝沙皇”

父親整個人生軌跡的改變，應該從他到延安算起。父親是1937年從上海出發，11月初到達延安的。

在我看來，早期的父親屬於人道主義者，而他的人文觀念主要來自俄羅斯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那些精神營養。那一時期的毛澤東，在這些方面和他有共同語言，他們肯定有彼此欣賞的成份。反過來，父親更欣賞、乃至崇拜毛澤東。中國人的傳統價值觀是學而優則仕——有了學問要獻給國家、獻給領袖，既然獲得了最高領導人的青睞，他必然要盡全力報答。

父親在文藝理論上面表現出來的成熟與敏感，顯然很為毛澤東所看重。父親到達延安後不久，毛澤東有些文字方面的事情經常讓父親幫助閱看，而父親的一些重要文稿，也常常送毛澤東審改，從此開始了與毛澤東長達數十年之久的文字之交。在文化界，像他們之間有過那麼多次重要文字交往的，恐怕除周揚外沒有第二人。

到達延安之後，父親先後任邊區教育廳長和魯藝副院長。應該說，父親這些文化界人士的到來，給延安的文化事業和文化生活注入了一種新的活力。1939年，他被任命為魯藝副院長，魯藝的工作後來一直由他主持，魯藝作為黨的文藝幹部的搖籃，為新中國造就了一大批文藝骨幹和創作隊伍骨幹。

延安時期，父親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主持編輯了一本《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就文藝理論的幾個主要問題集錄了共產主義運動領導人的有關論述，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魯迅一直貫穿到毛澤東，實際上也將毛澤東的文藝理論提而他的序言，其實也是為確立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歷史地位而寫的。自此，這篇講話成為全國的文科學校都要學習的經典之作。父親也藉此確立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權威的宣傳者、闡發者乃至黨的文藝政策制定者的身份。

建國以後，父親對毛澤東的崇拜有增無減。1951年，我去哈爾濱工作之前，父親對我說：“你要有兩個崇拜，一是崇拜毛主席，二是崇拜蘇聯，這樣才能成就事業，不僅要崇拜，而且要迷信。”崇拜蘇聯是當時的一邊倒政策，當與蘇聯的關係破裂之後，父親的精神世界裡，從此只剩下前者。

新中國成立後，父親曾先後出任文化部副部長、中宣部副部長。每隔幾年，他都會就文藝理論作一次報告，大家都知道他的講話，其實就代表着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因此，從報紙、文化單位到學校，都必須認認真真地學習他的講話，父親的名氣和影響也越來越大。有一次，他在講話里表揚一系列成功的作品，我問他：“你看過沒有？”他老老實實地說：“我哪看得過來？”記得我有一次還問他是否看過哈代，他也說沒看過。我問他：“那你為什麼要提這些作品？”他說：“讓大家研究嘛！”

獲得文藝理論的話語權之後，父親開始越來越多地介入到文藝領域的鬥爭，在延安整風時期，他寫了批判托派文藝理論的《王實味的文藝觀與我們的文藝觀》，毛澤東親自修改定稿，給予文章和作者以極高的評價，從另一方面講，這也是父親從文藝理論家到政治革命家轉變的開始。建國以後，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中，幾乎每次運動都從文藝界開始的，這似乎成了一條規律，文藝漸漸成為政治鬥爭的一種武器，而父親在這條路上也越走越遠，並由此獲得了“文藝沙皇”之稱。

我不知道父親生前是否知道這個令人不寒而慄的稱號，實際上在“文革”前掌握着文藝界生殺大權的他的確扮演了這樣的角色。建國後，從批判電影《武訓傳》到《紅樓夢研究》批判，從反右、關於文藝的兩個批示到批判《海瑞罷官》，“周揚”這個名字，總是或多或少地隱藏在這些被批判者的背後。很多上綱上線的報告都出他的手，而他每次出手，總是打擊了一批作家——胡風、馮雪峰、丁玲等。

其實很多運動之初，父親的內心也充滿了矛盾掙扎，包括對胡風的處理，他起初也並不認為要上升到敵我鬥爭的那個高度、打擊那麼一大片文藝界的人士。當他剛看《武訓傳》時，他也並不認為有什麼問題，還說：“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時候還掉了眼淚。”當毛澤東決意批判《武訓傳》後，他又深覺得自己對政治不夠敏感，在各種場合、大會小會不斷作自我批判，檢討自己，又拼命想“彌補”自己的不足，並且在最後寫了一篇批判《武訓傳》的重頭文章，他似乎在想表示自己跟毛主席、為重塑“堅決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的形象而做努力。

在歷次政治運動之後，父親總是試圖用一些舉動，緩和文藝界的肅殺之氣。六十年代初，報紙上沒人敢寫稿，文藝創作也陷於匱乏，父親主張把楊沫的《青春之歌》、趙樹理的《鍛煉鍛煉》、老舍的《茶館》等幾個作品拿出來討論，都產生了廣泛影響。周克芹的小說《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也得到了父親的高度讚揚而發表，從而一舉成名；當年只有20出頭的王蒙因其作品而遭批判時，父親曾極力給予他保護，這也是王蒙後來屢屢提及之事。既要貫徹上面的意圖，又要極力團結一些人，被視為“文藝沙皇”的父親其實也是心力交瘁。

身陷囹圄

1966年7月1日，《紅旗》重新發展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編者按語中，公開點了周揚的名字，“以周揚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的文藝路線”，稱“24年來，周揚等人始終拒絕執行毛澤東同志的文藝路線，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文藝黑線……”一夜之間，父親成了文藝黑線的代表、祖師爺，他所在的中宣部則成了“閻王殿”。幾天后，《人民日報》開始整版地發表批判父親的文章，在一篇文章里有很多所謂的採訪，來證明父親自始至終就是個“反動分子”，我看完以後，對以前所受的宣傳開始動搖，也是從這個時候起，我也開始對父親有所反思。

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幾乎在同一天狂卷到我所在的哈爾濱。6月6日下午，校園裡還顯得很平靜，然後每個系同時開會，開完後一散會，每個系裡都貼出一張最大的大字報。我們系貼出的那張是《周艾若是哪個階級的評論家》。兩天后我也寫了張大字報，宣布和父親周揚劃清界線。

父親對他的被捕毫無思想準備。1965年父親在一次體檢中發現得了肺癌，他動了大手術，切掉半邊肺，鋸了兩根肋骨。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裡，黨內鬥爭本來就很殘酷，而文藝界更是敏感的麻煩的地帶，父親必須處處小心。我想他得了癌症也是因為胸中鬱結了太多的東西。不過，在我看來，他早年得癌症有兩個幸運：一是他幸好發病得早，沒有擴散；二是那時候的政治運動更加如火如荼，照理說他應該有更多的出場機會，就因為這場癌症，客觀上阻止了他的出場，打擊的人也相應少了些。

那時候，二弟周邁經常給我寫信，向我通報北京這個風暴中心的情況。有一次，他在信里提到，他所在的北航的紅衛兵組織大家去工人體育場參加批判會。弟弟離得很遠，看不清被斗人的面孔，但他從掛在每人脖子上的大牌子上知道，這些人有彭真、陸定一、林楓和父親周揚。林楓拒絕做低頭彎腰噴氣式，陸定一大聲叫屈，兩人都遭到拳打腳踢。而父親體力不支，趴倒在地。臨散會時，兩個年輕人把父親提起從批鬥台的一頭拖到另一頭示眾，幾次揪他的頭髮猛拉猛按。

提到這個細節的時候，弟弟的口氣很平常，我聽到這個消息，好像也沒有特別傷心的感覺。那時候全國人民都被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搞得麻木了，我身邊每天都有人死，不是自殺就是被斗死。父親被關進去之後，我們都徹底失去了他的消息，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這個消息於我們，仿佛只是終於讓我們知道父親還活着。

此後，父親又陷於很長時間的生死不明的狀態，甚至幾次傳出周揚已死的消息，連他的戶口都註銷了。一直到1975年的某一天，有人通知我們家屬去秦城監獄裡接他，我們才知道他還活着。

我後來才知道，毛澤東在那一年有個批示：“周揚一案，似可從寬處理，分配工作，有病的養起來並治病。久關不是辦法。”7月份，他們重獲自由。夏衍被釋放當天就捲鋪蓋回家了，可是父親沒有，他說：“我不行，我還要寫一封信給毛主席，我做自我批評，現在還沒有寫完。”他寫完給毛澤東的思想匯報，還在信里問主席、江青好，幾天后才回的家。

父親在秦城監獄被關了九年，平時沒有人可以交談，也聽不到任何外界的消息，所以剛從秦城出來時，幾乎失去了表達能力，語言不連貫，聲音沙啞，見到人就不停流淚。幾天以後，他慢慢能夠說一些話了，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說：“搭幫毛主席……”這是益陽土話，就是多虧毛主席的意思，我立刻反問他：“那是誰把你關起來的？”他沒有回答我，此後我們再也不提及這個話題。

現在回想起來，極為諷刺的是，一方面父親被視為“文藝沙皇”，另一方面毛澤東對他的表現極為不滿。父親曾說過，毛澤東對他的批判有三條：

1、對資產階級鬥爭不堅決；

2、同資產階級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3、畢竟是大地主家庭出身。

他覺得父親在政治上鬥爭性不強，心太慈、手太軟。《清宮秘史》《武訓傳》的“問題”哪一個都不是周揚發現的。在那個非常強調意識形態領域階級鬥爭的年代，對於一位思想文化戰線的主要領導人來說，這是一個致命的弱點。

1952年，大家都下去搞土改，父親沒有，毛澤東說：“如果周揚不下去，我就派人押他下去。”其實也公開表示對他不滿。1953年初，毛澤東專門把他叫到中南海，批評他“政治上不開展”，撤掉他的文化部副部長和黨組書記職務，這一年籌備第二次文代會這樣的重要大事，開始一段也完全由胡喬木主持，把父親排除在外。1965年，毛澤東已經相信康生、江青提供的“四條漢子”專橫把持文藝界的材料，在決定批判夏衍、田漢、陽翰笙他的幾位老友時，還問他：“你和這些人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下不了手吧？”父親當時還誠心誠意地反省自己的錯誤，卻沒有預感到，一場文藝界更大的風暴即將來臨。所以也有人評論說，毛澤東是拿周揚作為文革的祭旗者。

父親任文化部副部長時，江青在中宣部電影處任處長，她經常發些指示，父親對她的意見未多加理睬，但他沒有意識到，江青後來的很多意見，實際上是毛澤東的。他對江青的違抗實際上也冒犯了毛澤東。中央後來成立了“周揚專案組”，主持審查此案的便是江青。正式列入“周揚一案”的有七八十人。1975年，他被轉到秦城監獄，父親那時並不知道，這裡曾是胡風被關押10年之久的地方。

家事

母親去世後，我好像一夜之間長大了。我先是在一所鄉間小學教書，幫助祖母照顧兩個弟弟。日本人打到湖南後，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聲中，我加入了青年遠征軍，抗戰的同時一心藉機到延安找父親。我所在的部隊在貴州呆了十個月，未及出征，鬼子就投降了。投降消息傳到營地當天，漫山遍野的火炬，吶喊聲響徹雲霄。

在貴州時，我通過在國民政府外交部工作的表哥給父親寫了一封信，這封信通過重慶，轉到新華社的何其芳，何其芳將我的長信轉給在延安的父親。遵照何其芳指點，退伍後我沒有回鄉，而是帶着他的信立即趕到南京，在梅園新村與中共辦事處取得了聯繫。那時我住在表哥家。一個酷熱的夏夜，我正在樓下乘涼，忽然看見大鐵門外一西裝革履客人直奔我打聽表哥。我們倆互相看着，雖然分別了11年，但我還是一眼就認出來了。我很興奮地拉着他的手進了樓門，上了樓梯，還有兩位同樣紳士翩翩的客人跟了上來。在樓梯拐角處，他停住腳步把我拉近身邊問我：“你就是艾若嗎？”“是啊！”父親很高興，他立即回頭介紹：“這位是潘梓年……”我只顧向樓上喊表哥快出來。

我後來知道，美國國務院邀請中國教授、專家共20人訪美，其中包括來自解放區的歐陽山尊和父親等四人，父親是共產黨這邊的團長，這一次是來南京辦簽證的。我們父子倆在南京一連談了好幾天，父親讓我趕快回益陽把兩個弟弟帶出來，北上與他會合。

1948年秋，我和兩個弟弟費盡周折，終於在北平和父親再見。這是已經13歲的三弟約瑟第一次見到父親。父親對我們說了些什麼現已不大記得，但其中的一句是無法忘卻的：“我對不起你們的媽媽！”此後，父親再很少跟我提及母親，仿佛一直在迴避。

我們跟蘇靈揚見第一面，父親指着她說：“這是蘇靈揚，你們可以喊她媽媽，也可以喊她同志。”但我什麼也沒喊，一輩子也沒喊，我喊不出來。

父親與蘇靈揚結婚後，又生了女兒周密和兒子蘇蘇。1946年，蘇靈揚帶着周密與蘇蘇坐馬車，跟華北聯合大學一起從張家口往南撤退。因為白天怕遭轟炸，都是夜行軍。馬車在夜裡翻到山溝里，兩個騾子都摔死了，蘇蘇被重重的文件箱壓着，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父親過了很久，騎着馬打着燈籠趕了過來。那天也正好是他與我們在南京告別後重返張家口的當日，聽說當時父親悲痛欲絕，嚎啕大哭，是幾個人把他攙扶起來架上馬背的。蘇蘇的死對父親和蘇靈揚兩人都打擊很大，特別是對蘇靈揚。我們是到北京後得知此事的，也不敢當面提及。文革中，連6歲就夭折的蘇蘇也未能倖免，被從小小的土墳中挖出來拋屍揚骨……

解放後，蘇靈揚在北京任一個中學校長，很多的人說這個校長不錯，有威信，但是坦率地說，我跟蘇靈揚的關係並不好，這也並不是因為父親當年是因為她離開媽媽的——從某種角度，我甚至覺得父親與蘇靈揚的結合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我曾經參加過國民黨的青年軍，所以在蘇靈揚眼裡，我是“叛徒”，我的婚姻也不被她認可。我愛人的父親曾經留學日本，是敵偽時候的警官，雖然早就關在監獄裡死了，但是這種出身在蘇靈揚那裡是不被容忍的，父親並不干涉。我後來不顧她反對還是和她結了婚。那年暑假，我們雙雙來北京看父親，開門的是蘇靈揚，她一看到就說：“你已經背叛這個家庭了，你還有什麼資格跑到這裡來！”我愛人自尊心大受傷害，扭頭便走，從此再也不回這個家。我在哈爾濱工作，每次到北京來看父親，蘇靈揚都堅決拒絕讓我住進家裡，我只好在同學家借住。

我與周邁、周岳三兄弟，沒有在父親的那個“家”住過一天，他們正常的家庭生活我們也沒有參與過。到北京時，三弟周岳年紀太小，他願意和父親一起生活。當時父親、茅盾等人每個人在文化部都有一幢獨立的小樓，家裡很多個房間，但三弟只能住在布滿水管子的地下室里，潮濕不堪，但父親從來也不過問。

其實我與父親的隔膜自始至終都未消除過。父親當年離開以後，我出去參軍後，兩個弟弟由奶奶撫養。奶奶對我媽媽特別好，她心疼這個兒媳。我參加工作之後，經常給奶奶寫信，也寄錢給她，在奶奶眼裡，我比我父親對她好。因為父親的問題，全家都受到牽連，我的大伯周谷宜解放前受父親牽連坐過國民黨監獄，差點被處死；文革中被批鬥關押，死在牢中，連屍骨都下落不明；我的姑媽是個小腳老太太，也被戴上高帽遊街，文革後，父親聽到這些，也是淡淡的，沒什麼特別的反應。

我們與蘇靈揚的關係在文革期間也曾有過緩和。那時候父親被帶走了好幾年，生死不明。我去看她，她一個人住在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裡，只能放下一張床和一張桌子。那時候她顯得很親和，拿出一個杯子來說：“這是你爸爸用過的杯子，你拿回去做紀念吧。”還有幾張小照片，讓我拿回去。我心裡大有感觸：文化大革命那麼糟糕，但還能使我們這個家庭走向和諧。

但是當父親的生活漸漸恢復正常時，我們的關係又再度緊張。父親住在北京醫院時，我和弟弟常去看父親。只有我們父子在的時候，我們談得還是挺愉快的。過去，父親長期沉浸在他的研究領域裡，連上街買一件衣服他都不會。所以當我們談起家鄉的事情時，其實父親特別有興趣，他和家鄉隔膜太久了。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只要蘇靈揚在，她總是用幾句話就把氣氛弄得很不愉快。

有一次，我和周邁騎自行車去看父親。那天父親坐在椅子上，旁邊放着一盤葡萄。我們和父親聊天，中間說句什麼話，蘇靈揚又開始指責我，我就有準備地回敬她：“我來看看父親，當然要交流，交流每個人都有自己思想，你不要什麼都打斷我們，都說你對，這樣不好。”她顯然沒有準備，被我噎住了。她先是沖父親發火，然後指着我說：“就是你最壞！”轉身離開了。

父親自始至終一言未發，只是長長嘆了一口氣。奇怪的是，以往我們每次看他，離開時父親從無什麼表示；而這一次，他一反常態地站起來，穿過一個很長的走廊，一聲不吭地送我們離開。這沒有言語的言語，讓我一下子知道了很多東西，父親有父親的無奈。父親去世後，我們都趕到北京醫院，蘇靈揚坐着輪椅，周密陪着她，我和兩個弟弟是一圈人，我們互相之間沒有任何交流。我想，父親在時，我和她有關係，父親走了，我和她，自此毫無關係了。

異化風波

父親從秦城被放出來不久，中國政壇便接連發生一系列大事。我還記得父親得知“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時，他由衷地感到高興。可是，不久，《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又把父親的名字點了出來，認為當年化名“狄克”與魯迅論戰的張春橋又成了周揚的“走卒”、“文藝黑線”的人物，對此，父親惱火之餘卻也只有無奈。

出獄後，父親陸陸續續聽到了很多著名作家或藝術家被迫害致死的消息，老舍、趙樹理、田漢等，有一次，當他聽說傅雷夫婦自殺的慘狀時，他剛開口說：“這給黨造成了多大的損失！”就已淚流如注，不能自抑了。

父親出獄後見的第一個人是馮雪峰，這位他當年的“論敵”已經生命垂危。兩位歷盡磨難的人見面，父親講了很多往事，還抑制不住地哭了。那天我正好從哈爾濱回到家，看到父親情緒很好。他還告訴我，他被抓走以後，自己家的房子也空了，小偷從屋頂上搭個東西下來偷書——那時候沒有書，小偷也要偷書看。不過好在一些英文的或者康德之類的哲學書，小偷可能看不懂就放過了那些書，所以他還挺高興的。

父親曾邀請三十多位錯劃為“右派”的老文藝家見面，面對幾十年來受盡迫害和折磨的老同志們，他情緒十分激動，以至於未說一字已泣不成聲。1979年第四屆全國文代會期間，他特地去作協會場，再一次向丁玲、艾青等作家道歉。雖然說那些報告很多不是出自他的初衷，但畢竟都是他寫的，傷害了那麼多人。東北那些作家我很熟，無論是艾青、舒群、駱賓基、蕭軍，包括胡風的夫人梅志，他們都認為父親的懺悔是真誠的而原諒了父親，而且後來也都成了我的好朋友。蕭軍甚至說：“敢於剖析自己，是一條真正的漢子。”

自始至終不肯原諒父親的，只有一個人——丁玲。父親與丁玲是同鄉，丁玲早年寫過一個《給孩子們》的小說，把我和邁克都寫在裡面。至少說明那時他們關係很不錯。1953年我到北戴河，父親也在那療養，丁玲和她女兒也在，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丁玲。我還跑過去問她《給孩子們》不就是寫的我們的，希望從她那裡聽到當年有意思的事，但她沒有理我，讓我很失望。

父親也知道他的問題是一個整體的錯誤，父親後來說，他在監獄中9年，想得最多的只是一條：辜負了毛主席。他在獄中通讀了馬恩列斯毛全集等。現在回過頭來看，不能把所有的責任都往上推，有些錯誤是毛主席那裡來的，也有許多錯誤是我們自己的。父親晚年對當年的事情很少提及，我只是記得張志新的事情出來之後，他很感慨，說：“張志新了不起，她還是位女性，那麼勇于堅持自己的意見！”——父親一生是極度崇拜毛澤東的，到了晚年能說這個觀點，在我看來，他內心深處，實際上已有所反思。

從某種角度，9年的牢獄之災拯救了父親的思想，父親又重新活躍起來，他努力擺脫當年所受的那些政治羈絆，發表了許多文藝理論的文章，向着他早年的文藝理論家的身份逐漸靠近。

1983年，在紀念馬克思誕辰100周年時，父親發表了《關於馬克思理論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提出了“異化”理論。但他沒有料到，在新的歷史時期，一個學術問題，竟然又會演變成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甚至很快上升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高度上來，繼而引發了全國範圍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

那時，全國所有的報紙、雜誌，都在顯著位置刊登文章，批判他的“異化”理論。父親又一次被捲入政治風浪、陷入矛盾和痛苦掙扎中。他曾經不無苦澀地說：我這輩子前後被打倒過三次，每一次都是我所尊敬、信任和親近的人，相信了卑鄙小人的讒言，要打倒我。現在我已經筋疲力盡了。還有一次，他曾很有感慨地說：“我若不做文藝界的領導工作，專門從事文藝理論的研究，我會是很有成就的……”

1984年，中國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父親因病未能出席，他只能從醫院打來電話表示祝賀，雖然只是一句普通的祝賀，但會場卻突然爆發出長達兩分鐘的熱烈掌聲。1985年1月，在京西賓館開會的作家們給他寫了一封信，一共356人在上面簽了名，其中包括不少在反右、反胡風等運動中挨過整的老同志。他們也是用這種方式表達了對父親的敬意。

不過，父親在這一次政治風浪中所承受的壓力和不解，遠遠超於文革時期。他身體每況愈下，反應也漸漸遲鈍，給他拍的CT片子一張張放下來，上面顯示，他的腦子一點點萎縮掉了，很快他就成了植物人，夜裡，會有蟑螂爬上他的臉，而他也毫無知覺。他身體不好之後，卻對我們之間的親情是一種彌補。我們看護他時，他不斷回憶起媽媽的好，說對不起媽媽。不過於我而言，我還尚未來得及感受一位父親的回歸。

1989年7月31號，我正在膠東出差，接到電報說父親去世了，我日夜兼程趕回來。當時報紙上發表了一條特別簡短的消息。那段時間我會接到一些電話，認為應該給父親一個合適的評價。而我和兩個弟弟的態度是一致的：將父親交給歷史來評價吧。歷史如何評價父親，肯定還需要一段時間。不過在後來的追悼會上，父親還是得到了相當高的評價，很多重要領導人悉數出席，鄧小平也送了花圈。

在我看來，父親晚年又回歸到他早年的人道主義者的立場上。現在很多人說“悲劇周揚”，我同意這種說法。他身上充滿了各種矛盾，而他身上悲劇的根源，也許有對領袖的迷信、對文藝界領袖位置的追求，遺憾的是，父親最終也沒有來得及給自己在文字上語言上的一個總結。以我的理解，其實父親自始至終也沒有獲得真正的心靈上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