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似乎“反常”的现象。那就是笔者以科学《新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写就的评论文字，目的不可谓不明确（针砭时弊、宣传、捍卫

经过科学“解压缩”后还原的真正中国文化），用词也不可谓不尖锐、犀利（甚至有点刻薄），批评、攻击的目标（错误的理论、观点或思潮

）也毫不含糊。但是无论在东西方平面媒体或网路论坛上，却都有一个不约而同的一样遭遇。那就是类似描述婚姻的格言“因误会而结合，又

因理解而分手”的遗憾结局。也就是因为笔者的文风可能具有一定的“杀伤力”，而曾经被刻意“抬举（比如主动提供专栏或文集的条件，将

笔者文字设为精品或推荐导读文章等）”，误以为可以“为我（特定立场的媒体或论坛）所用”；却又因为笔者始终坚持“帮理不帮亲，不护

短、不党同伐异”的原则立场，让他们有“得不偿失”的感觉，因日久生厌（或者幕后还有金钱和权力的干预）而渐行渐远。以至于沦为“东

方奶奶不疼、西方姥姥不爱”，只能跟着人尽可夫的“（言论自由)母亲”嫁来嫁去的“拖油瓶”！

但是这里面没有任何自怜自艾的“怨妇情结”，而是作为“试金石”的科学《新理论》，在自信的主动实践中，有意让客观事实留下的、可供

评论和判断、用以检讨社会文明“含金量”的痕迹。

这可能是笔者无论在大陆或美国，都始终没有受到过国安部门或中央情报局请去“喝咖啡”待遇的原因，尽管自己在这两个地方，都曾不客气

地对当地的国家、人民以及文化，发表过很多直截了当的评论甚至批评。因为笔者是以科学《新理论》提供的条件，坚持靠“以理服人”的实

力去横冲直撞的缘故，并无任何不可告人的阴谋或敌意。才得以为这种理论创造性地提出的“精神战争”概念，起到了有效的“带头示范”作

用。

这更可能是笔者的文字，虽然也经常发表在以“抬杠、拍砖”著称的论坛（如强国、猫网的猫眼看人等）上，却几乎始终引不起热烈回应的一

个原因，甚至其“跟帖数”经常为零。但是笔者非但完全不以为忤，反而感到些许“自豪”。因为这些经得起推敲、质疑甚至挑战的“理”，

起码可以做到让人“（口或笔）服”的程度。尽管有人会批判笔者的文字“艰涩难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必须承认，在这种“需要新编

现代汉语词典”的语境氛围里，笔者实在写不出如“吃妈妈（吃奶）”、“拉巴巴（屙屎）”、“潵嘘嘘（拉尿）”、“打屁屁（屁股）”，

甚至“神马”“浮云”“打酱油”之类“识时务”或“卖萌装嫩”的“精英”文字来的。要是套用一句“真理多走一步就变成谬误”的格言，

就是“精英多走一步就变成白痴”。而科学《新理论》就是设在精英和白痴之间的一道文化“隔离墙”或“标志线”。虽然不能阻挡任何人跨

越，却能“界限分明”，让有心的旁观者一目了然。

在阳春白雪般“和者甚寡”的现实中，若有所感而突发奇想：不妨也来玩一次“穿越”，设想一下『如果当年拥有无比智慧、才能和丰富历史

知识的天才领袖毛泽东，要是掌握了科学《新理论》、并付诸实践的话。现在中国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按照科学《新理论》的民主观，认为建构真正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两个要素、就是『有足够智慧和能力的独裁领袖，加上绝对（但有定义域限

制）的言论自由。两者既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而缺一不可』如果以这样的观点，来认识或解释毛时代出现的、至今还在被我们诟病甚至否定

的种种问题。比如“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直到“文化大革命”等。要是客观而实事求是地平心而论，拿这些问题给中国文化和

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或严重而后患无穷的后遗症。来跟他通过『“抗美援朝战争”“两弹一星”“发展体育运动”“中印边界反击战”

“灵活而收放自如的外交手腕”等、一系列高明而有真正领袖魄力的手段，让一直被称为“东亚病夫”而受尽国际歧视和欺凌的中国，硬是靠

自己软硬兼施的“实力”强行闯入“强国俱乐部”，取代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成为货真价实的联合国五常之一』的丰功伟绩相比。恐怕最多

只能算功过相当的“五五开”。也就是说，他为中国人取得的成就，跟他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和严重的后遗症一样大！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呢

？

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就是因为『毛泽东手头上，除了记录各种形形色色的政治权谋或诡计的历史线装书，以及毫无科学可言，只知道一味

鼓吹多数人暴力的马克思主义读本之外。就从来没有接触过一个可以如科学《新理论》般“以理服人”的社会理论，更遑论去付诸实践并“创

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这才是毛泽东问题的真正症结之所在！

可以有把握地认为『“毛泽东问题”的要害，就是没有真正认识“民主”的本质，更不能加以实践和贯彻，反而在“人民万岁”的忽悠声中，

将“万岁（大众皇帝）”变成了玩弄于自己股掌之上的“傀儡”，用绝对的“独裁”取代了民众的“言论自由”。从而彻底打破了这两个缺一

不可的“要素”之间的平衡和相互制约，从此一意孤行地、带着自己的“子民”，事与愿违地、走上跟历代帝王一样的“失败之路”』这里面

没有丝毫的虚构或夸大其词，而是有理有据的描述和评论。试想一下：

毛泽东在面对黄炎培“如何避免历史周期律”的提问时，要是不用已被现实证明不可行的“新民主主义”来搪塞，而是采用了《新理论》的民

主观。我们今天的电视台还用得着靠黄山图片来“言左右而顾他”吗？

还有，他当初在要求“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却面对他们咄咄逼人的批评时，如果不是实在拿不出像《新理论》这样，可以“以理服人”的

答复的话，怎么会出此“以力服人”的下策，靠所谓的“反右运动”来强行镇压“人民内部矛盾”，事后又出尔反而地要来为他们“平反”。

不但糟蹋或白白浪费了无数有真才实学的海内外读书人的一片赤子之心，后来更给他们造成影响极坏的“前车之鉴”呢？

还有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如果不是“言论自由”已经被破坏殆尽，党内外只剩下一片“阿谀奉承”之声，终于闯下如此大的“

人祸”。难道我们（或共产党内）不该批评他犯下的“偏听偏信、独断专行”的“反民主”错误吗？

最后，如果不是他的唯我独尊、胡作非为、一意孤行的帝王心态，在不受制约的条件下，膨胀到登峰造极，导致他当年的同志、战友或属下，

产生了敬而远之的心理，让他感觉到有“众叛亲离”的危险。终于将自己的主观判断，从错误的方向上发挥到极致。彻底抛弃了“以理服人”

的手段，以自己的威信和号召力为本钱作孤注一掷。发动了一场完全是以力服人的“文化大革命”，伙同自己一小撮跟随者（四人帮之流),挟

持已经成为“傀儡”的中国人民和天真无知的学生,制造出一场绝对堪称史无前例的人类社会“浩劫”，不但让中国文化“元气大伤”，自己也

落个几乎“身败名裂”的下场。时至今天，难道我们还要以他为中华民族制造出来的灾难严重程度，作为判断“伟大”的依据吗？反过来说，

要是当年摆在他书桌上的，是一套可以认识或解释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科学《新理论》。那么，以他的文采和思辨能力写出来的决策，还用得

着连哄带骗、连打带压地去推行吗？（其实这个判断，已经被笔者在文革期间的成功实践证明过了，欢迎有人来“打假”）

现在再穿越回到现实中来。发现科学《新理论》已经出现，而毛泽东却早已离我们而去。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反复呼喊“毛主席回来吧”，

还是结合毛泽东问题的教训、静下心来好好研究、探讨一下在解压缩中国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科学《新理论》，可能给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带来的

新契机。以免“现在不努力，将来徒伤悲”，或继续重蹈历史轮回的覆辙。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