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似乎“反常”的現象。那就是筆者以科學《新理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寫就的評論文字，目的不可謂不明確（針砭時弊、宣傳、捍衛

經過科學“解壓縮”後還原的真正中國文化），用詞也不可謂不尖銳、犀利（甚至有點刻薄），批評、攻擊的目標（錯誤的理論、觀點或思潮

）也毫不含糊。但是無論在東西方平面媒體或網路論壇上，卻都有一個不約而同的一樣遭遇。那就是類似描述婚姻的格言“因誤會而結合，又

因理解而分手”的遺憾結局。也就是因為筆者的文風可能具有一定的“殺傷力”，而曾經被刻意“抬舉（比如主動提供專欄或文集的條件，將

筆者文字設為精品或推薦導讀文章等）”，誤以為可以“為我（特定立場的媒體或論壇）所用”；卻又因為筆者始終堅持“幫理不幫親，不護

短、不黨同伐異”的原則立場，讓他們有“得不償失”的感覺，因日久生厭（或者幕後還有金錢和權力的干預）而漸行漸遠。以至於淪為“東

方奶奶不疼、西方姥姥不愛”，只能跟着人盡可夫的“（言論自由)母親”嫁來嫁去的“拖油瓶”！

但是這裡面沒有任何自憐自艾的“怨婦情結”，而是作為“試金石”的科學《新理論》，在自信的主動實踐中，有意讓客觀事實留下的、可供

評論和判斷、用以檢討社會文明“含金量”的痕跡。

這可能是筆者無論在大陸或美國，都始終沒有受到過國安部門或中央情報局請去“喝咖啡”待遇的原因，儘管自己在這兩個地方，都曾不客氣

地對當地的國家、人民以及文化，發表過很多直截了當的評論甚至批評。因為筆者是以科學《新理論》提供的條件，堅持靠“以理服人”的實

力去橫衝直撞的緣故，並無任何不可告人的陰謀或敵意。才得以為這種理論創造性地提出的“精神戰爭”概念，起到了有效的“帶頭示範”作

用。

這更可能是筆者的文字，雖然也經常發表在以“抬槓、拍磚”著稱的論壇（如強國、貓網的貓眼看人等）上，卻幾乎始終引不起熱烈回應的一

個原因，甚至其“跟帖數”經常為零。但是筆者非但完全不以為忤，反而感到些許“自豪”。因為這些經得起推敲、質疑甚至挑戰的“理”，

起碼可以做到讓人“（口或筆）服”的程度。儘管有人會批判筆者的文字“艱澀難懂”，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必須承認，在這種“需要新編

現代漢語詞典”的語境氛圍里，筆者實在寫不出如“吃媽媽（吃奶）”、“拉巴巴（屙屎）”、“潵噓噓（拉尿）”、“打屁屁（屁股）”，

甚至“神馬”“浮雲”“打醬油”之類“識時務”或“賣萌裝嫩”的“精英”文字來的。要是套用一句“真理多走一步就變成謬誤”的格言，

就是“精英多走一步就變成白痴”。而科學《新理論》就是設在精英和白痴之間的一道文化“隔離牆”或“標誌線”。雖然不能阻擋任何人跨

越，卻能“界限分明”，讓有心的旁觀者一目了然。

在陽春白雪般“和者甚寡”的現實中，若有所感而突發奇想：不妨也來玩一次“穿越”，設想一下『如果當年擁有無比智慧、才能和豐富歷史

知識的天才領袖毛澤東，要是掌握了科學《新理論》、並付諸實踐的話。現在中國會是什麼樣的情況？』

按照科學《新理論》的民主觀，認為建構真正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兩個要素、就是『有足夠智慧和能力的獨裁領袖，加上絕對（但有定義域限

制）的言論自由。兩者既相互制約，又相輔相成而缺一不可』如果以這樣的觀點，來認識或解釋毛時代出現的、至今還在被我們詬病甚至否定

的種種問題。比如“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直到“文化大革命”等。要是客觀而實事求是地平心而論，拿這些問題給中國文化和

中華民族造成的巨大災難、或嚴重而後患無窮的後遺症。來跟他通過『“抗美援朝戰爭”“兩彈一星”“發展體育運動”“中印邊界反擊戰”

“靈活而收放自如的外交手腕”等、一系列高明而有真正領袖魄力的手段，讓一直被稱為“東亞病夫”而受盡國際歧視和欺凌的中國，硬是靠

自己軟硬兼施的“實力”強行闖入“強國俱樂部”，取代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成為貨真價實的聯合國五常之一』的豐功偉績相比。恐怕最多

只能算功過相當的“五五開”。也就是說，他為中國人取得的成就，跟他給中國人帶來的災難和嚴重的後遺症一樣大！怎麼會變成這樣子的呢

？

其實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就是因為『毛澤東手頭上，除了記錄各種形形色色的政治權謀或詭計的歷史線裝書，以及毫無科學可言，只知道一味

鼓吹多數人暴力的馬克思主義讀本之外。就從來沒有接觸過一個可以如科學《新理論》般“以理服人”的社會理論，更遑論去付諸實踐並“創

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了』這才是毛澤東問題的真正癥結之所在！

可以有把握地認為『“毛澤東問題”的要害，就是沒有真正認識“民主”的本質，更不能加以實踐和貫徹，反而在“人民萬歲”的忽悠聲中，

將“萬歲（大眾皇帝）”變成了玩弄於自己股掌之上的“傀儡”，用絕對的“獨裁”取代了民眾的“言論自由”。從而徹底打破了這兩個缺一

不可的“要素”之間的平衡和相互制約，從此一意孤行地、帶着自己的“子民”，事與願違地、走上跟歷代帝王一樣的“失敗之路”』這裡面

沒有絲毫的虛構或誇大其詞，而是有理有據的描述和評論。試想一下：

毛澤東在面對黃炎培“如何避免歷史周期律”的提問時，要是不用已被現實證明不可行的“新民主主義”來搪塞，而是採用了《新理論》的民

主觀。我們今天的電視台還用得着靠黃山圖片來“言左右而顧他”嗎？

還有，他當初在要求“知識分子幫助黨整風”，卻面對他們咄咄逼人的批評時，如果不是實在拿不出像《新理論》這樣，可以“以理服人”的

答覆的話，怎麼會出此“以力服人”的下策，靠所謂的“反右運動”來強行鎮壓“人民內部矛盾”，事後又出爾反而地要來為他們“平反”。

不但糟蹋或白白浪費了無數有真才實學的海內外讀書人的一片赤子之心，後來更給他們造成影響極壞的“前車之鑑”呢？

還有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如果不是“言論自由”已經被破壞殆盡，黨內外只剩下一片“阿諛奉承”之聲，終於闖下如此大的“

人禍”。難道我們（或共產黨內）不該批評他犯下的“偏聽偏信、獨斷專行”的“反民主”錯誤嗎？

最後，如果不是他的唯我獨尊、胡作非為、一意孤行的帝王心態，在不受制約的條件下，膨脹到登峰造極，導致他當年的同志、戰友或屬下，

產生了敬而遠之的心理，讓他感覺到有“眾叛親離”的危險。終於將自己的主觀判斷，從錯誤的方向上發揮到極致。徹底拋棄了“以理服人”

的手段，以自己的威信和號召力為本錢作孤注一擲。發動了一場完全是以力服人的“文化大革命”，夥同自己一小撮跟隨者（四人幫之流),挾

持已經成為“傀儡”的中國人民和天真無知的學生,製造出一場絕對堪稱史無前例的人類社會“浩劫”，不但讓中國文化“元氣大傷”，自己也

落個幾乎“身敗名裂”的下場。時至今天，難道我們還要以他為中華民族製造出來的災難嚴重程度，作為判斷“偉大”的依據嗎？反過來說，

要是當年擺在他書桌上的，是一套可以認識或解釋人類社會一切問題的科學《新理論》。那麼，以他的文采和思辨能力寫出來的決策，還用得

着連哄帶騙、連打帶壓地去推行嗎？（其實這個判斷，已經被筆者在文革期間的成功實踐證明過了，歡迎有人來“打假”）

現在再穿越回到現實中來。發現科學《新理論》已經出現，而毛澤東卻早已離我們而去。我們應該怎麼辦呢？是反覆呼喊“毛主席回來吧”，

還是結合毛澤東問題的教訓、靜下心來好好研究、探討一下在解壓縮中國文化基礎上形成的科學《新理論》，可能給中國文化和中國人帶來的

新契機。以免“現在不努力，將來徒傷悲”，或繼續重蹈歷史輪迴的覆轍。正所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