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非和解到東德審判——六四問題解決方式之探討 |
送交者: 瑞典茉莉 2017年07月25日01:35:00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六四問題解決方式之探討 ——從南非和解到東德審判 茉莉
在六四屠殺過去20年的今天,國內外不少民主人權人士發出呼籲:以南非模式來解決中國六四問題。 儘管這種善意沒有得到中共當局的回應,但提倡南非的和解模式,對中國人來說有“勿忘六四”的重要意義。同時也促使我們去思考:圖圖主教的和解模式前提是什麼?南非與中國的情況有沒有可比性?對於中國的六四問題及其轉型正義,我們還有其它哪些模式可以借鑑?
◎ 南非成功前提在於統治者懷有良心
為什麼南非的受害者願意寬恕昔日的施害者?這是因為,南非的前統治者——白人政權也是信仰基督教的,他們對自己鎮壓黑人的種種不道德行為,在良心上感到不安。這樣,曼德拉等就可以訴諸於白人的良知,通過非暴力的方式,為黑人爭取到自由。早年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其成功的關鍵也在於:其抗爭的對象——英國殖民者是信仰基督教並擁有民主精神的。
◎ 中國的六四是全民族共同的傷口
所以曼德拉只能選擇這樣一條特殊的道路——以“真相與和解”的方式,來處理三十年間所有人所犯過的罪行,對誠心懺悔請求寬恕的人實行大赦,對受害者進行補償。曼德拉強調說,南非白人和黑人一樣是非洲這片土地的子民。圖圖主教說黑人和白人都是上帝的子女。在黑人長期的抗爭中也獲得不少白人的同情和支持,這些都是南非種族和解的基礎。 而中國的六四卻大大不同。六四隻是涉及中共執政者的責任,並沒有涉及任何一個種族和群體。相反,除了少數下令開槍的執政者及其支持者之外,六四是全民族的一個共同的傷口。那麼六四問題的解決,只需要由少數執政者來承擔責任,並沒有南非式種族大和解的需要。 作為基督徒,圖圖主教提出的“和解”和中國文化里的“和為貴”不同。基督教概念里的“和解”有認罪、請求寬恕並獲得救贖的意思,它需要把罪人的罪責搞得清清楚楚,而不是中國式的“相逢一笑泯恩仇”,不能是無原則的一筆糊塗帳。
◎ 南韓為處理制度性犯罪制訂新法
與中國的六四事件最有可比性的,是南韓的光州事件。這個發生在1980年5月18日的流血事件,和中國六四一樣,是政府出動軍隊以武力鎮壓民主運動,造成大量平民和學生傷亡。八年後,政府開始允許公開談論光州事件,而後受害者獲得賠償,並一次又一次地起訴施害者——前總統全斗煥以及一些軍人。 用什麼法律來起訴製造光州血案的前統治者?南韓的經驗是:由於政權變更,過去的法律無法用來處罰新體制的主體,因此,韓國國會特別為此通過新的法律——“五一八”特別法。這個特別法為審判兩個前總統提供了法律依據,全斗煥因“叛亂、內亂首惡罪”被判死刑,後減刑無期徒刑;盧泰愚則因“叛亂、內亂主要任務從事罪”被判監禁22年半。後來,兩個人都被赦免釋放。 像這樣制訂新法來懲罰前政權的“制度性犯罪”,不只南韓一例,西班牙就以“歷史記憶法”來清算前獨裁者佛朗哥,該法明文規定:佛朗哥執政時期的政治法庭及其判決均屬違法。智利也是一個特例,前軍政府領導人皮諾切特統治智利的17年間實行政治高壓,有3 000多人遭殺害或者失蹤。皮諾切特下台後被起訴300多次。由於早年的憲法規定他可以擁有司法豁免權,為了進行審判,智利法院首先裁定剝奪他的豁免權。因為年老病重,皮諾切特在未被判時決就去世了。但皮諾切特比鄧小平要多一點懺悔意識,他在臨終前表示:願意為自己的行為承擔所有政治責任。 之所以要制訂新法,是因為舊法不能適用。新法使正義在體制內得以實現,它必須符合國際法或國內法所公認的原則。民主國家面對舊政權違法和不正義行為,以法律清算的方式來追究施害者的犯罪行為,是為了保障基本人權,維護社會穩定,並教育後代不至重蹈覆轍。
由於前東德法律是共產黨制訂的,毫無疑問,它缺乏足夠的保障人權、懲罰制度性犯罪的條款,但德國人仍然能夠適用舊法,懲罰共產黨的犯罪行為,還社會及受害者以正義。為什麼德國能夠“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是因為,這個法律具有一定的特點,給審判共產黨自己提供了基礎。 首先是法理基礎。前東德法律充滿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儘管這種意識形態在現實中失敗了,但在理論上,它也有社會主義尊重人權、保障平等和公正等內容。其次是憲法倫理基礎。前東德的憲法總綱繼承了法國大革命的基本價值,例如結社自由,選舉自由,一切權利來自人民,人民有參與國家事務的權利。這些都白紙黑字地擺在那裡。 再次是大陸法系傳統的基礎。大陸法系國家的一個優越之處,就是擁有條例清晰、概念明確的成文法典。按照成文法,凡是法律沒有規定的都允許,這樣就突破了黨文件的禁忌。東德共產黨所下達的一些法律之外的政策文件,如禁止和平示威等,在審判中一律不予承認。最後是國際法基礎。當時的東德加入歐安會、聯合國的框架,簽訂了一系列國際條約,這樣,在審判時就可以適用國際人權法規,可以援引國際法來懲治制度性犯罪。 由於上述四個基礎,對前東德共產黨人的審判就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公正的。這與當年被稱為“勝利者的審判”的紐倫堡審判不同,也與南非的“真相與和解”模式不同,這是由於前東德法律的特殊性決定的。
中國自清末修律以來,基本仿效大陸法系,尤其是德國法來建立自己的新法體系。後來中共仿效蘇聯建立起的法律體系,仍屬大陸法系。前面所說的東德法律的幾個基礎,在中國法律裡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那麼,我們將來審判中共,就可以援引中國現有的法律和國際法。 1989年的六四鎮壓明顯地違背共產黨自己制訂的憲法。例如,憲法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然而學生運動這樣在全國轟轟烈烈的大事,卻沒有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處理,也沒有聽取人民的意願,就由共產黨一黨強行鎮壓了。現在中共官員不願意搞民主,卻願意搞法治,那麼,追究自己的違憲罪責,是走向法治的第一步。 上述多個模式都有自己的特點,南非是社會種族和解的模式,南韓模式是政治與社會相結合,而東德模式更具法律意義。不管是適用共產黨的舊法,還是另制新法,都是我們在解決六四問題時可以考慮的選項。二十年來我們一直紀念六四,一直提出追究中共的罪行。看起來希望似乎很渺茫,但我們永不放棄希望,永遠堅持言說,直到歷史在人民的正義面前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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