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夫：輿論宣傳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範例（下）

—— 中共改革派如何幹掉了黨主席為首的保守派

1978年5月，重磅檄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中國四大國家級媒體——《光明日報》、新華社、《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幾乎同時橫空出世，在中國極左思想禁錮達到極限的重重帷幕上劈開一道大口子！引發一場規模空前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在專權者毛澤東離世短短兩年後，就迅速開啟了中共建政以來意義最為深遠的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直接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歷史性大轉折提供了思想和理論基礎，終結了毛的接班人華國鋒的中共新領袖地位，加速了中國當代大變革的歷史進程。

（三）聲勢浩大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論戰

興師問罪與尖銳對立

《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機關報，由於其權威性，文章被其它報刊轉載，司空見慣。但《人民日報》轉載其它報刊文章就頗不尋常，意味着文章非同一般！1978年5月12日，《人民日報》轉載《光明日報》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下簡稱“真理的標準文”），正是如此，引起廣泛關注。

當天夜裡，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新華社社長、中宣部副部長的新聞界重要人物吳冷西給人民日報總編胡績偉打電話，對“真理的標準文”進行了激烈抨擊。這位時任中共中央毛澤東著作編委會權威人士的基本結論是：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錯誤！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問題更大！很壞，很壞！ 

5月13日，有人給新華社社長曾濤打電話說：新華社不該轉發“真理的標準文”，這是一篇錯誤的文章！這位人士還在另一場合說：“真理的標準文”理論上是荒謬的，思想上是反動的，政治上是砍旗的。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犯了錯誤！這裡所說的“砍旗”，是指“砍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這在當年是很嚴重的罪名。 

同一天，有人到胡耀邦家中，很嚴肅地說：“真理的標準文”起了很壞的作用，把中央主要領導人的分歧，公開暴露在報紙上！當天下午，胡耀邦在家中召開《理論動態》編輯組會議。人民日報社派人參加，並出示了吳冷西激烈批評的電話記錄。會上，大家對“真理的標準文”引起反應如此激烈、迅速，有些意外。胡耀邦很坦然地說：歷史潮流滾滾向前，這是任何人也無法阻擋的！有人還轉告了華國鋒的一個說法：“理論問題要慎重。”胡馬上針鋒相對地反駁道：“理論問題要勇敢！”  

經胡耀邦同意，中央黨校以此為題寫了篇《歷史潮流滾滾向前》，刊登在6月30日《理論動態》上，《人民日報》同日在頭版公開發表。顯然，這又是兩者事先約定好的！文中暗批“凡是派”：還有一種人，不屬於林彪、“四人幫”的幫派體系，但是中林彪、“四人幫”的毒很深。這些同志在路線上、思想上、感情上、作風上對林彪、“四人幫”那一套比較舒服，對人民起來揭批林彪、“四人幫”總是不那麼舒服。他們的思想脈搏，同億萬人民跳不到一塊，人民高興的，他們不高興。他們邁的步子，也就同新的歷史條件格格不入，成為前進的阻力。  

幾天后，事態升級，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表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要害，是把毛澤東思想稱為“枷鎖”、“禁區”。他說：“此文理論上是荒謬的，思想上是反動的，政治上是砍旗幟的。”“如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麼，現在黨所提出的十一大路線是不是真理？是否要等到四個現代化實踐之後，實踐證明了才是真理？”

汪東興表示，“真理的標準文”和另一篇關於按勞分配的文章都未經他們審閱。他批評道：“我們的黨報不能這樣干！這是哪個中央的意見？要堅持、捍衛毛澤東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訓，統一認識，下不為例！”汪東興點名批評：《人民日報》沒有黨性！他還批評張平化：你這個中宣部部長是怎麼當的？是怎麼把關的？

華國鋒也終於表態了。他要求中央宣傳部門的某些負責人，對於真理標準的討論“不表態”、“不捲入”。華國鋒還指示說：“《紅旗》雜誌不要表態”。

之後，汪東興再召中宣部長張平化，以及《紅旗》雜誌新任、離任兩位總編輯，耳提面命。於是，就有了張平化急召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代表團團長們打招呼：不要以為《人民日報》發表了，就成了定論了，不要隨風倒，要用鼻子嗅一嗅。也就有了《紅旗》雜誌對於“真理的標準文”的長期沉默，不表態。

汪東興和張平化對“真理的標準文”的批評，很快傳開，甚至有謠言傳播：“《人民日報》犯了嚴重錯誤，中央已經派工作組進駐了！”“真理的標準文”的作者給抓起來了！ 

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華國鋒與鄧小平不同調

“真理的標準文”發表時，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正在召開。5月底，會議進入尾聲，請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和副主席鄧小平講話。《人民日報》發表兩人講話，用的標題分別是：《華主席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和《鄧副主席精闢闡述毛主席實事求是光輝思想》。

不難看出，《人民日報》報道上的傾向性！汪東興質問道：“你們說鄧副主席的講話‘精闢闡述’了毛澤東思想，難道華主席的講話沒有‘精闢闡述’毛澤東思想？”

當時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李莊事後告訴採訪者：對華國鋒的講話採取一般化的標題，是因為對這個講話的“主要命題，我們有不同看法。我們認為如果把這個主題做到新聞標題上，會造成思想混亂，對讀者、對論者都沒有好處。”

那麼，華國鋒講話的主要命題是什麼呢？其中有這麼幾句：“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是在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結束之後，進入新的發展時期的。歷時十一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一場政治大革命……”華在講話中，還強調了團結和遵守紀律的重要性。華說：各級領導幹部，要帶頭講黨性，顧全大局，發揚民主，遵守紀律。不言而喻，華國鋒是在不點名地批評有人“不遵守紀律”！

而鄧小平的講話，雖然一字未提“真理的標準文”，但批評了當時普遍存在的“照抄、照轉、照搬”態度。實際上是對該文的有力支持。鄧小平不點名批判了“兩個凡是”派：“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他們的觀點，實質上是主張只要照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同志的原話，照抄、照轉、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說這是違反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違反了中央精神。他們提出的這個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涉及怎麼看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

他在講話中號召，“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這裡的“打破精神枷鎖”，實際上就是打破“兩個凡是”的枷鎖。

真理標準大討論獲得各界響應

討論真理標準問題的“潛台詞”很明確：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就意味着，毛澤東的極左理論經經實踐檢驗是錯誤的，不是真理，應予否定！同時意味着：“文化大革命”應該否定！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應該否定！所以，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這場大討論，直接關繫到中國的走向，關繫到華國鋒的命運！

在“真理的標準文”發表一個月後，汪東興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屬新聞單位負責人開會。他說：“黨報要有黨性。黨性與個性的關係，是個性服從黨性。《紅旗》是黨的刊物，《人民日報》是黨報，新華社是黨的喉舌，廣播電台是黨的喉舌，《光明日報》也是黨報。”

汪東興特別提到：現在我們的黨性還不夠強，路線覺悟不高。有一次會上，我針對一個問題（即“真理的標準文”）講過：“黨性不強、接受教訓、下不為例。”顯然，汪東興的意思是要把“真理標準”問題畫上句號，不許報刊再發表類似文章！

汪東興還點了胡耀邦的名。他已獲知，“真理的標準文”是在胡耀邦的支持下發表的。在汪看來，胡耀邦在搞“小動作”。汪還着重批評了《人民日報》發表的幾篇文章。

—— 用邢賁思文反擊。就在汪東興告誡中央直屬新聞單位“下不為例”的次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哲學研究員邢賁思的文章《關於真理的標準問題》。這表明，《人民日報》不遵守“下不為例”，偏偏再來一例！不僅《人民日報》如此，新華社當天轉發此文，此日，《光明日報》和《解放軍報》也全文轉載邢賁思文。這更表明，這些中央級媒體也置汪東興的警告於不顧！ 

邢賁思文其實是《人民日報》早前發的《標準只有一個》的繼續。《人民日報》一編輯談及邢賁思文的由來：張成的《標準只有一個》發表後，“我們就收到20幾封反對的信，主要理由就是認為馬克思主義應該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正因為有這些來信，我們請邢賁思同志寫篇文章回答這些問題。” 

邢賁思說，他的文章是在5月初交給《人民日報》的，當時還不知道《光明日報》要發表“真理的標準文”。在“真理的標準文”發表之後，邢賁思文的意義也就遠遠超過了答覆讀者來信，而成為對反對派的一次反擊。

—— 理論界《哲學研究》一馬當先呼應。邢賁思當時擔任中國社科院哲學所副所長不久。他不僅自己寫文章參入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而且有意組織哲學界、理論界舉行座談會。於是，由《哲學研究》編輯部出面，在1978年6月20日、21日，舉行了第一個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座談會，與會者包括首都哲學、理論界60餘人，從而使更多的理論界人士投入到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中。

—— 軍隊羅瑞卿大將鼎力相助。就在邢賁思的文章發表之際，另一篇重磅文章正在中央黨校仔細修改中。此文的題目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主任吳江主筆，孫長江寫作。該文對“真理的標準文”發表以來的種種反對意見，作出系統回答。孫和吳是“真理的標準文”參與者，對其背景非常清楚。他們寫作新文，就是要擴大“真理的標準文”已經炸開的突破口，再一次從理論上動搖“兩個凡是”。

胡耀邦因“真理的標準文”受到很大壓力。他建議吳和孫的新文章“等三個月以後再說”。但他們面對反對“真理的標準文”的種種意見，急於儘快作出回答。為了不再給領導人之間的關係添麻煩，至少應在形式上隔離胡耀邦與該文的干係，定稿未送胡過目，如何處理亦未向胡請示。

但在當時，如果不尋求一位高層領導人支持，是很難發表一篇重要文章的。而考慮到《理論動態》已幾度受到汪東興批評，胡耀邦也面臨壓力，此文不能再在《理論動態》上發表。《光明日報》《人民日報》此時也都被汪東興和中宣部“盯”得很緊。中央級重要報刊中，唯一的希望在《解放軍報》！

湊巧的是，正在吳江和孫長江為新文出路犯難之際，《解放軍報》副社長姚遠方找上門來，向吳江約稿！事情要從姚遠方與該報社長華楠前往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將軍家裡請示工作說起。據姚遠方回憶，那是“真理的標準文”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不久。羅瑞卿一見到他們便問：《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你們看了沒有？這是體現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好文章，提出一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大問題。聽說有幾位秀才還不大讚成，我想勸勸他們。

就在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講話當晚，羅瑞卿就給姚遠方打電話，要求《解放軍報》組織文章宣傳鄧小平講話精神。於是有了姚遠方去中央黨校。他向吳江轉告了羅瑞卿的意見，吳江當然求之不得。

羅瑞卿對於林彪所謂“立竿見影”之類“左”的一套深惡痛絕，在他復出後，堅定反對“兩個凡是”。他還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強調必須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不能用片言隻語騙人、嚇人，不能把毛澤東思想當做僵死的教條。他讀到“真理的標準文”，理所當然地為之叫好。他說，“兩個凡是”其實就是林彪所說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照“兩個凡是”辦，那就什麼事情也幹不成。現代迷信，不打倒不行。

羅大將讀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清樣後，欣然鼎力相助。為了該文的具體修改，他給解放軍報負責人打了七八次電話；為了就該文交換意見，他給胡耀邦打了6次電話；為了轉載擴大影響，他給《人民日報》也打了多次電話。他甚至親自動手，兩次修改清樣。

羅還把該文清樣送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韋國清審閱，韋也表示贊同。這位總參謀長在給胡耀邦的電話中說，如果這篇文章發表後，“要打屁股，就打我好了！”

羅考慮到《解放軍報》限於軍內發行，一般讀者看不到，為擴大影響，他又與《人民日報》負責人商定轉載事宜。按慣例，應是《解放軍報》先發表，《人民日報》次日轉載。可在那個特殊時期，卻不宜按此常規套路行事。該文是長達1.6萬字的“重磅炸彈”，且是在汪東興三令五申“下不為例”的情況下推出，《解放軍報》一發表，很可能當天就會引起他們注意，馬上下令不許轉載！這樣，《人民日報》第二天極有可能轉載不成。最後，雙方敲定，《人民日報》同一天轉載！就在該文發表前夜，羅還3次打電話過問。 

《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於1978年6月24日發表，署名“《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雖然作者吳江、孫長江均非軍隊作者，為加重文章的分量，羅瑞卿還是拍板以該署名發表。同時也繞過了向汪東興報審這一關。由於該文發表在《解放軍報》，還有羅瑞卿的大力支持，汪東興也不便發作。

該文巧妙地借用華國鋒的話，批判華國鋒。文中詳細論述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後，尖銳批判了某些人的責難——回敬了“兩個凡是”派。文中引用鄧小平講話中三段重要闡述後，大讚鄧小平“說得多麼中肯、多麼深刻、多麼好啊！”駁斥了凡是派所謂的“砍旗論”！文章結尾意有所指：我們有些同志自稱信奉唯物主義，熟讀《實踐論》，但一聽到實踐標準，就如臨大敵，究竟為了什麼呢？應當認為，這是目前一種很值得注意的思潮。

該文的發表是又一記重錘響鼓，在“兩個凡是”的大堤上又炸開了一個大缺口。不久，羅瑞卿飛赴德國做腿部手術，姚遠方到機場送行。羅瑞卿問道：“那篇文章發表之後，有什麼麻煩嗎？”羅瑞卿再次重申那句話：“如果要打屁股，就打我好了！”僅僅40天后，這位大將在德國意外離世。

—— 科學界加入討論行列。自然科學工作者們早就注意到“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就在“真理的標準文”發表的第3天，高能物理學家何祚庥就在《光明日報》上發文，從自然科學角度說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自然科學上，這一道理很容易理解。中科院院士、化學家傅鷹教授有句名言：“事實是科學的最高法庭。”任何科學理論，只有經得起事實（實驗）的檢驗，才被承認為理論。

正因如此，“真理的標準文”一發表，就受到中國科學界歡迎。剛升任國務院副總理不久、主持科學界領導工作的方毅也非常重視該文。1978年5月中旬，國家科委、中科院和中國科協便在方毅主持下舉行聯席會議，對“真理的標準文”進行討論，表示支持。在中國各界之中，科學界響應最早。1978年7月5日，由中國科學院理論組和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出面，又正式召開了一個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會。

科學工作者們不光參加討論會，還拿起筆寫文章，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上發表，從科學史的角度說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科學家們的加入，使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聲勢更為壯大。

—— 中共高層表態分歧大。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又一次跟各地打招呼，要求各地對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不表態”、“不捲入”。中宣部長張平化貫徹執行華的指示。

中央副主席鄧小平在7月21日找張平化談話。他很嚴肅地指出：“你不要再下‘禁令’、設‘禁區’了，不要把剛剛開始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向後拉。”

鄧小平次日找胡耀邦談話。鄧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馬克思主義的。爭論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出來爭論，其根源就是“兩個凡是”。《理論動態》的班底很不錯。這些同志很讀了一些書，不要搞散了，這是一個好班子。鄧小平的這一談話，明確地肯定了“真理的標準文”。在真理標準問題論戰的關鍵時刻，給該文作者、審定者胡耀邦以及《理論動態》以有力支持。

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亦明確表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正確的，這是我們一向堅持的觀點；我們要解放思想，振奮大無畏的革命精神。

大論戰在全國形成燎原之勢 

甘肅第一個發聲響應。就在《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發表後的第4天，《光明日報》發表了《宋平同志在甘肅省委召開的理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當時宋平任甘肅省委書記，首先意識到了討論真理標準問題的重大意義。緊接着，甘肅省委宣傳部和《甘肅日報》編輯部召開討論真理標準問題的座談會。這意味着，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不再局限於北京和中央報刊，開始在地方展開。

黑龍江省討論真理標準問題，引發文革前17年的中共黑龍江省委是“黑省委”還是“紅省委”之爭。於是，中共黑龍江省委作出決定，組織全省縣團級以上幹部認真學習中央報刊有關真理標準問題的文章。省委第一書記楊易辰指出，林彪、“四人幫”種種流毒中，危害最大的是兩種謬論：一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並由此任意割裂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用片言隻語嚇唬群眾；二是鼓吹“絕對權威”和“頂峰”，並由此給反對他們的人扣上“反毛澤東思想”的大帽子，不允許用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 

新疆率先出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書。該書是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宣傳部編輯出版。他們收集了《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有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有關文章，匯編成冊，便於新疆的幹部們學習。新疆不僅在全國率先出版了該書，召開了“加強理論學習問題會議”，而且還舉行了“真理標準”問題理論討論會。這與時任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汪鋒的鮮明態度是分不開的。 

此後，遼寧、福建、吉林等省也加入討論行列，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終於轟動全國。儘管中央沒有發出要求各地參加討論的指示和文件，但各地方領導紛紛表態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1978年9月中，鄧小平在吉林作了一次重要談話。談話中，他沒有拐彎抹角，而是直接點了“兩個凡是”的名。他說：怎樣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是個大問題。什麼叫高舉？怎麼樣高舉？大家知道，有一種議論，叫做“兩個凡是”，不是很出名嗎？凡是毛澤東同志圈閱的文件都不能動，凡是毛澤東同志做過的、說過的都不能動。這是不是叫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呢？不是！這樣搞下去，要損害毛澤東思想。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第一次提出：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 

鄧小平在吉林談話之後，全國各地對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表態大大加快，一下子形成全國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氛圍。在各省、市、自治區中，遲遲不對“真理標準”問題表態的，是那個“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故鄉、英明領袖華主席工作過的地方”湖南省。不言而喻，湖南受到華國鋒的深刻影響。直到1978年12月，中共湖南省委趕上了“末班車”：省委書記毛致用在省直屬機關負責幹部會議上表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人民”上天，“紅旗”落地！

全國大論戰的熱烈氣氛使凡是派們陷於空前孤立之中。這期間，《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連續報道各地方黨委對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種種討論和論述，而作為中共中央權威性的理論刊物，《紅旗》雜誌卻一直保持緘默。人們笑稱：“《人民》上天，《紅旗》落地！” 

其實，《紅旗》雜誌並非“不表態，不捲入”，而是精心準備“捲入”！1978年7月初，《紅旗》雜誌總編輯熊復在內部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們要跟着華主席，隨時準備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民主方法，對付可能重新出現的像劉少奇、林彪、‘四人幫’那樣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跟着華主席造他們的反！”

從1978年7月底開始，一篇“大文章”起草後，正在《紅旗》雜誌編輯部一次又一次地修改着，該文由《紅旗》雜誌一位副總編輯執筆。文章初稿有兩萬多字，題目為《實踐標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熊復就此請示汪東興。最初，汪東興不同意發表；後來，汪又同意了，但要求改標題。那位副總編把標題改為《重溫〈實踐論〉——實踐標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 

這篇“大文章”畢竟出自權威性理論刊物，文章是這樣否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由於實踐發展的有限性，帶來了實踐標準的相對性和不確定性。這表現為三種情況：第一，實踐在一定條件範圍內，只能相對正確地檢驗某一認識的真理性；第二，實踐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不能對現有的一切理論和觀點都作出正確的判斷；第三，在某些實踐中，由於某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起作用，使實踐結果帶來局限性。 

該文還充分肯定了文革：現在實踐已經證明，經過文化大革命，我們已經找到了反修防修的對症良方。像文化大革命這樣偉大的歷史事件，只有站在珠穆朗瑪峰的高度才能總結出正確的經驗。局限於一時一地的狹隘眼界，都會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的。 

該文結尾寫道：批評家的襲來，對我們倒是一個有益的警告。它告訴我們，當我們走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的時候，阻力和干擾是不會少的。我們必須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克服阻力，排除干擾，堅定地走自己的路！……迎接一個新的光輝的日出！ 

該文曾以《紅旗》雜誌社黨委的名義，在1978年9月送往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徵求意見”。哲學研究所對這篇“大文章”提出了6條尖銳的批評意見。這些意見使《紅旗》雜誌社嘗到了反擊火力的猛烈，他們不敢貿然公開發表這篇“大文章”。從原定第10期發表一直往後推，而到了第12期，全國上下形成一致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局面，該“大文章”終於無法推出，胎死腹中！ 

譚震林給《紅旗》出了難題 

1978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85周年，《紅旗》雜誌籌劃在第12期發表紀念毛的文章。編輯部選中了資格夠老、與毛有交情的時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譚震林約稿。10月下旬，譚的文章送到了《紅旗》雜誌編輯部，使編輯部陷入尷尬境地！因為譚文最後一部分專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這正是《紅旗》雜誌的“心病”所在。《紅旗》雜誌只好派人前往譚家中，希望他刪去文中這一部分。

當年曾“大鬧懷仁堂”的譚震林快人快語：文章的觀點不能動！實踐標準的討論，是關繫到全黨的大事，不能若明若暗，不置可否。總編熊復無奈，只能把譚震林的文章報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審閱。

《紅旗》雜誌寫了一封信：“汪副主席並華主席：我們請譚震林同志寫了一篇紀念毛主席誕辰85周年的文章，準備在12期發表。譚震林同志強調要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為這篇文章的指導思想，這就要使《紅旗》捲入這場討論。我們建議他修改，他表示不同意，就要請中央主席審查。現送上這篇文章，請審定。”

—— 華國鋒批示：同意發表。

—— 李先念批示：譚震林同志講的是歷史事實，應當登。不登，《紅旗》太被動了，《紅旗》已經被動了。

—— 鄧小平批示：我看這篇文章好，至少沒有錯誤。改了一點。如《紅旗》不願登，可轉《人民日報》登。為什麼《紅旗》不捲入？應該捲入。可以發表不同觀點的文章。看來不捲入本身，可能就是捲入。

—— 汪東興卻沒有對譚震林的文章表態！

由於《紅旗》雜誌的請示報告抬頭寫着“汪副主席並華主席”，汪是當時主管宣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熊復不能不前往汪東興那裡再作請示。汪東興無奈地說：“那只好這樣。”於是，該文發表在《紅旗》雜誌1978年第12期上。譚文結尾處，公開提出了與凡是派針鋒相對的“兩個凡是”：凡是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就要敢于堅持；凡是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就要敢於糾正。譚老闆真箇是文如其人！

《紅旗》終於“後院起火”

對於熊復的“不表態、不捲入”，《紅旗》雜誌很多編輯其實早就有異議。他們關注着“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看着《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一片火熱地宣傳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看着全國各地紛紛表態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唯有《紅旗》雜誌不吭一聲，陷入非常被動的境地。他們早已怨聲載道！

1978年11月23日，《紅旗》雜誌大樓前有人貼出一張大字報：批評總編輯熊復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中唱反調；揭露熊復反對平反1976年“天安門事件”，至今仍要批“走資派”，以及對於胡耀邦的錯誤態度等。 

熊復是個明白人。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中，《紅旗》確實落伍。他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而熊復的“不表態、不捲入”，是來自華國鋒、汪東興的指令。大字報給了熊復以極大的震動。很快，他寫了一張小字報，貼在大字報旁邊，小字報的標題是《為大字報的出現而歡呼》。由於熊復很誠懇地檢討自己的錯誤，轉變態度，《紅旗》雜誌最終趕了上來，參加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他後來仍擔任《紅旗》雜誌總編輯，直至1987年8月《紅旗》雜誌停刊。

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評價

1978年冬，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京西賓館召開，會議從1978年11月10日開幕，直到12月13日才閉幕。閉幕會上，鄧小平有一個著名講話，題目是“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是整個講話的主旨，更是這個歷史上少有的馬拉松式中央工作會議的核心思想。這次會議和鄧這個講話的重要性是怎麼強調都不過分的。它就是5天后開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準備會和定調會！毫不誇張地講，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基於這次會議和鄧的這個綱領性講話！而標誌着中國當代歷史重大大轉折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只開了5天，主要是形式意義。全會尚未召開，《公報》的起草就已在中央工作會議接近尾聲時開始。

而鄧這個歷史性講話之所以能夠自信滿滿地提出，並最終在中央高層達成共識，成為里程碑式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及其後一系列重大決策的指導思想，並開啟影響深遠的思想解放運動，與7個月前發表的重磅檄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具有莫大關係！正是該文引發的全國性關於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為本次大會作了至關重要的輿論準備，使得中央工作會議最終能夠平反“天安門事件”、“二月逆流”問題、“61人叛徒集團案”、彭德懷案等一些重大案件；更使得華國鋒在閉幕會講話中，不得不對“兩個凡是”的錯誤作了檢討，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歷史性大轉折鋪平了道路。

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突破口，到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再到中央工作會議的成功和鄧小平的閉幕會講話，這是改革派在短短7個月內取得的一場巨大勝利！這一勝利終結了保守派的旗幟華國鋒的“英明領袖”地位。雖然此後形式上華仍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但中共的真正掌舵人從此轉為鄧小平！四年後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華國鋒辭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此後，日漸淡出中共決策層。兩位改革派核心領導者胡耀邦和鄧小平分別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從1949年中共建政算起，毛澤東在位27年；對毛的個人崇拜，應從1945年中共七大上劉少奇以中央名義提出“毛澤東思想”算起，有31年歷史；而毛成為中共實質上的一把手，則應從1935年遵義會議算起，長達41年之久！而在毛去世僅僅兩年之後，國人思想就能發生如此巨大的轉變，沒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檄文及其引發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是不可想象的！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被高度評價為“對於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對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檄文，拍板發表者胡耀邦當時曾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預言：“這篇文章將載入歷史。”胡的預言顯然是準確的。

一篇理論文章能夠深刻影響一個國家的歷史進程，這在整個中國歷史上也是罕見的。假如沒有胡耀邦先生有先見之明的拍板，這一切在當時就不會發生。一個人對歷史的推動，除了體現在那些波瀾壯闊的歷史大事件中，同樣也體現在這類看似波瀾不驚的微妙決策之中。

周揚曾這樣評價：中國在20世紀，有三場思想大解放運動，一場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一場是1940年代的延安整風運動，一場就是1978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應該說，還是提兩場思想大解放運動為宜：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促使中國共產黨誕生；而1978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則促使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歷史性大轉折。

最後，以筆者早前文章中關於胡耀邦的一段作為全篇結語:

1980年代被公認為中共建政以來思想領域最為開放的時代。其前期屬品格高尚、人格偉岸的胡耀邦銳意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時代。耀邦先生一生清正廉潔、克己奉公、關注民眾疾苦，是一個個性鮮明，頗具人格魅力的人，更是一位原則性強、魄力非凡、具有開放思想、致力於迅速改變中國現狀的領導人。值得一提的是，耀邦先生雖然年輕時沒有什麼機會接受正規教育，但他一生酷愛讀書，且涉獵廣博，是知識分子真正的良師益友。當年曾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耀邦語錄：只要我在位一天，就絕不能再讓知識分子受委屈！也正是這一點為他頂峰隕落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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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極左理論禁區是如何被突破的？ 

（一）“兩個凡是”強勢出爐  改革派浮出水面

 （註：該文主要取材於葉永烈的《鄧小平改變中國—— 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