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2-12  新浪博客

最近熱播的電視劇《身份的證明》和《父親的戰爭》中的向局長和翟隊長的角色，最後發現是叛徒和特務，令人印象深刻。在現實的革命歷史中，給黨和國家造成最大傷害的，倒不一定是叛徒或特務，而是一些身居負責幹部地位的共產黨員，典型的有四人幫，有康生，還有一些未被揭發出來的人，致死還被冠以“黨的優秀領導人，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封號。

１９４９ － １９５0年中共在占盡優勢的情況下未能一舉收復台灣，導致被美日今日培養的台獨分子挾洋自重，消耗了中華民族巨大的資源。造成台海戰役流產的主事者，軍事上是三野十兵團司令葉飛，攻打金門全軍覆沒；敵後工作是華東局社會部部長舒同，領導無方，造成台灣省工委全部被捕，吳石將軍被殺，極大地貽誤了攻台戰機，直至朝鮮戰爭爆發，美軍介入，國民黨在台灣得以偏安。

在饒漱石的主持下，華東局在1949年8月以加強台海戰役準備工作的名義另起爐灶，提出了解放台灣後台灣省政權的組成人員：由當時的華東軍區政治部主任舒同為中共台灣省委第一書記，劉格平為省委副書記，將台灣省工委置於舒同的領導之下。當時，甚至連台灣解放後的省委、省政府各部廳、地委、縣委的領導班子都已經在上海組建，併集中進行了有關台灣知識、政策的培訓。

據有關文獻介紹說，饒漱石選中舒同，首先因為他是一個有軍事經驗的政治工作幹部，既參加過紅軍長征，又長期領導白區地下工作。其次，他是一個有文化修養的知識分子，書法自成一家，預期在台灣可以起到統戰作用。選中劉格平，因為他是回族幹部，長期從事民族統戰工作，派到少數民族地區的台灣能夠勝任。為什麼由山東根據地幹部來組成台灣省委，除了因為負責進攻台灣的是山東過來的第三野戰軍外，山東渤海區也是唯一一個臨海的中共主要根據地，擁有從汪偽軍接管過來的成立最早的海軍支隊。

今天翻看舒同的歷史，我們發現他先後是黨內陰謀家康生和饒漱石的門徒。革命資格很老，從政劣跡斑斑。他在擔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秘書長兼宣傳部長，參與延安整風時的軍委整風審幹領導工作期間，積極推行康生的肅反擴大化路線，傷害了不少人。後來，又作為康生派到山東的特使，具體主持山東的審幹“搶救運動”，堅持極左路線，與當時主持山東根據地工作的羅榮桓正面衝突。由於舒同根本無法與羅榮桓抗衡，便把矛盾通過康生上告到中央。毛主席在1944年5月13日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出《關於反對反奸鬥爭左的錯誤給各地的指示》，向全黨通報山東整風的經驗，直接制止了舒同的錯誤。

解放戰爭時期，舒同在饒漱石的領導下，歷任新四軍暨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華東軍區暨第三野戰軍政治部主任；同時繼續接受康生的領導，在中共中央華東局常委兼社會部部長、國軍工作部部長，直接領導對台工作，是萬景光的頂頭上司。

在《中共山東歷史大事記》（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 山東省檔案館編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一書中，記載了舒同在山東1954年8月至1960年10月，在任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兼濟南軍區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期間的驚人政績：

反右派中：本來57年反右已結束了，他又創造性的發明了“整風補課”多打了許多的人。在省直機關54個廳局中，有補課任務的廳局有47個，受到重點補課的廳局級幹部占21.55%、處級幹部占14.17%、縣委委員一級的占12.9%、共打右派34，800餘人、開除黨籍11，900餘人，1980年全部“改正”，一個右派都沒有。

在農業上，1958年後，在全省大放高產衛星，虛報糧食產量，造成全省供應緊張，濟寧（含現在的菏澤地區）地區尤甚，從1958年1月開始，每天有上萬農民外逃行乞，最多的3月18日一天竟達5.7萬餘人，造成周邊省、區緊張，紛紛上報中央，要求山東採取措施，不要禍及他們。同年4月，省委發出緊急指示：自去冬以來，全省不少縣社相繼發生營養性水腫病，在某些地區還有急劇上升的趨勢，僅濟寧地區就達54萬人之多。舒同鼓吹的浮誇風、共產風，最後造成山東省幾百萬人餓死的慘劇。

舒同是個欺上壓下的專家，山東人民對他恨之入骨，連毛主席都對他存疑。1959年9月21日，毛澤東來到山東，舒同匯報過去幾年山東綠化造林的成績時，毛說：“你們年年說植了多少樹，造了多少林，怎麼我從北京到上海，在飛機上看不到？”。當舒同匯報到1959年秋後，全省計劃組織900萬勞力上陣，大搞山水林田治理時，毛問：“能組織這麼多人嗎？”

毛主席離開後，舒同不思悔改，卻趁“廬山會議”反“彭德懷路線”之風在山東全省開始整黨整社運動，以反對右傾保守主義為指導，在全省公社以下的三級幹部中批鬥11.12萬人，開除黨籍38，400餘人。由於舒同屢教不改，民怨太甚，影響極壞，1961年4月1日中共中央決定：撤銷舒同省委第一書記職務，暫時保留省委書記身份，下放到縣擔任縣委第一書記。

饒漱石當年選舒同擔任台灣省委書記，籌組接管台灣的幹部班子，以舒同當年的資歷與背景，對拉幫結派的野心家康生和饒漱石來說，可能是個最佳任命，對黨的事業來說，卻是個災難性的選擇。且不說當年台灣的敵後組織是因為他領導失誤而被摧毀，就看他此後在山東的從政經歷，可以肯定的說，即使是共產黨收復了台灣，以舒同這樣的幹部來治台，必然會是另一場災難。

至於以回族理由任命劉格平台灣省委副書記，有點牽強。台灣並不是一個少數民族地區，那裡九成以上的人民都是漢族，當地的少數民族主要是阿里山上的高山族，阿雅族，黎，苗族，信仰習俗與回教風牛馬不相及。

倒是安排由第三野戰軍的發源地山東省的老區幹部來接管台灣，確實反映了當年普遍依靠北方南下的幹部掌管地方工作的政治生態 --- 但這必須要建立在軍事鬥爭勝利的基礎上的。三野一天不踏上台灣島，在上海的“中共台灣省委”就只能隔海遙控。

對台工作內部混亂的後果是致命的：中共台灣省工委被垂死掙扎的國民黨情治部門順藤摸瓜，輕易地連鍋端掉，中共高層幾年來在台灣布下的情報網絡也隨着吳石將軍的被處決而銷聲匿跡。1950年6月吳石將軍被處決後，在台北馬場町被國民黨殺害的，主要是當年跟隨台灣省工委武裝部長張志忠在島內建立根據地的四百多個共產黨員和武裝群眾，總數竟達四五千人，鮮血浸透了刑場的土地。

總結金門戰役失敗及解放第二大島海南戰役成功的模式和經驗，1950年５月１７日，第三野戰軍前委發出了《保證攻台作戰勝利的幾點意見》，並成立了以粟裕為總指揮的前線指揮部，以3個兵團、12個軍，共50萬人的兵力，投入對台作戰準備。後又增加到16個軍，65萬人。即使如此，面對因缺乏可靠情報來源和沒有島上根據地等接應力量而變得陌生的對岸，粟裕還是提出：“攻台作戰如無絕對把握，不僅不應輕易發起，而且寧願再推遲一些時間”。

機會稍縱即逝。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兩岸形勢發生根本性的逆轉，台海戰役流產，中共就此失去了軍事解決台灣問題的第一個機會。
與金門戰役失利一樣，問題的根源還是出在當時的華東局內部。

中央先於1946年成立了主要由台籍共產黨員組成的台灣省工委赴台開展工作，後又因1949年華東局分工範圍的擴大，由華東局另行成立由舒同領導，以山東幹部為主的台灣省委。身兼華東局社會部和國軍工作部部長的舒同在當時倉促的組織和委派了一些缺乏地下工作經驗的人員到敵後去工作，整個組織從紀律到活動都顯得鬆散，內部爭議不斷，難以形成合力。舒同在上海組織了各級接收台灣的“影子政府”，當然會被1945年即接受中央安排，親手在台灣組建經營省工委多年的蔡孝乾等人解讀為華東局領導不信任台籍幹部，要占據今後勝利的果實。台灣省工委領導在被捕後大部分人迅速變節，投靠國民黨，不能說沒有這一方面的原因。

從現在可引作證據的解密文件發現，當年中共中央窮多年努力策反過來的台灣國民黨參謀本部次長吳石將軍，就是因為舒同派出經驗不足的交通員朱諶之，同時與吳石跟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聯絡，致使朱諶之因形跡過於明顯而暴露，吳石受牽連被捕，蔡孝乾隨後被捕叛變，出賣整個台灣地下組織。

事後，有人放出風聲，將導致吳石將軍犧牲，朱諶之被捕的責任全部推給蔡孝乾。而實際上，蔡孝乾的被捕叛變，是在吳石被捕之後。

台灣省工委覆滅後，我們沒有看到華東局的有關負責人為此作出的檢討，當事人全部被指令封口。而金門戰役的失利，則被列為軍事機密，幾十年來不予公開。

今天翻看已解密的史料，似乎當年饒漱石和舒同領導的參與對台工作的大部分中共幹部都迷信毛主席用兵如神，期望着人民解放軍能以泰山壓卵之勢，在一夜之間就能把大勢已去的蔣家那點不值一提的殘兵敗將打個稀巴爛，全面接掌江山也個只是個時間問題。在普遍輕敵的氛圍中，二十八軍攻打金門失利，而在上海的那些以為台灣即將到手的“接收大員們”，則沒能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充分利用台灣省工委在當地已經建立的基礎，在地下鬥爭戰線上取得任何成績。最後，由於台海戰役流產，原班人馬被轉去舒同主辦的華東人民革命大學，繼續等待機會。

上世紀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舒同主管台灣工作時見端倪。翻閱五十年代初的《解放日報》，可多處見到有關台共創辦人謝雪紅到上海，與舒同一起出席活動的消息。顯然，當時應為台灣地下工作失誤負責任的一些人還在繼續掌權。四年後，在華東局一手遮天的饒漱石於1954年上調北京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舒同則被饒漱石推薦，到山東省主政。

1955年，舒同的上司饒漱石因高饒事件被開除黨籍，同年又因饒（漱石）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冤案被捕入獄。1965年因此案被判有期徒刑14年，剝奪政治權力10年。同年假釋，文化革大革命中重新收監，於1975年死於獄中。康生亦於同年死掉，被四人幫風光大葬。文革後康生即被揭發為四人幫後台，罪大惡極，骨灰被踢出八寶山。

官聲不佳的舒同本人既有才又有後台，而且官運不錯，在宦海載浮載沉。文革後將被山東造反派的批判說成是被四人幫迫害，搭上了平反的順風車，被貶十幾年後重出政壇。這一次，不知道是不是對地方工作心有餘悸，還是不甘人後，他拒絕了排在習仲勛，楊尚昆之後的廣東省委第三書記的職位，主動到軍科院去主持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的編輯工作。這樣也好，至少可以繼續修飾有關自己的歷史。

舒同離休後後不甘寂寞，創建中國書法家協會，自任主席，自創著名的“舒體字”，連華國鋒都非常欣賞和模仿，搏得不少人的吹捧，還成了方正電子字庫推薦的標準電腦字體，去世後還引起了其後人向方正討要巨額專利費的一場官司。舒同活到93歲。據說他晚年一不寫回憶錄，二不讓出傳記。這位當年被毛澤東夸為“黨內一支筆”，“馬背書法家”，在戰爭時寫了大量的文章文稿的舒同，建國後連一篇回憶文章都找不到，想必是因其從政經歷話題敏感，所參與的幾件大事黨中央都有文件定論，乏善足陳，問心有愧。1998年去世後，在江西老家還建有“舒同博物館”，顯然是個人事業比革命事業有成。

對比那些犯了嚴重錯誤，應該對第一次台海戰役流產負責任而竟然在事後還文過飾非，官運亨通的主事者來說，已經犧牲了的烈士和在事後被某些人為了掩蓋事實真相而壓制的人，才是真正值得後人敬仰的英雄。而他們，也是無聲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