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者：某文藝出版社 資深出版人 某先生（暫不透露姓名）

被訪談者：馮學榮 獨立學者 著有《日本為什麼侵華》、《親歷北洋》

出版人：我想我們中國有不少歷史愛好者會有這樣的疑問——在侵華戰爭期間，不但是日本軍部瘋狂叫囂侵華，就是日本的廣大老百姓，對侵華戰爭也是相當的踴躍支持，不少日本民眾為侵華事業獻出兒子、丈夫的性命、並以此為自豪。日本這個民族當時到底是怎麼了？難道侵略別國還有理了？日本人到底還有沒有良知？

馮學榮：日本人有沒有良知，這個問題不能一概而論——哪怕是在昭和時代，這個問題仍然沒有一個籠統的答案。但是，你的問題提得很好，這個問題不太引人注意，但卻很有意思：侵華戰爭時期的日本民眾，為什麼以侵華為榮？他們到底是什麼樣的心態？要回答好這個問題，恐怕幾萬字論文的篇幅都不夠用。但是，其中有一個被許多人忽略的重要原因是：在戰前乃至戰時，日本軍部牽頭、並以日本媒體為幫凶，對廣大日本民眾開展了大規模的欺騙性宣傳。

出版人：日本軍部勾結媒體欺騙日本民眾。能否舉一些例子？

馮學榮：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是爆發在1931年9月18日晚上10:00過後的“柳條湖事件”——當晚，日本關東軍守備隊特工在瀋陽郊區的柳條湖，爆破了當時日本經營的“南滿鐵路”的一小段。爆破之後，關東軍火速集合部隊訓話，長官欺騙了鬼子兵，說：“暴戾的中國軍隊爆破了日本人依條約取得的南滿鐵路”——關東軍高層以謊言為手段、煽動了士兵的仇恨，並下令鬼子兵攻擊東北軍的軍營——瀋陽北大營。

出版人：也就是說，當晚攻擊“北大營”的日本鬼子，他們都被灌輸了一個虛假的信息：是中國軍隊炸毀了南滿鐵路？

馮學榮：是的。實際上是關東軍參謀吩咐特工炸毀了南滿鐵路在柳條湖的一小段，然後關東軍用謊言對中下層士兵進行了戰前動員、誣稱是中國軍隊干的。所以日本鬼子特別恨，衝進東北軍的軍營——北大營，見人就殺，凶得很。讀者可以參考關寬治、島田俊彥這兩個人所整理的《滿洲事變》，這本集子很好，收錄了許多的第一手史料。

出版人：關東軍為什麼覺得有必要對中下層士兵進行虛假宣傳呢？那時候的鬼子兵，本身也是挺討厭東北軍的吧？

馮學榮：事前，張學良在東北排日已經有一段時間了——當然了，張學良排日對不對，那是另外一個話題，今天我們就事論事，張學良在事變爆發之前，的確是有排日的行為，有的還相當激烈——而且就在前一段時間，剛剛發生了“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等排日事件，關東軍上下，其實早就已經對東北軍咬牙切齒、磨刀霍霍了。但是，為了統一口徑、也為了進一步激起士氣，關東軍參謀還是對中下層將士開展了虛假宣傳、並用謊言做了戰前動員。當然，這並不是說獸兵受騙了，殺人就可以原諒了。這裡僅僅是探討信息封鎖的問題，不是為誰開脫，日本鬼子也不值得誰來為他們開脫。

出版人：那麼“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呢？這個謊言怎樣能一直維持下去？

馮學榮：“九一八事變”爆發的當晚，關東軍就拍了電報到東京參謀本部，也對參謀本部進行了欺騙——電報的內容也是這樣說的——“中國軍隊爆破了南滿鐵路、向日本挑釁”，更可笑的是——參謀本部也被騙了——就在接到關東軍電報的時候，參謀本部的幾個頭頭還召開了緊急會議、傻傻地討論以下這個問題：“這到底是張學良有意挑釁呢？還是張學良部下的兵違抗軍紀？”——參謀本部的人在事發時，也是摸不着頭腦。事件爆發的那個時候，東京也不知情，也以為真的是中國軍隊爆破了南滿鐵路。

出版人：也就是說，關東軍在未徵得東京總部批準的情況下、私自炸毀了南滿鐵路一小段、然後栽贓中方、並以此為藉口進攻北大營、而且還對日本軍部寫了假報告、進行了欺騙？

馮學榮：是的。雖然也許讀者中有的人會不願意接受這個事實，但歷史就是這麼一回事——是關東軍的參謀瞞天過海、瞞住了中日雙方、私自策劃並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並侵占了中國東北三省。

出版人：那麼這個謊言維持了多久？日本軍部就一直被騙？

馮學榮：不是的。日本軍部不久之後，還是知道了真相。

出版人：那麼既然日本軍部不久之後知道了真相，為什麼不立馬下令制止關東軍、令其撤軍、並將東北土地歸還給中國？

馮學榮：兩個原因。首先是不想做。其次也是做不到。首先日本軍部本身對張學良的對日政策心懷不滿已久，關東軍鬧出了這個事，軍部其實很開心。其次，軍部也面臨着來自兩方面的壓力。第一方面的壓力是“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日本民眾的民族主義狂熱突然升溫，整個日本民族突然變得很“愛國”，日本民眾紛紛高呼揚眉吐氣，他們覺得日本人在中國東北被張學良欺負了好幾年時間了，現在終於“吐了一口惡氣”。這是第一方面的壓力。第二方面的壓力就是來自於關東軍。“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關東軍對東京放出了這樣的狠話——假如東京本部不支持我們（關東軍），那麼我們就退出日本軍籍、在滿洲另立我們自己的國家。

出版人：日本人的良知是不是有問題？張學良的父親張作霖都被日本人殺了，難道還要求張學良對日本友好？

馮學榮：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問題。關鍵還是那四個字：信息封鎖。張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關東軍炸死之後，日本軍部封鎖了信息，日本民眾對“皇姑屯事件”的真相，也是普遍不知情，也是直到戰敗之後，才普遍知道真相的——這件事告訴我們，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是多麼的重要，沒有言論自由，人接受片面的信息，往往會形成黑白顛倒的是非觀。

出版人：也就是說，“九一八事變”之後，關東軍以及軍部，都被日本民眾架到了“民族英雄”的神壇上了、下不來了？

馮學榮：正是。關東軍成了日本英雄。這個時候，無論是日本政府，還是日本軍部，都不敢公然對抗日本的龐大民意，而只能半推半就，尤其是軍部，它的態度確立得很快，事變爆發不久之後，軍部對關東軍的態度，已經完全轉向支持了。

出版人：那麼當時的日本民眾又是怎麼想的？他們也認為南滿鐵路那一小段是由中國軍隊炸毀的嗎？

馮學榮：是的。當時的日本民眾也是普遍被欺瞞了——日本的報紙進行了廣泛的失實宣傳，說“中國軍隊炸毀日本人經營的鐵路”——所以當時的日本民眾認為這是中國軍隊的挑釁，所以關東軍還擊是“對的”、是“英雄”的舉動。

出版人：那麼日本媒體又是怎麼回事？知道真相的記者，難道一個都沒有嗎？

馮學榮：不是的。事變不久之後，已經有日本記者通過私下渠道、獲知了“柳條湖事件”的真相、並開始着手、準備“翻案”。但是，還未等這股“翻案風”颳起，日本軍部就及時派人召集了日本各大媒體的負責人開會，採用半洗腦、半恐嚇的方式、對日本媒體進行了“集體招安”，這樣一來，整個日本媒體界就達成了口徑一致——“柳條湖事件”的真相，不宜對日本民眾進行公開——所以，日本底層的廣大民眾一直被隱瞞。在這個期間，也有少數媒體人不服從，但是這一批人普遍遭到了迫害，他們的聲音發不出去。

出版人：一直被隱瞞到什麼時候？

馮學榮：一直隱瞞到戰敗後的東京審判，當遠東軍事法庭的戰犯們紛紛在庭上供出“柳條湖事件”的真相時，對於戰後的日本民眾，這是一條轟動性的新聞。直到那個時候，日本民眾才恍然大悟——“哦！原來如此”。

出版人：但是這個重要嗎？退一步而言，就算當年柳條湖的那段鐵軌是中國軍隊炸的——我們中國人在我們中國的土地上炸鐵路，關日本人什麼事了？日本人能因此派兵過來嗎？

馮學榮：問得好。你這個是非判斷，放在今天，應該是沒有太大爭議的。但是，當年的日本民眾不是這樣認為的——當時的他們認為：南滿鐵路是大清國政府自願簽署《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許可日本經營的，而中國的東北軍對其進行炸毀（他們當時相信），是“赤裸裸地欺負日本人”的行為——當年的國際秩序和是非標準，和現在還不太一樣。

出版人：我打個比方吧——假設我們中國徵得坦桑尼亞政府的許可，在坦桑尼亞境內經營一條鐵路，這條鐵路被坦桑尼亞的地方部隊炸毀了一段，那麼，我們中國軍隊就可以殺過去嗎？不應該吧。我想不通——日本人連這麼簡單的道理都糊塗了？

馮學榮：這也是一個好問題。我的答案是：當今世界的人民，應該大部分都會同意你的看法，但這是在人類社會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以及殖民地解放戰爭之後、才逐漸形成的普遍共識，而同樣的問題穿越時空、放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殖民時代，人們往往會給出不同的答案。例如說潘金蓮，我們今天都認為她可以跟武大離婚、改嫁西門，但是在當時就是不行，當時的人們遵循的不是我們現在這一套是非標準。我們討論問題，有一個時空條件，否則腦子是會混亂的。中國成語中有一個叫做“刻舟求劍”，大概說的就是這個意思。當年的殖民主義，當年的國際秩序，都是有問題的，正是因為有問題，才會有戰爭。

出版人：也就是說今天全球人民所普遍認同的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是在過去的一百年之間逐漸形成的新的國際秩序，而這種嶄新的國際秩序，是在經過了一百年來的無數戰爭和流血之後，才在各方博弈之下而形成的，而在今天這個國際新秩序形成之前，當年的國際舊秩序、以及當時人們的舊是非觀念，和現在是有一定的偏差的？

馮學榮：正是。就是這個意思。當年是個殖民時代，殖民者所遵循的標準是——條約無論平等不平等，既然簽了，就是要遵守的，你不遵守，就是你野蠻——殖民者他不但不認為自己野蠻，反過來還認為你野蠻，我們現在看來很荒唐，可是當年就是這麼回事。

出版人：這個可否這樣理解？人類的秩序，有一個“試錯”的過程，當年的殖民者也是“試”了之後，才知道殖民這條路是“錯”的，在他們沒“試”之前，不知道它“錯”。

馮學榮：可以這麼理解。正如共產主義試驗。你在沒試驗之前，人們不知道那樣行不行得通，也是在試了之後，才知道它行不通。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可以理解為人類的“試錯”過程。

出版人：關於日本軍閥聯合日本媒體、欺瞞日本民眾這件事，還有沒有別的例子？

馮學榮：還有。例子多的是。再例如1932年1月18日在上海爆發的“日僧事件”，這件事也是一起典型的信息封鎖事件。

出版人：能否具體說說？

馮學榮：1932年1月18日，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副武官田中隆吉，指派川島芳子，密令一夥流氓，在上海的大街上對日本僑民進行毆打，當場打死日本和尚一名、打傷三名。事後，日本軍部又是操縱日本媒體，對日本民眾進行了虛假宣傳，說“中國人殘害日僑、打死日本和尚”——日本軍隊就以這個為藉口，於1月28日對上海的中國守軍發動了猛烈的軍事進攻，中國守軍奮起抵抗。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一二八抗戰”，在日方則稱為“第一次上海事變”。

出版人：日本特工打死日本人、栽贓給中國人，日本民眾都信了？

馮學榮：是的。當時都信了。當時那一代的日本民眾，接受了許多這樣的虛假信息，所以會咬牙切齒地說出諸如“膺懲暴支”這一類的話，我們必須要知道這些不太引人注意的細節信息，才能理解當年的日本民眾為什麼會萬人空巷歡送鄉人出征，才能理解日本人為了侵華甘願貢獻兒子和丈夫的生命——當年他們認為是中國人欺負他們。這個在我們看來完全是顛倒黑白，但是當年日本民眾還真的就是這樣想的。歷史有許多的魔鬼細節，如果忽略這些細節，看問題就會看不清楚。

出版人：“日僧事件”的真相，也是一直瞞到東京審判？

馮學榮：是。“日僧事件”的真相，也是一直瞞到了戰後東京審判的時候。在遠東軍事法庭上審理田中隆吉時，真相才大白於天下。事情水落石出之後，日本民眾輿論又是一陣譁然。所以在戰後，軍人在日本的地位特別特別的低，戰後的日本民眾，不但瞧不起日本軍人，而且是反感，普遍的反感。

出版人：戰前的日本不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嗎？日本媒體不是民營的嗎？軍部為什麼能夠控制媒體？

馮學榮：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總體上的確能算是個言論自由的國家，而且媒體民營，當時日本的報業十分發達。但是在日本軍人殺死日本首相犬養毅之後、尤其是到了“二二六兵變”之後，日本政府事實上是被軍方控制了，從此日本這個國家的發動機和方向盤就出了問題，日本後來走上不歸路，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就是軍人掌權的必然結果。曾經幾次擔任過日本外務大臣的重光葵，在戰後寫過一本書，叫做《昭和之動亂》，在這本書中，重光葵將日本軍人奪取日本政權、裹挾國家走上戰爭之路的這個過程，稱之為“動亂”，這個說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當年日本的國家權力倘若沒有被軍方奪取的話，日本不至於象後來那麼瘋狂。

出版人：所以，罪都是日本軍閥的罪？日本民眾無罪？

馮學榮：我覺得倒也不能這麼說。雖然說日本民眾確實是受愚弄了，但是我想也並不能因此就說日本民眾沒有責任。因為“受愚弄”本身就是一種過失。誰讓你受愚弄？誰讓你迷信日本報紙？誰讓你不設身處地、站到中國人的立場上想一想？人有惻隱之心，但是有時候人的惻隱之心會被一些別的東西掩蓋，例如利益，例如仇恨，例如謠言，例如洗腦。

出版人：當時的日本民眾，恐怕也有“滿洲情結”吧？也不僅僅是“受軍部愚弄”這麼簡單吧？

馮學榮：你說對了。我說當年的日本民眾受軍部和媒體的信息封鎖和宣傳愚弄，其實這只是其中的一個原因而已。事實上，當年的日本民眾確實普遍存在“滿洲情結”——他們一直認為“滿洲”是日本人在1905年趕跑俄國佬、打下來的、並認為日本民族對滿洲有功，因此理所當然享有在滿洲發展的權利——這個權利，包含了耕種、開礦、經營鐵路、移民等。所以張作霖沒死的時候，日本人老是纏着張作霖，要求張作霖履行《二十一條》，要他簽這個、簽那個，所簽的東西，基本上都圍繞着前面所說的幾方面殖民事業打轉。

（未完待續）

2014/12/08  Lof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