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山

延安整風運動發展成抓暗藏敵人的運動，鬥爭升級到“反奸反特”。於是康生帶頭在西北公學炮製了 “張克勤反革命特務案”。

“張克勤反革命特務案”

王實味的出現，令毛澤東和中共感到不安。1942年毛已經認為，延安到處都有“暗藏的敵人”：“中直、軍委、邊區幹部中知識分子有一半以上……要有眼光去發現壞人，即托派、國特、日特三種壞人”；“醫大、中研院、民族學院、延大、科學院、魯藝、西北局、邊區政府，都有可能暗藏壞人。”[9]

整風運動迅速階級鬥爭化，演變成抓暗藏敵人的運動。西北局高幹會議是轉折的標誌。

10月19日，毛澤東在會議開幕詞中強調：“要好好注意清查王實味之類的分子，要客觀地、精細地、長期地去清查。”

11月21日和23日，毛澤東花了兩個整天，在會上做長篇報告，他厲聲譴責黨內有“部分反革命奸細、托派分子，以黨員為招牌”進行反黨活動。他說，整風不僅要弄清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思想（半條心），更要弄清革命與反革命（兩條心），要注意反特鬥爭。毛講話後，康生、彭真、高崗急忙表態，代表各自主管的單位擁護毛的意見。最後會議決定，實行黨員重新登記，劃出清洗人數的比例，包括奸細在內的壞人要占到黨員總數的10%。康生在會上宣布，整風轉入審幹、肅反的清黨階段。鬥爭升級到“反奸反特”。

西北局高幹會議後，1942年夏秋，康生帶頭在西北公學炮製了 “張克勤反革命特務案”。

張克勤，學生出身，19歲，是來自甘肅的中共地下黨員。康生、李克農、汪東興、李逸民等人在研究了張克勤複雜的家庭背景和社會關係後，決定拿他開刀。在汪東興的窯洞裡，他們提審張克勤，說“有人揭發你在延安是搞特務的”。一天審問下來，張克勤堅決否認，雙方陷入僵局。汪東興採用了中共蘇區搞肅反時的“車輪戰”， 三天三夜不許張克勤休息，審訊持續到第三天凌晨。張克勤筋疲力盡，精神崩潰，表示願意坦白。於是，審訊者要什麼，他就提供什麼。按照康生、李克農的指示，張克勤被迅即“包裝”完畢。第二天召開西北公學全校師生大會，讓張克勤現身說法，邀請延安各機關、學校、團體派代表參加。張克勤按照康生等人的要求，在會上痛哭流涕地“描述”了自己是如何參加甘肅假共產黨，又如何在延安進行特務活動的；指控地下黨是為國民黨服務的特務機構。為了立功贖罪，張克勤還供出了十幾個“特務”，包括自己的朋友。最後，他編造了自己的轉變過程，表示衷心感謝黨對他的“搶救”。

不久，康生宣布河南黨是國民黨特務領導的“紅旗黨”（意為“打着紅旗反紅旗”）；大後方四川黨、雲南黨也被國民黨“紅旗政策”破壞。延安各機關、學校、團體開始了批鬥各自“特務”的運動。幾乎所有來到延安的青年都成了特務嫌疑犯，因為他們都來自國統區，都曾是中共地下黨員或是由地下黨介紹到延安來的。每個人之前寫的自傳、反省材料恰好可用來作為特務的“證據”。

建立極權制度架構

1943年3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決定》，“會議推定毛澤東為政治局主席”，書記處重新決定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同志組成之，毛澤東為主席”。書記處“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10]毛澤東此時大權獨攬，集黨的政治局主席、軍委主席、書記處主席於一身。

在中共政治局及書記處之下，設立宣傳委員會與組織委員會；設立了華北、華中、陝甘寧晉西北、大後方、“敵占區”等各地區。《決定》規定“主席有最後決定權，各中央局直接向書記處負責”，各地區的黨政軍民工作也都直接向書記處負責，就是向毛澤東個人負責。整風之後出來了“三個中心”的提法，即毛澤東是思想中心、政權中心、軍事中心。

評語：

其實當時揭露延安黑暗、“攻擊革命、誣衊共產黨”的，不止王實味一人。王實味那時只要低頭認罪，學學丁玲、艾青等人，把自己作賤、糟蹋一番，也許就能逃過最後的劫難。

王實味之後，沒人再敢說真話，人人開始違心說假話，為中共、為毛澤東唱讚歌，絕對服從的黨性代替了人性。

1944年6月，有記者訪問延安時觀察到：經過兩年的恐嚇和洗腦，人們“脫胎換骨”了，“以同一的問題，問二三十個人，從知識分子到工人，他們的答語，幾乎是一致的”。延安的空氣“幾乎使人窒息”。連共產國際的代表都受不了，說延安的情形令人喪氣，人人流露出緊張和恐懼……人們不再表達自己的意見，而是背誦黨領袖的文章。

注釋：

[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頁388。
[1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頁431。#

（編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紀元特約作者從中共黨史機密檔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無法一一註明出處，大紀元將在適當時機公布信息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