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運動（網絡圖片）

上高中時，讀陶斯亮紀念其父的文章（《一封終於發出的信》），心中頗有同感。那時便立意要為叔父所遭苦難寫一遍文章，給未來研究“共產主義天堂”的史家們提供一點史料。然而惰性使然，30餘年了，未能動筆。隨着伯父和父親的相繼去世，叔父現已耄耋之年，每每回家，看到叔父的身體太不如從前，讓叔父生前能看到此文的緊迫感，像鞭子似的催着我必須儘快了卻此積久的心願。

名人高官之遭遇雖可傳世，亦不過為綿延數千年宮廷惡鬥再添一點花絮而已，然“小人物”卻可真正見證一個時代的悲哀和一種制度的殘暴。叔父雖為社會底層的小“右派”，但其所遭受苦難的時間跨度、烈度遠勝於陶鑄；且其不涉權鬥，叔父也從未施害過別人。叔父的苦難不過是千千萬萬“小人物”的縮影；

叔父生於農曆甲戌年（1934年），祖父為其取名為劉鸞翔，上學後取學名為劉念勝，5歲而孤。雖有兄長二人，但早已分家立業。隨寡母靠七畝薄田維持生計。因無力耕作，就租予他人，結果在中共“土改”中落個“小土地出租”的剝削階級成分。因家裡無力供其繼續讀書，叔父16歲便從軍南下至廣東。七年後轉業至老家縣人委會機關幹校任教，工作僅一年，57年因受中共“批評與自我批評”之蠱惑，向當時一位姓杜的縣委書記提了幾點意見，結果“右派”加身。貶至該機關畜牧場強制勞動三年，每月僅發15元的生活補助費。

這個畜牧場實際是一個養豬場和種菜場（有幾十畝菜地）。其勞動強度超出了一般書生的承受能力：每天要三華里外的縣城挑大糞，來回數趟給蔬菜施肥；如遇冬天，蔬菜淡季，就要到結冰的水塘撈浮萍餵豬。白天高強度的勞動，晚上還要寫自我檢查向組織匯報。超強的勞動和精神的高壓，讓人痛不欲生。一個耒陽籍的銀行職工，姓謝，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不明不白地死去。

前些年看叔父當時與父親的通信得知：當時叔父不想保留公職，願回鄉做一農夫，父親要他不管受多大的委屈都要保留公職。兄弟倆在商談此事時，因意見分歧，父親生氣離席而別。叔父特就此事去信向父親解釋。

最近整理父親遺物發現此期間叔父給父親的二封信。得知叔父當時的窘境：在此期間叔父禍不單行，繼政治的高壓隨之而來的是工資的停發（每月只發生活補助費15元），偏偏此時又患有嚴重疾病須住院治療。

1959年10月5日叔父給父親的信中說：

二哥

前次給劣子帶去的信，不知收到否，頗念。

我的身體是如此不作主，好幾天又惡作劇了，於本月四日又住院。經濟條件是如此惡劣，偏偏卻要帶來一些額外的支付。但有什麼辦法。你付來伍元已花光了，現住醫院須要人民幣拾元。而發薪又未到期，使得我東奔西走，想方設法借了伍元錢才安妥了院方。你目前的情況我是知道的。請你將我放在家裡的定期存款30元的寄給我。上次我回家丟下的40元的定期存款。就作你的帳戶算了。你存在支行的就我的賬戶算了。我欠你的錢，你如急需用的話你可馬上支用即是。余不一一

祝好（在一星期之內付來）

勝　1959.10.5床上

（說明：劣子是我表兄的小名，叔父的外甥）

如果說1959年下半年叔父還有點積蓄的話，到了1960年叔父已不名分文，連一兩米票也不存。為此，1960年9月給父親信中說：

二哥

我近來因患腸胃病不能吃乾飯，醫院根據此情況，給我打了個條子，但我身邊不存一兩米票，你是否能找壹斤米票給我寄來。我知道你的定量也很低，是有困難的，同時你有愛喝一點酒。更有困難，但當前我處較艱巨的勞動改造中，你想辦法給我支持一下吧，克服一點困難，我以後當然是記得的，

祝好

勝　60.9

三年強制勞動改造結束後。1961年春，叔父戴“右派”帽子，被安排到清溪完小教書。期間經親友介紹與株洲市601工廠一被解散的女工——吳艷輝（老家人無論老少都習慣性地叫她小吳）結婚，婚後感情甚篤。無奈，人必生活愛才能持久，感情戰勝不了飢餓。1961年正值國家大災難時期，物價飛漲，叔父每月的生活補助費根本就維持不了這個家。吳嬸長沙市人，自小在城裡長大，不習慣農業勞動，曾多次提出要買一部縫紉機來維持個人生計，但連這點起碼的要求，叔父也無法滿足她。吳嬸只有面對着叔父暗自流淚，雖未提出離婚，但叔父的內心充滿着痛苦的掙扎——經濟的拮据、政治的高壓、感情的纏綿。為了不連累一個異鄉女子，讓她回長沙就業，叔父只好動員其解除婚約。其時吳嬸已有身孕，相約待形勢好轉再復婚，生男取名為“洪流”，生女取名為“安燕”。揮淚送別至縣城汽車站時，叔父無以相贈，只有脫下身上稍微值錢的一件毛衣給吳嬸留作紀念。

1992年暑假，同叔父到長沙尋親。在長沙郊區找到吳嬸弟弟的家，叔父平靜地講述其與吳嬸的相識、相戀、相約、相別及未來小孩取何名的約定。孩提時，冬日無事，村里人聚在一起常聊起叔父與小吳這段纏綿悱惻的故事，倒也沒什麼特別的感受；然而這次通過叔叔之口講出來，一股酸楚油然湧上心頭，我的淚控制不住了、不自覺地就滲入眼眶。

吳嬸的弟弟告訴我們：“所生女孩當初按約定取名為‘安燕’，只是後來姐姐實在無法支撐下去了，就再嫁他人。因繼父姓馬，故安燕就改為馬燕。”我老家隸屬安仁縣，燕子乃候鳥，安燕者，乃寓燕子到時平安歸來之意。叔父無力撫養生女，小孩由他人撫養成人，隨繼父姓也是人之常情，只是去了一個“安”字，叔父有點失落感，在回市區的路上叔父轉念一想又對我說，畢竟還是保留了一個“燕”字，還得要感激她繼父的。

馬燕舅舅講述了其童年時的悲慘生活，叔父聽後心裡非常愧疚和不安。到旅館後，叔父怕見到馬燕後受不了，就有中止這次尋親活動之意。我鼓勵他說“我們既然來了，還是探個究竟，也不枉此行。”下午我倆按照馬燕舅提供的地址找到馬家。路上叔父擔心馬燕繼父一時不能接受，就囑我先進去看個究竟。那時馬燕家還是平房，門是虛掩着的，我輕輕地推門進去。馬燕的繼父坐在大堂的沙發上。我問：“請問這是馬燕家嗎？”馬燕的繼父是一個極精細的人，就反問我：“你是不是後面還有一個人，你要他進來吧，他跟馬燕長得一個模子，一看就知道他是馬燕的生父。”。叔父聞之便推門進去，我們略談片刻，吳嬸從睡房出來，埋怨她在劉家及別後的苦難。因馬燕不在家，馬燕的繼父就將馬燕的相冊拿出來給我們看。

看了馬燕的相冊之後，叔父是一個晚上沒睡着。此時他是急不可耐地想要見到馬燕。結果第二天一大早馬燕就和她同母異父的妹妹來到旅舍，父女相見別有一番情趣和悲催。馬燕說：“之前還不知道我還有一個生父，心裡很自卑，總以為自己是一個私生子。”。

這次長沙尋親那是後話。再回到他倆當初“形勢好轉後再復婚”之約定，孰料形勢非但沒有好轉，而且還在一天比一天的惡化。空前的三年災難過後，隨之而來的是“社教”和“四清”運動，叔父的日子更難熬了。後，叔父調到本鄉完小任教。1964年，與學校附近一農村寡婦結婚。婚後不久即以莫須有的罪名把他開除教職。原有的微薄工資沒了，再加之政治的高壓，社會的歧視。女方子女怕受到株連，就逼叔父離婚。期間叔父工資沒了，生活無着落，成了社會的棄兒。就只能在女方家進行繁重的農業勞動，以求容身之所。身子已痩得只剩下一把骨頭了，有次再也爬不動了，躺在床上等死亡。好心的朋友捎信給我伯父和父親要他們趕快把叔父接回來。那時我的奶奶還健在。奶奶舊時的小腳女人再加之高度近視，就在我十二歲的二姐的摻扶和帶領下探視我的叔父。叔父躺在床上已不能言語了，頭上已蓋上了一張白紙，在兩眼處挖出了兩個小洞——那可是我們老家人死後入殮時的風俗呀！此情此景，可憐的奶奶只有呼天嗆地的哀嚎，別無他法！後伯父和父親將他接回老家，幸而老祖宗給他留有兩間祖屋得以棲身。

這期間，上面一有政治活動和任務，叔父就是公社、大隊部的箭巴子。政治活動分子及公社、大隊兩級幹部可任意將其抓去關禁閉、遊街、批鬥。一關禁閉就是好幾天，那時叔父孤身一人，靠二姐送點飯給他吃。

“四清”運動剛結束，1966年文革風暴又起，死亡再次威脅着叔父，盲從的紅衛兵肩扛紅旗、手持紅寶書走村串戶尋獵物抄家、抓人.1967年春，為了躲避這場風暴，叔父到相鄰縣永興縣販運籮筐、扁擔、原木以維持生計。孰料一回家就以“反革命串連”的罪名抓起來關在公社達三個月之久，吊、打、捆、綁各種酷刑應有盡有。有次在我劉氏宗祠堂（土改後被中共強搶，一半分給一貧僱農，另一半為大隊部辦公地）里，將叔父左右手自食指至無名指各自對應用細繩捆綁，雙手的中間插上一根竹筷子，筷子在中指和小指間系一條繩索，繩索套在滑動輪上（此類“滑動輪”，我們老家又叫“彈葫蘆”，打井水或將谷等物提到樓上所用的一種工具，用堅硬的木質製作：長條橢圓形的木塊，中間挖一個長方形的洞，洞中栓上一個帶槽的園木滾輪。），祠堂二樓的木質樓板挖一個長方形的小洞，滑動輪的一端系一條短繩穿過小洞，短繩栓上一短棍，就這樣滑動輪掛在祠堂二樓的樓板下。繩的一端系在叔父雙手的中指和小指間，另一端則由人拉住，將叔父上下升降用竹條鞭打。打暈了就用冷水潑醒，足足打了幾個小時。那時我還沒上學，才幾歲。因叔父一直不在身邊生活，我也不知道這個被打的人就是我的叔叔，就隨小夥伴們趴在木質的樓梯間看“鬥地主”（那時我們小孩模仿大人們這樣吊着人批鬥的遊戲叫“鬥地主”），我不由自主地流淚了。打過癮之後，在一遍高呼“打倒劉念勝”的聲浪中，持繩的另一端者將手一松，滑動輪呼呼作響。叔父猛的癱倒在地上。後有人將叔父拋到樓梯下的角落。下樓梯時看到叔父身上的白T恤滿是血跡，漢臭味中混雜着血腥味至今仍印在我腦中揮之不去。後來好心的村民將叔父背回家，叔父在床上躺了七天七夜不能動彈。這年生產隊結算叔父只剩下6兩谷，大半年的生活沒有着落。就靠幫別人運石頭，或到十里外的衡東縣南灣沖砍柴賣來維持最低的生存。這年祖母去世，由於當時政治的高壓和經濟的困頓，沒有開追悼會就草草地安葬了祖母。直到後來待我們家好轉，後輩子孫均通過高考跳出“農門”，有些村婦還在拿此事嘲笑我們葬祖母如葬叫花子。

叔父雖家徒四壁，能抄的東西早就抄走了，於群盲們不值錢的中外名著也早已付之一炬。然而一有政治活動，叔父就是被抄的對象。記得幾歲的時候有一群人來叔父家抄家，母親怕他們也來我家抄，並順手掠去錢財，就用一塊紅領巾包了幾塊錢讓我出去玩。

小時候常聽到叔父跟父親哀嘆“日子難熬啊！”，父親亦哀嘆並自責說“當初就不應該勸你保留公職，如果流落異鄉，遠走新疆，在一個雜居的地方也許境遇不至如此！”。其實，叔父16歲離開家鄉，在老家與任何人都無冤讎。打我叔父最凶的竟是他的一個學生，其家與我家世交，其家雖是貧農，其父雖是大隊幹部，但與我叔父三兄弟頗有私交，在那個赤色恐怖的年代裡還暗助過我們家。待叔父平反後，其父曾到我家當着叔父三兄弟的面道歉。叔父苦笑說：“若不是這種邪惡制度將人性中的惡發揮到極致，也不會至此。事已過去，世交還是世交。”

年齡稍大後隨姐姐跟叔父拜年，記得有一年春節到叔父家拜年，叔父茫然不知所措，竟然找不出幾個茶杯來讓我們喝水。

到了七十年代中後期，有一年冬天，外面大雪蓋地，叔父腳穿草鞋，推着一輛木質手推車，去攸縣綠田墟賣大蒜。我們幾個侄男侄女在祖屋的大門口望着叔父遠去的背影，搖頭哀嘆叔父命苦；母親也常哀嘆叔父“何時能有個出頭日？”……

所幸，毛魔嗚呼哀哉三年後，叔父恢復了工作，重新成家立業，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2017年6月19日

【民主中國首發】時間：8/14/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