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偉大領袖提倡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以來，我就往往在對立面掛着。文革結束後，我感覺自己基本沒站錯隊，便常有幾分竊喜，口裡雖說不恨那些整過自己的人，刻在心底的往事卻像噩夢，一輩子化不開。
近年，讀到《聖經》中耶穌被鞭打得鮮血淋漓、臨上十字架時，曾對那些迫害他的人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這句話深深打動了我，我不由不感到羞愧。這就是神的兒子與我這凡夫俗胎的區別。耶穌沒有任何過犯，卻為我們釘死在十字架上，而我這個罪人，卻在一味譴責別人所犯的罪錯，閉着眼睛不看自己。我這裡所說的罪，不是殺人越貨之類，而是跟神的兒子耶穌相比太不完全，距離神造人的初衷過分遙遠。
人的罪性之一，即是趨利避害。我沒有去迫害別人，很大程度取決於我沒有這種權力與機會；試想若有這種機會，在長期階級鬥爭觀念灌輸與洗腦之下，在高度迷信與對偉大領袖的崇拜下，在革命形勢的驅趕下，我會不去迫害那些所謂的“階級敵人”嗎？不是我往自己臉上抹屎，而是有行為可證：就是對最疼最愛我的父親，我也曾手下無情，在他處境最艱難的時刻，為顯示自己是要革命的，為了表示要與他劃清界限，曾向他投過一槍，只是殺傷力不大而已。
自從填履歷表有了出身一欄，父親便讓我們寫成“舊軍政人員”。他是民主黨派的，解放前曾參加過民主運動。大院裡的孩子就連與民主運動不沾邊的，也填“職員”，但他強調要對組織忠誠老實，結果，卻把自己的子女推到了對立面。隨着我處境的不斷惡化，我對父親的埋怨也逐漸加深，甚至有恨在心裡發芽。
父親最疼愛的一直是我，在心底我與他感情最深。自從因出身不好挨整後，我就開始怨恨他，愛與恨糾纏在一起，充滿着無奈與矛盾。我不得不試圖與他劃清界限，曾寫過不少思想匯報，將自己和他批得一無是處，想擠進團組織內。可是，我很快灰心地發現，這界限根本劃不清，無論我怎麼努力，寫多少思想匯報都是一堆廢紙；無論我怎麼把自己說得一無是處，組織的大門不會向我打開一角，還把我撞得頭破血流。因進步毫無希望，爭強好勝的我恨自己生在這樣的家庭，怨父母不該把自己帶到這個世界上來，驕傲也隨之變成了自卑。
文革初起。父親的機關有人給他貼了十幾張大字報。他被貼得臉色鐵青，眼裡滿是恐懼。我似乎還嫌父親的壓力不夠，為表現自己的革命與趕潮流，更為了表現確實在與他劃清界限，遂做起了家裡的造反派，動員弟妹和我一起給他寫過一張大字報。內容如今已經記不清楚，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情，例如他自私，困難時期曾到自由市場買過一隻雞之類。解放以來，父親變得特別謹慎，即使在家裡，也常常望着天花板發呆，談話從不涉及政治。這張揭發父親的大字報，最後是父親自己拿到機關去的。他覺得正常，我也覺得理所應當。幾十年來，他從沒為此指責過我。直到父親去世的前幾年，回憶往事，我才有了內疚與不安，覺得自己的行為是給他雪上加霜。其性質與那些大義滅親的弒父者一樣，只是我的手裡沒有足具殺傷力的子彈，我的革命意志還不夠堅定，也多少有些作秀的成分。十誡中有“孝順你的父母”。試想，一個人連給予自己生命的人都不懂得去愛，那他（她）怎麼可能會真正地愛別人。所謂愛人民，不過是一種無的放失的虛幻意念罷了。
那時，社會上整校領導的聲勢已經相當兇猛。我校在大潮衝擊下，給校長、團委書記等戴高帽遊街，打人也發生過，可能跟清一色高中生有關，都不算特別狠。
運動初起，老師給校長貼大字報提意見，校長卻找幾位歷史有問題的老師談話，威脅要將他們的檔案抖摟出來。有個姓王的老師，上大學期間正是1957年左右，反右時曾有過所謂“右派言論”，雖沒打成右派分子，卻已記錄在案。這一談話，搞得王精神失常，第二天在學校的樓道里突然跳出來，揚言要與毛主席拼命。並沒有攻擊偉大領袖的施政綱領與人格，只是一通胡言亂語，卻已足夠貨真價實的“反革命猖狂進攻”。在工作組和師生代表委員會的領導下，將王整得很慘，五花大綁，跪在地上，拳打腳踢……
我校團委書記整天大講階級鬥爭，整人也狠。我們班的何景儀，聽說被查出家庭出身不是小業主，而是地主，團委書記就提出要開除何的團籍，搞得何有好幾個月精神到了分裂的邊緣（後來，每次與她見面，她都在叨嘮這件事情，可見傷痕之深，並在更年期時跳樓自殺。）後來團委書記也被批鬥，還挨了打。我雖然覺得打人不對，但看着給我不喜歡的老師戴高帽，批鬥他們，我都覺得挺正常，甚至有種快感。那時，“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已經深入我心，階級鬥爭與造反有理也逐漸成為植入我血液中的蠱蟲。
工作組一來，就反對將矛頭指向校領導，主張全面開花，大揭蓋子，很像當年的反右派。特別是那位組長，對普通老師態度極壞，在全校大會上嚴厲指責那些給校領導提意見的老師。在他引領下，開始給老師們上綱上線，幾乎是一個個過篩子。我們班有位女同學，歷來愛當老師的向日葵，特別喜歡圍着老師提問題。不知道是團支部的幾位慫恿了向日葵，還是向日葵主動向團支部表功，他們突然貼大字報揭發穆老師，說他講過“反對毛澤東思想不一定反黨反社會主義”，並據此將他打成反革命。一時間，牆上堆滿了聲討穆老師的大字報，有老師們的揭發，更有諸多同學的聲討。我記得穆老師那些天主動將分頭剃成了光頭，無論見到誰臉上都沒任何表情。運動開始，他曾和當時的幾個年輕教師一起，給校領導貼過不少大字報，這下引火燒身了。向日葵的揭發，根據他讓我們學習毛澤東主席在全國最高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引起。那天下課後，向日葵向穆老師提問：反毛澤東思想是不是一定反黨反社會主義？穆老師拿毛澤東主席的話回答她，說宗教是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但愛國宗教人士是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所以，反對毛澤東思想不一定反黨反社會主義……
文革一起，講的是造反有理。這句話特別對我們的口味，小人物被壓制久了，一旦有了條件，不造反還能怎地！我們幾個人寫一張大字報，指出在工作組領導下，現在運動的大方向錯了，不該壓制群眾的革命熱情，更不該把矛頭對準普通老師。穆老師在我們班挺有人緣兒，一時動員了共十一位同學簽名。結果工作組長在大會上直接把矛頭指向了我們。
沒多久，聽到工作組要撤離的消息。工作組臨撤離的頭一晚，陶鑄突然光臨我們學校。那年頭革命革得人人都像打了雞血般興奮，不知道什麼叫困，同學們大都連軸轉，不分晝夜商討革命形勢，籌劃對策，趕寫大字報。我們這幾個無法置身事外的當然也不例外，陶鑄來的那晚我也在場。那時的陶鑄已經是中央的第四把手，對我們學校來說當然是莫大的榮幸。首長講話大概的意思是工作組要走了，你們學校的學生代表骨幹表現不錯，堅持了運動的正確方向，今後就靠你們這些小將，把學校管理好……這番講話的含義明顯是把學校的管理權交給工作組支持的幹部子弟。
工作組撤離大約在8月份左右，不久，以工作組依靠的骨幹為核心的幹部子弟組建了老紅衛兵，想要領導學校的運動，但想把權力接過來卻頗有些力不從心，學校里一時出現了群龍無首的狀態，壓在我們肩頭的山，大有搖搖欲墜的趨勢，我們的隊伍又有些壯大起來。實際活動中，我們以戰鬥組為單位，戰鬥組的名字就叫“造反有理”。看來，偉大領袖的這把火，也把我這從不關心政治的人點着了。我們班的這個戰鬥組什麼出身的都有，甚至有個據說出身軍統兼中統雙料的女生，大家也一視同仁。
當初進入65中時，我心性高傲，有稜有角。三年多來，在階級鬥爭這把銼刀的磨礪下，已經鈍成了一塊易碎的木片。回想少年時代，一心想學居里夫人，起碼當個一代名醫，而革命一來，卻突然發覺自己一門兒不門兒，形同廢物，由於字寫得糟糕，連刻蠟版和抄寫大字報都不配，只能跟着跑龍套，心裡的懊喪與自卑可以想見。
不久，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明確了這次運動的大方向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記得那天晚上，我們戰鬥小組齊聚我的男友劉小佈家中，商議寫大字報的事情。他的姥爺走過來，很激動地舉着個半導體，讓我們聽廣播中的內容。雙方都興奮，覺得自己沒站錯隊。誰也沒有預見到，這場運動將指向包括這位老人在內的當權派，並且要徹底打垮，秦城監獄一住七八年。
八月初，“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的著名對聯也在我校張貼，不久抄家就開始了。“老兵”們都穿起綠軍裝，腰間系根寬皮帶，有時還將皮帶解下，在空中張揚地揮舞，皮帶發出劈啪脆響，金屬的皮帶扣撞擊在木頭上有碎裂的聲音。聽說就用這皮帶扣往人身上抽，階梯教室中擺滿了抄家來的東西，聽說還成為了刑訊室，不少所謂的“地富反壞右”就在那裡用肉身體驗皮鞭的滋味……
我一直繞着階梯教室走，眼睛也不敢看那些勇敢的戰士。儘管沒體驗過皮帶扣的滋味，卻感覺自己的脊梁骨已經斷裂，斷裂的脊梁攪拌着殘存的驕傲碎末，拌出的是生不如死的痛苦，而恐懼是油，點燃了痛苦之後變為一片麻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