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眾所周知，拉薩和北京於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簽署所謂“十七條和平協議”，但到了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共政府公開宣布取代西藏政府。同年四月十八日，十四世達賴喇嘛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宣布不承認“十七條協議”，並聲明“十七條協議”是在壓力下中國和西藏之間簽訂的，其中沒有命名西藏社會制度，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大言不慚地向西藏政府承諾——“四，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拉薩發生藏人抗暴大起義之後，中共政府藉機來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讓人感到不合乎邏輯。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所謂“關於西藏問題決議”中第一次公開提出，“西藏現在的社會制度是一種極其落後的農奴制度，農奴主對於勞動人民的剝削、壓迫、殘害的殘酷程度是世界上少有的，甚至那些口口聲聲‘同情’西藏叛匪的人，也說不出他們為什麼硬要熱心於支持這種落後制度的理由。西藏人民久已堅決要求改革自己的社會制度，許多上中層開明人士也認識到，如不改革，西藏民族斷無繁榮昌盛的可能。……”由此可見，中共對待西藏制度的態度前後不一，又沒有說明為何前九年（一九五一——一九五九）支持這種制度的確切理由，明顯地違反了常理，且有鬥爭的需要而改變宣傳策略的嫌疑，假借“解放”之名，行“殖民”之實。

西藏是農奴制度嗎？

從歷史本身上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之前，大部分亞洲國家的制度停留於落後的狀態，西藏作為亞洲的一部分也不例外，但是，西藏也和其他地方一樣具備逐步改革社會弊端的潛能。

當時，西藏社會制度有兩大弊端，“政教合一”和特權階級所發放的高利貸泛濫。但是，這個現象是否“農奴制度”仍有商榷之處，連毛澤東都說過，“我看西藏是個農奴制度，就是我們春秋戰國時代那個莊園制度，奴隸不是奴隸，自由農民不是自由農民，是介於這兩者之間的一種農奴制度”。中共在解釋所謂“西藏農奴制度”時，中文裡做了很多手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謂“農奴階層”全都是藏文音譯，如“差巴”、“堆窮”、“郎生”等。為何這些名詞不敢“意譯”？其實，藏語中的“差巴”（khral-wa）是“納稅人”，“堆窮”（dud-chuh）是“小戶農工”，“郎生”（nah-zan）是“家裡僱工”，他們有機會成為管家或代理貴族。藏文中“奴隸”叫“優波”（gyog-po），因此，從讀音中可以辨別出以上階層中沒有“奴隸”一詞。

西藏的前世今生

據中共調查資料，“一九五九年以前，噶廈系統共有貴族一百九十七戶，其中大貴族二十五戶，中等貴族二十六戶，小貴族一百四十六戶。……農奴由‘差巴’、‘堆窮’等階層組成。占農奴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差巴’，是給農奴主支差的人。‘堆窮’約占農奴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朗生’，意為‘家裡養的’，是奴隸，占西藏總人口的百分之五。”由此可見，納稅人和農工占西藏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只有“家裡僱工”占百分之五。

從社會階層的比例上很難給西藏社會貼上“農奴制度”的標籤，苛捐雜費和高利貸橫行是一種尋求利潤的經濟掠奪行為，利益集團借着僱傭或勞動的手段以生產工具創造利潤，其實施過程中發生的過激行為和不合理的地方，與社會普遍處於落後狀態有直接關係。但是，比起中共對全中國實行的“無人身自由，無生活資料，無償勞役”的所謂“人民公社”制度，則以往整個西藏社會生活處於相對不錯的狀態，至少有吃的，沒有發生過饑荒。再比如，西藏的賦稅類似土地稅，交多少稅由納稅人（中共稱“農奴”）能從領主手上分到多少生產資料（土地、耕畜）來決定，剩餘的作物統統歸自己所有，一些差地較多的納稅人其實家庭條件相當不錯。

藏東（康區和安多）牧區的富裕人家，一般在夏季僱傭擠奶的女人，而且，三個月擠奶的費用為一頭母牛。如果僱傭剃羊毛的男人，工時大約兩天或三天，費用為一隻大公羊。其餘，長期僱傭放牧人的費用更好，至少一年有幾十隻羊或幾頭牛。這些僱傭者叫“拉巴”（gla-wa），意即有償僱工。因此，這種社會現象幾乎與當今社會沒有多少區別，也許某些方面更好。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所謂“西藏自治區”的富裕藏人甚至被劃到“中農、富農”之列，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共政府才反應過來這種劃分否定了自己對藏人社會制度的主張，因此，發文宣布“‘民主改革前的舊西藏是個封建農奴社會，不存在富農經濟和富農階級’，要求‘全區糾正劃分富農（牧）錯誤’。”

《爭鳴》2017年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