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大戰毛澤東

​作者佚名

梁漱溟大戰毛澤東發生在1953年政協會 那次會上討論總路線問題，所謂的總路線 就是“黨在過渡時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國家制定的總路線是大力發展重工業、出發點是迅速擺脫對發達工業國家的依賴，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勒緊褲帶蓋房子買工具， 避免再度成為經濟殖民地。

梁老扮演了一個唱反調的角色，抓到了政府易忽略的問題。梁漱溟“解放後城市工人的生活提高很快，但農民還很苦，一個在九天，一個在九地，所以國家不應該遺漏農民“。此話單獨放入建國初期百廢待興、抗美援朝的具體語境，毛澤東認為他犯了“導向錯誤”， 必然招致大多數人的反對， 當然也包括毛澤東， 第二天毛澤東未點名地批評此種論調是“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難道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

老毛指桑罵槐，可能想給梁漱溟留點面子，或者嚇唬以下， 沒想到梁漱溟最喜歡的就是單槍匹馬挑戰一個黨，“我就在氣頭上寫了一封信”，要求“主席給我機會當面複述一遍我原來的發言而後指教”。這實際上是下了要求辯論的戰書。梁漱溟將信面交毛澤東後，老毛當晚就約了他談話，而梁老師有好為人師的品德，特別是為帝王師更是非要長篇大論地上課不克。 梁老頭給毛澤東上了3小時的教育課。二人談得不歡而散，梁漱溟用自己的話說要“再覓機會複述自己的觀點，讓公眾評議。”

“你用主席的地位壓制我了，我要用民主的方式伸冤“ 。 過了兩天，梁漱溟在大會上做長篇發言，複述了他前兩次發言的全部內容，又強調自己“是熱烈擁護總路線的”。大會變成了梁老先生一個人的表演舞台，當時沒有人回應他。毛澤東當時也沒有迎戰。

次日，一位中央領導對梁漱溟展開反擊，舉出他一貫“反動 ”的歷史事例 （水平不高）。而梁漱溟內心裡當然是火冒三丈 “你們光說我反對共產黨的那些事兒，我也反對過國民黨，你們咋不說呢？“這難道是公平待人、以理服人的態度嗎？” “也就是說你光說我的缺點， 忽略了我的優點”， 所以理直氣壯地要求發言辯解。 主持人讓他回家準備，可梁老先生說不用準備直接上陣。

第三天 他一開始發言，就宣布要從歷史上講起，“在講清當前的意見初衷之外，還涉及歷史上的是非……這需要給我較充裕的時間。” 講了五六個小時之後有些代表聽累了就要轟他下去.   老梁為了能講下去，就把火直接燒到毛澤東頭上,。“主席您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您的尊敬。” 這樣就把讓不讓他繼續發言看做對共產黨和毛澤東的“考驗”，利用領袖的權威來獲取發言權

梁漱溟自己這樣回憶的：“我把話頭轉到主席台上，特別是毛主席身上，以爭取發言權，這是我 闖下大禍，把錯誤擴大的開端。我在語言上之目空一切，不顧一切後果，是事後連我自己都大吃一驚的。”  

(這話表面上很文雅，其實已經包含了嚴重的個人品格攻擊。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有沒有“雅量”，要由梁老師來判定，要由是否給他一次長時間發言的特權來判定，倘若答應了這個特殊要求，共產黨的“骨氣”何在？共產 黨的“人格”何在？梁漱溟當時一定是急得糊塗了，而不是故意對毛澤東進行“話語要挾”，更不是事先策劃好的“反共妙計”。假如對蔣介石，梁漱溟敢這樣說 麼？用老百姓的話講，都是共產黨給“慣的”）。 而毛澤東也是，乾脆讓他講，或者不讓他講，任憑他說共產黨沒有雅量好了，反正是非自有公論。 可是毛澤東也像個大專辯論賽的學生似的，忘記了自己的領袖身份，在主席台上就跟梁漱溟你一句我一句地爭辯起來了，簡直是“成何體統”。

也許有人說毛澤東也是性情中人，不偽裝，這才是平等待人。但他畢竟是會場上的最高領導人，黨和國家形象的代表，與一位著名學者任性爭吵，影響肯定是壞的，而且給人的直接印象 是“不民主”的。這種爭辯延續下去，當然是對梁漱溟有利，對毛澤東不利，好比普通教員跟校長在大會上爭論，受損害的當然是校長的形象。

於是會場大嘩，亂成 一團，倘以局外立場看來，也夠好笑的了。梁漱溟眼中沒有什麼偉人，也不給老毛面子，左手握着“雅量”，右手舉着“敬重”，死活就是堅持要講。

老毛大概也吵累了，就妥協說，你不要講長了，“講到四點鐘好不好？”梁漱溟一看表都三點多了，“讓我講到四點哪能成！” 隨後 會場又多次大嘩，老毛幾次維持秩序，讓他“再講十分鐘”，過一會又讓他“再講十分鐘”，可每次梁漱溟都提出時間不夠，但又不說要講多長時間。最後大會鬧得一塌糊塗，老毛恢復了理智，但也被梁漱溟弄得一籌莫展。

最後有人提出投票，表決是否讓梁漱溟繼續講。毛澤東和中央委員都支持梁漱溟講，而大多數與會者不贊成。

梁漱溟無視民主投票之結果，還要繼續講。主持會議的高崗只好請他另找時間再講。 其實梁漱溟這次與毛澤東的衝突，形式看上去很激烈，但並沒有什麼實質內容。 他即擁護共產黨，也擁護當時正在討論的總路線，更不反對毛澤東。例如：“要總路線實施有效，必須發動群眾，依靠群眾起來協力行之… … 只是農民在土改後大率各自為謀，雖有成立互助組者，亦不多，似應促成其組織以便動員。” 合作化是不是要看到梁老頭的功勞？

“但是要提請領導上注意，城市工人工資生活為鄉下農民所欲羨，充當一個臨時小工每天可得工資一元乃至一元二角，因而農民紛紛湧向城市，市政當局又把他們推送出去“。他在講這些話時，引用了彭一湖先生講的一句話“工人農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

所以梁漱溟自己也不認為自己說的問題同總路線有多大衝突， 並認為他同毛澤東的爭論只是他們之間的一場“誤會”而已。 用北大的孔祥東的話說：梁漱溟既不反共反毛，也不反對總路線，他就是喜歡標新立異，仗着自己是共產黨的老朋友，學問大，名頭響，就大耍個人風頭。越是以 為自己受了冤屈，就越覺得自己英雄。好比一個熱戀中的青年，越是以為對方誤解了自己，就越是覺得自己的愛情堅貞無比，感天動地。

但是這場爭論聲勢浩大，當時就有上百人參與，給國內外的幫閒文人一個很好的炒作材料， 似乎梁漱溟同毛澤東有不共戴天之仇。  

關於梁大戰毛澤東以後的命運也要交待一下：

1953年9月，在全國政協會議上與毛澤東發生分歧後，梁漱溟給主持全國政協工作的陳叔通副主席和李維漢秘書長寫信，要求請長假，“容我閉門思過”。這個消息傳到毛澤東那裡，毛澤東不贊成梁漱溟閉門思過，因此，他沒有直接答覆。李維漢派人告訴梁漱溟：“今後可以這樣辦；需要出席的會議和活動，通知照發，但參不參加自便。”

　　從那之後，梁漱溟便居家讀書，認真反省，什麼地方都沒有去。大概過去一二個月的光景，金日成來訪，中央人民政府設國宴招待，也請民主黨派人士參加。梁漱溟接到請柬，但他沒有出席。過後有人批評他，說這樣的活動不出席不對。但梁漱溟認為自己鑄成這場大錯，必須認真對待自己的錯誤。 　　自1953年9月後，梁漱溟仍然是全國政協委員，他的工資照發，對他也沒有進行任何處分。

梁漱溟能主動“閉門思過”的原因是受何香凝的影響。梁漱溟幾十年後在回顧這段歷史公案時說：“何香凝先生的發言在當時和事後，有三點引起我的注意。第一，在那種場合，她是唯一在發言中明確肯定了我過去是反蔣抗日的。也就是說，我並不是一生中對國家、民族沒有做過一件好事的人。第二，她的語氣緩和，發言中左一個梁先生，右一個梁先生。這在當時，發言者除毛主席等少數人還時而對我這樣稱呼外，大多數人對我直呼其名。第三，她提醒我要閉門改過，補救前途。這是使我醒悟自己不該與毛澤東頂撞的最早的規勸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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