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統治下 自由離中國越來越遠
 
www.creaders.net | 2017-10-05  萬維讀者網  
　　
 
萬維讀者網（Creaders.NET）林孟編譯報道：澳大利亞《東亞論壇》網站發表“格里菲思大學”（Griffith University）人文學院教授、“澳洲國立大學”中國中心副主任特列瓦思基斯（Susan Trevaskes）的文章說，在研究法治和經濟發展的關係時，有一個傳統的觀點，即當新興經濟體處於早期發展階段時，極其快速的經濟發展會導致社會錯位和財富分配不均。

在多數發展中國家，政府通過土地發展交易和其他企業行為，為廣泛濫用權力大開方便之門，加劇了貧富兩極分化。如果對政府權力放任不管，就會導致普遍的貪腐。社會隨之動盪，威脅到政府的合法性。但假以時日，隨着民主選舉降臨以及法制改善，低水平的問責制和頻繁發生的高壓施政，通常會被法治發展，權力受到抑制所取代。

然而，中國的法治發展卻沒有遵循這一模式。正如中共時刻不忘提醒大家的，中國的法治發展具有自己的“中國特色”，與上述傳統模式大相徑庭。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導致的社會後果是，普遍的貪腐不僅拖慢經濟發展，而且威脅到中共“人民民主專政”的合法性。自2005年以來的10年間，平均每年發生所謂“大規模群體事件”約150,000起至180,000起。

隨着時間推移，中共領導人找到了保住權力，對付政權信用危機的方法，即竭力把法律機制的功能調整為既能控制地方官員，同時又能鎮壓異己分子。為了使雙重功能合理化，習近平提出了強調以黨為中心的另類法治意識形態——即法治、黨的領導、黨代表人民利益（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三要素構成社會基本的和諧局面。

其中的邏輯是，中共至高無上，代表人民，而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黨不需要建立法律架構，來保護人民通過黨已經擁有的權力。這是為壓制個人權利辯護，使北京的黨中央在立法、執法、國家安全等關鍵統治領域，權力完全不受限制。同時卻把保護人民對抗濫用權力的責任，推給個人而不是整體的黨的權力架構。習近平敦促中共官員改變形象，以良好道德垂範，“以德治國”。

目前習近平正力圖使黨更有效地控制政府活動，釐清軍隊、司法、安全系統所有掌權者的權力。習近平掌握的黨權高於以上各領域的權力，並在其下統籌立法、司法、行政、國家安全領域的活動。

習近平一方面選擇性地推動司法和安全系統相互制衡，一方面又利用這個系統以高壓手段對付“人民的敵人”。對政府和社會許多領域的打壓，已經成為習近平領導風格的標誌。其中包括反貪腐運動，新疆的反恐戰爭，兩年來對人權律師的鎮壓等。後者導致數以百計的律師被逮捕、判刑。

習近平聲稱，要培養社會接受黨的“以德治國”理念，來取代西方的自由主義。這是重新回歸毛澤東以黨治國的模式，打着“依法治國”旗號重塑中國安全和政府機構的權力運作。習近平建立新的“國家監察委員會”，把同級黨的紀委、政府的反貪局、國家檢察機構合併到委員會名下，進一步加強黨的控制和自己的領導地位。

習近平如何打着“依法治國”的幌子，重塑中國的治理體系，在中國國內的公共話語中是不容爭論的問題。中共把國家鎖定在特殊的社會組織關係中，不允許在黨的領導外出現更健全的問責和檢察體制。對中國人民來說，發展多元化社會，建立思想和權力自由競爭的社會，現在比以往幾十年更加遙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