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草案）》明確監察委員會實質上就是反腐敗工作機構，和紀委合署辦公，代表黨和國家行使監督權，是政治機關，不是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最受外界關注的“留置”相關內容首次公開。登錄中國人大網即可參與。
在履行監督、調查、處置職責過程中，始終堅持把講政治放在首位，綜合分析政治生態整體情況，把握“樹木”和“森林”關係(唇齒相依)，有效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把黨的政策策略體現在工作實踐中，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根本目的，還是要加強黨對反腐敗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
“依法治國”主要是治住權力，法治更重要的是用法律管住官員。中國的法治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法治，也就是黨導法治，是黨的利益領導的法治。不准司法獨立，只能由黨用家法決定家奴的生死榮辱。
黨把自己和國家綁定在一起，忠於黨就是忠於國家。對國家的忠誠悄悄的潛移默化的被變成對黨的忠誠，效忠的是黨和黨的章程。黨用自己的意志代替了國家意志，用自己的章程替代了憲法和法律。
法治之夢始於憂患 寶玉律師
現代法治國家，憲法和體現憲法精神的法律是最高權威，依法治國，就是樹立憲法權威，不是樹立領袖權威，警惕以法治為名來標榜人治實現個人崇拜。執政黨及其領袖思想對治國極其重要，尤其是在歷史的關鍵時期，如果領袖思想不轉向，僵化保守，歷史將向相反的方向發展，中共執政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就是一個分界，如果今天我們還要看好前三十年，那我們就是在向罪惡看齊，後三十年其實也不完美，也有錯誤（恐怕將來也會被定性為罪惡），也能糾出歷史罪人，對於經歷過來的人，只要有良知、有善惡分辯能力，都明白中國現在和將來應走什麼樣的政治之路，應選擇什麼樣的價值觀，習近平執政期就是在這個關節點上，是樹立領袖權威，還是樹立憲法權威；在利益的選擇上，是出於自已的政權利益，還是出於整個民族利益，因為社會變革的臨界點隨時都會到來，政治機遇留給他的機會已不多了，政治轉變在於他的價值觀的轉變，因為中共政治的合法性不得不面臨考驗，按照中共歷史繼承的傳統，無法與今後的民主法治趨勢相銜接，自已的政治身份就面臨挑戰，站在歷史的哪一邊，必須涇渭分明，作出歷史切割，否則，自已也將被捲入歷史的旋渦。
習的政治走向取決於現行的體制文化，在中國無論是“中國夢”、還是“核心價值觀”、“某某人思想”，還是再次提出“共產主義理想”，已成為這個時代的政治標籤，這些反映意識形態的社會標語口號，被作為“精神激勵”，無論城鎮鄉村，還是公共場所，到處張帖懸掛，多的泛濫，但這並不是法治國家憲法文化或法律文化與生俱來的文化現象，這是政治權力強行製造出的體制文化，其應用概率卻高於甚至於替代了憲法等法律文化，這些體制標籤出籠根本沒有章法，也不成規範，都是出自官方之口，但都要被歸納為政治理論體系，有形式沒內容，只會說不會做，上行下效，與法治背道而馳，如二十四個字的“核心價值觀”既不成文，也不成句，主次不分，沒有主體，沒有核心，不是法律，沒有效力，這種文字拼湊，沒有文學上的韻律之美，嵌入不到具體的憲法條文中，不引入憲法解釋，不物化為具體的公民權利，就不會有任何權威，都是威權政治時代的體制創造，也是人治社會的一種“發明”，六十年來各種口號更迭不斷，各種理論翻來覆去，從以“以階級鬥爭為綱”、“抓革命促生產”到開放以後的 “摸石頭過河”、“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可笑的是現在又回到了原點，又提出了與階級鬥爭相關的“國內外敵對勢力”、“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高大尚的口號，隨着這些政治理論越來越多，政府的信譽度卻是越來越低，官方把習的兩次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重要性堪比一次重大事件，中共中央還特別下發重要文件重點宣傳，我們還要從講話言論去領悟什麼精神，中國六十多年來的治理習慣，整治人民的思想遠比改善國人的教育、醫療、健康環保等民生問題更重要，相反，公民權利對法治的追求結果是被權力的籠子套住了，今天各行各業仍落實領袖思想、踐行領袖言論，電視新聞步步跟蹤領袖出訪行蹤，學習領袖讀書立志，這是地道的人治思維，這不是“法治”。
繼續深化政治改革，執政黨及其領袖要有所作為，首先是立法先行，政治改革涉及體制存廢，必須先行立法，以取信於民；反腐敗，不能僅靠 “打老虎、拍蒼蠅” 一句話，去除特權制度，更需要特別立法，以確保鞏固制度成果，但我們一直沒有看到與改革和反腐相關的立法措施，在制度性建設上，沒有體制上的突破，法律規範沒有改變，在體制內只是反下一批人又提上一批人，口號的東西只能是也永遠是說在嘴上，沒有落實在行為上。治理國家，遠沒有某些人所想給國人設計個夢想來統治人們的思想、大倡“中國精神”來激勵人們“萬眾創業、萬眾創新”那樣簡單，總不能把文革時期知青的苦難當成現代人創業的“勵志”故事吧，黨和政府有很多嚴竣的社會問題需要去做，更要知難而進，如城鎮化過程中的土地拆遷、隨經濟增長帶來的環境污染、降低居民社保與解決遲延退休的問題、減少貧因、取消臭名昭著的計生政策，擴大就業和職工勞動保障、合理調整國內產業政策等等，社會矛盾重重，成為當務之急，國際上我們不尊守規矩、偏離主流，逐步被主流國家拋棄，我們正處在危急之中，我們根本就沒有過“盛世”，我們並沒有崛起，而是已經出現衰敗的跡象，不要再自欺其人了，國人已經感到憂患，我想正在國外做大單生意的領袖也就更應該着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