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夫：改開40年 鄧小平理論真不存在嗎？

—— 改開40年沉思錄（2）

關於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後在中國扮演的獨特角色，在官方語彙中，有一個標準概括：鄧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這一定位一度也獲得民間高度認同。1984年國慶天安門前遊行隊伍中打出“小平你好！”橫幅，引發共鳴就是一個恰當象徵。 

但1989年六四悲劇發生後，國人對鄧的評價出現難以彌合的尖銳分野。雖然相當部分國人並未因此動搖對鄧在中國改開歷史大轉折中首要地位的認同，但國際社會有些人、特別是海外民運人士對鄧的評價幾乎來了個180度大翻轉——鄧不僅成了64悲劇的歷史罪人，其推動中國歷史轉折的首要地位也一併被否定！ 

令問題進一步複雜化的是，反鄧陣營並不限於上述派別。一直以來都頑強存在的擁毛派（或稱極左派）——其相當部分屬改革開放大潮中的落伍者或失意者，他們認定，鄧是今日中國幾乎所有負面現象與弊端的罪魁禍首！ 

最近，更有海外中國當代史學者進一步否定存在“鄧小平理論”，甚至否定“鄧小平時代”整個概念！ 

無需贅言，對於一個人的評價需要客觀，不可抓住一點，就一棍子打死。那是典型的文革思維！就是對最終投靠日本人的大漢奸、賣國賊汪精衛，也應該肯定其年輕時將生死置之度外刺殺清廷統治者的壯舉和被捕後視死如歸的英雄豪情。對於搞571工程刺殺毛澤東陰謀敗露而倉皇出逃的林彪，中共最終也肯定其抗日和國共戰爭期間的功績。海外左右派別人士也一貫詬病中共對待一些歷史人物的不客觀。為啥到了鄧小平這裡，同樣是這些左右人士，就不需要客觀了呢？ 

古今中外的偉大人物可分為不同類別，其中有兩個類別相當突出：一類是創建學說體系的大理論家，如中國的諸子百家和世界級聖哲先賢們，他們大抵都屬該類；另一類是卓越於把目標變為現實的大實幹家，幾乎所有成就偉業的政治領袖人物均屬此類。有趣的是，這兩類人物幾乎完全相反，各自的長處往往正是對方的短板。如前者通常並不善長於實幹，而後者往往理論天賦有限。世界上有不少偉大人物在不同領域取得傑出成就，但極少有人既是大理論家，又屬大實幹家。 

鄧小平顯然屬於第二類人物，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行動派、實幹家。從他婦孺皆知的白貓黑貓論，到摸着石頭過河，再到不爭論，堪稱實幹家的宣言。對於那些質疑鄧小平理論的人，或許需要明確一點：對於一位注重行動的實幹家的理論成果，是不能依照理論家的標準去要求和衡量的！正如對於一位理論家，不可對其領導力和實幹能力抱過高期望一樣。否則，難免陷入死板的書生思維和邏輯。 

沒錯，嚴格說來，鄧小平理論並非一個獨創的系統化的理論體系。但鄧小平（包括他人的貢獻）構建了一套實現中國歷史大轉折的實踐性理論和行動綱領，特別是提出了中國發展道路理論。這套理論看上去很直白、很簡單，但要害是很管用！ 

眾所周知，在鄧小平時代，中共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無不打上了鄧的烙印。而鄧理論的核心，可歸結為從中國的具體國情這個最大的實際出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樣一條中共的思想路線。它也成為當年左右中共幾乎一切事務的指導思想！ 

鄧小平理論的存在可謂不證自明。在本篇小文中，筆者無意給出鄧理論的完整圖景，甚至也不打算擇其大端而論之，寧願就鄧論中被庸俗化的幾個“外圍提法”稍加討論。 

1】鄧論中最著名的當屬“貓論”

無論面對中共建政早期一窮二白、饑寒交迫的中國，還是置身於毛離世後大幅落後於西方和蘇聯、尚陷入極左文革思維不能自拔的中國，提出大力發展經濟，擺脫貧困面貌，無疑都是硬道理！ 

而鄧第三次復出後，對其刺激最大的經歷當屬兩次外訪。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鄧出訪日本，參觀考察了日本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企業和高科技設施，還感受了新幹線高鐵的神奇。次年中美建交，鄧成功訪美9天，親眼目睹和體驗這個發達資本主義的標杆、世界最強盛的國家。其行程包括參觀福特公司一家整車裝配線，給鄧留下深刻印象。這家廠每小時能生產50輛轎車，而當時中國的汽車年產量才大約只有可憐的1.3萬輛！ 

這兩次外訪帶來的強烈感官與思想衝擊，堅定了鄧必須在中國搞改革開放的決心。鄧的一個著名邏輯是，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撇開虛幻的意識形態過敏和階級鬥爭思維，管它白貓黑貓，只要能讓中國擺脫貧窮落後面貌，才是好貓！整天淨扯沒用的，不是昏貓，就是傻貓！ 

文革後期，“四人幫”把持的理論界曾大批“唯生產力論”，而以貓論著稱的鄧正是“唯生產力論”的發明者和“死不改悔”的最大支持者。鄧認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中共必須把發展生產力擺在首要位置。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判斷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歸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標準。由此不難看出，這正是貓論的翻版！ 

客觀地看，鄧的這套貓論，如果不作庸俗化理解，它就是一種目標導向理論！ 

2】鄧論中第二個著名提法是摸着石頭過河

對於中國當年面臨的嚴峻形勢，海內外有一個形象說法：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中共治下的中國，已經被某些人判了死刑，橫豎都得死，只是死法不同而已。這也正是中國崩潰論的邏輯。 

在1978年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之後，“兩個凡是”壽終正寢，華國鋒逐步失去權威，鄧小平成為事實上的最高領導人。鄧清醒地認識到一點，雖然“經典社會主義”的很多東西必須放棄，諸如平均主義的大鍋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等，但對國情極為複雜、人口基數巨大的中國而言，要擺脫貧窮落後面貌，不可能簡單照搬任何發達國家的現成模式，只能摸索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新路子。 

摸着石頭過河，正是這一邏輯的必然反映，也是符合實踐檢驗真理科學原理的一種方法論。改開早期搞沿海、沿邊對外開放特區，後來在內陸省份搞開發區，以及國家所有重大改革舉措出台前，均預先搞規模不一的試點，摸索經驗，都是這一方法論的體現。可以這麼說，中國40年改革開放之路，從來沒有脫離摸着石頭過河這一基本探索模式！如果說，今天的國際社會開始意識到，世界上存在一種不可忽視的“中國模式”，這一成果的取得過程和模式，很大程度上有賴於鄧的摸着石頭過河。 

3】鄧論中最具導向意義的是一個基本判斷：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這個判斷看似簡單，卻為擺脫經典社會主義的桎梏提供了最有力的依據！因為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就無需拘泥於經典社會主義理論和前蘇聯實行的那些原則和規矩。 

社會主義的本質包括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沒錯！但那是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的目標和任務。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可以容忍剝削、兩極分化！私有制、市場經濟等資本主義的東西，同樣可以成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手段。 

4】鄧小平理論的最大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作為一個實踐性理論和行動綱領，鄧理論如果不能明確中國的根本道路問題，還真不能算合格。而鄧理論最高明之處，正在於基於上述基本判斷，大膽放棄了經典社會主義體系，與此同時，回答了中國究竟走什麼道路這個根本性問題，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路！ 

這一概念性“頂層設計”，屬於一種開放性體系，現在和未來將長期處於完善過程中。該理論無論對現實，還是對未來，均具有廣泛、深刻的影響。也是中共所謂“道路自信”的最重大依託。而此後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以及最新提出的“習近平新時代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都只能算是對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構架的局部充實而已。 

5】鄧小平的“不爭論”哲學

這一提法屬於擺脫社會主義理論困擾和羈絆，排除現實糾結和干擾的鄧式態度和策略，這一看似武斷的態度同樣也是方法論意義上的。這同樣是體現鄧小平實幹家、行動家本色的哲學。 

有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判斷，特別是提出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之後，引入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模式，放棄計劃經濟、大鍋飯、鐵飯碗等經典社會主義特徵，雖然有了實用的理論依據，但並不足以阻止正統社會主義的堅守者和思想尚未轉彎和不理解者提出姓社、姓資的糾結，也就難免引發爭論。而鄧小平的對策居然就是這三個字：不爭論！ 

那麼，不爭論的底氣來自何處？除了寄望於讓事實和改革開放的具體成果來回答質疑者，更主要的奧秘在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特色社會主義是兩個容量無限大的筐！ 

中國社會一切負面的東西都可以裝到中國處於初級階段這個筐里。如民眾最關注的社會資源支配與收入分配不合理導致的貧富不均、兩級分化突出矛盾；有法不依，執法不嚴，貪贓枉法，權大於法，權力部門踐踏法律等法治水平低下表現；道德滑坡，誠信危機，以及種種醜惡現象泛濫，等等，在尋求對策的同時，都可以方便地歸結為初級階段問題。同理，改開過程中的一切官方舉措和成果都可以裝進特色社會主義這個筐中，其合理性也就有了依據。 

最後，鄧理論與任何理論一樣，當然有其局限性，作為一種實踐性理論和行動綱領，尤其如此。比較突出的問題和爭議至少包括如下幾點。

首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已經過時。至少其中的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並不符合現代法治原則和精神。

其次，“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提法，是引發國人最多詬病和爭論的問題，被認為應為中國貧富差距懸殊，兩極分化嚴重負責。

第三，韜光養晦的基本外交方針和策略，在當年無疑是正確的，在江胡時代也一直被嚴格遵循。而進入習近平時代，中國的基本國情和國際社會的形勢已經發生重大變化，韜光養晦被習完全放棄，也就不難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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