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過一則短文《湯用彤的顧慮》，是說湯先生的心情的，這篇短文是因我在書攤上購得一冊湯先生的舊著而引出的感慨，因為我把那本舊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和後來重印的稍微比較了一下，看到場先生的重印後記，想到了知識分子困境。中國知識分子，要說硬也硬，要說軟也軟，這都不難找出許多例證。

但對知識分子性格的認識，我大體傾向於認為讀書人嘛，還是柔弱的多，剛直的少。就性格而論，文人一般總比武人懦弱些。了解讀書人的這一面，才好再去了解他們變化的歷史。

湯先生步入新時代後處境算是好的，舊著大多重印了。湯先生那時一是年事高，二是身體不大好，這樣的處境，使他謹小慎微起來，也在常理中。

我寫完那則短文後，又在書攤上以極廉的價格買到湯先生的兩冊書，一本是《魏晉玄學論稿》，1957年人民出版社印的，一本是《往日雜稿》，1962年中華書局印的；一為小32開，一為大32開。我很喜歡過去人民和中華書局印的學術書，封面和開本都只給人簡潔雅致的感覺，學術書，就應該是這種風格，今天許多學術書的設計，都太花、太俗，感覺不好。

湯先生每印舊著，都要寫小引、前言、重印後記之類，一是說明文稿的大體情況，一是總要檢查自己的思想。這些為舊著重寫的前言後記，常常可看出湯先生的心情。而這種心情和重印舊著本身是一矛盾體。因為湯先生在這樣的文章里總要先聲明，這些舊著已經沒有重印的必要，至多是一點資料。那我們要問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讓印呢？看來這都不過是一些套話，說說而已，在心裡，哪個學者不珍愛自己的舊著呢？但有些廢話還得說說，這樣或許能增加一些保險係數。

比如在《論稿》中，湯先生就說：“今既要出版，本應大加修改，然而由於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很差，又久在病中，原定計劃既未完成，更談不到把舊稿徹底改造。”書是按舊稿印了，但這樣的話也一定要說，另外再深刻檢討一下自己的過去，這似乎已成為那個時期老學者重印舊著的一個慣例，集中研究這種現象，也是了解知識分子處境的一個角度。

湯先生給《雜稿》寫的前言更有意思，先說自己是受了資產階級“史料學”的影響，搞起考據之學來，而不去研究這些材料說明什麼問題，不去從史料中引出合乎實際的結論，“而往往是材料堆砌，不能真正地解決什麼問題。今天看來，這樣的風氣當然是要不得的。”可到了文章最後又說：“這本文集，今天看來誤謬之處甚多，我想它之所以能出版，主要的是說明解放後我國文化事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有了重大的發展，說明了人民政府對保存史料的重視。”前後如此矛盾，可見湯先生當時的心情。

（選自謝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