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出離憤怒：

這是山東2018年春日免，理直氣壯地將大男子主義合理化，而且冠冕堂皇地“施與”了被壓迫的女性一點溫情和“愛”的撫慰。

面對這個小品對女性的深深的惡意，我感到的更深的憤怒來自於，春日免，作為時代的文化與意識形態的重要體現，是對社會諸方面現狀的反映。而這個節目背後，不是一個跳梁小丑的自娛自樂，不是一個以大男子主義為“地域特色”的山東省獨有的“文化自信”，而是整個掌握着話語主導權的階層對性別不平等在主流話語中的合法化確認。

“我這一天（購買家務勞動力）不到兩塊錢，有什麼理由不愛她”

“嫁個高富帥，人生贏了”

“怎麼能在我這兒讓你家斷了香火”

春日免舞台上頻頻出現的——婚姻成為一樁買賣，女性成為商品，成為免費的家務勞動力（也許不是免費的，因為討價還價的彩禮實質上是為這種“服務”“付費”，但這種“免費”到“廉價”的進化卻是對這種婚姻的本質欲蓋彌彰），女性成為性和生育的工具——此種價值觀，讓人在這個自由平等民主的國度里，不寒而慄。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一切都成了商品，到處都被買賣的原則支配着——這冰冷的現實，不會因為春節的鞭炮聲被溫暖一絲一毫。

面對高光鏡頭下的赤裸裸，仍有些人會辯解：這些節目面向的是開化程度不高的鄉村，是現代文明沒有進入的偏遠社區，是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底層民眾。

但是現實告訴我們不是這樣的：從中科院女研究員楊冰在求子心切的家庭里、在大齡高危狀況下懷孕卻因此失去生命，到京東女高管杜爽懷孕後的“自動離職”；從富士康女工奔走呼號卻無從解決的職場性騷擾，再到浙大教授馮剛“女性不適合從事科研”的赤裸裸的性別歧視——現代“文明”的男權社會的話語其實從來沒有、也不會區分女性的“身份類別”，它的壓迫施加在一切女性身上，不留遺漏。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春日免對所有女性的壓迫的意識形態上的確認是有其在今天的現實基礎的：在家庭里，女性是免費的家務勞動力和性、生育工具；在工作領域，女性無法得到同工同酬的待遇，而被騷擾幾乎成為很多人眼中的司空見慣，在諸多被加上了性別標籤的職業里，通常的“女性職業”難以得到與“男性職業”相同的工資和福利；商業上，女性被物化和消費，反過來，為將女性打造成為被消費的對象，令人眼花繚亂的營銷又使女性自身陷於消費主義的泥淖。

如此的經濟基礎反映在意識形態領域，就形成了兩種看似相反實則一致的觀念：要麼是對女性“頭髮長見識短”、工作和研究能力不如男性的偏見，要麼是對女性的柔美善良和“母性光輝”的角色期待。一方面壓制女性在生產領域的權利，另一方面要求女性在家庭關係中盡更多的義務，背後都是男性權力統治女性的本質在作祟。

而看似“現代”並且被人們習以為常的意識形態更為可怕的一點是，它貫穿在女性成長和生活的過程里，作為一種“原型”觀念塑造了、並且持續塑造着女性符合如今社會所要求的“社會性別”角色。

性別的不平等不只是封建文化的遺毒，更是滲透在“現代文明”里的隱形砒霜。但是長期以來人們對於更為顯性的封建主義男權的批判，往往將性別不平等問題歸咎於文化的滯後性，所以爭取女性平權的方法論導向也往往是女性個體的奮鬥實現經濟獨立，以及整個社會除舊俗的文化實踐。

然而我們也看到，成為“女強人”仍然免不了社會輿論對其“家庭責任”和“母性天職”的爭論，而“男人婆”“女漢子”等用語的出現反映出，女性掙脫男權話語的努力，反而可能導致對男性主導社會的一種隱性承認，個體的奮鬥無法使女性完全擺脫男權話語的烙印；而另一方面，文化上的“破除陋俗”的努力，在一片呼籲廢除天價彩禮、使女性擺脫生育工具的地位的呼聲中，年輕人的愛情卻仍然常常輸給一套房子，女性的尊嚴卻仍然常常輸給傳宗接代的香火，離開了對社會經濟基礎的改造，任何文化上的呼籲都只是空中樓閣。

那女性平權的努力究竟應該朝着什麼方向呢？在當今“女權”被嚴重污名化，以至出現何其荒謬的“朋友圈女權”和“過度女權”的現象的背景之下，在春日免公開確認大男子主義的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境況下，真正的性別平等不能滿足於部分人的強行代表，更不能寄希望於一個救世主式的決策者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結構性問題。

今年春日免小品《提意見》裡，對官僚主義的批判最終竟然成為對李達康式的“青天大老爺”的讚歌，一句“我給你們個任務，監督領導的工作”，意味着這位藝術創造的領導開心接受監督，也意味着，另一位領導可以因為不開心就關上所有“合法”的監督渠道。

忽視了女性在爭取平等的鬥爭中的主體性，就如忽視了工人在爭取權益的鬥爭中主體性一樣，將自己的命運交付在別人手上，自身應得的權益反而成為體制和話語的主導者對弱者的憐憫與“施捨”，任何表面上的平等可以一夕被賦予，也可以一旦被褫奪。

只有女性認識到自己的處境，並且團結起來、持之以恆地進行鬥爭，真正地作為鬥爭的主體去爭取權益，才有可能真正地突破整個體制本身。而我們的目標，不是成為令人側目的“女強人”，而是無論處在何種崗位上的勞動者，都不需要再被加上性別的標籤；我們的最終目標，不是獲得與男權話語相抗衡的女權話語，而是消滅任何的“社會性別”和某種特殊的性別的話語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