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文化：狼與羊的“完美”結合
這兩年來，在中國的土地上興起了一股“狼文化”熱潮。狼的形象所蘊涵的文化和文化心理包括，進取心、競爭性、不擇手段戰勝敵手等等，這些為中國傳統文化所不喜的氣質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同，以狼為師的許多商戰法則也應運而生，更有人將“狼道”上升到國家振興、民族崛起的高度來解讀，仿佛只要人人都成了狼，中國就有希望了。但另一方面，也有人對狼道大行不以為然，認定此為異端邪說。如郭寶勝君便反其道而行之，大力宣揚和平、忍讓的“羊文化”，也聚集了一幫認同者。
孟子曾經曰過：“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在准唯物主義的世界裡，把人看作是狼還是羊都有道理。不過，更加接近於真實的情況是，在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當下情境中，中國是既不缺乏狼文化，也不缺乏羊文化，或者說中國人身上既有狼性，也有羊性；其區別在於：對下是狼，對上是羊；對內是狼，對外是羊。。。。。如此雙重特性的表演，不一而足。有政治學者說，權力崇拜與懼怕的二元政治情感、上下等級意識及狹隘順從心理等均構成了我國傳統政治文化的主要特點。
中國人——兇惡如狼
中國人的政治文化里從不缺乏狼的基因，這種基因特別在統治者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
1、貪婪地掠奪
對民眾進行橫徵暴斂不是那些暴君的專利，而是中國歷史上漫長的專制統治的常態。孟德斯鳩說：“有權力的人會使用權力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會停止。”否則，欲望的邊界才是權力行使的邊界。作為歷史上最少受到權力制約的中國專制王朝，其權力所及，苛政無所不在。秦朝初年，光是一個阿房宮就動用了75萬人力；隋煬帝建東都洛陽，每月徵發徭役200萬人，俗語說後宮佳麗三千人，隋煬帝時宮女就有數萬人，多少青春少女的幸福就此葬送。至於苛捐雜稅更是歷史慣例，弄的民窮財盡。作為一個泱泱大國的統治者，將它的臣民弄到幾乎總是生活在吃不飽也餓不死的邊緣，既是滿足其欲望的需要，同時使百姓變得貧弱而便於統治，這也是一種馭民之術。而對無權無勢的百姓而言，掠奪成性的豺狼當道，正是君主專制統治的常態，是不受限制的權力擴張的必然結果。
2、殘酷地殺戮
中國歷史上幾乎每一個王朝都是在血雨腥風中度過。秦朝末年有2000多萬人，到漢初，原來的萬戶大邑只剩下兩三千戶，消滅了人口的70%。漢武帝在位五十多年（前140-前87年），幾度討伐匈奴，海內虛耗，人口減半，50%的人死亡。東漢末年人口5007萬，經過黃巾起義和三國混戰，全國有90%以上的人口在內戰中死亡，一直到公元265年，三國人口總計才767萬。曹操“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描述，並無絲毫誇張。 其他如八王之亂、五胡亂華、安史之亂、蒙古入侵等，往往都造成人口減半。對於那些膽敢反抗者，專制統治者的殺戮則變得加倍殘酷：中國歷史上農民被壓迫之慘為世界之冠，其起義的次數為世界之冠，為此而犧牲的生命也為世界之冠。如黃巢起義後，長安既被巢軍屠殺、也被官軍報復，居民死亡殆盡；明末張獻忠起義，四川先後遭到起義軍、明軍、清軍的屠殺，四川人幾乎被殺光，且有“賊如梳、官如篦”的說法，說明官府的報復甚至更加殘忍；其他如清朝白蓮教起義直接間接導致人口減少1億多；太平天國起義也致使2億中國人死亡，皆為世所罕見。中國歷史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獸性的周期性發作，是中國人災難的最大來源。
3、統治集團內部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
既然不受限制的權力可以帶來如此大的欲望滿足，而那些無權者卻面臨被剝奪的一無所有的危險，毫無安全感可言，那麼，對權力的爭奪就成了事關每個人身家性命的必然選擇。即使是在統治集團內部，這種權力鬥爭的殘酷性也絲毫也不輸於時有死亡或傷殘的狼群內部的“頭狼”之爭。明初胡惟庸、李善長、藍玉三案總共殺人十萬之多，朱元璋在位三十年，殺了二十萬，基本上將功臣殺光；他的兒子朱棣在這方面也不遑多讓，戲曲《千忠戮》便描畫了他奪位後對建文帝支持者的誅族慘殺。在各個朝代中，皇帝殺大臣、大臣殺皇帝；老子殺兒子，兒子殺老子；丈夫廢妻子，妻子毒丈夫。。。。。滅絕人性的宮廷鬥爭不絕於史書。
4、天災與人禍
中國歷史上災害不斷，動輒數十萬人死於非命，更多的人流離失所。中國的天災並不比周邊國家更頻繁、自然環境也並非更加惡劣，只不過由於小農經濟的離散化、政治上的橫徵暴斂、吏治腐敗、使得人民的抗災能力極其脆弱，才導致災害的無限放大。有時候，就是因為春雨晚了十幾天，就帶來“關中人相食”的嚴重災害。這種人相食的記述屢屢現於史書，無非暗示我們，黃河並不一定會吞噬掉自己這麼多的兒女，真正的災害製造者乃是如狼似虎的人類自身。
中國人——溫馴似羊
與如狼似虎的統治者相比，作為被統治者的中國人對待統治者又溫馴似羊。
馬克思說：“小農自己不能代表自己，必須要由別人來代表他們，代表他們的人必須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在上，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從上面恩賜給他們陽光和雨水。”正是指出，在分散而脆弱的小農經濟條件下，民眾的抗風險能力極差，因而指望由少數傑出人物來領導廣大愚氓者建立理想的天堂。這裡的民眾如待拯救的羔羊，把一切責任與希望都交給政府，甘作被奴化的人。由分散而脆弱的小農經濟和社會結構所帶來的依附心理，是中國歷史上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得以形成和維係數千年不墮的最深厚的土壤。
所謂羊性，說穿了就是一種政治依附心理，按魯迅的話來說，是一種奴性。由於對政府的權力不加以提防與限制，作為“羊”的中國人，一向尊重與服從各種各樣的當權人物，承認他們享有各種特權，但這種依賴和奴化的心理取消了個體的權利和自由，配合造就了普遍不平等和專制皇權。但這種權力依賴又是不可靠的，當獨裁者濫用權力時，人們缺乏合法有效的手段進行制約，最後只能以暴力反抗、同歸於盡等極端方式來進行絕望的掙扎。
至於那些人群中最為獨立自由的知識分子，所謂百家爭鳴，大部分如儒家文化等都是向統治者建言獻策的學說，其出發點驚人地一致。儒家通過仁義禮法勸服人民、法家則通過嚴刑峻法壓服人民服從統治。把人民變成服從統治的馴服的綿羊，而對於統治者這匹惡狼來說，基本上沒什麼制約的辦法，甚至根本不去考慮這樣一種可能。而歷史上的文字獄也有效地鉗制了知識分子的自由思想的產生和傳播，把知識分子變成了戰戰兢兢的待宰之羊。
狼與羊的時空轉換
中國人的狼羊之性既是雙重存在的，同時又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依據不同的時空環境而輕易改變，或者從狼變成羊，或者從羊回歸狼。如地方官員對上級如羔羊般馴良；對下層又特別狠；整個統治集團對人民兇狠殘暴，十足的狼性作風；但對外敵（如帝國主義列強）又諂媚有加；人民在大多數時候都溫良恭敬、忍氣吞聲，但在造反或起義的時候卻突然變得禽獸不如，一點也不輸於他們的老師——那些曾經的統治者。農民起義者，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機會對上層進行反攻倒算的造反派，無不把這種殘忍好殺表現得淋漓盡致。以致於有黨內理論家在1979年五四運動討論會上介紹張志新烈士悲慘遭遇後說：“同志們，我們是喝狼奶長大的！”
狼和羊可以依據不同的時機、場合完美轉換，其原因很簡單：當他們做綿羊狀的時候，其實他們不是對上級官員或者君主感到敬服，而是對權力頂禮膜拜。“堯為匹夫，不能正三人，位卑也。桀為天子，可以亂天下，勢也。”一旦君主和上級失去了權力，那麼被統治者狼的本性就露出來了。一個對權力不加限制且極度崇拜的國家，必然會把它的人民變成為權力而生、為權力而死的豺狼。專制主義把人變成羊、專制主義又把人變成了狼，這種政治文化惟獨不能使人成其為人。專制使人暴虐，專制使人愚昧，而極端可惡的專制，正如托克維爾所說——使人民墮落。
相對而言，近代西方是在反思神權政治、確立人本主義的基礎上建立起了不世的文明成就。污衊西方文化是“狼的文化”，無非是歷史教科書主義在作祟。而且即便歐洲人做過“狼”，但在近現代的國內鬥爭中，更多地把這種狼性發泄在面對專制和封建君主、民眾爭取政治權力的抗爭中了。中國的民主政治在現代史上總是那麼艱難，與社會精英、普通大眾均缺乏此等勇氣、過於愛惜羽毛、不願為民主付出代價有關。當作為現代公民的“人”的精神氣質還沒有建立起來的時候，你怎麼指望統治者會把你當做“人”來對待呢？
所以，無論是狼圖騰也好、羊文化也罷，都發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問題所在，但所提倡的解決之道，都是在善良的出發點只下對中國傳統文化與當下情境的片面性誤讀，可以說是雙雙開錯了藥方。中國人的精神危機其實來自專制主義的遺毒，所以確實需要做的，不是以什麼狼、羊之類的非人的東西來混淆價值標準，而是真正恢復我們作為一個“人”的正當追求。
“狼文化”熱潮的背後
狼文化在當代中國古怪地興起，有幾個非常現實的原因。
其一是它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國際地位不斷上升的中國人的擴張心理、對西方的報復心理。作為在歷史上長期遭受西方侵略、壓迫的國家，國力的迅速強大導致國人的心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而其尋求國際承認、民族崛起認同的方式也很簡單，就是複製歷史記憶中的強國形象（歐洲列強），而那時的列強確實如狼般貪婪、似虎般兇狠。不過在對二戰和冷戰的反思的基礎上，當代世界現在是以相互依存、大國合作等作為處理國際關係的主要方式，已從“霍布斯文化”進化到了“洛克文化”，但由於中國文化的封閉性，我們依舊選擇了一種幾十年前就已經落後於時代的舊文化。
其二，是社會現實的狼性教育。當代中國缺乏商業社會的基本倫理支撐，導致物慾橫流、“人對人象狼”、“他人是地獄”這些工業社會情景在中國國家惡化，成為狼文化為人們所承認的現實基礎。
其三，狼文化興起的最根本原因還是政治文化選擇的人為阻礙。近代哲學家說，中國傳統文化的要義，就在於個人永不被發現這一點上，當一個時代的理論和思想觀念過於保守，不允許這個時代選擇“人”的文化時，甚至通過物質手段加以強力限制的話，那麼人們就只能選擇狼、羊、狐狸、甚至蛇蟲鼠蟻等動物文化作為自己的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文主義，乃至更高意義上的世界主義才是我們這個病入膏肓的民族精神的對症之藥。畢竟，中國不缺“狼”、也不缺“羊”，缺的只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