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13
2016年1月10日，香港民眾上街頭抗議銅鑼灣書店李波等人被逮捕事件，一名示威者戴上李波面具。（Public Domain）
我們在上集的報道中提到，中國政府長年越境執法，將威脅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人士抓捕綁架回中國。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的一篇報道曝光了北京當局實施的全球綁架活動。那麼，這些有組織的越境活動的根源在哪裡？中國官方會對什麼樣的人員進行抓捕？通過什麼方式將人引渡回國？當局違法跨國綁架對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有怎麼樣的影響？
紅軍靠綁架搶劫起家？
香港中文大學網站上的一篇論文指出，“紅軍早期取得軍需的主要途徑就是靠‘打土豪’”，也就是用暴力搶奪地主豪紳的財物。
中共大力宣傳的“英雄模範”方志敏1930年曾在景德鎮綁架多名在當地經商的外國商人，在得到這些外國商人家屬的巨額“贈款”後，將他們釋放。
從紅軍依靠搶劫綁架來解決財源枯竭的例子來看，是否說明中國共產黨從建黨開始就埋下了“綁架”基因？
引渡事件發生在哪裡？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3月發表了一篇名為《失蹤》的特約文章，報道了有關中國政府在香港、東南亞、澳洲、加拿大及美國等地越境執法，強制遣返中國或他國公民的事件。
文章作者、《政策創新》高級研究員扎克•多爾夫曼接受本台記者採訪時，談及他所報道的多起綁架事件。
“香港、澳門、泰國、越南和緬甸發生的綁架案都已經被公開證實；但在澳洲、新西蘭、加拿大、美國和英國發生的綁架案卻沒有被公開證實，相關事發國家也沒有對此公開發表聲明，但接受我採訪的多個前高級情報官員證實綁架事件確實有發生。”
扎克•多爾夫曼還解釋說，出於對雙邊經貿合作有可能被破壞的考慮，上述五個西方國家選擇對北京當局越境強制引渡的非法行為保持沉默。
這項全球綁架活動的受害者有經濟犯罪嫌疑人、持不同政見者還有維吾爾族人，北京政府選擇的綁架對象跨度頗大但並不隨機，中國特有的暴力維穩模式已經延伸至境外。
中國如何實施綁架？
每項引渡任務，在完成過程中都有階段性，而第一步，往往是由打電話開始。
多爾夫曼向記者介紹說，有人會先接到電話，對方會用‘提供工作機會‘為由，要求當事人回國；如果當事人拒絕，那麼他將陸續收到威脅電話；最後就是直接恐嚇。”
中國政府採用的引渡方式五花八門，從利誘到直接暴力綁架，只為完成任務。多爾夫曼告訴記者，澳大利亞是發生最多強行綁架案件的國家。
“有很多個案例是受害人被下藥、或遭受毆打，然後被拖拽到駛往中國的船上遣送回國。前中國外交官陳用林告訴我，中國特工會先把受害人帶到一艘小船上，然後再把受害人轉移到由中國遠洋運輸（集團）公司（COSCO）擁有和經營的運輸船上。”
多爾夫曼補充說，在海外實施引渡並沒有想象中難，加上中國政府的方式不僅僅局限於恐嚇、敲詐和綁架，國安人員前往當事人所在的學校或公司，提供機票並警告當事人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隨他們回國，不然其家人會被關押。這類事件在美國和加拿大持續蔓延。
據了解，中國當局還會向指定人員所在國家的政府提供相關犯罪“證據”，“證明”當事人在中國犯下嚴重罪行，希望對當事人進行引渡，而外國政府往往會答應這樣的要求。
為什麼要跨境綁架？
那麼，北京當局不擇手段進行越洋綁架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失蹤》文章作者扎克•多爾夫曼說，可以從幾方面剖析中國持續進行非常規引渡計劃的理由。
“首先，如果有人對習近平構成威脅，例如像肖建華那樣特別富有的中國商人。其次，我們似乎都低估了中國共產黨為了維持其政權及內部穩定而願意採取的極端措施，畢竟中國政府在昂貴開支以及可能破壞兩國關係的情況下，依然越境對指定人員進行引渡。最後，中國政府認為海外的分裂主義及維權運動對共產黨的統治權造成威脅，而將這些活動定義為非法的恐怖主義活動。由此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在盡其所能地鞏固統治權，由此衍生的行動也有增加的趨勢。”
“綁架”事件沒有引起關注？
中國當局實施的多起非法引渡事件中，除了在香港和東南亞發生的案件被廣泛報道外，在幾個西方國家發生的事件關注度卻不高。
扎克•多爾夫曼解釋說，外界忽略了大局，認為香港和東南亞的綁架案是單一事件，沒有形成模式。西方國家因擔心破壞與中國這個重要商業夥伴的關係，而對中國跨境實施非法綁架保持沉默。
多爾夫曼認為，西方國家應該公開站出來，指責中國政府的違法行為。
“這樣不但傳遞出‘不允許在我們國家犯法’的信號，還可以讓這些國家的警察和安全部門意識到問題的存在，並為海外的異議人士提供幫助。”
多爾夫曼還說，目前國外的異議人士圈存在很多恐懼，沒有人上報這些非法的引渡事件。他強調，如果受害人或關聯人士覺得警察或美國聯邦調查局不能幫助他們的話，那麼中國進行境外引渡的問題會隨着時間推移越來越嚴重。
（記者：韓潔 責編：嘉遠 網編：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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