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17 RFA
對於許多致力推動中國政治民主的人來說，最近因當局關閉「內涵段子」社交軟件而引發的「段友」抗爭事件，是一個巨大的驚喜。但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自認熟知中國政治的人，對這一事件的發生感到驚訝？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檢討的問題。自習近平上台，尤其是在他「修憲」之後，一種悲觀甚至是絕望的氣氛，瀰漫在渴望民主的知識人群中，尤其是瀰漫在那些原來認為中共會很快垮台的知識人群中。
悲觀的理由之一，是看不到習近平有「迷途知返」的可能，雖然還有人繼續堅持，等習完成集權，他就會展示出善良正直的一面而「黨主立憲」。隨著習的表演越來越充分，這種鄉愿也就越來越難以自欺欺人。
最近，百歲老人李銳拒絕對習近平提出最後忠告，因為他也非常清醒地看到，任何善意的忠告都是習不可能做到的。悲觀的另一重要理由，就是看不到中國有推動政治進步的社會力量在成長，在悲觀者眼中，中國的新生代對政治不感興趣，更不關心老一代知識人熱衷的政治理想和理論，千禧代是「娛樂致死」的一代。結果是，一些原來對中共必垮，民主必勝有信心的知識人，轉向所謂「文化保守主義」，且越來越相信，專制政治的文化基因遺傳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中。
那麼，「段友」們的抗爭帶來的「驚喜」，是否給對中國政治進步悲觀的人，帶來任何轉為樂觀的理由？
說實話，我的第一反應是不敢太樂觀。首先是因為我對「段友」非常不了解。我的一個猜測，就是「段友」的核心成分，是「城裡人」的後代，或是新富階層的後代，他們能不能頂住中共的高壓迫害，尤其是能否頂住各種流氓政治手段，包括對家人的連坐和職業機會的威脅，可能是一個問題。
顧慮的另一理由，就是中國仍是「農民兒子」占據多數的國家。近二十年的高速城市化，雖然把整代「農民的兒子」驅趕進城，但他們的價值觀與城裡人還有很大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等級身份」制度，對農民兒子保留了系統的歧視，迫使他們為提升社會地位而惡性競爭，很容易被統治者利用來打壓以「城裡人的兒子」為主體的「段友」。日本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法西斯化，有與這個因素有關。
當然，今日中國和世界，畢竟與上世紀大不相同。問題是我們有沒有並非基於「鄉愿」，而是基於有歷史和經驗根據的新「理論」，來支持對中國政治進步的樂觀呢？
感謝任劍濤對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的時代到法國大革命》一書的精彩書評，讓我對千禧代政治出場的重大意義，有了深一層的理解。我並不知道「段友」們在多大程度上跨越了城鄉對立的邊界，但非常明顯的是，千禧代的「段友」網絡是一個超越血緣關係、因而是開放的社會網絡，他們對自由的理解並非基於西方經驗産生的政治理論，而是基於自身對自由的體驗，是基於這種體驗基礎上的共同情感。
正如福山指出的，政治秩序演進主要不是依據理性，而是情感。中共當權者正藉助復辟「血統論」來強化專制，這就令千禧代成爲當權者史無前例面對的對手。中共權貴仍在大量把子女和財産轉移海外這個事實也清楚地表明，他們自己對專制的前景，其實並不抱希望。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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