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島 3天前

作者介紹：熊易寒，1980年生，湖南衡陽人，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興趣為政治社會學和比較政治學。本文轉載自《學術與社會》，原題：學術民工心靈史

一、人生的岔路口

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我和同桌兄弟保持着密切聯繫。我跟他講述大學裡的逸聞趣事，豐富多彩的校園生活；他跟我訴說工廠勞動的酸甜苦辣，在那裡，再沒有人欣賞他漂亮的鋼筆字，再沒有人崇拜他豐富的歷史知識，才華在忙碌的流水線上找不到位置。

尤其讓他感到挫敗的是，高中畢業的他不得不接受一個初中畢業生的管理。我們的生活大相徑庭，唯一的共同點是我們都會抱怨食堂的糟糕伙食。

大約一年以後，隨着他工作地點的頻繁變動，隨着我們共同話題的日益減少，我們漸漸失去了聯繫。

直到2009年的春節，我們在老家的街頭不期而遇。他抱着一個襁褓中的孩子，他的妻子牽着一個背書包的小女孩。他們夫婦現在東莞打工，哺乳期的小兒子跟在身邊，上學的女兒交由老家的父母照看。

我們激動地寒暄着，多數時候都是我在發問，而他最關心的問題是我一個月賺多少錢，窮追不捨，讓我不知所措。臨別握手的時候，我才發現他的右手失去了兩根手指！我猛然想起，在多年前通電話的時候，他曾經告訴我，一個工友不小心軋斷了手指，這讓他憂心忡忡：有一天我的手指會不會也被機器軋斷？

他留給我一個手機號碼，幾天后我打過去卻是空號。在那一天，我忍不住熱淚盈眶，我想起十年前的九月，從那時起，我們便分道揚鑣了，一個向左，一個向右，只是當時我們沒有意識到而已。十年以後，我成為一名大學教師、一名政治學者，而他和他的孩子則成為我的研究對象——農民工及其子女。命運讓我們看起來如此不同，而我知道，我們曾經多麼地相似。

要問我是誰 

過去我總羞於回答

因為我怕 

我怕城裡的孩子笑話

他們的爸爸媽媽

 送他們上學

不是開着本田

就是開着捷達

而我 

坐的三輪大板車

甚至沒有裝馬達……

孩子們的聲音在我的腦海里久久縈繞，揮之不去。三個月後，我終於下定決心，放棄已經執行了一年的博士論文計劃，重新選題，寫這樣一群“城市化的孩子”。當時，我和身邊的朋友一樣，無法理解自己為什麼會那麼決絕，那麼冒險。直到寫博士論文後記的時候，我才逐漸理解自己的選擇。

傾聽和敘述他們的故事，其實也是在體驗我自己的生命。我的命運曾經與他們如此接近：我出生在一個亦工亦農的家庭，父親是國企職工，母親在家務農，而我自幼隨外公外婆居住在縣城邊上；在農村念完小學後，我轉入質量較好的城鎮中學寄讀。

為了讓每學期一百元的寄讀費有所減免，外婆不得不託教育局的親戚幫忙，然後拿着領導的條子去敲開校長的辦公室，這曾經深深刺痛我的心靈；我這個農村小學的尖子生、班長，在那裡成績一落千丈，上課猶如夢遊，直到多年以後我依然不明白，為什麼自己會突然間變得懵懂；

但我清楚地知道，作為一個農村孩子，我沒有成為農民工的一員，純屬偶然。念高中那年，母親攜弟弟妹妹進城，一家五口蝸居在父親廠里的單身宿舍，母親在廠里做臨時工補貼家用，現在想起來，原來自己也是農民工子女！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多年以後，我會選擇這樣一個博士論文題目。

我不只是在書寫他們，我也是在尋找自己。一個從中部農村走進大上海的青年，雖然只是一介窮書生，每月拿着微薄的津貼，不得不四處兼課以求溫飽，為什麼卻會與這些孩子及其父輩有着完全不同的生命體驗？這就是階級政治與身份政治的奧秘。不管我與底層有多麼親近，我還是逐漸地脫離了這個階級。

我走上了一條通往城市中產階級的康莊大道（儘管只是“慢車道”），而通過博士論文的研究，我試圖回到那個決定我命運的岔路口，去看看，如果我走的是另外一條道路，我的人生將會怎樣。

我之所以將進城農民工子女稱為“城市化的孩子”，是因為：首先，他們都是在當代中國高歌猛進的城市化浪潮中出生和成長的，如此多的“放牛娃”湧入城市在中國是史無前例的；

其次，他們自身也在經歷一個城市化的過程，鄉土性逐漸地從他們的心性中剝離，與此同時城市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塑造他們心智、觀念、氣質和認同，李強稱之為“日常生活的城市化”；最後，他們所經歷的痛苦、彷徨、迷失是由城市化——更準確地說，是經濟上吸納、政治上排斥的“半城市化”——帶來的，最終也必須通過城市化來得到解決。

要研究這樣一個群體，就必須把他們放到城市化的時間脈絡與城市的空間格局當中來思考，而不是把他們懸置在一個空洞的、無差別的、沒有質感的時空之中。

“城市化的私生子”這個說法雖然刻薄，卻也道出了部分的真相。一方面，我們的城市化離不開農民工及其子女，他們不僅為中國製造提供了強大的價格優勢，也是城市化率中的光鮮亮麗的數字；

另一方面，他們卻存在於一個半合法的灰色空間裡，仿佛私生子一般見不得光，他們不是官方承認的移民或市民，常常被視為擠占城市公共資源的“搭便車者”，甚或潛在的犯罪者和不穩定因素，就如同私生子構成家產和家庭團結的威脅一樣。

這一群體同時兼具三個特徵：第一，跨越城鄉邊界，城鄉二元結構深深嵌入其心智結構和生活歷程當中；第二，生活在城市，但缺乏地方性公民身份 / 市民資格；第三，絕大多數生活在城市底層。

在他們身上，地域政治、身份政治與階級政治交匯在一起。城鄉對立、身份政治與階級政治三者相混合，會產生什麼樣的“化學反應”？這樣一個群體對於當代中國政治而言，意味着什麼？

而其中至關重要的因素又在於：其一，農民工子女如何定位其自身（我是誰），即身份認同的問題；其二，農民工子女在與政治系統的互動中，形成了什麼樣的政治傾向，他們的獨特經歷將會造就什麼樣的政治心理和政治人格？也即政治社會化的問題。

我的博士論文試圖解決這樣一系列問題：首先，在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農民工子女的身份認同是通過什麼方式形成的？不同的政治社會化媒介在其中發揮了什麼作用？其次，農民工子女的政治態度與行為模式與他們的身份認同是什麼關係？最後，如果農民工子女的身份認同會對他們政治觀念與行為產生重大影響，那麼，圍繞身份差異而形成的政治態度與行為模式的分化究竟有多大？

農民工子女是主流意識形態的接受者，抑或形成了一套相對自主的底層文化？如此一來，看似後現代的“認同政治”就與政治學的傳統議題——政治文化、政治社會化、階級再生產——緊密地勾連在一起。

這些農民工子女背負着一個沉重的命運。一方面，他們是“回不去的一代”。他們大多生於城市，長於城市，沒有務農經歷，與鄉土社會缺乏文化紐帶和情感聯繫，他們不可能像父輩那樣往返於城鄉之間，而傾向於定居城市，不可能將農村的土地作為最後的退路或“社會保障”；

另一方面，雖然他們在事實上構成了第二代移民，然而在政策上卻仍然被界定為流動人口。在城鄉二元分割的體制下，農民工子女無法像城市的同齡人那樣享有各種權利和福利。

長期以來，大多數農民工子女只能就讀於校舍簡陋、師資薄弱的農民工子弟學校，而這些學校不僅無法提供優質的教育，而且時刻面臨城市教育行政部門的取締。

現行的教育制度、高考制度以戶籍制度為基礎，導致農民工子女在初中畢業時進退失據，處於就學就業的兩難境地：如果選擇在上海升學，目前只能進入中專、技校或職高。

如果回到家鄉念高中，一方面，農民工子女將不得不與父母分離，寄居於親戚朋友家，不僅需要付出極大的經濟成本，而且需要承受因分離而帶來情感代價；

另一方面，家鄉的教材和教學方式與上海存在較大差異，這些學生回去之後也存在學業不適應的問題。由於升學困難，大部分農民工子女在初中畢業之後選擇直接打工，一部分人甚至成為街頭混混。 

我記得有一回，我的同事唐世平教授在短短的十五分鐘內，連續三次敲開了我辦公室的門，滿臉喜悅，因為他突然想通了一個問題，自己十年前建立的理論模型終於可以在經驗上得到證明，所以他激動不已，跟我們兩個年輕人興奮地討論自己的新發現。

這件事讓我意識到，一個好的學者必定有一顆孩子的心，只有純淨的、充滿好奇的心靈才能透視紛繁複雜的表象世界。

有了熱情，我們才能持之以恆地投入精力；有了忍耐，我們才能克服研究中的障礙；有了想象力，我們才能發現與眾不同的另類解釋——在通衢大道和通幽曲徑之間，我永遠選擇後者。

這三者缺一不可，沒有人可以僅憑聰明和靈感就寫出偉大的學術作品。從這個意義上講，堅持是學者最大的美德，想象力是學者最大的財富。

在寫作博士論文的時候，我曾經有8個月的時間寫不出一個字，儘管做了大量的田野調查，在農民工子弟學校兼課，到農民工子女家裡走訪，到NGO做志願者，卻完全沒有理論上的進展，當時距離預答辯僅僅只有兩個月了，以至於我懷疑自己的選題是不是一個錯誤。

2008年7月，我對一個剛剛初中畢業的小女孩做了一個訪談。這個來自四川的15歲女孩楊洋夢想成為一個街舞高手，與世界各國的街舞高手同台競技。

然而，現實與夢想之間總是存在距離，不久以後，楊洋將進入上海市某職業技術學校就讀酒店管理專業，在她看來，這是無可選擇的選擇，因為一共只有三個專業可供農民工子女選擇，除此之外就是數控車床和烹飪。

這三個專業與楊洋父輩們的職業——飯店服務員、工人、廚師——何其相近，可是，不管楊洋們有多麼不情願，還是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把他們推上與父輩相似的生活軌道——楊洋的父母稱之為“命運”，而學者們稱之為“階級再生產”。

楊洋還跟我講述了她所在公辦學校里老師與學生、農民工子女與城市同齡人之間的互動故事，這些看起來瑣碎的故事就像火種一樣，讓我眼前一亮，醍醐灌頂，突然間以前收集的碎片化信息被串成一個整體，當天我一口氣寫了一萬多字，套用一句廣告詞，“根本停不下來”。

接下來的兩個月，我很順利地完成了論文初稿寫作。學術研究的美妙之處就在於，你不知道你的終點在哪裡，你不是搭乘一列上海開往北京的火車，而是騎着一匹不羈的烈馬，奔馳在廣闊無垠的草原上，等待你的有危險，也有風景，有苦行僧的時刻，但也有意想不到的驚喜！

人們以為命運就像手心的掌紋一樣專屬於自己，其實不然，我們的命運或多或少具有外部性：我們的好運氣或許會給別人帶來壞運氣；反之亦然。正因為如此，政治共同體同時也是命運共同體，我們都在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分享 / 分擔着彼此的命運。

不理解政治，我們就難以真正理解命運；不關注命運，政治學就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命運不是理所當然的，也不是由一個超驗的神秘力量所決定的。

如果說個體的命運帶有太多的偶然性和隨機性，那麼，群體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則是由權力結構設定的。國家、市場、社會與家庭是命運的主要塑造者：

第一，國家通過制度和政策來塑造我們的命運。國家不僅對有形的資源進行再分配，也在對無形的機會進行再分配。

從上山下鄉到恢復高考、從“文革”到改革開放、從計劃經濟到市場化改革、從統招統分到教育產業化，國家行為對我們命運的影響何其巨大。國家對機會的再分配不是以個體為單位，而是以群體或社會類屬（social category）為單位，譬如階級敵人、流動人口、高收入群體。國家的再分配必須避免制度性歧視，即對特定社會群體的不公正待遇。

第二，市場包括物質市場和地位市場，前者通過產權、後者通過社會流動渠道為我們的行為提供激勵，從而影響我們的命運。唐世平指出，在地位市場中，個人為社會地位而競爭。

和物質市場中的情況相比，地位市場中的競爭是縱向的、零和的，而且地位性商品的供應是內在有限的。簡言之，我們通過物質市場獲得財富，通過地位市場獲得社會地位和外部承認。

第三，社會通過自由結社、社會運動、公共輿論、社會資本、關係網絡來影響人們的命運。這對於一個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尤其重要，顯而易見，勞工運動、民權運動、婦女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工人、黑人、女性的地位和命運。

第四，家庭是階級再生產的一個重要環節，所謂“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我們每個個體的人生軌跡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家庭出身的影響。

以上四種力量與個人能動性的互動過程共同決定着我們的命運，每一種力量都不是絕對的。家庭是相對保守的力量，而市場、社會和國家都扮演了雙重角色，既有保守的一面，也有變革的一面。

在一個健康的社會系統中，這四種力量應當是相對平衡的，在自由與平等、效率與公平、社會流動與階級再生產之間找到一個均衡點，讓社會成員各得其所，從而避免社會的過度僵化或無序。

而在農民工身上，我們卻看到這四種力量驚人地一致：從國家的角度看，他們是“非市民”，無法在城市獲得權利資格和公共服務；

從市場的角度看，他們被限制在次級勞動力市場，同工不同酬；從社會的角度看，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缺乏社會支持網；

從家庭的角度看，他們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都相對匱乏。這四種力量的疊加效應，使農民工面臨比常人更大的重力加速度，重重地跌落在城市底層。

桑德爾在《正義——該如何做是好？》一書中講述了一個叫歐麥拉的城市。這是一個擁有幸福感和公民榮譽感的城市，沒有國王和奴隸，沒有廣告和股票交易，也沒有原子彈。

人們過着幸福的生活，只有一個人例外。“在歐麥拉的一棟漂亮的公共建築的地下室里，或者是在那些寬敞的私人住宅的地窖里，有一扇房間，它有一個鎖着的門，沒有窗戶。”房間裡坐着一個孩子，有些弱智，營養不良，並且被人們所忽視。

他在極度痛苦中勉強維生。所有的歐麥拉人都知道，他就在那裡；他們都知道，他得待在那裡。他們明白，整座城市的幸福和美好都是因為這個孩子所遭受的痛苦。因此，沒有人來拯救他，他們不願意犧牲自己的幸福。

在我看來，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其一，命運是有外部性的。在一個社會當中，每個人或每個群體並不是孤立的，而是高度相關的，正如歐麥拉市民的幸福生活便是地下室孤兒痛苦的“溢出效應”；

其二，正義是需要成本的。如果不願意分擔正義的成本，那麼對於正義的呼籲就是葉公好龍；

其三，我們不能用一個人（或多數人）的快樂去抵消另一個人（或少數人）的痛苦。

在一定程度上，農民工及其家庭的處境類似於歐麥拉的地下室孤兒。我們每個人都清楚地知道：沒有他們的付出，城市的繁榮便不可想象；沒有他們作為廉價勞動力，中國製造的比較優勢便無從實現；沒有他們，就沒有所謂的“中國奇蹟”。

“中國奇蹟”不是魔法師的作品，毋寧說一場超大型魔術，人們只看到舞台上瀟灑自如的魔術師，卻看不到後台緊張忙碌的農民工。

改革開放三十年，就這樣同時創造着財富與貧窮。我們只看到了日新月異的深圳速度，卻沒有看到因趕超進度而缺乏勞動保護的風鑽工，他們因此而罹患塵肺病。

2009年，有兩條關於農民工的新聞格外引人矚目。一條是河南農民工張海超開胸驗肺，證明自己得了“塵肺病”而非肺結核；另一條是中國農民工當選《時代周刊》年度人物亞軍。

表面上看，這兩則消息似乎風馬牛不相及，在第一個故事裡，農民工扮演了一個悽慘無助的受害者角色，張海超胸前的繃帶是最有力也最無力的控訴；

而在後一個故事裡，中國農民工則成了對抗金融危機的平民英雄，6張青春快樂的面孔，成了美國版“勞動光榮”的最佳註腳。

其實，這不過一枚硬幣的兩面。長期以來，農民工為中國奇蹟和世界工廠承擔了過多的代價，現在，他們開始為權利和正義而鬥爭，他們開始主動地提出權利訴求，上訪、罷工、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

我們不能像歐麥拉的人們那樣，對農民工的苦難和維權行動無動於衷。多少年來，我們一直在呼喚善待農民工，但這不能掩飾我們內心的害怕：

我們害怕開放戶籍，會讓他們湧入城市，擠占我們的工作崗位，增加我們的財政負擔，危及我們的美好生活；我們害怕提高他們的工資待遇，會讓資本外流到其他城市或者國家，阻礙我們的GDP增長。

所以，我們更願意讓農民工作為弱者接受我們的幫助，而不願意讓他們成為我們的一份子。而事實上，他們不是弱者，他們只是缺少基本的權利。

命運的外部性一方面使我們連為一體，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們的社會陷入分裂，既得利益蒙住了我們的眼睛，讓我們對他者的苦難視而不見。不要將責任完全推給不公正的體制，也要反思我們自身，因為我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體制的受益者。

衡量一個社會的物質文明，要看它的窮人過得怎麼樣；衡量一個社會的精神文明，要看它的富人做得怎麼樣。如果一個社會的窮人尚且能夠過上體面的生活，那麼這一定是一個豐裕社會；如果一個社會的富人樂善好施、知書達禮，那麼這一定是個禮儀之邦。

相反，不管一個社會的GDP總量如何之大，只要有一部分民眾仍然衣食無着、低人一等，這個社會在本質上還是貧困的，只不過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已；

不管一個社會的文化產業多麼發達，高等教育如何普及，只要大多數富人過着醉生夢死、為富不仁的生活，那麼，這個社會的道德水準必然是低下的。

從這個意義上講，農民工及其子女的命運，是擺在我們全社會面前的一道考題，它考驗着我們對於正義的看法和道德的底線。

人與人之間最大的差別不是智商或財富，而是思考問題的層次。關注公眾號理想島（ID：lixiangdao002），提升認知維度。

內容轉載自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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