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知華派：習式改革的真相

       （本文是日本的中國專家的看法，篇幅較長，已作精簡＊）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國際地位和綜合國力都到達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從這一點來看，中國的改革開放無疑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國家變革事件之一。中國向着民族復興邁出了堅實的一步，中共通過四十年的經驗積累，走出了不同於任何西方國家的治國道路，也不同於自《共產黨宣言》誕生200年以來的共產主義道路。

 中國改革四十年對於世界也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國家層面的經濟改革實踐。中共體制的效率大大提升了這場實踐的成功概率，中共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調整，對這個擁有超過十億人口的龐大國家進行了近代以來最大的系統性變革，人與人的關係，生產關係乃至政治派系的關係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這場國家復興運動確實讓中國絕大多數的人獲得了利益，至少他們不需要再為餓肚子發愁。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對於世界還意味着除了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和西方威權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下的第三種國家發展道路的成功。中共的一黨專政，黨國高度一體化，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下三位一體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下，中共通過對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成功複製修正，形成了適應中國自身情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道路的結果正讓更多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和失敗的民主國家找到了新的發展出路。

  近來，外界批評習近平政權的改革是一種倒退，中國正在蛻變成世界最大的保護主義國家。這種批評並未看到中國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整體格局與西方相比仍處弱勢的現實地位。習近平正在調整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所積累的深層次社會矛盾，而鑑於中國的國家“體量”，這種矛盾的規模是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達不到，也想象不到的。 習近平整肅了整個官僚體系後，消除了各個派閥掣肘的中共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有力、更加有效率，這對調整化解中國積累的深層次矛盾是必要的。

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在恰當的時間出現了強有力的領導人，讓中共領導下的中國有力量扭轉平復這些矛盾帶來的風險。從這一點來看，中共將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作為出發的新起點，對改革開放本身重新作出定義，區別於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中國將按照有別於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路線，瞄向更高水平的發展階段，進行全新的社會試驗。

中國在現階段關注的重點依然在內部矛盾的化解和自身的發展上，習近平在政權運營上得到了鞏固，能夠更大膽的對中國的各個領域進行“習式”改革。習近平外交“新時代”藥方依然把“服務國內改革”放在首要位置。絕大多數人認為，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將通過強有力的內部政策和更有行動力的外部“擴張”實現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復興和崛起。 但也要與傳統大國比如美國和前蘇聯區別觀察今天的中國崛起。社會主義中國再次走上蘇聯式的大國沙文主義的可能性並不大，。 

鄧小平時期（含江澤民和胡溫政權時期）改革開放更多運營的是自由主義經濟的模式，在習近平時期，中國將從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徹底倒向政府控制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習近平所認同的改革開放背後必須存在一個更加強有力的中共作為保障。

在胡溫時期乃至更早的江澤民和鄧小平時期，社會屢屢出現的反對中共的聲音，更有上世紀80年代末期的六四事件，這些都讓習近平產生高度警惕，絕不希望類似事件在他統治時期再度上演，所以習近平打壓媒體，加強輿論管控，強化中共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絕對控制，甚至在社會上營造出他是一位萬能超級領導人的形象。 習近平時期的改革開放將是中共強權下“改革開放”，如何改革，如何開放，一切都必須“中共說了算”。“黨和政府”必然將於千千萬萬的經濟細胞和經濟利益緊密結合，牢牢控制中國經濟改革發展的方方面面。 

多年來，中共奉行了經濟領域去行政化的政策與思路，中國改革開放展現出自由市場經濟的濃厚色彩。尤其在胡溫時期，儘管很多批評人士認為那是國進民退的十年，但必須說，中國自由市場的成熟度在胡溫十年中有了飛躍的進步。 然而，中共十八大後，習近平執掌權力後，行政的力量被前所未有的放大，但習近平是一位聰明的領導人，他沒有任由行政權力“為所欲為”，而是通過他所掌握的權力，讓行政權力對於經濟運行實現了最高效的影響，習近平通過高效的行政運作，不但讓中國經濟度過了胡溫後期4萬億投資帶來的後遺症，同時為中國經濟軟着陸，進入更高質量發展的“新常態”奠定了很好的基礎，這不能不說是權力控制權力帶來的近乎完美的效果。 習近平向外界展示，他將會是不同於以往傳統意義上的“獨裁者”。習近平開創的習式改革開放將有別於鄧小平，外界不應該簡單的歸之以“進步”或“倒退”。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習式改革開放能否承擔起這個時代中國發展賦予的歷史使命。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威權主義國家來說，我們在觀察她的發展時，需要跳出意識形態之爭，從中國實際

情況的角度來了解中共的政策是否合理。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來，中共本身已經跳出了意識形態帶來的束縛，實用主義政治在中國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的同時，中共也並非像“歷史的終結”所說的那樣被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主義的浪潮所吞沒。 通過淡化意識形態，中共主導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國內不時出現“群體事件”的不和諧音，但無法動搖中共統治的穩固根基。中國絕大多數的中產精英階層選擇了沉默，因為那樣可以讓他們更專注於“埋頭賺錢”這件事，但這絕對會讓中國更加穩定，同時更加強大。

 當然，政治對於經濟過多的干預在西方經濟學來看並不是什麼好事，中共的試驗是前所未有的，沒有可以參照的範例，只能一步一步探路而進。

 國際上很多觀點認為，中國已經徹底摒棄了以往的韜光養晦政策。 這種批評和質疑更多指向了習近平本人，認為他是出於個人政治需要修改了鄧小平時代以來的中國內外政策，但這麼看其實是很片面的。 中國經濟在經歷了40年的高速和中高速增長後，本身的體量和中共建國初期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中國是否放棄韜光養晦政策，並不是能夠完全按照中國或習近平本人希望而進行謀劃的事件，而是中國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國內國際上存在的客觀情況引領了中國做出的自然選擇。

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後，維繫韜光養晦的客觀條件已經不復存在。國際上，國際社會希望中國承擔更多的責任，國內也有要求中國走出的強烈呼聲和現實需求。 可以說，中國已經進入了“藏不住”的發展時期，無論如何做，都會吸引眾多內外目光加以關注，更加迫切的是，中國傳統的韜光養晦政策帶來的內斂傾向和美國建立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已經或多或少的開始阻礙中國朝向更高發展水平前進的步伐。 

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和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及推進全球治理改革的一系列內外政策背後其實都是迎合了中國在這一時期發展的現實需求，習近平時代中國的政治格局可以說也是一種歷史的選擇。 

從確立習思想，到修改國家主席任期，備受批評的習近平建立的長期政權的做法其實是一種客觀現實因素導致的。習近平時期中國的內外政策是中共建政以來歷史綜合作用的結果，甚至於習近平這一政治人物的出現都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 

從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發展歷史來看，水平最高的蘇聯在經濟領域沒有取得像中國這樣的成就，蘇共更未曾面臨過中共所面臨的如此複雜的國際形勢和時代變化。 今天的中國，各種利益和矛盾交錯，中國和中共在國內和國外也有大量的敵人，在這種情形下，維護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統一、穩定，並且繼續保持其快速發展，需要強有力的政治人物和政府。這一點，中國的歷史也證明了，像盛唐、明清等王朝在其極盛時期，無不是出現了強有力的皇帝統率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施行威權政治的中共政權也一樣，在帶領中國狂奔了40年後，中共政權需要出現一位強有力的領導人來在維持政權穩定的同時帶領國家走向更高水平的發展。 看待所謂的“習近平獨裁”不能僅僅參照以往的經驗進行評價——一些西方國家人士，尤其是自由派人士恰恰局限於此——我們應該看到習近平“獨裁”的特殊性，以及認識到被我們誤解了的習近平式的獨裁的真正形態。

中共的分權在胡錦濤時代達到了巔峰，但中共並不是公開透明的自由民主體制，在暗箱操作的政治環境下，中共黨內的分權反而製造了更大的不透明和更多的隱蔽利益輸送，直接結果就是“薄熙來、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之類的中共高級官員的幫派化和腐敗化。 這種情況造成了中共統治集團和民間矛盾的激化。在這種情況下，習近平這樣的強人式的領導人的出現對於中共來說可以說是及時的。 

中共智囊將指導思想、理論通過習近平進行“特殊集中”（當前中共許多思想政令都以習近平名義發出，以習近平名義，有利於中共提升在國內各個階層中的權威，從而強化中共自身的統治。現階段我們所看到的為習近平進行的“領袖宣傳”其實就是在強化中共中央的權威——我認為這只不過是中共傳統的手段而已，卻被外界誤認為是習近平正在推進的個人崇拜，這種歷史倒車，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習近平式的“獨裁”只是中共最高層集中全力，防止各地官員和高層內部出現分化的政治手段。

 當然，中共的做法也有其風險。其中，最大的風險就在於如何維持目前“表象上的獨裁”。習近平在得到了中共高層的支持後，手中掌握的權力越發廣泛和穩固。權力將會對習近平個人產生巨大的誘惑力，同時，由於政策原因，中共基層機構和官員容易出現忠於習近平而非忠於中共的思想偏差。中共內部如何對習近平進行限制也成為了中共加強權力集中後重新面臨的課題，這看似是一個悖論，十分具有諷刺效果。 在這一點上，中共沒有前例可以參考。

日本在成為發達國家後，很多國民在物質和精神生活得到滿足後，開始考慮接下來個人前進的方向，也產生了許多迷茫與困惑。作為發達國家，日本在物質和精神領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社會問題由此顯現，當人們完成了物質和精神領域的在這個時代的雙目標後，又將追求什麼？沒有理清這個問題，直接導致了日本民眾，特別是年輕一代的集體精神“墜落”。這直接表現在吸毒、性濫交、自殺率上升等社會問題上。 中國今天也開始出現這樣的問題，在京津、長三角、珠三角等富裕地區尤為明顯。中國的富裕階層已經達到上億人口的規模，在國際上很多國家來看，已經是國家規模的存在了。這個人群如果失去了方向，對於正在發展中國而言，這將是十分不利的事情。儘管中國官方媒體並未做過多報道，但吸毒、性濫交、自殺等問題已經在中國的富裕階層中開始蔓延，而且相信泛濫程度要比人們想象中嚴重的多。中國應該健全社會支援機制，提前研究富裕社會帶來的“陰暗一面”，並有足夠的道德意識與責任感維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這一方面，日本政府並沒做什麼，也可以說日本現有的政治體制使得日本政府在這一領域無能為力，政府的過多干涉將影響所謂的自由民主。 而中國則不存在這一問題的擔憂。舉例來說，中國近年來多次大規模的推出“掃黃打非”等政治運動式的社會強力治理，東莞等中國主要的性交易城市的地下產業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同時，儘管飽受國際上眾多人權組織的譴責，中共政權依然對同性戀持負面看法，並對這一人群加以遏制，在西方發達國家，同性戀群體被認為是從事性交易和性疾病傳播的重點人群。 我認為，中共擅長的運動式的社會管理模式將有效化解民主國家在進入發達階段普遍面對的社會倫理道德“淪喪”的問題，一些糜爛醜惡的社會現象將被遏制，希望中國絕大多數國民將在中共意識形態的干預下選擇道德水平高、健康具有可持續性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