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知華派：習式改革的真相

       （本文是日本的中國專家的看法，篇幅較長，已作精簡＊）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都到达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变革事件之一。中国向着民族复兴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共通过四十年的经验积累，走出了不同于任何西方国家的治国道路，也不同於自《共产党宣言》诞生200年以来的共產主義道路。

 中国改革四十年对于世界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国家层面的经济改革实践。中共体制的效率大大提升了这场实践的成功概率，中共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调整，对这个拥有超过十亿人口的庞大国家进行了近代以来最大的系统性变革，人与人的关系，生产关系乃至政治派系的关系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场国家复兴运动确实让中国绝大多数的人获得了利益，至少他们不需要再为饿肚子发愁。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对于世界还意味着除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和西方威权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下的第三种国家发展道路的成功。中共的一党专政，党国高度一体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三位一体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中共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成功复制修正，形成了适应中国自身情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道路的結果正让更多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失败的民主国家找到了新的发展出路。

  近来，外界批评习近平政权的改革是一种倒退，中国正在蜕变成世界最大的保护主义国家。这种批评并未看到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整体格局与西方相比仍处弱势的现实地位。习近平正在调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所积累的深层次社会矛盾，而鉴于中国的国家“体量”，这种矛盾的规模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达不到，也想象不到的。 习近平整肃了整个官僚体系后，消除了各个派阀掣肘的中共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有力、更加有效率，这对调整化解中国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是必要的。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在恰当的时间出现了强有力的领导人，让中共领导下的中国有力量扭转平复这些矛盾带来的风险。从这一点来看，中共将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作为出发的新起点，对改革开放本身重新作出定义，区别于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中国将按照有别于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路线，瞄向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进行全新的社会试验。

中国在现阶段关注的重点依然在内部矛盾的化解和自身的发展上，习近平在政权运营上得到了巩固，能够更大胆的对中国的各个领域进行“习式”改革。习近平外交“新时代”药方依然把“服务国内改革”放在首要位置。绝大多数人认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将通过强有力的内部政策和更有行动力的外部“扩张”实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和崛起。 但也要与传统大国比如美国和前苏联区别观察今天的中国崛起。社会主义中国再次走上苏联式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可能性并不大，。 

邓小平时期（含江泽民和胡温政权时期）改革开放更多运营的是自由主义经济的模式，在习近平时期，中国将从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彻底倒向政府控制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习近平所认同的改革开放背后必须存在一个更加强有力的中共作为保障。

在胡温时期乃至更早的江泽民和邓小平时期，社会屡屡出现的反对中共的声音，更有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六四事件，这些都让习近平产生高度警惕，绝不希望类似事件在他统治时期再度上演，所以习近平打压媒体，加强舆论管控，强化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控制，甚至在社会上营造出他是一位万能超级领导人的形象。 习近平时期的改革开放将是中共强权下“改革开放”，如何改革，如何开放，一切都必须“中共说了算”。“党和政府”必然将于千千万万的经济细胞和经济利益紧密结合，牢牢控制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方方面面。 

多年来，中共奉行了经济领域去行政化的政策与思路，中国改革开放展现出自由市场经济的浓厚色彩。尤其在胡温时期，尽管很多批评人士认为那是国进民退的十年，但必须说，中国自由市场的成熟度在胡温十年中有了飞跃的进步。 然而，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执掌权力后，行政的力量被前所未有的放大，但习近平是一位聪明的领导人，他没有任由行政权力“为所欲为”，而是通过他所掌握的权力，让行政权力对于经济运行实现了最高效的影响，习近平通过高效的行政运作，不但让中国经济度过了胡温后期4万亿投资带来的后遗症，同时为中国经济软着陆，进入更高质量发展的“新常态”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不能不说是权力控制权力带来的近乎完美的效果。 习近平向外界展示，他将会是不同于以往传统意义上的“独裁者”。习近平开创的习式改革开放将有别于邓小平，外界不应该简单的归之以“进步”或“倒退”。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习式改革开放能否承担起这个时代中国发展赋予的历史使命。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威权主义国家来说，我们在观察她的发展时，需要跳出意识形态之争，从中国实际

情况的角度来了解中共的政策是否合理。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来，中共本身已经跳出了意识形态带来的束缚，实用主义政治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的同时，中共也并非像“历史的终结”所说的那样被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的浪潮所吞没。 通过淡化意识形态，中共主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国内不时出現“群体事件”的不和谐音，但无法动摇中共统治的稳固根基。中国绝大多数的中产精英阶层选择了沉默，因为那样可以让他们更专注于“埋头赚钱”这件事，但这绝对会让中国更加稳定，同时更加强大。

 当然，政治对于经济过多的干预在西方经济学来看并不是什么好事，中共的试验是前所未有的，没有可以参照的范例，只能一步一步探路而进。

 国际上很多观点认为，中国已经彻底摒弃了以往的韬光养晦政策。 这种批评和质疑更多指向了习近平本人，认为他是出于个人政治需要修改了邓小平时代以来的中国内外政策，但这么看其实是很片面的。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40年的高速和中高速增长后，本身的体量和中共建国初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是否放弃韬光养晦政策，并不是能够完全按照中国或习近平本人希望而进行谋划的事件，而是中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国内国际上存在的客观情况引领了中国做出的自然选择。

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维系韬光养晦的客观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国际上，国际社会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国內也有要求中国走出的强烈呼声和现实需求。 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藏不住”的发展时期，无论如何做，都会吸引众多内外目光加以关注，更加迫切的是，中国传统的韬光养晦政策带来的内敛倾向和美国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已经或多或少的开始阻碍中国朝向更高发展水平前进的步伐。 

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一系列内外政策背后其实都是迎合了中国在这一时期发展的现实需求，习近平时代中国的政治格局可以说也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从确立习思想，到修改国家主席任期，备受批评的习近平建立的长期政权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客观现实因素导致的。习近平时期中国的内外政策是中共建政以来历史综合作用的结果，甚至于习近平这一政治人物的出现都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从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历史来看，水平最高的苏联在经济领域没有取得像中国这样的成就，苏共更未曾面临过中共所面临的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时代变化。 今天的中国，各种利益和矛盾交错，中国和中共在国内和国外也有大量的敌人，在这种情形下，维护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统一、稳定，并且继续保持其快速发展，需要强有力的政治人物和政府。这一点，中国的历史也证明了，像盛唐、明清等王朝在其极盛时期，无不是出现了强有力的皇帝统率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施行威权政治的中共政权也一样，在带领中国狂奔了40年后，中共政权需要出现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来在维持政权稳定的同时带领国家走向更高水平的发展。 看待所谓的“习近平独裁”不能仅仅参照以往的经验进行评价——一些西方国家人士，尤其是自由派人士恰恰局限于此——我们应该看到习近平“独裁”的特殊性，以及认识到被我们误解了的习近平式的独裁的真正形态。

中共的分权在胡锦涛时代达到了巅峰，但中共并不是公开透明的自由民主体制，在暗箱操作的政治环境下，中共党内的分权反而制造了更大的不透明和更多的隐蔽利益输送，直接结果就是“薄熙来、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之类的中共高级官员的帮派化和腐败化。 这种情况造成了中共统治集团和民间矛盾的激化。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这样的强人式的领导人的出现对于中共来说可以说是及时的。 

中共智囊将指导思想、理论通过习近平进行“特殊集中”（当前中共许多思想政令都以习近平名义发出，以习近平名义，有利于中共提升在国内各个阶层中的权威，从而强化中共自身的统治。现阶段我们所看到的为习近平进行的“领袖宣传”其实就是在强化中共中央的权威——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中共传统的手段而已，却被外界误认为是习近平正在推进的个人崇拜，这种历史倒车，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习近平式的“独裁”只是中共最高层集中全力，防止各地官员和高层内部出现分化的政治手段。

 当然，中共的做法也有其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就在于如何维持目前“表象上的独裁”。习近平在得到了中共高层的支持后，手中掌握的权力越发广泛和稳固。权力将会对习近平个人产生巨大的诱惑力，同时，由于政策原因，中共基层机构和官员容易出现忠于习近平而非忠于中共的思想偏差。中共内部如何对习近平进行限制也成为了中共加强权力集中后重新面临的课题，这看似是一个悖论，十分具有讽刺效果。 在这一点上，中共没有前例可以参考。

日本在成为发达国家后，很多国民在物质和精神生活得到满足后，开始考虑接下来个人前进的方向，也产生了许多迷茫与困惑。作为发达国家，日本在物质和精神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社会问题由此显现，当人们完成了物质和精神领域的在这个时代的双目标后，又将追求什么？没有理清这个问题，直接导致了日本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集体精神“坠落”。这直接表现在吸毒、性滥交、自杀率上升等社会问题上。 中国今天也开始出现这样的问题，在京津、长三角、珠三角等富裕地区尤为明显。中国的富裕阶层已经达到上亿人口的规模，在国际上很多国家来看，已经是国家规模的存在了。这个人群如果失去了方向，对于正在发展中国而言，这将是十分不利的事情。尽管中国官方媒体并未做过多报道，但吸毒、性滥交、自杀等问题已经在中国的富裕阶层中开始蔓延，而且相信泛滥程度要比人们想象中严重的多。中国应该健全社会支援机制，提前研究富裕社会带来的“阴暗一面”，并有足够的道德意识与责任感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这一方面，日本政府并没做什么，也可以说日本现有的政治体制使得日本政府在这一领域无能为力，政府的过多干涉将影响所谓的自由民主。 而中国则不存在这一问题的担忧。举例来说，中国近年来多次大规模的推出“扫黄打非”等政治运动式的社会强力治理，东莞等中国主要的性交易城市的地下产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同时，尽管饱受国际上众多人权组织的谴责，中共政权依然对同性恋持负面看法，并对这一人群加以遏制，在西方发达国家，同性恋群体被认为是从事性交易和性疾病传播的重点人群。 我认为，中共擅长的运动式的社会管理模式将有效化解民主国家在进入发达阶段普遍面对的社会伦理道德“沦丧”的问题，一些糜烂丑恶的社会现象将被遏制，希望中国绝大多数国民将在中共意识形态的干预下选择道德水平高、健康具有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