搗練子令   金庸

棺已蓋，議紛紜，事賊天京去獻芹，

恰似華山君子劍，一生真偽罩氤氳。

下文由數篇網文綴成，非原創。

金庸，原名查良鏞，於1924年3月10日出生，是浙江海寧人，其家為時代書香門第，名門望族，家族中名人輩出。金庸1940年代後期移居香港，在左派《大公報》香港分社工作。

1959年金庸和太太朱玫創辦了《明報》，1989年宣布辭去《明報》社長一職，1993年宣布辭任董事局主席，同年將《明報》集團售予于品海。

于品海為中資代表，是中共大外宣媒體《多維網》和《香港01》的老闆。

成名的查良鏞成為中共統戰、拉攏的一個重點對象。1995年，查良鏞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委員；

1999年3月，查良鏞又被大陸浙江大學聘為教授，併兼任浙大人文學院院長。

1999年10月，在浙大舉行“新聞業機制改革與管理會議”時，查良鏞發表了《兩種社會中的新聞工作》的演講，批評美國的資本主義，讚揚中共的社會主義，引發爭議。

查良鏞的演講當時受到不少批評與非議。香港《蘋果日報》、《爭鳴》雜誌等紛紛批評查良鏞的言論，認為他給中共唱讚歌“昏庸”，他是“給專制者按摩的弄臣”等等。

現居美國的中國學者何清漣表示，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變化，對步入6旬的金庸他很有吸引力，所作所為多為時人詬病。在浙江大學擔任文學院院長被體制內人不接受，憤而去英攻博，算陷入心障。以他之鼎盛文名，完全可一笑置之。

2009年金庸擔任中共作協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名譽副主席，至其去世。

此前的1988年，查良鏞作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和查濟民委員，提出“政制協調方案”，即選舉團選舉香港行政長官並且限制立法會直選議席數目，建議到第三任行政長官任內，才舉行一次全民投票，決定第四任特首、第五屆立法會是否普選產生。

查良鏞的這個“雙查方案”，被批評者認為阻礙了香港的民主發展，“出賣了香港的民主”。

香港人Brian Yuen在推特上評論說：“在香港人眼裡，查良鏞是着名武俠小說大師，也是出賣香港人利益的政客。當年加入港方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依中方提議，與查濟民提出「雙查方案」扼殺香港全面直選民主選舉。當年接受訪問，也道出文人多愛名而輕視金錢，他亦自命如此，在政治取向上，我認為確是得了「駡名」！”。

金庸1948年與第一任太太杜冶芬結婚。兩人1947年在杭州相識，當時金庸在《東南日報》工作，與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相識。他到杜冶秋家登門造訪時，邂逅了當時17歲、美艷動人的杜冶芬，兩人墜入愛河。

1953年，離異，婚姻維持5年，無子女。

在與第一任妻子離婚後，於1953年娶了新聞記者出身的朱玫。朱玫美麗能幹，懂英語，比金庸小11歲。

在金庸創立《明報》的時候，朱玫給予很多協助，兩人成患難夫妻。婚後兩人也育有兩子兩女。為了幫金庸創辦《明報》，她更是把自己的嫁妝變賣，支持丈夫創業。

1976年，《明報月刊》創立10周年，金庸曾憶述當年，“我妻朱玫每天從九龍家裡煮了飯，送到香港來給我吃”，溫情滿滿。

據《明報》老職員回憶：“查先生那時候真的很慘，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兩人喝。”

夫妻二人常常工作到深夜。每當他們下班時，回家要乘坐的天星小輪早已停航，只好改乘電船渡海。乘電船如果即到即開，船票三元；如果等齊六個人再開船，船票就比較便宜。為了省錢，他們寧願捱着深夜涼颼颼的風等待，也不願包船過海。

金庸的四名子女都是第二任妻子朱玫所生，長子查傳俠因父母離異，自殺身亡，次子查傳倜是著名食家，卻曾在影音店盜竊；大女兒查傳詩兒時打針導致雙耳失聰。5歲時，大陸的“文革”也波及香港。金庸帶着妻子兒女到新加坡暫避奔波中，查傳詩着涼高燒不退，一家小醫院醫生給她打了一針慶大黴素，導致雙耳失聰。有指金庸以“小聾女”稱呼她；幼女查傳訥是畫家，最受金庸疼愛。

媒體報導，金庸正忙着追求電影演員夏夢的時候，他的妻子朱玫，正一手協助金庸辦明報，一手撫育剛剛出生的幼孩，英倫大學新聞系畢業的朱玫，前後為金庸生育了四個子女，同時還不間隙地為明報撰寫大量的新聞稿件和時評，最困難的時候，她左手抱着孩子，右手還在趕稿寫字。

無奈，金庸婚內出軌，16歲的女招待林怡樂很快成了金庸的情人，兩人在跑馬地附近同居。而在明報辦公室挑燈夜戰的朱玫，是最後一個知道丈夫出軌的人。

據媒體報道，金庸常去報館附近一間咖啡店喝咖啡，在那裡他與16歲的服務生林樂怡相識。

金庸提出了離婚，理由是雙方沒有了共同語言，朱玫同意離婚，不過提出了兩個要求：一是離婚後金庸需要支付自己一筆錢，這筆錢能夠使自己安度後半生。二是金庸結婚後不能再有孩子，一心一意對待他們的孩子。金庸答應了朱玫的兩個要求。

但他們的長子，正在美國讀書的查傳俠，因為接受不了父母離婚的事實，選擇跳樓自殺。年過五十的朱玫，經受了丈夫背叛兒子早逝的雙重打擊，悲痛欲絕，再也沒從人生陰影中走出來。幾年後，61歲的朱玫因癌症去世，死的時候孤苦伶仃、孑然一身，替她拿死亡證的，是醫院的員工。

而那時的金庸，正風光無限，忙着送小他29歲的小嬌妻到澳洲留學，忙着帶小嬌妻到處演講和遊玩，忙着享受他忘年之交的婚姻……多年後，金庸說，我對不起朱玫……如果可以補救的話，我希望可以對親人好一些，對朋友好一些。

在1951年的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中，金庸的父親、大地主查樞卿被地方人民政府判處死刑槍決了。面對殺父之仇，他內心真正想選擇哪一種復仇方式，我不敢說，但現實當中，他無疑選擇了"相逢一笑泯恩仇"，"1981年7月18日，鄧小平會見金庸，向金庸道歉，微笑着說："團結起來向前看！"金庸點點頭，說："人入黃泉不能復生，算了吧！"這看起來並不算一個過得去的交代，於是2000年年初，金庸在其自傳體散文《月雲》中寫道："從山東來的軍隊打進了宜官的家鄉，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壓農民，處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傷心了大半年，但他沒有痛恨殺了他爸爸的軍隊。因為全中國處死的地主有上千上萬，這是天翻地覆的大變。"創造了無數大俠形象的人，在強大的力量面前，依然真實的像個歷史洪流中的小人物，自欺而懦弱，就像他的眾多讀者一樣，當然，換了誰也大約如此吧，亦或者，真是我們難以理解的豁達大度。

李敖曾痛罵過金庸的虛偽，我倒覺得金庸未必是虛偽，而是人共有的虛弱，一心向善是個過程，過程不是結果，就必然是不完美的感受。

即便如此，這個過程中還是需要不斷接受歷練的，就如李大師對金大師的鞭笞，看看也無妨，李大師鞭笞起他人向來是精準度很高的，只是對自己往往手軟。李敖說："金庸到台灣來，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談八小時。我責備他不該參加什麼"國建會"，自失他過去的立場。他說他參加，也說了不少批評的話。我說這是不夠的、得不償失的、小罵幫大忙的，你參加這種會，真叫人失望。接着談到他寫的武俠，我說胡適之說武俠小說"下流"，我有同感。我是不看武俠的，以我所受的理智訓練、認知訓練、文學訓練、中學訓練，我是無法接受這種荒謬的內容的，雖然我知道你在這方面有着空前的大成績，並且發了財。金庸的風度極好，他對我的話，不以為忤。他很謙虛的解釋他的觀點。他特別提到他兒子死後，他精研佛學，他已是很虔誠的佛教徒了。……但大體上，無不以捨棄財產為要件。所謂'舍離一切，而無染着'，所謂'隨求經施，無所吝惜'。你有這麼多的財產在身邊，你說你是虔誠的佛教徒，你怎麼解釋你的財產呢？"金庸聽了我的話，有點窘，他答覆不出來。為什麼？因為金庸所謂信佛，其實是一種"選擇法"，凡是對他有利的，他就信；對他不利的，他就佯裝不見，其性質，與善男信女並無不同，自私的成分大於一切，你絕不能認真。他是偽善的，這種偽善，自成一家，可叫做"金庸式偽善"。

我倒不相信金庸是刻意虛偽，而是人性的虛弱，相信他聽了李大師的話，也更多的是自省。就像當年《明報》報道逃港潮時，金庸並不是一開始就決定報道的，但在眾位同事的壓力之下，權衡利弊，拷問內心，他還是選擇了報道，也算善事一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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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到香港就看明報，很欣賞金庸寫的社評，81年鄧太宗接見了金庸，那幾天的社評由胡菊人代筆，待到金庸回港，其社評立竿見影變了味，不久就炒了為明報寫了多年專欄的哈公魷魚，遣散費更是少得可憐，當時也是報界的一場風波。哈公專欄「哈公怪論」是我最喜愛的專欄之一，對中共極盡嬉笑怒罵之能事，能從匪夷所思的角度切入，得出狗屁不通卻又言之成理之論，令人捧腹大樂，哈公離開明報沒幾年就病逝，哈公之後，再無哈公！明報老臣子胡菊人也是一支健筆，多年任「明報月刋」主編，後來也被炒魷魚，因遣散費也鬧得不歡而散，金大俠的涼薄可見一斑。

自他被請進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更是感恩戴德，一意當幫閒幫兇，殺父之仇竟成了「人入黃泉不能復生，算了吧！」我沒有要求他能報殺父之仇，難道他不可以像梁羽生一樣不原諒，不寬恕嗎？難道他非得認賊作父，為虎作倀嗎？他的筆下有這樣的大俠嗎？

金庸與第二任妻子朱玫離婚的理由是「雙方沒有共同語言」，隨後即與小他29歲的咖啡廳女招待結婚，此女好生了得，是香港有史以來最有文化的女招待——她與金庸有共同語言。金大俠，您不會用人老珠黃這個詞嗎？岳不群如果要休妻再娶，斷想不到「沒有共同語言」如此高大上的理由。

當年香港與金庸齊名的梁羽生，與共黨也有殺父之仇，和金庸不同的是，他拒絕中共假惺惺的平反，也不打算生活在「一國兩制」的香港，在「香港回歸」之前移民澳洲，從未發表媚共言論，終老於自由世界。

梁羽生與金庸的人品孰高孰低，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