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海南高考移民李洋，因属“高考移民”身份被取消报考本科第一批的资格，曾引起无数人的关注，而其被城大的商学院录取，并获城大颁发合计44万港元的“状元奖学金的大团圆结局，既让人为他高兴，又不得不让人觉得是对中国教育制度尤其是高考制度的极大讽刺。

　　当社会在不断前进，越来越呼唤平等时，当我们以和谐社会为建设目标时，当一个个不公平公正的规章制度分崩离析时，中国最为重要的一个制度，高考制度却在继续创造着这个社会的不平等、不和谐和不安定。当一些高分省份的考生面临考分比北京等地重点线还高却无缘大学时，当一名名优秀的高中生由于制度的不合理无法“知识改变命运”时，当一次次广大人民的改革呼唤遭拒时，我们何谈公平、何谈和谐。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样一个全国多数人民反对且与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相左的制度依然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若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认识，似乎很简单。

　　制度的改变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制定者的成本收益衡量。首先来看成本，若取消这种不平等，很可能使得北京等地的当地学子上不了学，北大清华等大学“沦”为真正意义上中国人的大学。这时，全国各地的“劣等人”会浩浩荡荡奔赴北京　、上海等地，使得这些地方有可能变为“劣等人”聚集地，北京不再是北京，首都成了盲流集散地，这是成本之一；加之，考不上学的当地学生肯定不愿离开本地，就得尽快就业，就无形之中对政府造成巨大的要求解决就业压力，搞不好失业率狂增，社会秩序堪忧，此乃成本之二；更为直接的，这些制度制定者的子女本身就属于当地学生群中的组成单元，他们上不了学不是给领导填麻烦，影响领导投身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去吗？此亦成本之三。这里可能有人就有疑问了，他们是社会的精英，其子女怎么可能不是精英，这个观点立不住脚、成本不一定存在。但就个人经历来看，“精英遗传说”是有问题的。笔者在大学也混了不少年，在学校我就发现很多学校牛人的子女的学习不仅谈不上优秀，有些甚至是极差，我们每年因学习不行退学的人中有相当部分都是这些群体中的一员。究其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比较普遍的是由于家庭条件优越和个人优越意识明显使得他们很难扎实用功。当然，不管原因为何，些各现象的普遍存在是推翻了精英遗传说的。所以本节所议的三个成本是存在的。

　　再来看收益。对于制度制定者而言，其收益是获得除北京等地以外的人民的坚决拥护和社会公平的美誉。但这些离他们的本人生活是那样的遥远，就如Irving Fisher 所说“对每一个个人来说，只有那些在他的经验范围内事件，才是他所直接关心的。正是这些事件...构成了他的最后收入”，这些收益并不能成为他们最后的收入。所以制度改变的收益对他们而言，可以视作零。

　　这样看来，毫无疑问成本大于收益，制度不应改变。既然制度不应也就涌改变时，老百姓就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用“对策”对付“政策”，于是高考移民出现了。本来这是这个制度内生诱因导致的，也孕育了制度变革的种子，但是这颗种子是制度制定者所不愿见到的，因此有了双方的博弈和不对称较量。这种力量的不均衡往往以平民百姓的失败告终。不过可喜的是，李洋成功了，他终于被一个中国教育体制外的优秀认可了，以状元身份顺利进入城大学习。我们为他欢呼，更为香港的大学欢呼，但也为清华北大为代表的中国内地大学感到羞耻。曾以何时，我们为清华的严谨和北大的开放而骄傲，但今天我们不得不为他们难过。清华、北大们，你们惭愧了吗？

　　或许我们不应该质问他们，因为他们是公有的，资金掌控在资金提供方的手里。那么我们更应该质问这些手握大把财政资金的部门或人，你们惭愧了吗？事实上也的确要这样去质问。但是，我们也不能原谅清华北大们的不作为。既然你们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代表，是为未来社会培养栋梁的摇篮，你们为什么不能积极作为，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冲破不符合公平精神、不符合法治精神、不符合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要求的不合理制度，去为我们高等教育事业闯出新天地。为什么？你能回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