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海南高考移民李洋，因屬“高考移民”身份被取消報考本科第一批的資格，曾引起無數人的關注，而其被城大的商學院錄取，並獲城大頒發合計44萬港元的“狀元獎學金的大團圓結局，既讓人為他高興，又不得不讓人覺得是對中國教育制度尤其是高考制度的極大諷刺。

　　當社會在不斷前進，越來越呼喚平等時，當我們以和諧社會為建設目標時，當一個個不公平公正的規章制度分崩離析時，中國最為重要的一個制度，高考制度卻在繼續創造着這個社會的不平等、不和諧和不安定。當一些高分省份的考生面臨考分比北京等地重點線還高卻無緣大學時，當一名名優秀的高中生由於制度的不合理無法“知識改變命運”時，當一次次廣大人民的改革呼喚遭拒時，我們何談公平、何談和諧。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這樣一個全國多數人民反對且與建設和諧社會目標相左的制度依然表現出極強的生命力？若用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來認識，似乎很簡單。

　　制度的改變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制度制定者的成本收益衡量。首先來看成本，若取消這種不平等，很可能使得北京等地的當地學子上不了學，北大清華等大學“淪”為真正意義上中國人的大學。這時，全國各地的“劣等人”會浩浩蕩蕩奔赴北京　、上海等地，使得這些地方有可能變為“劣等人”聚集地，北京不再是北京，首都成了盲流集散地，這是成本之一；加之，考不上學的當地學生肯定不願離開本地，就得儘快就業，就無形之中對政府造成巨大的要求解決就業壓力，搞不好失業率狂增，社會秩序堪憂，此乃成本之二；更為直接的，這些制度制定者的子女本身就屬於當地學生群中的組成單元，他們上不了學不是給領導填麻煩，影響領導投身祖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中去嗎？此亦成本之三。這裡可能有人就有疑問了，他們是社會的精英，其子女怎麼可能不是精英，這個觀點立不住腳、成本不一定存在。但就個人經歷來看，“精英遺傳說”是有問題的。筆者在大學也混了不少年，在學校我就發現很多學校牛人的子女的學習不僅談不上優秀，有些甚至是極差，我們每年因學習不行退學的人中有相當部分都是這些群體中的一員。究其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比較普遍的是由於家庭條件優越和個人優越意識明顯使得他們很難紮實用功。當然，不管原因為何，些各現象的普遍存在是推翻了精英遺傳說的。所以本節所議的三個成本是存在的。

　　再來看收益。對於制度制定者而言，其收益是獲得除北京等地以外的人民的堅決擁護和社會公平的美譽。但這些離他們的本人生活是那樣的遙遠，就如Irving Fisher 所說“對每一個個人來說，只有那些在他的經驗範圍內事件，才是他所直接關心的。正是這些事件...構成了他的最後收入”，這些收益並不能成為他們最後的收入。所以制度改變的收益對他們而言，可以視作零。

　　這樣看來，毫無疑問成本大於收益，制度不應改變。既然制度不應也就涌改變時，老百姓就只能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用“對策”對付“政策”，於是高考移民出現了。本來這是這個制度內生誘因導致的，也孕育了制度變革的種子，但是這顆種子是制度制定者所不願見到的，因此有了雙方的博弈和不對稱較量。這種力量的不均衡往往以平民百姓的失敗告終。不過可喜的是，李洋成功了，他終於被一個中國教育體制外的優秀認可了，以狀元身份順利進入城大學習。我們為他歡呼，更為香港的大學歡呼，但也為清華北大為代表的中國內地大學感到羞恥。曾以何時，我們為清華的嚴謹和北大的開放而驕傲，但今天我們不得不為他們難過。清華、北大們，你們慚愧了嗎？

　　或許我們不應該質問他們，因為他們是公有的，資金掌控在資金提供方的手裡。那麼我們更應該質問這些手握大把財政資金的部門或人，你們慚愧了嗎？事實上也的確要這樣去質問。但是，我們也不能原諒清華北大們的不作為。既然你們是我國高等教育的代表，是為未來社會培養棟梁的搖籃，你們為什麼不能積極作為，以一種大無畏的精神衝破不符合公平精神、不符合法治精神、不符合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要求的不合理制度，去為我們高等教育事業闖出新天地。為什麼？你能回答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