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雜誌》：美式資本主義與民主不相容

• 時間：2018-12-26 10:12

•來源： 法意讀書

•作者：  艾瑞克·列維茨 

傑迪厄亞•普爾批判民主運動主要思想家對美國政治危機的各種分析中有一個根本性的缺陷：他們沒有人質問美國七十年代通貨膨脹危機之後出現的以弱小工會、企業集中、低增長與高度不平等為特徵的資本主義是否“與民主相容”。普爾認為是不相容的。而且他是對的。想象一下美國99.9%的公民每周必須工作70個小時才能維持基本的生計，不至於讓家人流落街頭。想象一下那些公民不知道他們的工作時間安排，所以要一次又一次地協商時間來照看小孩。所有這些給他們的心理健康和人際關係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使他們沒有時間和精力了解最新時事、加入社區組織、參加市政廳會議或是在大選中投出神聖的一票。你認為這樣一個國家的經濟體系與民主相容嗎？

上圖為美國的民主運動，人們在街上遊行示威

來源：Getty Images

【法意導言：如今的美國已經不再是民主國家，而是由一小部分掌控權力的寡頭政治。經濟不平等問題突出、貧富差距懸殊、民主規範被侵蝕，美國的民主危機四伏。特朗普這個民粹主義煽動者就是利用了處於經濟焦慮下的美國人對文化的怨恨。為了挽救美國的民主，各個黨派均提出了不同的方案，艾瑞克·列維茨（Eric Levitz）在《紐約雜誌》（The New York）中撰寫一篇文章認為其中的關鍵所在是要認清美式資本主義與民主不相容，民主的問題是由經濟體系的不平等所引起的。但是作者也指出維護規範和重新分配經濟權力的目標會發生衝突，導致“新洛克那場景”的難題再度出現，他認為應當有效平衡司法獨立與經濟改革。】

美國的民主不健康，特朗普的反對者在這一點上意見一致。

但當他們開始對共和國這個病人問診、確定疾病、開處方時，抵制特朗普的不同派別作出了不同的診斷。

一組是由比較政治學者、自由主義專家及反對特朗普（Never Trump）的保守派組成，他們將目光鎖定在唐納德·特朗普身上。他們看到懦弱的共和黨精英無法拒絕提名一個狹隘的煽動者，也拒絕在大選中放棄他，同時阻礙他的競選調查順利進行。他們看到一位總統不斷攻擊聯邦執法的獨立性、敵對媒體的合法性以及官方選舉結果的真實性。而他們也注意到這位總統的保守派背景使得他的謊言不攻自破。在這一切之下，他們察覺到超黨派的崛起，後者正在引導各黨當選官員解除對其自身非正式的權力限制，以及各黨的支持者相信特朗普沒有合法的權力主張。

這些控訴指出（我的同事喬納森·柴特所稱的）“民主運動”是規範被侵蝕的跡象。民主不能僅靠法律生存。民主還需要人們遵守某些非正式的規則，以糾正憲法設計中不可避免的缺陷，同時防止某些超凡魅力的領導人鞏固權力。因此，為了治癒我們的共和國，並且為了將來不再受同一病毒的威脅，數位自由派的思想家呼籲建立兩黨聯盟，團結起來捍衛民主規範和法治。在他們看來，特朗普構成的威脅是如此嚴重和獨特，兩黨的意識形態如今應當優先維持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而非贏得政策鬥爭，從而保障他們將來能自由而民主地解決這些爭端。

但還有第二種觀點。

數位社會民主（或民主社會）思想家從民主運動中的左翼入手檢查共和國這個病人，關注到一組不同的症狀。他們發現州和聯邦立法者無視選民的意見，減輕富人的稅收、削減對窮人的援助；他們看到行政管理機構原本應該對企業實施監管，現在卻成了它們的培訓基地；他們看到最高法院一直以來都在擴大企業的權利而限制工會的權利；他們看到刑事司法系統不會起訴銀行家為毒販洗錢，卻會判處小規模的快克[1]經銷商終身監禁刑；他們看到中央銀行有資源拯救金融公司，卻對被剝削的他們真正的債權人視若無睹；他們看到五角大樓發動數十億美元的戰爭，惡化他們原本應該解決的問題，卻仍能獲得較高的預算，即使房屋署要求貧困的工薪階層為糟糕的住宿支付高昂的租金；所有這些缺陷表明私人財富分配的差距是如此懸殊，這個國家的超級富豪的平均壽命比窮人長15年。

社會民主黨人從這些可怕的條件中看到了萬惡的資本主義教科書般的案例。民主不能僅靠規範生存。如果市場監管不足、工人無組織，企業部門會以癌細胞擴散般的速度擴張，直到它主導政治和整個社會。越來越多的經濟利益集中在越來越少的人手中，而將私人財富轉換為公共權力的障礙越來越少。政客對大眾的偏好和需求沒有反應。選民對選舉失去信心。然後，一個強者站出來說他可以獨自解決這個問題。

所有這些都顯示“民主運動”這個處方治療不當：如果我們共和國真正的病症在於其不平等的經濟體系，那麼那種疾病無法依靠意識形態的聯盟治癒。恰恰相反，我們需要的是一場運動來動員足夠多的勞動人民要求資本家實施一項新的經濟政策。因此，如果自由派知識階層希望拯救美國民主，它應該把大部分精力用來思考如何開展該項運動，以及一旦它執政，該項運動應當為我們國家的政治經濟帶來何種變化。

上圖表格顯示了美國的經濟不平等現象

來源：Google

這場爭論為何重要

重要的是不要誇大“以規範為核心”的自由主義與“激進的”左翼分子之間的界限。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法學教授傑迪厄亞•普爾（Jedediah Purdy）撰寫了一篇針對“以規範為核心”的自由主義的評論文章，引起了廣泛的討論。他譴責特朗普關於選舉舞弊的謊言（明顯違反了規範），這是對美國“自治”的可怕威脅。史蒂文·列維茨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爾·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的著作《民主是如何死亡的》是“規範”中心主義世界的聖經，他們在該文中認為“解決經濟不平等問題”可以使美國未來遠離民粹主義煽動者。每一方都認識到我們的經濟體系將財富集中在頂層少數人的傾向與特朗普對民主規範的攻擊都是嚴重的問題。他們只是對其中哪一個才是當前美國民主更根本的威脅這一點上意見不一致。

但是這個爭議存在真正的利害關係。除了上述所指出的應如何組織特朗普的反對力量，維護規範和重新分配經濟權力的目標可能會發生衝突，特別是如果民主黨人重新掌權，那衝突將無法避免。

讓我們先假設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明年會成為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如果說恢復規範是其首要目標，那麼他將不得不懇請政黨秘密會議[2] 確認由總統提名且符合資格的司法候選人。但如果是以打擊為逃避當地工會勢力而遷移的企業為首要目標，他就需要將這些提名扼殺在委員會中，以便為未來“親勞工”的法官保留席位。類似的，如果民主黨在2020年(或2024，或2028)全面掌權，廢除會議妨礙行為[3]肯定是任何重大的再分配改革的先決條件。如果特朗普得以任命多名最高法大法官，開始“新洛克那時代[4]”，也就是法院的極右多數一貫否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進步立法（譬如平價醫療法案），那麼對進步人士而言，確定規範被侵蝕與經濟不平等中哪一個才是對民主更根本的威脅就十分重要了。

左翼在哪些方面說對了

傑迪厄亞•普爾（Jedediah Purdy）批判民主運動主要思想家對美國政治危機的各種分析中有一個根本性的缺陷：他們沒有人質問美國七十年代通貨膨脹危機之後出現的以弱小工會、企業集中、低增長與高度不平等為特徵的資本主義是否“與民主相容”。

普爾（Purdy）認為是不相容的。而且他是對的。

這個立場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論證。首先，有一種假設認為資本主義的失敗是狹隘的民粹主義在西方日益普及的主要原因，因此改革我們的經濟體系是保護基本的民主規範將來免受攻擊的最佳方式。

許多人反對這一論證，指出有大量證據表明特朗普的支持是基於種族與文化因素，而非來源於“經濟焦慮”。而且很難爭論說美國相對較高的移民率、侵蝕種族與性別的等級制度沒有激發一些強烈的反對情緒，即使是在經濟形勢最好的環境下。但是這種反對並不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一方面，歷史與社會科學證明人們在經濟不確定時期更傾向於發泄對文化的不滿，特朗普就是利用並培養了這種對文化的怨恨。當人們發現自尊和社會地位受到威脅，譬如在去工業化地區向底層階級流動的工人，他們往往會越來越警惕多樣性，更容易接受極端主義思想，更加要守住他們所屬的社會身份群體的地位。

更為關鍵的是，那些聲稱我們目前的危機根源於經濟的人並沒有對支持特朗普的無產階級進行精神分析。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經濟自通貨膨脹危機開始急劇轉變。在之後的四十年裡，美國工人的生產力急劇下降；國家私營部門工會化率下降；富裕家庭和貧困家庭之間的差距爆發；中產階級要靠高額債務來支撐一個家庭的開銷。

在同一時期，美國的社會信任、公民參與、選民參與以及對公共機構的信任都顯著下降，將這些視為美國的政治經濟急劇轉變的產物是因為：在特朗普當選之前的幾年裡，民意調查顯示美國公眾的絕大多數認為他們國家的經濟被操縱了，對他們不利。在2015年十一月，公共宗教研究所（PRRI）調查發現64%的美國人同意這一說法：“我的投票無關緊要，因為富人和大企業對選舉過程的影響太大了”。一年後，2016年大選中提前投票的75%的選民告訴路透社（Reuters/Ipsos）他們在尋找一位“能夠從掌權的富人手中奪回國家的強大領袖”。

無論使特朗普獲勝的那微弱多數票的選民心中在想什麼，一個多數公民都認為選舉無關緊要而僅是受操控的政治活動的國家是專制民粹主義成熟的土壤。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並不是唯一一個不平等與對民主不信任感均有所增長的國家。這種趨勢在西歐大部分地區都很普遍，在這些地區狹隘的極端主義政黨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迦勒•克雷恩（Caleb Crain）在《紐約客》（The New Yorker）中指出，戰後普遍的高速增長時期和相對公平的生產力利潤分配促成了一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氛圍：二戰後的三十年裡，沒有一個民粹主義政治家（“反精英、威權主義以及本土主義者”）在任何西方發達國家掌權，而且“極端主義政黨在大選中的支持率達到歷史最低”。

很多證據表明更加公平的經濟權力分配將減少美國民眾對極端主義政治家以及政黨的支持率。不幸的是美國在2016年選出了一位狹隘的煽動分子，但是不幸中的萬幸他恰好是一個非常不受歡迎、無能又懶惰的人。如果我們不採取行動改善使他當選總統的環境條件，下次就沒這麼幸運了。

針對普爾迪（Purdy）對當代資本主義控訴的第二個論證沒有投機性地評估民主的前景，而是以批判性眼光評價民主的過去。簡而言之：讓美國再次變得偉大並不足以使我們國家真正民主化。即使美式資本主義對我們當前政治秩序不構成威脅，它仍然是數百萬美國公民有權真正參與自己政府建設的不可逾越的障礙。

在奧巴馬任期內，企業和富豪投入了大量資金來影響美國政治；經濟精英的政策偏好經常否決普通美國人的政策偏好；近600萬美國公民只是犯過一次聯邦犯罪就被剝奪選舉權; 在2014年的中期選舉中，選民投票率為70年以來最低。

並非所有這些人民主權的障礙都僅來源於經濟，只能說經濟因素是最巨大的決定性阻礙。

要使人們承認為經濟平等設置一定的門檻是民主的前提，並不需要首先讓他們相信資本主義與民主不相容。事實上，真正支持民主之人不相信該門檻存在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想象一下美國99.9%的公民每周必須工作70個小時才能維持基本的生計，不至於讓家人流落街頭。想象一下那些公民不知道他們的工作時間安排，所以要一次又一次地協商時間來照看小孩。所有這些給他們的心理健康和人際關係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使他們沒有時間和精力了解最新時事、加入社區組織、參加市政廳會議或是在大選中投出神聖的一票。

你認為這樣一個國家的經濟體系與民主相容嗎？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這個將民主黨人逼至如斯境地的體系要如何才能與民主相容？

上圖是對美國資本主義的諷刺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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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民主運動不能是非理性的

現在人們可以接受左翼關於當代資本主義與民主不相容的所有主張，將特朗普對民主規範的攻擊視為對共和國更加緊迫的威脅。畢竟，與社會民主黨人願望清單上的任何政策相比，一些規範對自由民主來說確實更加重要。與勞動法改革或全民醫療相比，禁止當選官員質疑選舉結果的完整性、鼓勵政治暴力、對警察執法提異議（沒有這些禁令，反動勢力可以非常輕鬆地阻止左翼的改革）對美國自治更加必不可少。

但它並不意味着民主的支持者應當集中精力捍衛前者，而不組織後者。民主運動的這個處方適用於民主陷入巨大危機的時刻。若是有一天當特朗普將麗絲卡爾酒店變成關押反對他的知識分子的臨時監獄；當他宣布推遲中期選舉；當他無限期地將羅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作為一名嫌疑恐怖分子拘留，那麼這一天就是為了維護憲法秩序而形成大聯盟的日子。但若是沒有這樣的背景，很難想象如何動員群眾運動來維護像程序規範那樣抽象的東西。一般來說，普通的美國人更關心如何使他們的工資足夠支付他們的賬單，而不是如何讓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5]同意針對特別法律顧問的獨立性進行立法投票。

這一現實反映在民主黨的中期戰略中。那些想要競選競爭激烈的眾議院議員的民主黨候選人更多地談論共和黨對低收入家庭醫療補助方案的攻擊，而不是唐納德·特朗普對羅伯特·穆勒的攻擊。民主黨國會選舉委員會不是社會主義先進分子，它沒有指示其候選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經濟不公正上，因為它希望為一場可以挑戰資本主義的運動奠定基礎。它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它希望民主黨能贏得眾議院的控制權。因此，無論一個人的主要目標是短期內維護憲法秩序不被特朗普破壞，還是從長期來看使我們的經濟體系與民主相容，左翼的組織戰略仍然可行：以呼籲逐漸改革經濟為核心的反對運動必然比以非理性信奉程序規範為基礎的運動影響更加巨大。

這解決了“以規範為核心”的中間派與“激進”的左翼之間的爭論。但是它沒有解決他們之間最深刻的爭論點：若一個真正重要的民主規範成為經濟改革不可逾越的障礙時該怎麼辦？

“新洛克那場景”的難題

這不是一個瘋狂的假設，而是我們上次經濟體系失敗引發對自由民主可持續性的廣泛質疑時遇到的情況。

富蘭克林·羅斯福在前所未有的經濟蕭條時期就職，當時自由民主國家恢復繁榮明顯無能為力因而推動法西斯（以及狹隘的民粹主義）政治運動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雖然不是完全掌權。在許多當代觀察家看來，改善美國政治經濟的根本結構對於改善社會福利或增加民主參與來說不是必須的，但是對於避免美國淪為專制統治是必不可少的。

羅斯福開始着手制定改革方案，一些是至關重要的解放方案，另一些是不明智且適得其反的。但美國的政治制度已經對危機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影響深遠的反應，這一事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恢復對自由民主模式可行性的信心。1936年，羅斯福以最高選票當選一個多世紀以來最受歡迎的總統。

但最高法院對羅斯福的的表現不置可否。在1935年和1936年，最高院頻頻否決正式頒布的法律，大大超過了其以往的否決頻率。當我們的民主似乎需要構建一個新經濟秩序才能生存時，名譽掃地的落敗保守派利用其在司法機構內部的剩餘權力來阻止進步的改革。總統決定非常時期採取非常手段。

列維茨基（Levitsky）和齊布拉特（Ziblatt）在他們的書中將羅斯福的“法庭填塞”計劃[6] 視為對獨立司法重要規範的攻擊，並將兩黨對他計劃的反對看作是對我們國家自由民主理想的肯定。而他們對法庭填塞計劃的厭惡還有很多值得推薦的地方。羅斯福試圖違反的規範是防止民主崩潰的重要保障：如果一個統一的狹隘政府可以定製最高法院，那麼該政權可以明目張胆地剝奪弱勢少數群體的公民權利，限制投票權的行使以達到鞏固權力的目的。

上圖漫畫指羅斯福的“法院填塞”計劃其實是為了解決經濟大蕭條時期推行的新政所遇到的司法阻礙，在最高法院增加和他觀點一致的法官，改變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構成比例，支持新政的大法官將稱為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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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列維茨基（Levitsky）和齊布拉特（Ziblatt）的分析引出了兩個緊迫的問題：在大規模失業與營養不良時期，有許多法律旨在重新分配經濟權力，而未經選舉程序的五名法官日常任務就是否決這些普遍的已經生效的法律，這樣一個國家還有民主可言嗎？如果說這還是個民主國家，即如果“民主”不需要讓普通人對他們的社會資源如何分配及市場如何組織發表意見，那麼我們可以期望被剝奪物質資源的民眾能保留多長時間對民主的崇敬？

列維茨基（Levitsky）和齊布拉特（Ziblatt）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緊張關係中的關鍵點，但他們並未直接解決這些問題。列維茨基（Levitsky）和齊布拉特（Ziblatt）沒有明確說明為什麼維持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名額比保留“羅斯福二次新政”更重要。相反，他們認為肩負重任的美國精英通過將維護規範置於意識形態的信念之上來使美國免於那種艱難的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本身在擊敗羅斯福計劃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一次為了保持最高法院的完整性而被稱為“高明的撤退”（masterly retreat）行動中，之前反對新政的最高法院突然改變立場，採取了一系列支持新政的決定…包括國家勞動關係法和羅斯福社會保障立法。隨着新政計劃有了更多的憲法保障，國會中的自由民主黨人反對總統的法院填塞計劃就更容易了。

然而，作者在這篇文章中所要譴責的是司法制度的行政化。事實上，如果你換個角度思考就會發現他們的描述似乎在證明將經濟公平置於規範保護之上的好處：一位“民粹主義”的總統正面攻擊司法獨立性，最高法院則以改變判決、滿足他的需求來回應之，而美國則繼續努力將自由民主的政府模式從它所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中解脫出來。

可以肯定歐文·羅伯茨法官在司法審判上的轉變是頗具爭議的。對“法院填塞計劃”的政治抵制可能會阻礙其他改革方案的通過。而且儘管無法知道具體什麼時候，法官的退休和重新選舉最終讓羅斯福可以通過一般手段任命一個支持“新政”的法院。我強調列維茨基（Levitsky）和齊布拉特（Ziblatt）之間的緊張關係不是為了說對“新洛克那場景”的正確回應是顯而易見的，而是恰恰相反：破壞司法獨立性的風險是相當大的，但是最高法院阻礙進步的經濟改革也同樣是有風險的（未來的民主黨政府可能不會再碰到全球經濟蕭條的情況，但是會面臨到全球生態危機，也就意味着大法官尼爾·戈薩奇所不贊同的再分配和監管改革勢在必行。

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也可能存在一種有說服力的論證支持基本的自由主義規範。但是如果中左翼思想家希望能自圓其說，他們必須考慮激進的批評者的意見，以及美國目前的經濟秩序無論如何都與民主的繁榮不相容。

注釋：

[1] 譯者註：快克，也稱冰毒,化學名稱甲基苯丙胺,為新一代毒品。

[2] 譯者註：政黨秘密會議，以推選候選人或決策等。

[3] 譯者註：特指美國議員用冗長的發言阻撓議事的行為。

[4] 譯者註：在美國的憲法史上，洛克納時代是一個充滿矛盾和爭議的階段。長達四十年的時間裡，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州和聯邦的經濟立法進行嚴格的憲法審查，做出了一系列旨在保護公民憲法經濟權利的有爭議性的判決。在這一段特定的時期內，經濟立法與司法審查之間的矛盾日趨激烈，同時也造成了國會以及總統與聯邦最高法院之間的緊張關係，被認為是憲政危機的直接導火索。「洛克納時代」的說法源於聯邦最高法院在1905年在「洛克納訴紐約州」（Lochner v. New York， 198 U.S. 45）案中作出的判決。法院以5 4的投票認定紐約州規定麵包坊工人日最高工時的立法違反了憲法第14修正案的「正當程序」條款而無效。

[5] 譯者註：2016年11月，米奇·麥康奈爾連任國會參議院多數黨領袖。

[6] 譯者註：當時的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向最高法院發起了強有力的挑戰。總統宣布了一個名為“填塞法院”的計劃。按照這個計劃，總統可以提名另一名法官取代任何超過70歲但還沒有退休的聯邦法官。聯邦最高法院也不例外。當時，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中有六人的年齡已經超過70歲。總統可以藉此把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數從原來的9名增加到15名。

【本文原載微信公眾號“法意讀書”，譯自《紐約雜誌》，譯者：胡曉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