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克兰动乱看中国裸官
亮剑 晓伟看世界
裸官是裸体做官的简称，指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裸官是悬在中国头上的不定时炸弹，这群人其实是政权的蛀虫，危害极大。
乌克兰动乱有一个重要的观察点，当时的总统亚努科维奇准备采用武力对广场上的示威人群进行清场时，居然指挥不动强力部门，总参谋长率先表示反对，即便亚氏将他革职，部队仍然是按兵不动，恍然众叛亲离的亚氏不得不逃离首都。
乌军在关键时刻不听指挥，主要是受到美国的强大压力。在得知亚努科维奇的清场命令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时间警告乌克兰军队不得介入，否则美国将「追究责任」，定点制裁那些动用武力者。美国这个「追究责任」的手段，就是用各种手段冻结乌军高官中的裸官在西方国家的资产，以及滋扰他们移民海外的家属。
奥巴马的一纸声明，就瓦解了亚努科维奇的军事统帅权，动摇了乌克兰政府军的军心，相当于直接接管了乌军。西方国家还雇佣杀手，采取既射杀群众又射杀警察的手法迅速激化了矛盾，迅速实现了乌克兰这个号称“欧洲粮仓” 的欧洲大国的政权更迭。这个手法美国屡试不爽，中东、北非的颜色革命进入关键阶段，当事国政府领袖要动用武力时，无一例外受到美国警告，使得这些国家的裸官个个臣服于美国的指挥棒下，最终局势急转直下，政权出现更迭。
有人把“裸体做官”者形容为中国官场上的“野鸽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身上具备有一些“野鸽子”的特点：其一，他们妻子儿女都在国外，自己孤单一人，没有“家”的感觉。其二，他们四处吃“野食”。因为自己有退居的地方，也就胆大妄为，肆无忌惮，四处吃“野食”，能贪则贪，能捞则捞。其三，他们随时可以“飞”走。由于他们是孤家寡人，身边没有什么拖累，一旦出现对自己不利的风吹草动，自己随时可以拍拍翅膀“飞”走，根本不用考虑自己“飞”走之后的影响。
“裸官”现象，无论其是否存在腐败事实，其裸体做官的行为本身，说到底反映了这些官员对国家的忠诚出了问题，也反映出他们根本不打算和自己的人民患难与共，而是随时准备脚底抹油。在任何国家，官员不忠于自己的国家，这都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裸体做官”现象在不同地方多次出现，实际上使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安全均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同时也使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受到严重影响。
在洛杉矶、纽约、夏威夷、休斯顿、温哥华、多伦多，经常可以看到不少开超豪华轿车、珠光宝气的中国男女，并已形成了一个圈子。这些人不参加当地华人社区的活动，不在人多的场合露面，行踪诡秘。不过，在高档餐厅里，人们也偶尔可以听到他们聚集在一起喝酒时谈论，说当初出来时弄的钱太少，还应该多拿一些，因为现时外逃的官员搞的钱又大大超过了他们。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将财产转移到西方、将子女亲属移民到西方的中国裸官们，也已成为美国埋伏在中国的带路党，他们的财产与子女已成为西方国家手中的人质，如果不听指挥，身家性命财产随时都有可能受到威胁。如到中国爆发颜色革命，这些裸官很可能反戈一击，彻底将政权埋葬。
目前对裸官问题显然还不够重视，并没有从足以动摇执政根基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对裸官的处理只是提出「不能提拔为正职和某些关键岗位上」，继续容许他们在不同岗位上为患。一旦机会成熟，这些裸官对国家民族造成的伤害恐怕难以想象。（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晓伟看世界”）
俄罗斯在这方面比中国果断，该国已出台《反腐败法》，规定国家公务员及其配偶、子女必须向税务机关提交收入和财产等讯息，总统和总理也不能例外。俄国还立法打击裸官，通过了禁止公务员和国家官员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拥有海外资产的法律草案，违规官员不但会被解职，还要面对严厉的惩罚。
特权阶层是怎样搞垮汉朝的
腐败官僚等特权阶层是怎样搞垮汉朝的?特权阶层谋求保住特权或扩张特权之日,往往就是公平和正义遭受戕害之时。
汉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带给后世足够的荣耀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人格和政治路径。与此同时,汉朝衰落的历史原因也足以警示后人。
诸葛亮有言:“亲贤臣,远小人,此前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用现代眼光看,诸葛亮所说的“小人”,其实就是特权阶层,具体说就是外戚、宦官和腐败官僚。汉朝的最后垮掉,就是因为这些特权阶层一步步霸占了社会资源,并最终绑架了政权。
腐败官僚等特权阶层是怎样搞垮汉朝的?特权阶层谋求保住特权或扩张特权之日,往往就是公平和正义遭受戕害之时。
先说外戚。汉高祖刘邦得天下之后,大封同姓王和功臣,“非刘姓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外姓篡夺刘家的天下。可惜,历史还是跟刘邦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他去世之后,吕后控制了朝政,揭开了外戚擅权的序幕,此后,外戚就一直是汉朝的“权力偏房”。外戚控制朝政的最大弊端就是任人唯亲和飞扬跋扈,著名的吕后自不用说——她一面诛杀功臣和刘氏宗亲,一面安排娘家人掌权,“秉政前后二十年”的霍光也毫不逊色,他的儿子、侄子、女婿及其他亲属位居高官,权倾朝野。汉宣帝在与霍光同乘一辆车时都感到“若有芒刺在背”,因为他知道,连自己的皇位都是霍光给的,若得罪了霍光,就可能被废掉。外戚王氏家族掌权之时,家族里面共出过十个侯,五位大司马,朝廷其他要员的任免均须得到王太后和大司马的认可。王氏家族长期专权的结果是彻底绑架了国家,操纵了国家机器,最终导致王莽篡权,西汉终结。
到了东汉,外戚变得更有势力。与西汉相比,东汉时的皇后多出身豪门,光武朝郭皇后的母舅就“拥众十万”。这些家族原本就有势力,成为外戚之后,权势自然更大。据史料记载,顺帝梁皇后的哥哥梁冀“一门前后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梁冀飞扬跋扈,强掠良人为奴、侵夺他人土地、藏匿朝廷逃犯等。百官对其只敢逢迎,不敢违逆。他们上下其手,黑白通吃,把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搞得乌烟瘴气。
再说宦官。西汉时期,宦官专权还不是很严重。到了东汉,光武帝进行“行政改革”,所有的宫廷职务都由宦官充任,宦官势力从此逐步坐大。外戚梁冀过于嚣张,汉桓帝忍无可忍,最后与五个太监合谋发动政变,铲除了梁氏。这本是件好事,可这五个太监因功封侯,取梁氏而代之。太监擅权虽招致外戚和官僚集团的联合反对,但太监是皇帝、太后的“身边人”,这种亲近关系使他们能方便地影响皇帝和太后。更关键的是,太监专权后能轻易把持朝廷的奏章,使得外戚和朝廷官员失去申辩的机会。所以,在此后的桓、灵二帝时期,东汉的大权就一直由宦官掌握,直到最后引发了董卓之乱。
宦官虽无子女,但他们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多有豪族支持,而且他们可以收养儿子,爵位可以传承下去。在顺帝、桓帝和灵帝时期,许多宦官的养子、兄弟、叔伯、侄子都当上了高官。这些人鱼肉地方、横行霸道,少数有良知的官员出面弹劾、惩罚他们,通常都会招致诬陷、罢免甚至杀戮。正气不张,邪气太旺,这样的政权如何能够长久?
再看官僚体系。若大多数官员贪污腐化,营私舞弊,那么官僚体系本身就会严重妨碍社会的正常运转。汉朝官员的俸禄是很高的,因级别不同,实际年薪从禄米4200石到192石不等。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按战国时李悝的算法:“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也就是说,五口之家的农户一年的全部收入约为150石。可见,汉朝最高级别官员的年薪几乎是普通农民家庭全年总收入的30倍,最低级别官员的年薪也比普通农民一家的年收入要高。按说,这样的高薪足以“养廉”了,可事实上,官员们还是想尽办法增加自己的家产。杨敞做过大司农和丞相,他死后留给儿子杨恽的财产是五百万,留给自己第二任妻子的财产还有“数百万”。丞相张禹的家产更达到八亿,“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膏腴上贾”；御史大夫杜周“家资累巨万”；灌夫曾为淮阳太守,横行颍川,“家累千金”。
除了疯狂敛财之外,官员们还把持着官场“准入证”。汉朝选拔官员实行察举制,这理应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制度,实际上却成了官员间拉帮结派、谋求私利的工具。他们互相推荐子弟、亲信当官,一步步将政治资源私人化、板结化,不仅极大地堵塞了下层民众的上升渠道,而且造成了官官相护的坏风气。
总之,作为特权阶层的官僚体系在汉朝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一笔“负资产”,是啃噬人民的寄生虫。普通百姓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最后只好寻求“非法救济”——求游侠出面主持公道。游侠确实有“侠”的一面,但更多时候是一种破坏力量。在行侠仗义的同时,他们也杀人越货、强取豪夺,更重要的是,一个可以号令徒众的游侠经常会成为武装组织的头领,公然挑战政府和法律的权威。不少游侠后来就成了东汉末年军阀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李通,他“以侠闻于江、汝之间”,最后率领两千余家部众投奔了曹操,拜振威中郎将。东吴名将甘宁,原本也是游侠,曾“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人与相逢,及属城长吏,接待隆厚者乃与交欢；不尔,即放所将夺其资货”。这样的游侠其实跟今人所说的黑社会毫无二致。
一个王朝,上层有外戚和宦官两个“权力偏房”忙于争风吃醋；下层的官僚体系忙于逢迎巴结、非法敛财,他们合力埋葬了一个曾经强盛的王朝——汉朝。
特权阶层最大的害处不仅仅在于他们的奢靡和跋扈,还在于他们挡了好人(比如诸葛亮所说的“贤臣”)的路,他们的坏是双重的——屏蔽了社会良性发展的可能,使国家丧失了宝贵的机会。特权阶层谋求保住特权或扩张特权之日,往往就是公平和正义遭受戕害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