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烏克蘭動亂看中國裸官
亮劍 曉偉看世界
裸官是裸體做官的簡稱，指配偶已移居國（境）外、或者沒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裸官是懸在中國頭上的不定時炸彈，這群人其實是政權的蛀蟲，危害極大。
烏克蘭動亂有一個重要的觀察點，當時的總統亞努科維奇準備採用武力對廣場上的示威人群進行清場時，居然指揮不動強力部門，總參謀長率先表示反對，即便亞氏將他革職，部隊仍然是按兵不動，恍然眾叛親離的亞氏不得不逃離首都。
烏軍在關鍵時刻不聽指揮，主要是受到美國的強大壓力。在得知亞努科維奇的清場命令之後，美國總統奧巴馬第一時間警告烏克蘭軍隊不得介入，否則美國將「追究責任」，定點制裁那些動用武力者。美國這個「追究責任」的手段，就是用各種手段凍結烏軍高官中的裸官在西方國家的資產，以及滋擾他們移民海外的家屬。
奧巴馬的一紙聲明，就瓦解了亞努科維奇的軍事統帥權，動搖了烏克蘭政府軍的軍心，相當於直接接管了烏軍。西方國家還僱傭殺手，採取既射殺群眾又射殺警察的手法迅速激化了矛盾，迅速實現了烏克蘭這個號稱“歐洲糧倉” 的歐洲大國的政權更迭。這個手法美國屢試不爽，中東、北非的顏色革命進入關鍵階段，當事國政府領袖要動用武力時，無一例外受到美國警告，使得這些國家的裸官個個臣服於美國的指揮棒下，最終局勢急轉直下，政權出現更迭。
有人把“裸體做官”者形容為中國官場上的“野鴿子”。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們身上具備有一些“野鴿子”的特點：其一，他們妻子兒女都在國外，自己孤單一人，沒有“家”的感覺。其二，他們四處吃“野食”。因為自己有退居的地方，也就膽大妄為，肆無忌憚，四處吃“野食”，能貪則貪，能撈則撈。其三，他們隨時可以“飛”走。由於他們是孤家寡人，身邊沒有什麼拖累，一旦出現對自己不利的風吹草動，自己隨時可以拍拍翅膀“飛”走，根本不用考慮自己“飛”走之後的影響。
“裸官”現象，無論其是否存在腐敗事實，其裸體做官的行為本身，說到底反映了這些官員對國家的忠誠出了問題，也反映出他們根本不打算和自己的人民患難與共，而是隨時準備腳底抹油。在任何國家，官員不忠於自己的國家，這都是一個極端嚴重的問題。“裸體做官”現象在不同地方多次出現，實際上使國家的政治、經濟乃至軍事安全均處於一種危險的狀態，同時也使國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受到嚴重影響。
在洛杉磯、紐約、夏威夷、休斯頓、溫哥華、多倫多，經常可以看到不少開超豪華轎車、珠光寶氣的中國男女，並已形成了一個圈子。這些人不參加當地華人社區的活動，不在人多的場合露面，行蹤詭秘。不過，在高檔餐廳里，人們也偶爾可以聽到他們聚集在一起喝酒時談論，說當初出來時弄的錢太少，還應該多拿一些，因為現時外逃的官員搞的錢又大大超過了他們。
從某種意義上說，那些將財產轉移到西方、將子女親屬移民到西方的中國裸官們，也已成為美國埋伏在中國的帶路黨，他們的財產與子女已成為西方國家手中的人質，如果不聽指揮，身家性命財產隨時都有可能受到威脅。如到中國爆發顏色革命，這些裸官很可能反戈一擊，徹底將政權埋葬。
目前對裸官問題顯然還不夠重視，並沒有從足以動搖執政根基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對裸官的處理只是提出「不能提拔為正職和某些關鍵崗位上」，繼續容許他們在不同崗位上為患。一旦機會成熟，這些裸官對國家民族造成的傷害恐怕難以想象。（歡迎關注微信公眾號“曉偉看世界”）
俄羅斯在這方面比中國果斷，該國已出台《反腐敗法》，規定國家公務員及其配偶、子女必須向稅務機關提交收入和財產等訊息，總統和總理也不能例外。俄國還立法打擊裸官，通過了禁止公務員和國家官員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擁有海外資產的法律草案，違規官員不但會被解職，還要面對嚴厲的懲罰。
特權階層是怎樣搞垮漢朝的
腐敗官僚等特權階層是怎樣搞垮漢朝的?特權階層謀求保住特權或擴張特權之日,往往就是公平和正義遭受戕害之時。
漢朝在中國歷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帶給後世足夠的榮耀之外,還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國人的文化人格和政治路徑。與此同時,漢朝衰落的歷史原因也足以警示後人。
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用現代眼光看,諸葛亮所說的“小人”,其實就是特權階層,具體說就是外戚、宦官和腐敗官僚。漢朝的最後垮掉,就是因為這些特權階層一步步霸占了社會資源,並最終綁架了政權。
腐敗官僚等特權階層是怎樣搞垮漢朝的?特權階層謀求保住特權或擴張特權之日,往往就是公平和正義遭受戕害之時。
先說外戚。漢高祖劉邦得天下之後,大封同姓王和功臣,“非劉姓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外姓篡奪劉家的天下。可惜,歷史還是跟劉邦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他去世之後,呂后控制了朝政,揭開了外戚擅權的序幕,此後,外戚就一直是漢朝的“權力偏房”。外戚控制朝政的最大弊端就是任人唯親和飛揚跋扈,著名的呂后自不用說——她一面誅殺功臣和劉氏宗親,一面安排娘家人掌權,“秉政前後二十年”的霍光也毫不遜色,他的兒子、侄子、女婿及其他親屬位居高官,權傾朝野。漢宣帝在與霍光同乘一輛車時都感到“若有芒刺在背”,因為他知道,連自己的皇位都是霍光給的,若得罪了霍光,就可能被廢掉。外戚王氏家族掌權之時,家族裡面共出過十個侯,五位大司馬,朝廷其他要員的任免均須得到王太后和大司馬的認可。王氏家族長期專權的結果是徹底綁架了國家,操縱了國家機器,最終導致王莽篡權,西漢終結。
到了東漢,外戚變得更有勢力。與西漢相比,東漢時的皇后多出身豪門,光武朝郭皇后的母舅就“擁眾十萬”。這些家族原本就有勢力,成為外戚之後,權勢自然更大。據史料記載,順帝梁皇后的哥哥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梁冀飛揚跋扈,強掠良人為奴、侵奪他人土地、藏匿朝廷逃犯等。百官對其只敢逢迎,不敢違逆。他們上下其手,黑白通吃,把整個國家的政治生活搞得烏煙瘴氣。
再說宦官。西漢時期,宦官專權還不是很嚴重。到了東漢,光武帝進行“行政改革”,所有的宮廷職務都由宦官充任,宦官勢力從此逐步坐大。外戚梁冀過於囂張,漢桓帝忍無可忍,最後與五個太監合謀發動政變,剷除了梁氏。這本是件好事,可這五個太監因功封侯,取梁氏而代之。太監擅權雖招致外戚和官僚集團的聯合反對,但太監是皇帝、太后的“身邊人”,這種親近關係使他們能方便地影響皇帝和太后。更關鍵的是,太監專權後能輕易把持朝廷的奏章,使得外戚和朝廷官員失去申辯的機會。所以,在此後的桓、靈二帝時期,東漢的大權就一直由宦官掌握,直到最後引發了董卓之亂。
宦官雖無子女,但他們絕不是“一個人在戰鬥”,背後多有豪族支持,而且他們可以收養兒子,爵位可以傳承下去。在順帝、桓帝和靈帝時期,許多宦官的養子、兄弟、叔伯、侄子都當上了高官。這些人魚肉地方、橫行霸道,少數有良知的官員出面彈劾、懲罰他們,通常都會招致誣陷、罷免甚至殺戮。正氣不張,邪氣太旺,這樣的政權如何能夠長久?
再看官僚體系。若大多數官員貪污腐化,營私舞弊,那麼官僚體系本身就會嚴重妨礙社會的正常運轉。漢朝官員的俸祿是很高的,因級別不同,實際年薪從祿米4200石到192石不等。這是個什麼概念呢?按戰國時李悝的算法:“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也就是說,五口之家的農戶一年的全部收入約為150石。可見,漢朝最高級別官員的年薪幾乎是普通農民家庭全年總收入的30倍,最低級別官員的年薪也比普通農民一家的年收入要高。按說,這樣的高薪足以“養廉”了,可事實上,官員們還是想盡辦法增加自己的家產。楊敞做過大司農和丞相,他死後留給兒子楊惲的財產是五百萬,留給自己第二任妻子的財產還有“數百萬”。丞相張禹的家產更達到八億,“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膏腴上賈”；御史大夫杜周“家資累巨萬”；灌夫曾為淮陽太守,橫行潁川,“家累千金”。
除了瘋狂斂財之外,官員們還把持着官場“准入證”。漢朝選拔官員實行察舉制,這理應是向所有人開放的制度,實際上卻成了官員間拉幫結派、謀求私利的工具。他們互相推薦子弟、親信當官,一步步將政治資源私人化、板結化,不僅極大地堵塞了下層民眾的上升渠道,而且造成了官官相護的壞風氣。
總之,作為特權階層的官僚體系在漢朝的大多數時間裡都是一筆“負資產”,是啃噬人民的寄生蟲。普通百姓有苦無處訴,有冤無處申,最後只好尋求“非法救濟”——求遊俠出面主持公道。遊俠確實有“俠”的一面,但更多時候是一種破壞力量。在行俠仗義的同時,他們也殺人越貨、強取豪奪,更重要的是,一個可以號令徒眾的遊俠經常會成為武裝組織的頭領,公然挑戰政府和法律的權威。不少遊俠後來就成了東漢末年軍閥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比如李通,他“以俠聞於江、汝之間”,最後率領兩千餘家部眾投奔了曹操,拜振威中郎將。東吳名將甘寧,原本也是遊俠,曾“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即放所將奪其資貨”。這樣的遊俠其實跟今人所說的黑社會毫無二致。
一個王朝,上層有外戚和宦官兩個“權力偏房”忙於爭風吃醋；下層的官僚體系忙於逢迎巴結、非法斂財,他們合力埋葬了一個曾經強盛的王朝——漢朝。
特權階層最大的害處不僅僅在於他們的奢靡和跋扈,還在於他們擋了好人(比如諸葛亮所說的“賢臣”)的路,他們的壞是雙重的——屏蔽了社會良性發展的可能,使國家喪失了寶貴的機會。特權階層謀求保住特權或擴張特權之日,往往就是公平和正義遭受戕害之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