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這是本人2015年發的一篇舊文，明鏡曾經刊出，但是不知何故現已不知去向。特在此再次發表，以免丟失。此文發表後，阿牛曾以《

兼聽則明：令狐野是薄一波多年密友嗎？》

為題轉載過本人與此相關的另一篇文章。並稱俺是【黨屎蜜罐子裡泡出來的，居然真能采蜜，能夠梳理史實，用邏輯把史實聯繫，辨析謬誤】、【極有分量，特此轉載】。

下面就是俺的原文（有文字上的改動）

胡錦濤的大將兼主管，胡溫十年的標誌性人物令計劃落地之後，突然颳起一股網絡傳言，說什麼令計劃是薄一波推薦到團中央的，薄與行政13級的令狐野交厚，所以令與薄同是四人幫。。。儘管，說此話之人舉不出半點證據，但是其神態之詭秘，言語之欲言又止，把個網絡搞得神魂顛倒。加之你抄我，我抄你。大有'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的勢頭。經查，此謠傳起於大紀元與明鏡的何頻。主要論據是：

“其一，兩人同樣出身山西；其二，他們後來相聚於中共陝北的根據地延安。令狐野年輕時懂草藥又學過西醫，抗日戰爭爆發後攜帶藥品投奔延安，曾任陝甘寧邊區醫務科長，後來又任晉察冀邊區第一任醫藥局長。 ”

由於高伐林等和明鏡有關人員後來不承認何頻與此有關，這裡特地將何頻當時的一段談話記錄下來，作為證據。【何頻：我們跟令計劃的問題有很深的關聯。一方面我們很早就注意到令計劃這個人物。為什麼呢？因為在薄熙來事件剛爆發的時候，我們開始發現對薄熙來處理的簽名都是令計劃。我們開始有點誤以為令計劃幫助胡錦濤拉下了薄熙來。但是，後來隨着了解的情況越來越多，我們發現令計劃和薄熙來有非常密切的私人關係，那就是令計劃的父親令狐野和薄熙來的父親薄一波在山西中共早期革命期間就已非常熟悉和親密的朋友，用中共的話說是戰友。後來令計劃能夠從山西地方調到北京團中央工作，一定程度上也是薄一波的勢力在起作用。】

同樣出身於山西的人太多，山西這樣的老根據地13級以上的幹部如過江之鯽，能和薄一波這樣4級政治局候補委員掛上關係的人不多，而且這些人里有薄派也有反薄派，例如：原華北局解學恭。就像同是國人，意見相距千里一樣。同是山西人就會【交厚】是5歲小孩的智力水平，實在不肖加以評論。

關於第二點，據明鏡報道令狐野於1938年到達陝甘寧，一直到1942年。“他們後來相聚於中共陝北的根據地延安”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可是，只要你有一點點歷史知識就會發現：薄一波從1931年起就被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分院，直到1936年九月。出獄後，1936年10月下旬，薄一波被立刻派往太原，任中共山西省工委書記。與山西地方軍閥閻錫山達成從事抗日救亡工作的協議，參與領導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主辦抗日軍政訓練班、民政幹部訓練班和山西國民兵軍官教導團，推動山西走向抗戰。至1939年底，閻錫山在蔣介石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率先發難，發動了企圖消滅新軍的12月事變。薄一波任擔任山西第三專員公署專員、決死隊第一縱隊縱隊長兼政治委員。從1939年到1941年， 薄擔任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聯合辦事處副主任，領導太岳抗日根據地的建黨、建政、建軍工作。 1941年1月任八路軍太岳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8月任八路軍太岳縱隊政治委員，同年任新成立的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副主席。1942年9月起任中共太行分局委員，中共太岳區委書記。直到1943年8月，他赴延安參加黨的七大。

所以，從1938年到1943年，薄一波根本不在陝甘寧，而是在太岳和晉冀魯豫。 自然更不會與什麼令狐野“相聚”在陝甘寧。而1943年，薄到延安時，令狐野早已到晉察冀工作。更無半點交集。不知“交厚"從何而來?

更重要的是,據令計劃在平陸縣團委的直接領導人的日記記載，令計劃是1978年三月以前就已到中央團校學習，並留在團中央。此時還是“按既定方針辦”的大氣候，薄一波還是“61人叛徒集團”之首，別說提拔令計劃，就連他自己還是上訪人員之一。天天等在中組部招待所，盼着自己的問題翻案。直到1978年12月，此案才得以糾正。而此時的令計劃早已是團派的新星。在團中央牢牢紮根。

這些情況只要何總編稍加核實，便知純屬子虛烏有。但不知為何，搞新聞的何總，偏偏添油加醋，然後再加以渲染，略加神秘色彩，其他人再以詐傳詐，竟然搞得“真的一樣”。並以此搞出一個什麼“新四人幫”，真有“高饒反黨聯盟”的味道。可見，搞運動，搞文革不光共產黨會，“異議人士”們也個個是高手。

其實和大家一樣，這些“異議人士”當然知道令計劃是誰提拔起來，是誰對令愛護有加，是誰對他言聽計從，是誰對他委以重任，是誰置令於“一人之下，億人之上”， 大家都十分清楚。只是因為有其它目的，才不惜力氣的移花接木，指鹿為馬，其“愛胡及令狐”的焦急心情，要躍然紙上。本人實在不敢苟同明鏡及何總編的這種編神話當新聞的做法。如你們有證據說明薄一波和令狐野確有交厚，薄一波確實在其“61人集團”問題尚未解決時，提拔了令計划進團中央，請提出證據，而不是猜想。

倒是以下是關於令計劃家族的報告， 對令家的背景和舊事做了迄今為止最詳細的報道。請讀者自己閱讀和判斷：

2014年12月22日，冬至，平陸令狐一家經歷了多年來最漫長的一個夜晚。當天晚上8點整，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消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令計劃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距離北京900多公里的山西平陸，一位來自令狐家族的人士從電視上看到了這條“突然”插播的新聞。那一刻，他很平靜，“該來的還是來了。”

即將過去的一年，平陸令狐一家的命運成為許多人心中的懸念。

2014年6月19日，令狐家次子、時任山西省政協副主席的令政策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

10月底，香港《南華早報》引用消息人士的說法，令狐家小兒子、內地商人令完成（化名王誠）正在接受調查。

兩個月後，令狐家族身份最顯赫的令計劃落馬，仿佛一顆射程漫長的子彈，終於在這個寒冷冬夜抵達目標。

出生臨潼

平陸不平溝三千。

對於58歲的令計劃來說，命運就像家鄉的山路，深深淺淺，坎坷難測。

1956年10月，令計劃出生於陝西臨潼驪山腳下。

他的父親令狐野，老家山西省運城市平陸縣，年輕時曾投奔西安的表姐學習西醫療法，後回鄉開藥鋪，設門診，因經營不佳，最終選擇參加革命。

其時，作為中共中央駐地的延安，正面臨着缺醫少藥的困境。李維漢曾在其著作《回憶與研究》中提到，紅軍到達前的陝北一帶，衛生條件極差。嬰兒死亡率高達60%，成人死亡率有3%。學過醫、開過藥鋪的令狐野，自然有了用武之地。

《陝西省志 衛生志》記載，1938年11月，邊區醫院遷至東二十里舖，調歐陽競為院長，翁祥初為協理員，令孤野為醫務科長，魏明中、汪石堅（錫曾）為醫生。

1939年四五月間，因河防吃緊和敵機襲擊，邊區醫院決定遷往安塞。身為醫務科長的令狐野，直接參與並負責安塞新址的修建。

當年12月，由邊區政府領導的延安保健藥社改為衛生材料廠，專制各種丸散膏丹代替西藥，供給各院各衛生所急需。李常春兼任廠長，令孤野擔任副廠長。

1941年5月，光華製藥廠與邊區衛生材料廠合併。令孤野被任命為副廠長。

有知情人士對澎湃新聞稱，令狐野一直在醫療衛生系統工作。一位平陸同鄉也曾透露，令狐野對他講過，自己還曾在北京、石家莊工作過。在石家莊某療養院時，他因為說錯話，被調到陝西臨潼的華清幹部療養院。

“說錯話”之說難以考證。但據多位在華清幹部療養院工作過的醫護人員對澎湃新聞透露，令計劃出生時，令狐野正是華清幹部療養院副院長。

陝西省檔案館收藏的有關資料顯示，華清幹部療養院原名陝西第一幹部療養院，建設於1954年，1955年左右投入使用。

“令狐野是個暴脾氣，老跟別人意見不同。”在療養院昔日同事的印象中，老領導令狐野並不容易相處，倒是他的愛人王黎明，當時也在療養院工作，性格比較溫和。

在這個嚴父慈母的家庭，令計劃是第四個孩子。他的前面還有兩個哥哥，一個姐姐，而在他出生後的第四年，家裡又迎來了最小的兒子。

“方針、政策、路線、計劃、完成，這名字放在當年就很特別。”時隔半個世紀，已是耄耋老人的華清幹部療養院工作人員憶起令狐野五個孩子的名字仍津津樂道。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2007年10月，時任黨的十七大代表、山西省發改委主任令政策向媒體透露，父親當年特別喜歡看報紙，他們出生時，父親就地取材，在報紙上找一些當時見報率較高的詞彙如路線、政策、方針等為他們取名，這就是他們兄妹五人姓名的由來。

在其後的中共十七屆一中全會上，令政策的弟弟令計劃，以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身份成為中央書記處書記，躋身黨和國家領導人。

洪陽家史

上世紀60年代初，年過半百的令狐野攜妻兒，渡黃河，告老還鄉。

對五個孩子而言，所謂故鄉，大概也是從那時才有了記憶的痕跡。

數位平陸老人對澎湃新聞回憶，當時的平陸偏遠、貧瘠，很多人家還住在地窨院。說白了，就是在地下挖個10米左右的深坑，四壁鑿出窯洞，一般為10孔-12孔。

“上山不見山，入村不見村，平地起炊煙，忽聞雞犬聲。”老人們說，這類建築冬暖夏涼，不需要鋼筋、水泥、磚瓦造價低廉，最多的時候全縣地窨院達到2萬多座。

令狐野本該回到距離平陸縣城以西30多公里外的洪陽村--那裡，才是他的老家。

那是一個依黃河而形成的村莊，村民們種棗樹為生。不遠處就是光緒《山西通志》裡提及的“洪陽渡”--它曾與茅津渡、太陽渡、南溝渡並稱平陸“四大官渡”。

村裡有1000多人，荊、譚、令狐是三大姓氏。

令狐族譜記載，令狐原本是春秋時代的一個地名。《水經 凍水注》也曾寫到，“令狐即猗氏地”，所指位置即運城境內的臨猗縣。

令狐氏原是周文王的兒子畢公高的後代。春秋時期，畢氏後人畢萬屢立戰功，晉獻公將他封在魏地（今芮城、平陸一帶），並賞賜魏姓。若干年後，畢萬的後代魏顆又立戰功，晉悼公封魏顆之子魏□到令狐地，並將令狐姓賞賜於□。

令狐後人多好學，出過不少舉人、進士，唐代時朝中為官者數人。只可惜此後家族衰落，到明朝只留下兩戶人家，一戶居住在平陸縣狐家凹，一戶居住在臨猗縣王鑑村。

洪陽村令狐家，便是平陸縣狐家凹一支的延續，論歷史已有2600餘年。令狐野的父親令狐益三，是洪陽人對令狐家族最早的記憶。

“令狐益三是老中醫，平日種地、看病，在村里德高望重。”洪陽村一位老人告訴澎湃新聞，令狐益三有四子一女，小名分別是新穎、新吉、吉祥、四祥和五經，聽起來頗有詩書味道。

令狐野就是四祥，令狐益三的第四個孩子。當年的他，人如其名，個性也是最“野”的，不僅一腔熱血鬧革命，還和原配離婚，娶了同在延安當醫護人員的王黎明。

原來，令狐野的原配也是平陸當地人。女方略為年長，家境殷實，還資助過令狐野讀書。兩人生了一個女兒叫令狐桂英，小名愛女。

令狐野重新組建家庭，也讓他和第一任妻子的關係十分微妙。洪陽人說，這位原配一生沒有再嫁，伺候公婆直到離世。

“愛女和她爸感情不太好。”一位知情人士對澎湃新聞透露，愛女脾氣和令狐野一個樣，一個字--強。十幾歲時，愛女背着紅棗、核桃去陝西看父親，令狐野偏不要，讓背回去，父女間自此有了隔閡。

因此，令狐野沒有回洪陽安家，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

彼時，洪陽人也有更重要的事要做--1957年三門峽水利工程開建，黃河兩岸上千村莊被淹。剛剛完成搬遷的村民，正忙着恢復生產生活。

安居常樂

既然不方便回洪陽，令狐野便帶着妻兒住到了距離村莊10多公里的常樂鎮。

一位平陸縣老者回憶，令狐野黑黑瘦瘦、表情嚴肅，王黎明白皙、微胖、臉上總掛着笑意。他們和五個孩子最早住在路口拐角的院子裡，房子還是跟鎮上的鐵木業社租的。

不久之後，令狐野決定在常樂鎮南邊的上皎村鑿個窯洞，但土質和周邊環境似乎不太行。於是，他找到時任常樂鎮後村村支書蔣守立，希望再打個延安式的窯洞。

“你是十三級幹部，還是打個報告吧，上面同意，我這邊就沒意見。”蔣守立解釋，一般情況下，普通窯洞占地七分，延安式窯洞占地一畝，這個主不是他能做的。

至於“十三級幹部”， 蔣守立對澎湃新聞介紹，按照當時我國幹部職務等級工資制度，十三級以上就是高幹，對應到部隊為副師級，對應到地方為副廳級。

當時全縣都沒有幾個非農戶口，何況是十三級幹部，那是比縣長都官大的人物。

很快，令狐野拿來了上級領導的批覆。兩個月後，後村西北方向，一個全新的窯洞出現在人們面前。

它有12個門洞，雕花門窗，屋子內部兩側是貫通的，不出門就能從東側房間走到西側房間，這也是延安式窯洞的一大特點。

作為全縣少有的幹部家庭，住在常樂後村的令狐野一家，無疑是備受矚目的。

在人們的印象中，這家人經濟條件不錯，夫妻倆都有退休工資，平日裡買水果、雞蛋都是一包一包、一筐一筐往回搬。

不過，他們家穿的、用的都很普通，五個孩子時常都是一身舊軍裝，大的穿完小的接着穿。

令狐野晚年書法作品。

根據一幅令狐野晚年書法作品落款顯示，1992年，令狐野86歲。由此推算，老人出生於1906年或1907年。這位經歷晚清、抗戰以及新中國成立的“老革命”，有着極強的階級觀念。

他會給生產隊的社員發放防暑藥品，給周邊村子的赤腳醫生免費培訓，也會給上門求診的窮苦老百姓看病。但對於富農、地主，別說看病，他連自家大門也不讓對方邁進來。

一位和令計劃同齡的後村村民還記住了一個有趣的細節：小時候，村裡的男孩經常打打鬧鬧。如果是貧下中農的孩子和令狐家的孩子打鬧，令狐野說這是“人民內部矛盾”，但如果是富農或地主成分的孩子動手，令狐野就把這叫做“階級報復”。

“老漢可倔了，脾氣暴躁。”多位後村老人如此回憶令狐野。

不過，也有人認為，令狐野生性耿介，為人真誠，也要求別人應該誠實。

比如平陸縣就流傳着這樣一個小故事：村裡有幾個年輕人在他家幹活，令狐野除了付工錢，每天還給每個人發一盒煙。有個小伙子說他不抽煙，老先生便不勉強。休息時，他卻看到這個小伙子也在抽煙。

“你不是說不吸煙麼？明天就不要來了。”令狐野說得很直接。

相比之下，妻子王黎明要和氣許多。她比令狐野小10歲，時常帶着自己製作的酸菜送給鄰里鄉親。

不知是不是因為落腳後村時幫過忙，蔣守立算是能跟令狐野說上話的人。

這位老支書能夠覺察到比村民更多的信息：令狐野的身體不太好，他的右胳膊抬不高，為此他還自嘲“這隻手跟木棍沒啥區別”。

高乾子女

幼年時的令計劃，長相與性格都更像母親。常樂鎮的老人們回憶，這孩子機靈、好學、嘴巴甜，見了長輩都是主動問好打招呼。

帶過他的一位小學老師也對這個學生有一些記憶：作文寫得好，經常在班裡演講。特別難能可貴的是，班上有一些家境困難的同學，令計劃就把自己的鉛筆、本子送給對方。

令狐野顯然也為這個孩子驕傲。

令計劃小學二年級時，字寫得工工整整，父親經常拿着兒子的作業本跟外面的人講，“你看計劃這字寫得多好”

上世紀60年代，令計劃的哥哥姐姐也正值青春年少。

老大令方針1950年出生。他高高瘦瘦、眉清目秀，因為成績一般，在常樂後村念完高小後，就去了分數要求稍微低一點的張店中學。

老二令政策比大哥小兩歲，也在後村念的高小。同村一位姓裴的小學同學對澎湃新聞回憶，政策從小就成績好、老實、不太愛說話。

老三令狐路線1954年出生，是家裡唯一的女孩。她愛唱愛跳，是個活潑的小胖妞。

唯一讓大家印象模糊的是令計劃的弟弟令完成，他出生於1960年，剛回到平陸時，還是個黑黑胖胖的小傢伙。

“十三級幹部”的光環下，5個孩子得到了更多關注。

一位和令政策年紀相仿的後村村民稱，除了大一點的方針，小時候，他經常和令狐家其他幾個孩子一起玩。

“政策、路線、計劃、完成，每人頭上都有三個旋兒，我看過的。”在他眼裡，這個小小的特徵，已經預示了他們將來的不同尋常。

傳奇色彩的籠罩下，令狐家的孩子也在一點點成長。

幾位平陸同鄉對澎湃新聞回憶，令狐野管教很嚴，尤其重視子女教育。他們家訂有《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主要就是為了讓孩子了解國家大事，增長知識。

令狐家的孩子也表現出良好的家教。他們懂禮貌、愛看書，不像一般的農村孩子到處瘋跑，出去玩也會按時回家。

除了令方針，其他四兄妹都先後進入鎮上的常樂中學讀書。1966年10月，毛澤東第五次接見紅衛兵，還在念初二的令政策作為班上僅有的兩名代表之一，跟着縣裡另外十多個孩子去了北京。

紅色基因

1968年，令狐家迎來一個重要節點。

1968年2月，令狐家長子令方針應徵入伍。照片為平陸縣張店中學歡送應徵青年合影，後排中間為18歲的令方針。 

這年2月，大哥令方針應徵入伍，成為青島某部隊一名海軍戰士。7個月後，老二令政策初中畢業，正式邁入社會。

當年全國上下，正掀起一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熱潮。年僅16歲的令政策，也懷着一腔熱血去了離家80多公里外的國營硫磺礦廠。

這個國營硫磺礦廠，在平陸縣東曹川一帶的深山中。一位和令政策同批進入該廠的老鄉對澎湃新聞描述，當時工作環境非常惡劣，特別是空氣，常常嗆得人喘不上氣。

在廠里，令政策被分到了磺爐，干的都是體力活。那時他在大家眼裡還是個孩子，在當年那批惹眼的年輕人中根本排不上號。沒過多久，他就離開硫磺礦廠，回到常樂，在公社醫院給病人抓藥。

和令政策一起在公社醫院抓藥的一位老同事回憶，年輕時的政策和一般人沒什麼兩樣。大家在一起，無非就是聊天、軋軋馬路、學騎自行車。曾經有人還給他介紹過一位加工廠的姑娘，不過政策沒看上。

1971年，令計劃和令狐路線也迎來學業的關鍵節點。

這年年初，常樂中學恢復了此前因“文革”爆發而停辦的高中，令計劃和姐姐雙雙升學，成為辦學恢復後的首批高中生。

常樂中學，1965年-1968年，令政策在此讀書。

在常樂中學高中部，令計劃在一班，令狐路線在二班。他們的高中同學回憶，令計劃就坐在第一排，長一張娃娃臉，笑起來有虎牙和小酒窩，用平陸話形容就是“小親小親”的。

“成績不錯，能進班裡前10名。”幾位高中同學都記得，令計劃語文學得最好，字也寫得好看，一出黑板報就要靠他。

其時，雖然出身幹部子女，令計劃平時沒什麼架子，穿着也很樸素，身上的補丁比同學們都多。

但另一方面，他又有種普通少年身上少有的穩重，比如從不和同學打鬧，也從不參與班上的小團體、小幫派。

相比之下，姐姐令狐路線就要高調不少。

她是學校宣傳隊的文藝骨幹，扮演過《紅燈記》裡的李玉梅。

“文革”期間，學校的批鬥、遊行一場接一場，個子小小、扎兩個小辮子的令狐路線是站在隊前或台上大聲呼口號的姑娘。

這也再次印證了令狐野一家的“紅色基因”--父親不給富農看病、看重階級成分，孩子是紅衛兵的傑出代表，就連早早去參軍的老大令方針，也給人留下善於搞活氣氛、毛主席語錄歌張口就來的激進形象。

1971年夏天，公社醫院抓藥員令政策成為令狐家第二個走出平陸的孩子。

公開資料顯示，他先是進入運城地委機要辦公室，之後又去了山西省委辦公廳機要處工作。

據平陸縣人事局一位退休老幹部對澎湃新聞回憶，當年省里要抽調一名機要員，平陸縣領導班子專門開會研究，讀過書、家庭成分好、表現優秀的令政策脫穎而出，直接調到了省里。

1971年，常樂公社醫院歡送令政策合影留念。前排左四為19歲的令政策。

為了歡送這個即將走出去的年輕人，常樂公社醫院還特別合影留念。在這張老照片上，19歲的令政策穿着白色背心，坐在前排中間，表情青澀懵懂印刷工人

說到令狐一家，不少人有個疑問--姓氏。

按照平陸當地習慣，“令狐”簡稱“狐”，比如令狐野，大家平時就叫他“狐野”。

可若干年後，當他的孩子亮相於公眾視野，“狐”字已不見蹤影，單留一個“令”字為名字打頭。

對於這一變化，令計劃的多位同學回憶，初中時“令計劃”和“狐計劃”就在班上通用。到了高中時，“令計劃”正式取代了“令狐計劃”。

究其原因，大家推測有兩點：一來“狐”不好聽，又和“胡”字諧音。“狐計劃”讀起來，有“胡亂計劃”之嫌。

另外，“令狐”作為姓氏，過去的寫法是上面一個“令”字，下面一個“狐”字，寫起來比較複雜，所以簡化為“令”。

常樂小鎮高中生令計劃肯定不會想到，這個小小變動，會在多年後引發猜測。此後，他們兄弟幾人都改姓“令”，唯一沒改的是令狐路線。

1972年12月，令計劃和姐姐令狐路線高中畢業。

因為都是城市戶口，兩人以知青身份在本村下鄉。前者在公社農機站當車工，後者在村里分管宣傳隊，相當於副支書。

沒過多久，平陸縣印刷廠正式招工。成分好、讀過書、又是幹部家庭出身的令計劃順理成章被招入，成為印刷車間的一名工人。

當年的平陸縣，能進印刷廠已經是不錯的工作，普通工人每個月都有十七八元的工資。

令計劃還是不改以往的勁頭。他總是穿一件洗得發白的舊軍裝，要麼忙着幹活，要麼悶頭看書、練字。

“休息的時候，我們都出去打籃球，他都不去。”曾和令計劃同在印刷廠工作的老同事對這位舊友欽佩有加。

據他介紹，當年廠里放假，令計劃就背個黃挎包，和大家一起沿着黃河徒步五六個小時回到家。

令計劃在縣印刷廠工作時有一位師傅。對於徒弟，這位曾經的師傅評價是眼勤手快、小心謹慎，不像其他年輕人那樣吹牛說大話。

因此，當令計劃從印刷廠調到團縣委時，他的師傅一點都不驚訝。據其回憶，印刷廠經常要印一些政府文件和會議材料，和縣委、縣政府的人打交道比較多。

再加上令計劃是“十三級幹部”家的孩子，縣裡對他本來就比較留意。幾次接觸後，一位縣領導對他十分賞識，就把人推薦到了團縣委。

1978年，山西平陸團縣委一班人，中間為令計劃。

1975年，令計劃成為了平陸團縣委幹事，一年後升為團縣委副書記。

有知情人士稱，當時的團縣委書記是一位姓梁的女幹部。她和令計劃關係比較好，後來還當過運城市統計局長、運城市教育局長以及運城學院黨委副書記。

2008年，這位女幹部的回憶錄出版。書中收錄了她的部分日記，其中就有與令計劃共事的點滴感受。

比如1976年11月22日，她在日記中寫道：“令計劃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在團委一年來，雖然我是書記他是幹事，但他搞團的工作大大超過了我，他有很多優點值得我很好地學習。

我要像他那樣認真刻苦地讀馬列和毛主席的書，堅持學習筆記；要像他那樣努力搞好革命化，時刻嚴格要求自己；要像他那樣對工作熱情積極、認真負責、大膽潑辣、總有一股使不完的勁；像他那樣關心同志、團結同志、滿腔熱情地幫助同志；像他那樣勞動積極肯干，生活艱苦樸素”

當令計劃登上自己的舞台時，他的姐姐令狐路線也從常樂後村進入平陸縣化肥廠，並在1976年迎來了人生機遇。

“路線是工農兵大學生，推薦去了山西醫科大學。”說到令狐路線上大學，常樂後村村民還透露了一個小插曲。

1975年，縣裡要招收兩個女兵，令狐路線的名額被縣領導的女兒頂了，未能如願。第二年推薦上大學時，令狐野親自找到縣裡，讓女兒以知青身份、不占村裡的名額實現了大學夢。

就在幾個孩子陸續走上人生正軌時，意外不期而至。

上世紀70年代後期，從部隊復員回來的老大令方針在擦玻璃時從高處墜落喪生，令狐野夫婦遭遇了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傷痛。

知情人士對澎湃新聞透露，令方針此前娶了一位在平陸縣醫院工作的女知青，名叫孫淑敏，北京人。兩人育有一子一女，分別取名令狐劍、令狐燕。令方針去世後，孩子跟着母親去了北京，很少回到運城。王黎明為此還對孫淑敏頗有怨言。

2014年11月，當孫淑敏和令狐劍的名字出現在公眾面前時，他們已經是強勢縱橫傳播集團的早期創辦人。該公司此後更名為趨勢中國傳播機構，逐漸由令完成在新華社的老同事郭磊等人接手。

時光倒退30多年，令計劃的小弟令完成還只是一名高中生，在常樂鎮的後村小學教書。

多位平陸人士回憶，1978年，高考剛剛恢復不久，令完成就考取了一所師範學校，但是不太滿意。

之後他去了常樂中學補習，並在1979年考上了吉林大學經濟系。1983年，令完成進入新華社旗下的《了望》雜誌，主要負責經濟方面報道。

知情人士對澎湃新聞回憶，當年的令完成開朗、好動、口才好，擅長與人溝通，“是塊做記者的料”。他的愛好也很廣泛，籃球、乒乓球乃至文藝匯演，都是單位中的積極組織者。

揮別平陸

在北京工作的令完成並不孤單，因為哥哥令計劃已調到團中央宣傳部。一位新華社老員工還記得，上世紀80年代，還是團中央幹部的令計劃曾趕到新華社的宿舍，幫弟弟令完成搬家。

兩兄弟的感情也可以通過一本書印證。

1985年6月，令計劃和令完成合作編著了《經營管理訣竅》一書，由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該書序言稱，這本小冊子出自兩個青年人之手，他們也屬於那些渴求新觀念的青年人之列。文風生動，可讀性強，談的是簡單道理，卻反映了實踐中行之不易的規律。

1985年，令計劃、令完成兄弟曾合著《經營管理訣竅》一書。

關於令計劃如何上調團中央，這在很多人心中是個謎。

公開履歷顯示，令計劃1975年－1978年在山西平陸縣擔任團委幹部、副書記。1978年，他成為運城地委幹部，一年之後進入團中央宣傳部。

不少平陸人士感到費解，令計劃只在縣裡做過三年團干，就算能力出眾，一下子獲得團中央的賞識並非易事。

不過，從令計劃的老搭檔，也就是當年平陸團縣委書記梁姓女幹部所寫的回憶錄來看，令計劃上調北京並不意外。

梁姓女幹部在回憶錄提到，1978年，令計劃前往中央團校學習。

3月12月，平陸團縣委緊張籌備團代會之際，團縣委梁書記在日記中寫道，“越在此時，我越覺得要是令計劃同志在家多好啊。有他這個助手我就覺得輕鬆多了。”

半年後，令計劃學習歸來。

9月6日，梁書記在日記中提到，“沒有出乎我的意料，他被留在團中央工作了。他這次回來是和我們告別來了”

9月7日，她又在日記中感慨，“令計劃同志雖然年齡不大，但各方面都很成熟，這是我們縣委機關從領導到群眾的一致反映。”

她還在日記中透露，自己是令計劃的入黨介紹人，也曾積極推薦他擔任團縣委副書記。對於令計劃取得的進步，她還總結了幾點原因：“他最善於學習，總是那麼謙虛，那麼認真，那麼孜孜不倦，那麼持之以恆，那麼富有進取精神”

到1979年，除了去世的老大，令狐家的四個孩子都已離開平陸。

老二令政策還是山西省委辦公廳機要處的一名普通幹事；老三令狐路線在山西醫科大學讀臨床醫學，畢業後分配到了運城市醫院；老四令計划進入團中央宣傳部辦公室工作；老五令完成剛剛走進“象牙塔”。

當孩子們陸續有了自己的人生，令狐野一家與平陸的緣分似乎也到了頭。

1980年左右，運城地區為“十三級幹部”令狐野安排了療養和住所。1981年7月，後村西北角的那幢延安式窯洞，以2350元的價格賣給同村一戶姓賈的人家。

遠離故交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令狐家的孩子處於事業的快速上升階段。

1985年-1995年，令計劃先後擔任過團中央宣傳部理論處副處長，團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團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團中央宣傳部部長，團中央常委等職。

一些曾經和令計劃熟悉的平陸人發現，見他一面越來越難了。

他的初中同學對澎湃新聞說，和令計劃見面、聊天還是他在平陸團縣委的時候，之後就再無音訊。

令計劃在團中央工作期間，他在平陸縣印刷廠時的師傅去北京出差，與徒弟短暫見過一面。

這位師傅回憶，當時他走進團中央大樓，接待人員說令計劃剛剛出去，師傅只好簡單留個條子。下午快下班時，令計劃趕到了賓館，兩人多年未見，簡單寒暄了幾句。

“啥都沒變，就是改說普通話了，但也夾着咱平陸口音。”那是師傅和令計劃的最後一次碰面。

在他看來，徒弟年輕時就不是喜歡走動拉關係的人，大家不聯繫也很正常。

1995年以後，令計划進入中央辦公廳，歷任調研室副主任、調研室主任，辦公廳副主任、辦公廳主任等職。

在此期間，幾位高中同學想和令計劃聯繫，為此還去問過他的姐姐令狐路線。

“她說計劃每次打回來都是用不同的電話，沒有號碼。”令狐路線的回覆，讓大家覺得有些牽強。

後來，有一位高中同學通過在太原發展的老同學要到了令計劃的聯繫方式，據說是家裡的座機號。太原的同學囑咐他，“計劃白天很忙，夜裡12點以後再打”。

這位高中同學真的等到夜裡12點以後才打過去，接電話的是一位女士，說他打錯了。自那以後，大家有些失望，也就斷了念想。

只剩下高中老師趙璧，一直都在惦念這名學生。老人年過80，身體狀況不佳，但說起令計劃，連連說“好”。

2006年元旦，常樂中學71級學生集體給趙璧送了一塊匾，還刻了全班同學的名字。這塊匾就掛在老人家門上方，有時他也會指給別人，“你看，第二排第二個，計劃的名字”

不近鄉情

幾乎同步，令計劃的哥哥令政策也與故鄉平陸漸行漸遠。

上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令政策先後在山西省委辦公廳、山西省委機要局、山西省糧食廳、山西省發改委等單位擔任領導。

“過去在太原工作的平陸人，每年過年都要參加老鄉聯誼會。”一位在太原工作過的平陸知情人士回憶，令政策仕途剛剛起步時，每年都參加聯誼會。當年的他也很清廉，想送孩子出國念書都湊不夠錢。

一位和令政策一塊兒在公社醫院抓藥的老同事也告訴澎湃新聞，當年他因為弟弟生病去太原，令政策幫不上忙，就請老同學吃了頓飯，臨走還送了兩瓶醬油。

上個世紀90年代，還在擔任山西省糧食廳廳長的令政策曾回了趟陝西臨潼。

當時距華清幹部療養院解散已過去20多年，他把自己在華清小學讀書時的小夥伴叫在一起，大家感慨萬千了一番。

只是隨着令政策步步高升，特別是2000年調入山西省發改委，派頭越來越大了。

平陸知情人士透露，有位縣領導想給平陸爭取一個項目，趕到太原想找令政策說情。誰知等了三四天，託了幾層關係才見到令政策本人。

還有平陸人士回憶，曾經有位平陸副縣長去太原找令政策辦事，因為在樓下大喊政策的名字，事沒辦成，還當場挨了頓臭罵。

一位平陸洪陽村的老鄉，帶着孩子去太原看病。昂貴的醫療費讓他們束手無策，希望找政策想想辦法，同樣吃了閉門羹。

就連他的電話也不能隨便打。曾經有老鄉輾轉跟別人要到號碼撥過去，令政策大為惱火，之後還追查號碼到底是誰給的。

後來有人發現，別說令計劃和令政策，就算令狐野，也不會給人特別親近的感覺。

每年春節前後，縣裡、鎮上都會有領導上門慰問老人家，每當看到人家拎着水果罐頭之類的禮品，令狐野就大發脾氣，讓對方趕緊拿回去。

也有人記得，令狐野跟大夥走得不算近，偶爾聊天，也是分享自己的教育理念--孩子就應該多吃苦，吃粗糧、穿舊衣服，不要講究，不能亂花錢。

有一年清明，令狐野帶家人回洪陽村掃墓，中午在老鄉家吃飯。他們自帶了饅頭和蔬菜，意思是不讓老鄉破費。

這種正統的觀念在令狐野的孩子身上有了變本加厲的體現。

平陸人常說，縣裡出了“大人物”，就是沒有跟着沾上光。這麼多年，連個國家級貧困縣的帽子都沒摘掉。

車禍重創

隨着令計劃的仕途不斷上升，令狐一家也愈發低調。

2000年以後，令完成辭職下海，他的名字也逐漸從公眾視野中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個 叫做“王誠”的新名字。

有知情人士對澎湃新聞透露，“王誠”是令計劃幫忙取的。他並不希望外界知道弟弟的真實身份，還曾建議令完成最好呆在國外。同樣，對於在山西從政的兄長令政策，他也希望儘可能少露面，官職不必過高。

只是性格外向的令完成不甘寂寞。他很早就對親戚們說，不喜歡搞政治，將來要好好掙錢進入商界後，改名王誠的令完成常年活躍於科技圈、創投圈乃至高爾夫圈，身份神秘且能量巨大。

在此期間，他的第二任妻子、央視著名主持人李平以及妻弟李軍，都先後進入令家的生意圈。

澎湃新聞此前多方證實，李軍還是上市公司樂視網（300104.SZ）的早期大股東以及前副總經理。2014年9月底，李軍從山西大同家中帶走。

從山西省發改委主任一職退下來的令政策也不願隱退。2008年1月，他當選為山西省政協副主席，成為一名熱心文化、頻頻調研的官員。

一位曾經陪同令政策參與調研的山西文化界人士對澎湃新聞表示，令政策確實想做出點事情，就是想法比較簡單。

比如在山西某地進行文化旅遊產業的調研時，令政策張口就是，在這兒搞一個項目，要多少地？多少錢？

“沒有論證，也不去考慮可行性。”上述文化界人士告訴澎湃新聞，直到今天，令政策對文化產業的很多想法都只能停留在口頭，難以付諸實踐。

2012年3月18日，一向謹小慎微的令計劃被一輛法拉利 改變了命運軌跡。

據《新京報》2012年3月19日報道，前一天凌晨4點10分，一輛黑色法拉利跑車行至保福寺橋東輔道時，失控撞到橋體南側牆壁及另一側護欄後解體。車上三人被甩出車外，一人死亡兩人重傷。

財新網引述多名消息人士的話稱，死者為令計劃年僅24歲的兒子令谷，當時正在北京大學攻讀研究生。

另據知情人士對澎湃新聞透露，出事的法拉利跑車為山西省一家龍頭鋼鐵國企所送，買車費用掛在了該企業下屬某單位賬面上。

2014年8月23日，時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書記的陳川平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調查。

公開履歷顯示，陳川平1962年出生，山西平陸人，2001年12月至2008年1月曾擔任太原鋼鐵（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多位平陸知情人士對澎湃新聞表示，陳川平與令政策、令完成私交甚好。

對令計劃的夫人谷麗萍而言，兒子去世是一個重大打擊。

2013年4月，瀛公益基金會網站披露，該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YBC總幹事谷麗萍從2013年1月起不再擔任相關職務。知情人士透露，谷麗萍一度身患抑鬱症，身體狀況非常差。

也是這一年，令計劃萬壽路家中的兩位保姆也被辭退。澎湃新聞獲悉，這兩位保姆同樣來自山西運城。

運城人家

當令計劃的人生遭遇重創時，令狐野和女兒正住在距離老家平陸1小時車程外的運城市區。

這是一個山西南部的地級市，以關公廟和鹽湖而聞名。

2014年以來，令政策、杜善學、陳川平三位運城籍省部級高官落馬，該市前後兩任市委書記白雲和王茂設被查。“運城幫”這個詞彙被外界賦予了更多內涵。

當年選擇搬到運城的令狐野，一定不會想到百歲之後的自己還會親歷這場風暴。

他們住在運城市干休所安排的地方，三間坐北朝南的普通平房，屋前還有個小院，日子原本還算安逸。

平日，照顧兩位老人的主要是女兒令狐路線。山西醫科大學畢業後，她分配到了運城市醫院，之後又調到級別更高的運城市中心醫院。

令狐路線的愛人王健康，祖籍山西沁源，從小就跟着父母在運城生活。

16歲時，他進入運城汽運公司保修廠當工人。1977年，22歲的王健康前往西安公路學院汽車系學習，畢業後在山西交通學校任教。

1983年6月，王健康再度回到運城汽運公司，擔任保修廠技術員。

有知情人士對澎湃新聞透露，王健康家境一般，和令狐路線是經人介紹認識的。老爺子令狐野剛開始還不太同意，但是拗不過女兒的堅持。

成為令狐家女婿後的王健康仕途順遂。他從汽運公司保修廠技術員逐步升任副廠長、廠長，之後又擔任汽運公司副總經理、工會主席等職。

1995年12月，時年40歲的王健康出任運城市交通局副局長，6年後得以“扶正”。2009年9月，王健康升任運城市副市長，曾協助市長分管住建、交通等方面的工作。

學醫回來的令狐路線，和當年的活潑大方截然不同。

平陸的高中同學說，路線很少和大家聯繫。別說聚會，即使是運城的同學家裡婚喪嫁娶，她也從不出現。

“總說工作忙，人不來，就把禮錢送到。”一位高中同學記得，令狐路線說過，搬了家要請大家一塊吃個飯，可是一直沒兌現。

在運城，多位熟悉她的人士表示，令狐路線工作認真、低調務實，所以能夠升任運城市中心醫院副院長。此外，她還連續三屆當選運城市人大代表。

另據知情人士透露，令狐路線和王健康有一個女兒，名叫王玲，1985年出生。她曾就讀於運城當地最好的學校康傑中學，學習成績卻很一般。

“她在學校時個子不高，幾乎每天都穿着‘恨天高'，喜歡打扮，消費也高”上述知情人士對澎湃新聞表示，王玲上中學的時候就花錢大方，吃的、用的都比普通學生要好許多。同時她又比較高傲，有着超出同齡人的成熟，給人不太好接近的感覺。

2007年，從西安一所普通院校畢業的王玲前往北京投奔小舅舅令完成。

東富龍(300171.SZ)2010年的一份補充法律意見書中披露，王玲先是在北京吉芙德資訊有限公司擔任辦公室主任、之後又去了華安保險公司擔任人力資源部經理。

2009年12月，王玲受讓小舅舅“王誠”在北京匯金立方投資管理中心(有限合夥)(以下簡稱“匯金立方”)2萬元的出資額，成為匯金立方最年輕的合伙人。

翌年，匯金立方參股的樂視網在創業板成功上市，王玲隨即引發資本市場矚目和猜測。

不談過往

很少有人能通過令狐野夫婦了解這家人的情況。知情人士透露，107歲高齡的令狐野已經意識不太清醒，平日主要是女兒令狐路線和保姆負責照顧。

即使是從前身體狀況允許，老兩口也不談政治、不說過往，不提及孩子。

晚年的令狐野在運城上了老年大學，愛上了書法、繪畫。遇到性情相投的朋友，他還會主動贈送作品。

老伴王黎明打理着小院，種一些花花草草，旁邊是支起的葡萄架。

“二老其實很熱情，每次去看，總會遞糖塊、剝花生。”一位年過七旬的平陸人，過去是令完成的高中老師，因為談得來，和令狐野成為了“忘年交”。

在他眼裡，兩位老人非常低調、自律。

2003年前後，平陸縣要出一套《平陸人物譜》，希望把令狐野、令計劃等人收錄其中。父子倆都婉拒了這個要求，縣裡沒辦法，只好從網上收集了一些令計劃的資料。

也曾有人想把令狐野參加革命的情況整理一下，教育後人，老人還是沒同意。

2009年9月30日，《運城日報》頭版刊登新聞：市委書記高衛東看望慰問享受副省長級醫療待遇的離休幹部令狐野。這是令狐野唯一一次出現在運城當地的公開報道中。

“很多人想去，不是誰都能踏進他家大門。”前述令狐野的“忘年交”坦言，大概怕別人托關係走後門，令狐野都是閉門謝客。如果有人找到小區，打聽令狐老先生的住處，門房也不會透露。

細心的人也能體會到令狐一家對平陸的複雜情感。

他們曾試圖保持距離。10多年前，一位平陸老鄉因為單位拖欠工資，跑到運城找令狐野想辦法，王黎明回答，“三個代表學好了，他們當官的就不拖欠工資了。”

他們也很少和親戚走動。2009年，令狐野與前妻所生的大女兒令狐桂英因病去世。父女倆的關繫到最後都沒有修復，令狐桂英的子女對外公也相當陌生，即使小心提起，也會得到“和我們沒有關係”的淡漠回應。

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與平陸再無關聯。

王黎明就曾對登門拜訪的令狐野的“忘年交”說，“你幫我跟平陸人解釋一下，我們不是不關心平陸”

常樂後村的村民也說，早些年村裡有個人去世了，他和令完成關係很好。這個人曾經想在村里打口井，令完成還資助了他3000塊錢。

後村小學要重建的時候，老支書蔣守立去太原找令政策。令政策說，你先回去吧。沒過幾天，10萬塊錢打了過來。

常樂中學最氣派的建築是一幢5層高的教學樓，2001年才建起來。

學校的退休老師說，之前省里有個專門資助農村學校建設的款項，為了爭取到這個名額，他們去太原找過令政策。

令政策還是老樣子，沒當面承諾什麼，但到最後學校還是拿到了100多萬的撥款。

常樂後村，令狐一家住過的延安式窯洞已近乎填平。住在這裡的新主人透露，很多年前的一個雨天，令狐野一家曾回來過。

那一次，90多歲的令狐野因為腿腳不便沒有下車。他的兒女和孫子們在院子裡走走看看，其中還有一位戴耳環的漂亮女士，令家人介紹稱是令計劃的夫人谷麗萍。

多年來，這個小院一直都有人從四面八方趕來--不同的是，過去來都是點點頭，感慨風水多好，如今來的都是搖搖頭，語氣中滿是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