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勝平：中美博弈與台灣的命運

一、棋子可用可棄

台灣對美國來說是一枚棋子，對中國來說是國運所系之根本。棋子可用可棄，根本不可動搖。失去台灣，美國仍是美國；失去台灣，中國國將不國。貿易戰之後，中美下一場博弈是台灣：習近平要完成統一大業，川普想把台灣賣個好價錢。

棋子可用可棄。除非美國希望與中國永遠為敵，台灣遲早是一顆棄子。七十年來，由於歷史的原因，陰差陽錯，台灣一直被美國用來遏制中國。非常可能，川普任期內，台灣會被反用，成為一枚向北京釋放善意，與中國實現戰略合作的棄子。

根本不可動搖。除非革命發生，中國崩潰，未來人們所能選擇的，只能是在北平模式和天津模式之間。對習近平，統一不是大概率事件；它是必然事件。關於這一點，台灣政壇新秀韓國瑜看得很清楚，他說：“你可以懷疑太陽明天會不會從東邊出來，但是你不要懷疑大陸收復台灣的決心。”

從1949年艾奇遜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到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再到1979年卡特與中國建交，美國至少曾經三次背叛台灣。俗話說，事不過三，既然已經有了三次，再做第四次也不會有心理負擔。美國不願被中國超越，此乃人之常情；但它不會不惜一切代價遏制中國，軍事保衛台灣。寧願自己餓死，也不讓別人長胖這種事情，美國不會做。它不符合這個民族的性格。

台灣最終是否成為棄子，取決於中國到底是怎樣一個國家。如果中國仍舊堅持共產主義，以消滅資本主義為最終目標，美國不會放棄台灣；如果中國繼續改革開放，不再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台灣成為棄子只是時間問題。畢竟，中美對抗不符合兩國的長遠利益，為了兩千三百萬人口的台灣與十四億人口的中國為敵，不是明智的選擇。

二、共產黨今天最怕的，是共產主義

“共產黨今天最怕的，是共產主義”。此話聽似荒唐，卻是事實。如今的共產黨，早已變成了一個“地產黨”、“資產黨”，代表着土地集團和資本集團的利益。公僕小保姆搞改革，把自己變成了胖主婦，於情於理的確有虧。但考慮到改革一開始就是在小保姆的領導下進行的，這樣的結果又並非不可思議。可以確定的是，如今的胖主婦早已不想折騰了，她真誠地希望和諧社會。”（引自“黨國、軍國、民國與中共的政治改革”）

在24個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富強”二字高居榜首。“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習近平在十九大政治報告中說，“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通讀報告全文，沒有階級鬥爭，沒有世界革命，不提無產階級專政，更不提消滅私有制„„不經意間，中共已經完成了從原教旨共產主義向特色社會主義的轉變。

我們小時候曾宣誓做共產主義接班人，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長大了才知道，自己就是那三分之二。烏托邦是無法實踐的—共產主義不是不符合國情，它是不符合人性。毛澤東帶走了共產黨的靈魂，改革成就了無數億萬富翁。最恨共產，最怕動亂，今天的中共比任何人都厭惡革命。

中國政府行文做事，不免地帶有專制文化的胎記，加之特有的舉國體制和政治宣傳，使人常常擔心文革復辟，共產回歸。其實，中國最不可能復辟的就是文革，即使有一天美國搞共產主義，中國也不會再搞。浩劫之後，它已經有了免疫。

民運和美國右翼人士把中共比作納粹，習近平比作希特勒，一帶一路計劃比作巴巴羅莎計劃，這是對中國的嚴重誤讀。今天的中共早已沒有了世界革命的雄心，文革耗盡了它的理想，改革開放以來，中共最大的罪惡，就是它還不想死。

文革結束了迷信，改革創造了機會，開放提供了舞台。有限的自由，無限的貪婪，道德的崩潰，成功的渴望，像原子聚變，釋放出巨大的能量，把中國轟出了傳統的歷史軌道。

改革開放是人性的復甦，也是黨性的覆滅。一生一死之間，孕育着一個新中國。

三、解決台灣問題的關鍵是美國

美國右派認為：中國是一個以共產主義為底色的“紅色帝國”，你不滅掉它，它遲早會來滅掉你；中國左派相信：“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大國崛起，必有一戰”。雙方都有一批戰爭狂人，統稱鷹派。奉修昔底德陷阱為葵花寶典，他們極力推行戰爭邊緣政策：中國鷹朱成虎威脅用兩百顆核彈攻擊美國，“不惜犧牲西安以東所有城市”；美國鷹哈里斯斷言南海島嶼不屬於中國，宣稱他已“做好在今夜與中國開戰”的準備。

避免大國崛起的修昔底德陷阱，首先必須避免自我實現的預言。人類歷史上因為誤判和衝動引起的戰爭不勝枚舉，其數量遠遠超過蓄意謀劃的戰爭。從這個意義上說，愚蠢比邪惡更可怕。

中美台海對抗，它的結局取決於雙方的博弈。最好的選擇，是雙方都與人為善，合作共贏；最壞的選擇，是雙方都認定對手是魔鬼，最後心想事成，對手真的變成了魔鬼。

精明如川普，不會看不到中共統一台灣的決心。既然不可避免，不如順水推舟，把本來就屬於中國的東西高價賣還給中國，也不失為一筆好生意。川普清楚，隨着中國的崛起，台灣作為籌碼正在貶值，現在再不交易，等到人老珠黃就不值錢了。

做成這筆交易，北京抹不開的是面子：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怎麼可以拿原則來做交易？！白宮害怕的是輿論：台灣關係法白紙黑字，怎麼可以見利忘義，出賣朋友？！

事實上，從1950年6月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那一天起，台灣問題就不再是中國內政。了解這一點，人們不妨看看下面這個民意調查。以對台獨支持率影響最大的兩個因素—大陸會不會打，美國會不會救—為變量，杜克大學的調查人員設計了問卷，根據兩方博弈四種排列組合，台獨支持率分別如下：

1.大陸不打、美國會救，台獨支持率約是80%；

2.大陸不打，美國不救，台獨支持率約是60%；

3.大陸要打、美國會救，台獨支持率降為40%左右；

4.大陸要打、美國不救，台獨支持率只剩下14%。

由此可見，解決台灣問題的關鍵是美國。

四、兩個重大誤判

三十年來，美國對中國有兩個重大誤判：1.經濟發展必將導致政治民主；2.中國正在回歸共產主義。由於第一個誤判，美國視中國為戰略夥伴，將人權與最惠國待遇脫鈎，支持中國加入WTO；基於第二個誤判，美國軍艦巡弋南海，加強對台獨的支持，重新把中國定義為戰略對手。

加入WTO以來，中國屢屢違規操作，美國並非不知情，卻並不認真。原因很簡單：它有更大的目標，不屑於在小事情上與中國斤斤計較。

美國厚待中國，背後的邏輯是：富裕之後中國會走向民主。既然你遲早會上我的船，到時候再收拾你也不遲。美國相信，人腰圍28寸時，生存是第一需要，顧不上民主；等到腰圍過了32，不給民主都會去搶。然而現在中國腰圍眼看過了38，許多方面超過美國，它不僅不要民主，反而輸出中國模式，一帶一路，挑戰西方價值觀，在全世界開辦起孔子學院來了。

美國畢竟年輕，它懂得衣食足而知榮辱的道理，卻不知飽暖思淫慾的古訓。在發現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之間沒有必然聯繫之後，美國做出第二個誤判：中國利用西方的善意，韜光養晦，變成一個更強大的、直接威脅西方的安全的共產帝國。

如果說第一次是部分誤判—富裕不一定是民主的溫床，但貧窮確實是革命的土壤，第二次則是完全誤判：中國回歸的並不是共產主義，而是民族主義。落後就要挨打，崛起就要打人。民族主義是一種非理性情緒，通常在屈辱中滋生，失控後爆發。與共產主義不同，民族主義本質上不具有進攻性，它沒有爭霸世界的野心。

共產主義之後，民族主義成了中國凝聚民意的最大精神公約數。今天中國的主旋律是中國夢。如果說中國夢的外延是一帶一路，它的內涵就是台灣和南海。畢竟，要圓中國夢，首先要把中國地圖畫圓了。

由於文化和歷史的差異，美國很難認清中國。在民族主義的喧囂中，美國看到一個巨大的陰謀，陰謀背後徘徊着共產主義的幽靈。

五、統一是大勢所趨，卻並非人心所向

統一美國，是林肯最大的政績。為此南北雙方付出了六十萬條生命的代價，沒有英雄，沒有對錯，有的只是無數支離破碎的家庭。

統一中國，是習近平的一件大事。這件事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都沒有做到，是歷史留給中國政治家的遺憾。統一是對兩岸政治家的考驗。

從純粹博弈論角度出發，時間在北京一邊，推遲統一符合中國的最大利益。台灣雖然長得像一條魚，但它不會游到夏威夷去。急於謀求統一，不僅有戰爭失控的風險，還有善後處理的問題。即使和平統一，交易成本也必須考慮。然而，這是一場人的博弈，歷史使命感，權力的邏輯，青史留名的誘惑，鮮有人可以抵禦。

從某種角度看，波多黎各是美國的台灣，日子好過時它想維持現狀，難過時則想併入美國。2017年5月3日，波多黎各向美國聯邦法院宣告破產，積欠債務達700億美元，成為有史以來美國最大的破產宣告事件。同年6月11日，波多黎各第五次公投，百分之九十七的投票者希望成為美國第五十一個州，美國國會不予批准。

統一是大勢所趨，卻並非人心所向，它不是兩岸人民的共同願望。由於生活方式的差異，台灣人民不願意；由於地緣政治的考慮，美國政府不願意；由於價值觀的不同，中國公知也不願意。但是，所有這些不願意，擋不住歷史願意。

歷史是合力的產物。絕大多數台灣人反對統一，絕大多數大陸人支持統一。這是一場一比六十賠率的賭博，輸贏沒有懸念，任何政治家都會放手一搏。

毛澤東共產，地主在劫難逃；習近平強國，台灣在劫難逃。大國崛起，統一為先。中國崛起的代價，是整整一代的自由主義者，這個代價也包括台灣。

能戰方能言和，能贏方能止戰。既然大陸有能力武統，武統反而沒有必要。換句話說，兩岸實力懸殊，大陸有決心、有能力解決台灣問題，反而為和平統一提供了最好的機會。隨着國力的增強和中美貿易戰結束。中國完全可以通過政治、經濟和外交方式來解決台灣問題。除非台獨份子鋌而走險或大陸政治失控，武統只是一個小概率事件。畢竟，為了統一中國再殺一批中國人，即沒有政治、軍事上的必要，也不符合人道的邏輯。

結束語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當韓流橫掃美國之際，郭台銘為解決台灣問題提供了另一個思路：“防務靠和平、市場靠競爭、技術靠研發、命運靠自己。”

相對於韓國瑜的“防務靠美國、科技靠日本、市場靠大陸、努力靠自己”，郭台銘無疑更高一籌。“防務靠和平”，台灣不再購買美國武器，兩岸和平協議有待簽訂；“市場靠競爭”，作為台灣首富，郭台銘最清楚市場經濟的真諦；“科技靠研發”，大量投資R&D，無疑是企業生存發展的正道；“命運靠自己”，台灣不再做美國的棋子，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無論對大陸還是對台灣，郭台銘方案似乎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即沒有無條件背書大陸一國兩制方案，又避免了台獨和武統的風險。最重要的是，它使美國難以插手台灣事務，為和平統一創造了最佳條件。

兩岸分離已經70年了，台灣問題因民族積弱而產生，相信也會隨着民族強大而結束。 沒有一個民族不願意結束自己分裂的歷史，但願這是一次和平的結束。

（2019年4月17日於普林斯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