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由國防大學少將教授徐焰引出。他曾被評為該大學的傑出教授，在2018年11月在成都的“全國名師工作室聯盟第二屆年會 暨 第十二屆全國中小學名師工作室發展論壇”發表了一個講話。談到香港，他說香港的社會基礎是中國最壞的，三分之一是香港原居民，受港英教育，對大陸人有些傲氣但是沒有怨恨，三分之一最壞的是1949-1950年被共產黨清算鬥爭掃地出門從大陸跑過去的，對“你”刻骨仇恨，還有三分之一六十年代是挨餓偷渡跑過去的，好得了嗎？他認為香港回歸後的一個大失誤，一切都不變。 不去殖民化怎行？這是指除去英國殖民化的意思。

徐焰，國防大學戰略研究部教授，差不多跟習近平同齡。其父徐明任軍委空軍司令部作戰值班副參謀長等職。共產黨的集體世襲制再次得到體現，大官的兒子做大官，小官的兒子做小官。政治清洗或犯罪被打下來的通常就被淘汰成平民了。國防大學的類似教授也頗多，水平不行，但是卻能胡說八道，寫出(抄出)一本本劣作，因此這些人被稱為戰略忽悠局局長，像張召中金一南戴旭等等。他們名為“戰略”家，但是都是沽名釣譽之輩，那點粗淺想法全世界都知道，像徐焰， 曾赴美國斯坦福大學、日本防衛大學等講學。他們有什麼好的戰略思想是僅僅保留給自己人知道嗎？我敢肯定沒有。什麼都公開了，就不是戰略了，除非你是超級強國，想打誰就打誰。沒有那個水平，就得想想什麼叫做戰略模糊。

徐焰，在北京空軍大院長大，一口胡同串子音腔，如同駱駝祥子裡的虎妞那樣。他自己還感到很牛，大有太監的御指氣使的怪腔調。讓人聽起來很刺耳。真不知道他在國防大學能教出什麼學生。肯定也有谷俊山之流吧。

香港人，我所知還是屈指可數的。都是在法國時有過一點交集，感覺還是很好的。一位貝先生，跟我們一起學了三個月法語，他應該是“被共產黨清算鬥爭掃地出門從大陸跑過去的”後代，很有可能是江滬的貝氏家族一脈，人溫和。另一位香港姑娘，是在教會認識的，但是語言障礙總是一種障礙，感覺沒有台灣姑娘們那麼透明天真一些。當然，我終究不信上帝，因此我不信教。因此我當時受的教育還沒有達到“去共產黨化”的程度，也沒有“去傳統化”。還想着畢業後回中國工作。所以去教會是短暫的，緣分是轉瞬即逝的。介紹我去教會的，是留學朋友的妻子。似水流年之後，我的朋友早已成了佛教徒，他的妻子似乎也是。他數次說服我信佛，我不會。

還有另外一位香港朋友幫我修改我寫的英語論文，在我那個學科最好的刊物上發表了三篇。所以我畢業後若回中國大學找工作應該很容易。在法國一家研究機構做了幾個月研究，認識國內來進修的張先生。夏天我要回國休假，順便找找工作，他的同學在汕頭大學做系主任，就介紹我去了。但是我應是沒有誠意，去了似乎也沒有問工資。總之不了了之，當時應該是迷茫一些。

還有一位老資格的香港人，我跟她的先生實習了幾個月。她有時跟我們講起曾經的苦難，說是日本鬼子來了，她們一家從河北逃難到香港多麼艱辛。那時她應該是兒童吧。她是在香港上的教會女校，人好。他先生是從東南亞來法國的，好像當初是從上海逃難過去的。我不喜歡打聽人家隱私，所以他們說什麼儘管我有疑問卻沒有問。

說到這些人，當然不涉及政治，我們都是因為謀生而在某一時刻走到一起，而後是永遠的分別，好壞優劣也就毫無意義了。那徐焰說“香港的社會基礎是中國最壞的”，也是將身份教育背景的不同上升到敵對的高度，國防大學戰略研究部教授，多麼拙劣的戰略。反過來倒可以說徐焰習近平這一代八旗子弟當政是“中國的社會基礎中最壞的”，他們思想固化，容易以階級性黨性等因素敵視本國國民，因此不但不能解決矛盾反倒擴大矛盾和對立，如此治國，國家怎麼會安定團結呢？

比如說，“1949-1950年被共產黨清算鬥爭掃地出門從大陸跑過去的”香港人，他們真的對共產黨或中國政府有着“刻骨仇恨”？原則上也許有，但是年代久遠未必有。金庸的父親被共產黨搞土改給殺了，金庸真的對共產黨刻骨仇恨那麼就應該拒絕成為鄧小平的座上賓。董建華，1949年隨父來到香港，資本家的兒子，就讀左派中華中學，仇恨過中國政府？相反成了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李嘉城算是窮人去傍親，闖出一片天地，成為香港首富，雖然談不上喜歡共產黨，但是共產黨讓他發大財。共產黨作惡多端，不想着如何改造自我以贖罪，卻認為受害者有仇恨而防備他們，只會舊惡未去，新惡又來。

所以，理念的不同，通常不代表一定發展成仇恨。現在的問題是，徐焰習近平這樣共產黨專制主義者，害怕人民，不信任人民，敵視人民，不能傾聽人民的呼聲，長此以往，造成人民的反抗，難道不是歷史的必然？徐焰，寫了一本又一本“抗日戰爭史”，“抗美援朝戰爭”，“毛澤東軍事思想發展史”，懂得一點點世界通史嗎？他知道當今年輕人的期待嗎？年輕人，不論何時何地，是要為自己塑造未來。徐焰習近平，官宦子弟，卻要以五六十年代的暴政思想統治中國，就是中國最壞的敵人。

6/13/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