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極權大系統為何在瘟疫面前一敗塗地？

  目前正肆虐中國的新冠狀病毒疫病危機，已經嚴重打擊了習近平的權威，並已危及到中共政權；連中爛海都私下裡承認：新冠狀瘟疫是“六四”以來我黨面臨的最嚴峻挑戰，其嚴峻程度可能超越“六四”。
  然而，在中共採取對抗瘟疫嚴厲措施近一個月之後，疫情非但沒有任何緩解的跡象，反而不斷惡化，武漢已經屍積如山，疫情蔓延導致各地紛紛封城，醫療設施、口罩、防護服等醫護用品的嚴重短缺，已經造成了大規模的人道災難，而糧食的短缺正山雨欲來...因為以習近平為首最高層的指揮亂無章法、粗暴荒唐、自相矛盾，也導致中共統治集團開始出現混亂...

  中共屢試不爽的“大維穩體系”，為何在瘟疫面前變得如此不堪一擊？

  因為中共的極權大系統的維穩優勢，在防治瘟疫時不僅不是優勢，反而是造成疫情惡化的災難推手。
  共產黨政權因為其壟斷個人財產的性質，是極權中最徹底的一種，極權因其高度的壟斷性和權力集中性，具有很強的鎮壓能力和控制能力——它可以迅速地組織鎮壓，更可以從心所欲地對國民進行洗腦；
  由於中國是一個大國，因此中共極權就具有大系統的優勢。大系統具有很強的自我維護能力，因為它可以藉助大國的優勢“拆東牆補西牆”，也可以集中軍警的力量，對“群體性事件各個擊破”——而因為“六四”以來中共一直嚴密地把組織性的社會力量消滅於萌芽狀態中，因此中國各地很難同時出現大規模的群體事件...這就是中國大陸每年十多萬起群體事件，卻無法動搖共產黨政權的原因所在。

  但是中共的極權大系統，對瘟疫就完全不起作用。

  一則，病毒不是人，它並不受共產黨控制，也不受共產黨洗腦；

  二則，共產黨無法封鎖病毒。病毒看不見、摸不着，有傳染性，新冠狀病毒還有變異性，要阻斷傳染十分困難，中共無法象對付震災、饑荒、擠兌、群體事件那樣“一封就靈”。
  習近平對武漢厲行封城，其實與1960年毛共當局調用軍隊，對饑荒重災區實施封村的手法是一樣的，都是極為殘酷的群體滅絕，但毛澤東、周恩來這招，可以有效地阻止饑荒引發民變（阻止饑民流浪，匯聚力量，造成影響），習近平就無法封堵新冠狀病毒向全國蔓延；
 
三則，共產黨的專制優勢（所謂集中力量打抗疫殲滅戰），對防治病毒並不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因為病毒疫苗的研發，是高端的智力過程，不是開關水龍頭那麼簡單的事，對此，共產黨的拍腦瓜決策和唱高調（如“武漢加油”）毫無用處；

  四則，中共的極權洗腦優勢，在瘟疫面前效果很差。雖然中共通過宣傳、輿論洗腦，可以有效地掩蓋其制度性的腐敗、無人性、無人道、經濟真相、金融黑洞等等方面，有效地蒙蔽國人，但應對瘟疫的捂蓋子撒謊，效果就差得多，因為隨着疫情的惡化，中共的謊言會很快穿幫：面對武漢發生的疫情，習近平一夥一開始竭力捂蓋子，派出御用“磚家”不斷撒謊：先說疫情是“造謠”、又說瘟疫不會人傳人、再說瘟疫傳染性不強、可防可控...結果一再穿幫，中爛海不得不於1月20日後川劇大變臉，承認疫情不到兩天，就瘋急下令封城...在瘟疫面前，中共無往不利的謊言治國，處處如紙包不住火。

  中共的極權大系統的優勢，非但對防治瘟疫毫無用處，反而成為助長瘟疫的推手。

  中共的極權大系統的最大“優勢”，就是專制（包括謊言洗腦），但專制非但無助於疫苗的研發，反而成為加重疫情的禍首：

  其一，面對武漢初起的疫情，中共極權體制本能的捂蓋子，非但無助於化解危機，反而導致新冠狀疫情的失控和大爆發；

  其二，應對新冠狀瘟疫在武漢的大爆發，迷信極權的習近平，悍然下令封城，而執行封城令的各級官員和公務員，必然搶先通知其親朋好友撤逃，各級官員和公務員的親朋好友，又必然呼喚自己的親朋好友撤逃...這樣必然形成大規模的外逃人潮——武漢封城前500多萬人外逃，就是這樣造成的。
  大規模的外逃，反而加劇了新冠狀瘟疫向全國的蔓延，導致封城的意義大減；

  其三，封城，實質上是對被封鎖城市老百姓的大規模拋棄。中共的封城，令被封鎖城市的病死率，增加到最大，卻並沒有換來疫情的緩解。
 面對疫情爆發，習近平不取排查、疏導、外運隔離的做法，不調集力量在武漢以外急建隔離基地，而悍然採取一刀切的封城，等於是在沒有新系統的情況下，人為地把現有的城市系統搞垮，反而增加了救災的困難，導致武漢及湖北大批人因醫療短缺而病死，造成大規模的人道災難——這等於是把單純的疫病危機，人為地擴大為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和人道危機；
 且封城等於是把大多數未受感染者與感染者和病患者捆綁在一起，大大增加了感染的風險，這就最大限度地增加了病死數量——說得不好聽，這就是群體滅絕。   
  正常國家抗疫救災，總要把死人數量降到最低，中共卻以所謂“大局”為名，把5000萬湖北人封死搞慘，把死人數量增加到最大——目前湖北已逾三百萬人感染，超過25萬人病死，如此慘烈的城市疫情，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以來還聞所未聞，然而卻在習近平和共產黨的“盛世”、“崛起”下發生了。慘無人道並不能緩解疫情。
  而最奇葩的是，中共一貫鼓吹的“犧牲局部以換取大局”的大局勝利遲遲沒有到來，武漢人和湖北人在共產黨手裡的慘烈犧牲，換取的卻是全國新冠狀疫情的不斷惡化；

  其四，瘟疫令中共極權大系統的“舉國體制”完全失靈。面對地震、洪災等災情，中共可以調集全國人力、物力救災，但面對瘟疫危機，全國“救援武漢”的舉國體制行不通了，因為調運和分配全國物資，也需要大量的人力進入湖北，這些人感染後會把瘟疫帶回全國各地...因為新冠狀病毒極強的感染性，中共過去威風八面的“人海戰術”非但無用，反而加劇瘟疫的擴散。
  這也是習近平遲遲不敢大規模動用軍隊救災的原因，因為一旦軍隊大面積感染，中共賴以為命根子的“鋼鐵長城”就會動搖。

  雖然極權體制在瘟疫面前束手無策，反不斷造成疫情惡化，但習近平極權迷信毒入骨髓，頑固拒絕公開化、透明化，處處反其道而行之，妄圖以更加瘋狂的強化專制來挽救疫情：

  習近平派往湖北救急的親信應勇、陳一新、王忠林之流，竄入湖北後即迫不及待的鎮壓武漢和湖北人民，發了瘋地鉗制言論，喪心病狂地全面下架李文亮，封網封到武漢市多地斷網的地步...
  在習近平的支持下，應勇一夥居然在和平時期，對武漢和湖北厲行戰時管控，嚴令老百姓足不出戶，大搞“通行證”等法西斯保甲制度，根本無視老百姓的人身權利甚至生存權；
  上行下效，其他地方的共產黨當局，也紛紛跟進，以史上最嚴的專制“防疫”。

  習近平一夥自以為只要更加專制，就能逼退瘟疫，換來對抗“新冠狀”的斯大林格勒戰役勝利。
  殊不知防治瘟疫根本不同於戰爭，對老百姓每家每戶實施“足不出戶”的最嚴專制，警力根本不夠用，需要大量的“紅袖套”來實施，這些由共產黨員、退休人員、流氓地痞組成的大量“紅袖套”，在沒有病毒防護服的情況下（何況病毒防護服，連醫護人員都短缺，中共軍警都不夠用，根本不會配給“紅袖套”們使用）每天因大量接觸人，本身就成為傳播新冠狀病毒的媒子，。
  再則，由於習共無視老百姓生存權的“封城”、“足不出戶”等政策，造成城市癱瘓、物流阻塞，因此又不得不調派大量的人力，向疫區運送食物和生活必需品，這些人本身也會成為傳播新冠狀病毒的媒子，而且，食物和物資的短缺，又會造成搶購和購物的擁擠，反而增加病毒傳染的風險。

  因此，習近平一夥厲行的最嚴專制——“戰時管制”，不僅緩解不了疫情，反而增加感染，加重老百姓的痛苦。

  面對洶湧而來的新冠狀疫病危機，中共以前無往不利的極權大系統，非但毫無用處，反而前所未有地處處暴露出共產黨極權體制的僵化、愚蠢、卑鄙和無人性：

  各級共產黨當局，防疫無能，卻處處搞強迫，先是歧視武漢人，對武漢人四處封堵、到處驅逐、甚至拳打腳踢、封門加鎖...橫加迫害；
  後是歧視本地感染者，拳打腳踢、封門加鎖...橫加迫害；
  接着是迫害不戴口罩者，拳打腳踢，肆意關押；
  現在是迫害“足敢出戶”者，拳打腳踢，肆意關押...赤裸裸地視人權如無物，視法律為無物！
  各地共產黨當局，明火執仗地搶劫口罩等救災物資，廣州理直氣壯地出台政府可以任意徵用私產救災的惡法...赤裸裸地視憲法如無物，視私產如無物！
  而疫情當中，中共當局“闢謠”式造謠，一再穿幫：從打倒李文亮到平反李文亮、從新冠狀不會人傳人，到新冠狀傳染性不強、可防可控，再到封城嚴防死守...從雙黃連可以治新冠狀肺炎，到啞口無言...

  不斷加重加深的疫情痛苦，必然會前所未有地喚醒大批中國民眾，令他們認識到共產黨極權體制的荒唐和邪惡，奮起而追求民主，尤其是經受地獄式慘痛的武漢和湖北民眾。所以“武漢加油”、“中國加油”的廉價高調，這次遠沒有激發出汶川救災期間的“正能量”，反而惹來許多武漢人痛罵：“格婊子，加你妹！”並回之以“負能量”的呼聲：“我們要看病權！“我們要言論自由！”這一呼聲逐漸高漲。
  而疫病危機引發的經濟崩潰和社會混亂，必然引爆中共統治集團的內訌。

   面對瘟疫危機，習近平再專制也沒有用，專制反而加重危機，中共的極權大系統，必因新冠狀疫病危機而崩潰。

曾節明 2020.2.17 晴爽下午於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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