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論】中美熱搞世界文革 現在是文攻階段

啥時發展到武鬥武衛？

羅思義：在疫情之中讀懂西方媒體

這對現在的中國很關鍵

羅思義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觀察者網特約作者

2020-02-21 07:28:43 來源：觀察者網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羅思義】

顯然，新冠肺炎（Covid-19）是對中國乃至全世界的威脅——病毒不分國界。因此，中國不僅是在為自身抵禦病毒，而且正在前線為全人類戰鬥——所以世衛組織（WHO）適時宣布，新冠病毒是“頭號公敵”。正是因為其他國家和中國人民都受到了直接的威脅，所以可以想象，每一個國家的機構組織、媒體，要客觀地反映這一事件並非易事。儘管如此，面臨這一共同的威脅，各國應儘可能消除出於國家考慮而產生的偏見。

事實上，這樣客觀的反應並未發生，眾多消息顯示，國際機構和媒體圍繞新冠肺炎的表現沒有遵從中國乃至全人類的整體利益。顯然，那些公然歪曲事實和帶有偏見的反應，不僅是無視中國的利益，而且是無視人類的利益，甚至是無視自己國家的利益。因此，這種現象也清楚地告訴我們，為了客觀地應對重大事件，哪些力量我們可以依靠，而哪些力量則不能。這就需要了解各國對中國抗擊疫情的反應，以及中國所面臨的總體形勢。如下文所述，中國的一些消息來源與外界對中國的攻擊，是有所聯動的。

鑑於抗擊新冠肺炎過程中信息的重要性，本文旨在分析新冠肺炎爆發的發展軌跡、國際組織和媒體之間的反應，以及他們與中國一些勢力之間的相互關係。

武漢“戰疫”：中國的“斯大林格勒”

中國和負責任的國際組織公布的數據從一開始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國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方面正在採取何種戰略。要設計和實施這一策略，並對各個步驟進行評估，當然需要專業的醫學知識。但要了解基本戰略，就需要基本了解局勢的關鍵參數。

第一個關鍵參數顯然是訓練有素的醫務人員數量有限，而且每個醫務人員必須處理的病人數量越大，治療效果就越差。因此，限制要治療的病例數量是任何抗擊疫情戰略的首要任務。這意味着，首先的也是最緊迫的任務，必須儘可能迅速地限制病毒從武漢/湖北蔓延。這是決定性的任務，因為如果病毒不受控制地傳播到中國其他地區和國際上，將耗盡可用於應對它的有限的醫療資源。

其次，雖然湖北應對病毒傳播的資源是有限的，但為應對這種情況，真正有水平的醫療資源潛力——外部醫療資源被注入湖北。

湖北前線奮戰的醫護人員（圖片來源：新華網）

這些關鍵步驟中的第一步，即儘快阻止病毒在武漢/湖北以外的傳播，這意味着中國必須嚴格限制武漢和湖北的旅行——世衛組織隨即認可了中國的這一舉措。如果不採取這些措施，病毒將在中國各地迅速傳播，無論是通過正常的旅行，還是在某些情況下，因為擔心感染病毒的人會逃往醫療設施壓力低於武漢/湖北的地區尋求醫療幫助。在這種情況下，病毒的傳播幾乎是不可阻擋的。

為此，中國對武漢/湖北實施了極其嚴厲的檢疫措施。這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副作用，武漢/湖北的醫療資源不得不承受極端的壓力，不僅是因為疫情的嚴重性，而且是因為人們不能離開醫療資源壓力較小的地區尋求醫療幫助。但是，如果不阻止病毒的傳播，就無法控制其所帶來的巨大風險。

或許我們可以把1942年斯大林格勒戰役，這場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軍事戰役的戰略，與此相比較。蘇軍在這場戰鬥中的戰略是在斯大林格勒城本身的防禦鬥爭中遏制德軍的進攻，有200多萬人參加了這場戰鬥，而紅軍則準備進攻，以便在斯大林格勒城周圍地區刺穿納粹軍隊的側翼。蘇聯在斯大林格勒的守軍犧牲慘烈，但他們恰恰阻止了德國的任何突破，為隨後包圍和徹底摧毀納粹軍隊準備了條件。這場遏制和包圍納粹敵人的防禦戰的成功結果，決定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結果——正如毛澤東在其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一文中的分析一樣。

世衛組織：我們一直在和謠言與陰謀論作鬥爭

中國政府應對疫情所採取的嚴格措施，即防止病毒傳播，獲得了世衛組織的盛讚。該組織總幹事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1月30日宣稱：“在許多方面，中國實際上正在為疫情應對制定新的標準。”他當天還強調：“現在要的是事實，而不是恐懼。現在要的是科學，而不是謠言。”

最具權威性的國際衛生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對於疫情爆發以來中國的政策和努力給予了高度讚揚，其在一份聲明中強調：“到目前為止，99%的確診病例發生在中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該聲明指出：“（中國）政府很早就承諾與世衛組織合作，共享數據等。中國政府正領導其國民抗擊疫情，世衛組織將盡最大努力支持他們，保護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權益。”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還客觀地闡述道：“武漢人民，乃至湖北省人民，他們付出了很多。首先，我要感謝他們，感謝他們的合作，感謝他們相信他們正在採取的行動，既是在保護自己，也是在保護着世界其他地方。面對為人類做出的這一舉動，任何言語都顯得蒼白無力。我真的很感激，並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感到驕傲，非常感謝。”

譚德塞直接指出，在對抗疫情的同時，國際社會還需要防範虛假信息和謠言在媒體上傳播。他還表示，國際社會應將世衛組織作為疫情客觀信息的中心來源：

“今年年初以來，新型冠狀病毒以極快的速度在世界各地傳播。令疫情雪上加霜的是，錯誤信息在網上傳播的速度比冠狀病毒在地上傳播的速度還要快。

在團結協作是拯救生命和結束衛生危機的關鍵之時，這些‘信息疫情’阻礙遏制疫情的努力，傳播恐慌和混亂，並加劇分裂……

這種戲碼在世界各國上演，而且是以多種語言，比聯合國的六種官方語言還多得多。

這一挑戰並非衛生界所獨有……在當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情況下，錯誤信息有可能阻礙疾病控制和遏制，造成危及生命的後果。

在中國和世界各地的普羅大眾中，所有人都有權獲得關於如何保護自己和家人免受新型冠狀病毒侵害的準確信息。

世衛組織正在為滿足這一迫切需求發揮重要作用。

在與各國政府、研究人員和科學工作者開展合作以確定冠狀病毒如何傳播以及如何治療的同時，世衛組織也在抗擊‘信息疫情’，與謠言、謊言和錯誤信息做鬥爭。

作為領導國際衛生事業的機構，世衛組織利用其網絡和社交媒體平台向全世界傳播相關的公共衛生信息。

社交媒體公司身處應對信息挑戰的前線。谷歌、臉書、拼趣、抖音、騰訊等公司都在支持世衛組織。

谷歌已經與世衛組織一同啟動了SOS Alert，使得在使用谷歌搜索引擎進行搜索時更容易獲取我們的冠狀病毒專題資料。這些資料包括安全提示、疫情應對方面的最新信息、技術資料和世衛組織的推特更新。

在谷歌旗下的YouTube上，聲稱提供冠狀病毒信息的視頻現在被一個橫幅框住，該橫幅將用戶引向世衛組織的門戶網站。

同樣，如果你在臉書搜索功能中輸入冠狀病毒，第一個結果鼓勵全球大多數國家的用戶向世衛組織尋求最新信息。

與此同時，世衛組織社交媒體專家正夜以繼日地開展工作，以多種語言發布真實信息供人們分享，以便擔憂的公眾能夠了解情況，而不是陷入一個真空，在這個真空中，錯誤信息是唯一可以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99%的冠狀病毒病例都在中國，世衛組織正努力用中文分享準確和可行的建議。騰訊在這方面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通過微信提供數字工具，每天宣傳世衛組織的文章、信息和信息圖表，並在闢謠方面予以合作。

這不僅僅是社交媒體的事。世衛組織正在與世界各地傳統媒體的記者和媒體機構接觸，每天舉行新聞發布會，確保記者獲得並使用正確的信息。廣播和印刷媒體有責任將公眾健康置於引發恐慌的標題黨新聞之前……

世衛組織將繼續傳播經核實的信息，與技術公司合作，與媒體機構攜手，確保人們能夠了解事實，陰謀論被揭穿，不正確的信息得到迅速糾正，從而保護和增進公眾健康。

政府和科技公司必須盡力解決蓄意傳播錯誤信息的問題，但是每一個人，無論你是報刊編輯，還是使用個人社交媒體賬戶，都有責任對自己分享和推廣的信息保持警惕。

冠狀病毒疫情的走向將取決於能否向需要的人傳遞正確信息。明智地分享，謹慎地點擊，別盲目刷屏。”

世衛組織突發衛生事件規劃執行主任邁克爾·瑞安博士（Dr Michael J. Ryan）稱，世衛組織在中國實地工作團隊的主要優先任務，首先是學習和了解 “新中國歷史上最為重大的公共衛生應對措施之一”。

當2月13日有人試圖歪曲中國在病毒病例分類上的變化，稱之為病毒急劇上升時，邁克爾立即作出回應並解釋稱，湖北省新增病例中大多發生在“近幾天或近幾周”。中國政府的最新調整使得在湖北省，受過訓練的醫療專業人員有權根據胸部影像將疑似病例歸類為臨床診斷病例，而不必經過實驗室確認。它們是回溯報告的病例，有的回溯到疫情暴發之初，並不是在一天內激增了1.4萬例病例。我們看到中國報告的病例數量激增，但這並不代表疫情發展曲線有重大變化。

世衛組織這一負責任的回應，得到了中國大陸以外重要醫療和政治人物的響應。例如，香港大學公共衛生醫學教授梁卓偉（Gabriel Leung）就認可中國的隔離和旅行限制措施，並指出：“其他國家應該考慮採取中國的這些措施。”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Lee xien Loong）也在一篇講話中指出：

“我們17年前就經歷了非典，所以這次對付新冠肺炎的準備要充分得多。實際上，我們已經儲備了足夠的口罩和個人防護裝備。我們擴大和升級了醫療設施，包括新的國家傳染病中心（NCID）。我們有更先進的研究能力來研究病毒。我們有更多訓練有素的醫生和護士來處理這種情況…

新型冠狀病毒與Sars相似，但有兩個重要區別。首先，這種新病毒比Sars更具傳染性。因此，更難阻止它的蔓延。第二，新病毒的危險性比非典小得多。感染非典的人中約有10%死亡……從致死率上來看，新病毒更接近流感而不是SARS。”

不幸的是，正如下文所述，許多西方媒體沒有客觀地應對這一極其嚴重的形勢，而是恰恰陷入了世衛組織警告“不要給魔鬼餵食”的威脅之中。

考慮到第一項關鍵任務是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限制病毒在湖北以外地區的傳播，這意味着需要關注的第一個決定性數字指標是湖北以外地區，每日確診新增病例數量是上升還是下降？如果上升，這意味着病毒是迄今為止沒有得到有效遏制；如果下降，這就意味着遏制病毒的努力有所成功。這是對中國抗疫措施有效性的明確考驗。下文分析的數據清楚地表明，中國抗疫努力已取得積極成效，且與大部分西方媒體的反應大相徑庭。

疫情中， “客串”專家“群魔亂舞”

在以世界衛生組織為首的國際醫學專業人士和組織讚揚中國的同時，西方一些不懂醫學知識的媒體和人士則以一幅抗疫專家的樣子，從一開始就抨擊中國和以世衛組織為首的國際組織。他們的做法不是分析已得到驗證的整體抗疫戰略，而是完全不負責任地指責中國和國際專業醫療人員的精準決策。

美國媒體中借這次疫情公然反華，甚至以種族主義標題做報道譁眾取寵的不少，對於這些中國媒體曾有所報道，在此就不一一贅述，只選一兩個有代表性的例子。比如，《紐約時報》聲稱“現在的中國‘如中世紀的歐洲’”，或者《華爾街日報》以“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為題的報道已經受到中國外交部的明確譴責。同樣令人反感的是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就新冠疫情所說的話：“我認為這將有助於加快北美就業崗位的回歸。”這些西方媒體的反華操作很明顯，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宣傳手段，也容易被識別出來。因此，下文我將主要分析西方媒體更隱晦的一些歪曲事實的手法。

其中反應最快的一次攻擊，是西方一些組織宣稱中國的醫療措施侵犯了“人權”。例如，“人權觀察”組織執行長肯尼思•羅斯（Kenneth Roth）宣稱：“按照中國共產黨的典型方式，北京限制了35萬人，而不是採取公共衛生和人權所要求的透明和有針對性的方法來應對武漢冠狀病毒。”

如上文所述，這一結論認為，中國遏制病毒傳播的決定性步驟，依賴的都是對人權的攻擊，而這種觀點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不可理解的。畢竟對大多數人來說，人權的首要是生存權，而不是因為所謂的自由而眼睜睜的任由人民因為疫情失去生命。很少有理智的人會認為，保障最基本的人權的最佳方式不是來自世衛組織，而是由沒有任何專業醫學知識的肯尼斯·羅斯所決定的。

武漢，社區工作人員正在配送居民訂購的蔬菜和草莓

另一位自稱是流行病專家，但事實上完全不具備醫學資格的加拿大與外交事務工作人員撰文在《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攻擊世衛組織：“ 上個月，一種神秘病毒在武漢傳播，世衛組織傳遞了一個信息：中國發生了疫情。當冠狀病毒席捲中國的心臟地帶並蔓延到其他國家時，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對中國‘透明’的應對舉措表示讚賞。”

這位加拿大與外交事務工作人員在談到中國時說：“擔心世衛組織對該國應對舉措的連續讚揚，會考驗該機構的全球信譽。”

另一位自稱為流行病專家的則是黃之鋒，其另一個更出名的身份是亂港分子。與世衛組織專業醫療人員相比，黃之鋒完全不具備應對國際流行病威脅方面的專業技能，但他覺得他有資格呼籲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辭職，而且他的確也發推特這麼呼籲了（見下附截圖）。

最後舉例的也是一位自稱為流行病專家的安布羅斯·埃文斯·普里查德（Ambrose Evans Prichard），他是《每日電訊報》國際商業編輯。埃文斯·普里查德確實具備討論該病毒潛在經濟影響的相關資格。但遺憾的是，他還決定對自己所不知道的傳染病做出判斷，在將新冠肺炎與奪去了1億人生命的1918-1920年西班牙大流感相比較後，他將迄今為止現代最嚴重的傳染病災難與新冠肺炎相提並論：“我個人認為…非典事件對武漢病毒的快速傳播幾乎沒有什麼啟示，2019年新冠肺炎的變異更類似於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

根據與這一現代最大的醫療災難的對比，他宣稱：“我對分析人士根據每天的官方數據，相信感染率可能正在下降感到驚訝。他們是否意識到卡夫卡式的現實很快毫無疑問將在武漢、黃岡、重慶上演？否則英國怎麼會關閉其駐武漢市總領館？”他還稱：“密切關注中國的觀察者和一些非常敏銳的科學家懷疑，最近的這種樂觀情緒只是雷雨來臨前的一種平靜。”

值得注意的是，安布羅斯·埃文斯·普里查德稱他將新冠肺炎與給全球造成巨大災難的西班牙流感疫情相提並論，是因為他看到一些中文媒體上的相關信息，從而得出這一結論的。這證明，他與中國某些勢力的觀點是相呼應的。

中國的應對：用“人民戰爭”戰勝病毒

但與西方媒體的這些說法相比，到底發生了什麼？中國政府抗擊疫情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階段，即限制病毒在湖北以外地區的傳播，開始取得成功。這一點可以用以下事實來驗證：各種嚴肅的國際醫療和研究組織以及中國的醫療和研究組織，在衡量抗擊疫情的趨勢時採用了略有不同的標準，但都顯示出完全相同的下降趨勢：

• 眾所周知，2月13日中國衛健委為避免低估冠狀病毒病例數量的危險，將記錄病例的標準從僅實驗室確診的病例改為包括臨床診斷病例。在前一種方法中，每日新增病例的峰值是2月5日的3882例。到2月19日宣布時，即使用新的更廣泛的診斷方法時，每日新增確診病例已降至1749例——下降54.9%。

• 世界名校——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一直非常負責任地公布數據，其採用的標準與中國相同，計算的結果幾乎完全相同——從2月6日到2月19日的報告，中國大陸每日新增病例數下降53%。

• 在2月16日之前，世衛組織傾向於繼續使用中國以前所用的實驗室確診病例標準，這可能是因為世衛組織希望能夠在較長時期內集中精力使用一致的標準分析趨勢。使用這種方法，世衛組織發現，每日新增確診病例數量在2月5日達到3900的峰值，到2月15日已降至1500例——下降72%。2月17日，世界衛生組織改用中國所採用的新的計算確診病例數量的方法。

就目前而言，評估中國和國際組織所採用的計算新增確診病例數量的不同標準並不重要，因為它們都呈現同樣的明顯趨勢——2月5日左右新增確診病例數量達到峰值，隨後是急劇和持續的下降。最大限度地控制疫情在湖北省範圍內的重大任務以及死亡人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布的數據，截止2月19日湖北省有1921人死亡，湖北以外地區則有90人死亡——只有4%的死亡是在湖北以外地區。簡而言之，中國政府使用的方法，以及中國人口的大規模動員，即“人民戰爭”，在遏制病毒和減少病毒傳播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兩名醫護人員正在給即將進入病區的同事穿戴防護服（圖片來源：新華網）

這一數據自然並不意味着形勢不嚴重。湖北的情況仍然非常嚴重，正如圍剿病毒就有必要採取“斯大林格勒”戰略一樣。特別是，一般來說，死亡人數必然是一個“滯後指標”，因為病人死於疾病需要一段時間，因此每日死亡人數達到峰值的日期必然出現在每日感染人數達到峰值的日期之後。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布的數據，截至2月17日中國每日新增死亡人數為98——這一數字太高了，讓人感到不安。但與新增確診病例數量一樣，這一數字也呈下降趨勢。

總之，那些認真研究這一趨勢的人所呈現的客觀證據證明，中國抗擊疫情的戰略正在發揮作用——當然，要取得最終的勝利，還任重道遠。

西方媒體的“雙標”套路

將中國政府抗擊疫情的舉措，導致新增確診病例數量下降的客觀數據，與部分西方媒體的宣傳報道相對比，有助於看清這類媒體使用的兩種歪曲手法。

西方媒體製造假新聞歪曲事實的手段——即完全是虛構的、沒有事實根據的報道，在中國廣為人知。“假新聞”可以定義為從未發生過的事情。例如，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中，互聯網上聲稱教皇支持特朗普競選總統。這根本不是真的，教皇並不是持這種立場。同樣地，在冠狀病毒上也出現了完全虛構的假新聞。例如，美國參議員湯姆·科頓（Tom Cotton）聲稱冠狀病毒是中國軍方生物戰活動的結果，借用二戰大屠殺紀念地許多屍體躺在街上的照片，聲稱照片中的場景是在中國等等。但冠狀病毒的例子再次證明，這並非西方媒體歪曲事實的主要手段。

西方媒體藉助新冠疫情所採用的歪曲事實的主要手法，可以稱為“偽新聞”，而非“假新聞”。“偽新聞”是指報道真實的新聞時通過扭曲不同因素在新聞中的真實比重，完全歪曲實際情況。

比如：

• 上文所引用的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分析中，他在撰文時將1600人（不是假新聞）的真實死亡人數誇大到與1918-1920年西班牙大流感高達1億人的死亡人數相提並論。

• 正如《紐約時報》所引用的說法，一些中國城市、城鎮和村莊限制行動自由，以阻止病毒的傳播，這一事實到了《紐約時報》筆下就變成了“現在的中國如中世紀的歐洲” ——當時的歐洲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從未遷移至其城鎮。

• 自1949年以來，中國的預期壽命增速超過人類史上任何一個主要國家，但就是創造了這樣奇蹟的中國卻突然間登上了《華爾街日報》題為《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的頭條報道。面對中國經濟強勁增長、民眾生活水準提高、消除貧困取得巨大成功這樣的事實，《紐約時報》撰稿人尼古拉·克里斯托佛（Nicolas Kristof）在攻擊中國時不得不尷尬地承認：“現在北京的初生嬰兒的預期壽命為82歲，高於華盛頓特區（78歲）或紐約市（81歲）。”

• 為了進一步闡明這種歪曲事實（炮製虛假新假）的方法，特將此次疫情與類似的全球流行病威脅——2009-2010年美國和墨西哥的豬流感進行比較。在此過程中，超過7億人被感染。根據世衛組織數據，估計有284500人到575000人在這場豬流感中死亡。這意味着到目前為止，新冠疫情的病死率不到墨西哥/美國豬流感的1%。然而，迄今為止沒有西方媒體將美國和墨西哥的這場豬流感與西班牙大流感相提並論，也沒有西方媒體據此以人權為藉口攻擊墨西哥/美國政府。

2月3日，《華爾街日報》刊文《中國是真正的東亞病夫》

簡言之，要判斷一份報道是否準確，僅僅確定它不是“假新聞”——完全捏造的信息，是不夠的。此外，還應看該報道中實際情況的比重是否合適，即看所涉及的內容是否是“偽新聞”。

這一趨勢的真正嚴重之處涉及到西方媒體歪曲事實的另一個關鍵問題。不幸的是，面對一場涉及許多生命的重大災難，不可避免地會犯錯誤——因為太多要素牽涉其中，要全部處理正確，100%沒有問題在現實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即使在整體應對最為成功的情況下，也有可能挑剔和誇大這些不可避免的錯誤。我的親身經歷證明了這一點——也許這有助於大家了解上面這段話的含義。

當然，我個人並沒有直接經歷過新冠疫情這樣的災難。但我直接見證過2005年7月7日倫敦恐怖襲擊，那次襲擊造成52人死亡。

2005年7月7日，倫敦地鐵和公交系統幾乎同時發生了4起自殺式爆炸襲擊。這一事實清楚地表明，這不是“孤狼”恐怖分子的行動。這次襲擊背後有重要組織的影子。由於有組織的重大恐怖網絡顯然是這些協同襲擊的幕後黑手，因此警方對任何後續恐怖襲擊都處於最高戒備狀態。

由於一個錯誤的身份，一個完全無辜的名叫讓·查爾斯·德梅內澤斯（Jean Charles de Menezes）的巴西人，在此過程中被錯誤地認定為恐怖組織的一部分。當他進入一個地鐵站時，他被警察開槍打死了。在這個地鐵站，炸彈襲擊會導致很多人死亡。

根據我個人的經驗，我知道英國警方有針對非白人的種族主義行為記錄，包括殺戮。因此，我不會說警察處置這種情況時一貫就是正確的。但在這種情況下，一名警察被迫面對可能發生的恐怖襲擊，即如何處理他認為威脅到許多人生命的襲擊者，在瞬間內就作出生死決定。顯然，當時那個警察並沒有做出正確的決定。這對讓·查爾斯·德梅內澤斯和所有與他有聯繫的人來說是一個絕對駭人聽聞的悲劇——隨後的司法調查發現，實施槍擊的個別警察是無辜的，因為他們當時得到的信息印證了警察指揮結構中的弱點。殺害一個完全無辜的人是可怕的。但這並沒有改變這樣一個事實，即倫敦警方不僅在2005年7月，而且在將近20年的時間裡，面對持續不斷的恐怖襲擊，總體上處理這一威脅的方式不可避免地不能阻止所有恐怖襲擊，但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雖然新冠疫情是一場更嚴重的事件，但它印證了這個根本性的問題。當面臨生死存亡時，即使總體上的應對是完全正確的，在此過程中錯誤也不可避免地會發生。李文亮醫生的死，又一次說明了這一可怕的事實。但西方媒體自然而然地接手了這場悲劇，並不是把它作為中國與病毒全面戰爭成功的一個悲劇，而是把它斷章取義，試圖把它表現為中國採取了錯誤的應對措施——這是另一個“偽新聞”的例子，即它採納了一個真實的單個事例，但是扭曲了它在整個局勢中的真正比重。

西方媒體對於中國信息的“高效利用”

在這個“假新聞”和“偽新聞”的大背景下，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西方反華媒體在攻擊中國抗擊疫情的反應時，大量利用的是中國內部的消息來源。安布羅斯·埃文斯·普里查德所指的材料類型幾乎可以肯定，是出自某中文媒體2月3日開始推出的多維度報告《深度：武漢如何在遏制冠狀病毒的鬥爭中失敗》。與埃文斯•普里查德一樣，自稱為“北京女兒”的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工作人員、且認同這篇報道觀點的埃米莉•馮（Evans Prichard Emily Feng）也強烈抨擊中國的抗疫舉措。同樣，英國《泰晤士報》2月9日也指出：“中國媒體發表了一系列關於這一流行病的公開報道……它提供了一個難得一見的中國真實情況的機會。”《泰晤士報》直接用此類材料攻擊世衛組織，聲稱：世衛組織採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對中國的應對舉措大加讚揚。”

另外值得一提的人物是許章潤，西方媒體似乎對他格外推崇。事實上，許的言論直接登上一些西方媒體的頭條新聞。例如，《紐約時報》的頭條標題《現在的中國“如中世紀的歐洲”》顯然與許章潤的說法一致：“似乎一下子，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拋回到前現代……感覺我們實際上面臨着一種野蠻恐慌，更容易與中世紀聯繫在一起。”

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在《紐約時報》的一篇評論文章中也同樣宣稱：“中國對新冠肺炎的不當處理，危及到了自身和世界。這方面的證據是北京的一位法學教授許章潤本月撰文所提到 的‘冠狀病毒蔓延暴露了中國治理的短板’……”如前所述，克里斯托夫不得不在同一篇文章中承認：“我們美國人在批評這個政權時一定有點自卑，因為現在北京初生嬰兒的預期壽命（82歲），高於華盛頓特區（78）或紐約市（81），而這是對中國進步的回饋。”

與《紐約時報》一樣，《華盛頓郵報》也就許章潤抨擊中國治理的言論大加宣揚，並在2月16日發表的社論中稱：“許章潤，清華大學的一位教授……宣稱中國已經到了一個危險的死胡同……這一篇熱情洋溢的文章……這讓人想起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的作品……中國‘只不過是一個殘廢的巨人，也就是說，它只不過是理論上的巨人而已’。”

《英國衛報》還援引了許章潤的說法，正如《每日電訊報》防務防務主編兼首席外交專欄作家考夫林（Con Coughlin）所說：“一位著名的大學法學教授許章潤發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將疫情描述為一場‘國難’。”考夫林因此宣稱：“以中國當局對冠狀病毒爆發處理不當來看，北京很可能需要擱置其統治世界的計劃。”中國並沒有統治世界的計劃，以及中國政府有效遏制了病毒的進一步傳播這一基本的事實，自然不會出現在這些反華媒體的報道中。

總而言之，為證明他們並不是歪曲中國的抗疫進展，西方媒體特意強調他們所獲得的信息是源自中國。

透過疫情看西方媒體：誰是朋友，誰是敵人？

就應對重大的國家問題而言，將西方媒體（尤其是美國媒體）面對新冠肺炎這種緊急事件與美國上一次面臨嚴重國內危機時的反應相比較，尤為耐人尋味。2008年，隨着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當時處於極為弱勢地位的美國迫切要求中國給予合作和幫助。中國當時對美國伸出了援手，通過20國集團（G20）和其他組織密切協調，採取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舉措。這符合中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外交政策原則。然而現在，當中國遇到問題時，美國重要媒體的反應不是幫助中國，而是攻擊中國。

這印證了我早前所寫的文章《如果中國的國家形象是熊貓，該把美國比作什麼》中，對中美形象的分析。試圖說服美國這隻老虎大發善心或成為素食者，是沒有意義的。唯一能阻止老虎的是實力。如果美國這隻老虎暫時看到對手有任何虛弱的跡象，它只會變本加厲攻擊對方。

同樣重要的是，在這一總體框架內，中國人應該看清楚哪些西方和美國機構是反華的，哪些是尊重客觀事實的。根據“西方價值觀”的神話，以及那些在中國宣揚這種主張的人的說法，那些尊重客觀事實的擁護者應該是那些被認為存在的審查制度和報道事實的媒體。但事實上，西方那些提供客觀數據的人是世衛組織和某些專門的研究機構的醫學專業人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就是一個例子。

很多西方媒體，尤其是美國媒體，非但沒有尋求客觀性，反而一再歪曲事實。西方媒體遠不是客觀和事實核查的來源，而是肆無忌憚歪曲事實的例子，諸如《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等哪裡是尊重客觀事實，倒是在歪曲事實方面最為突出。同樣，那些聲稱向中國提供客觀建議的“人權”組織和面向西方的經濟學家，也在歪曲事實。

應對新冠病毒這樣嚴重的威脅，唯一有可能會成功的、符合人類利益的方法就是實事求是——病毒是不會被宣傳嚇倒的！因此，西方媒體歪曲事實，將使中國乃至中國人民處於危險之中。正如筆者早前所寫的一篇文章，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和不分國界的病毒，我們最需要的是現實主義精神和清晰的思維，“樂觀主義”是下策，“悲觀主義”同樣是下策，恐慌或聳人聽聞更是下下策。但面對這種情況，大多數西方媒體並沒有尋求發現客觀情況，而是以歪曲事實和炮製虛假新聞作為回應。

當然，新冠肺炎疫情是極其嚴重的，但它也讓我們對美國的手段有了更廣泛更深入的認識。作為“普世價值”擁護者，美國的主導政策非但不是旨在援助中國，反而是為了自身的狹隘利益而試圖歪曲現實。絕大多數美國媒體非但沒有尋求與中國合作，並根據人類的共同利益客觀分析形勢，反而從根本上歪曲形勢，頻頻攻擊中國，從而給他們本國人民帶來風險。考慮到病毒不分國界的威脅，任何對形勢的錯誤分析不僅將威脅到中國，而且也將威脅到他們自己的國家。

因此，美國某些勢力對新冠疫情的反應，不過是在複製貿易戰的套路而已，就如美國干涉香港以及支持亂港分子，以及美國歪曲新疆反恐鬥爭的現實情況一樣。這是對中國赤裸裸的攻擊。

這對共產黨的作用和中國的命運有何影響？那些在新冠肺炎爆發期間企圖破壞中國的勢力，尤其是那些企圖在中國推行“西方模式”而不是社會主義模式的勢力的意圖，在拙文《香港發生的一切，勾起了我親歷的一段“蘇聯往事”》曾有詳細分析。從更高的層面上來看，上述那些勢力針對新冠疫情的意圖也是如此。面對生死存亡問題，大多數西方媒體把歪曲和攻擊中國擺在了客觀的面前，甚至擺在了自己國家的利益面前。

尤其是那些西方勢力，以及那些與他們有聯繫的中國某些勢力，他們宣稱支持“西方普世價值觀”，而實際上他們的行為最為不正、最不負責任，而且大多數人攻擊的是中國遏制新冠疫情的正確戰略。在西方，這樣的勢力在現實中已經做好了為自己的國家製造危險的準備。然而我看到的事實是，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了抗擊新冠疫情的鬥爭——首先，自然是為了中國人民的利益，但這樣做有助於全人類。正是中國共產黨制定了應對這種局面的恰當戰略。

新冠疫情的嚴重性以及國內外勢力對此的反應，有助於大家看清哪些勢力是對中國友好的，哪些勢力是對懷有敵意的。顯而易見，這再次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抵禦攻擊的中流砥柱。但這對中國乃至世界其他國家都是一個教訓。在這場抗擊新冠疫情的鬥爭中，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以及更廣泛的世界各國人民的可靠依靠。西方那些口頭上宣稱自己是“普世價值觀”支持者的人，不僅是中國的敵人，也是全人類的敵人。那些在新冠疫情爆發時以“西方價值觀”名義攻擊中國的勢力，實際上對中國乃至全人類都構成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