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送交者: alexsyalexsy 2020年03月30日20:43:4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無產階級貧困的實質與根源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的無產階級貧困化理論，與資本剝削理論、資本主義崩潰理論和社會主義革命理論等一起，構成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在國內國際學術界，這一理論卻受到來自馬克思主義陣營內部和外部諸多人士的質疑和批評，從而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的一個焦點和難點問題①。總體而言，這一理論涉及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如何看待資本主義歷史發展中無產階級的貧困問題，二是如何看待現實社會主義存在的貧困問題，三是如何理解和把握馬克思無產階級貧困化理論的基本內涵和精神實質。就前兩個問題而言，需要結合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展的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②。本文僅就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貧困的實質和根源的論述展開討論，以此彰顯馬克思無產階級貧困化理論的基本內涵和精神實質。 一、“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 　　馬克思曾論及無產階級的“絕對貧困”問題。例如他說：“勞動能力表現為絕對的貧窮，因為整個物質財富世界以及物質財富的一般形式即交換價值，都作為別人的商品和別人的貨幣與它相對立，而勞動能力本身只是工人活的機體中存在的和包含的從事勞動的可能性，但是這種可能性與實現它的一切對象條件，即同它本身的現實性完全分離了，失去了這些條件，與這些條件相獨立地存在着。”③這就是說，勞動能力必須與一定的勞動條件相結合，勞動者才能進行現實的勞動;由於資本主義造成了勞動條件與勞動能力的彼此分離和對立，所以，勞動者只有勞動的可能性，而沒有現實性。工人階級的絕對貧困，指的就是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因喪失勞動條件而處於一種絕對的空虛狀態，它缺乏轉化為現實的客觀條件，因而只是一種單純的主體能力。顯然，這是從勞動能力與生產資料的關係出發，對工人階級貧困狀態的剖析。 　　與此不同，馬克思還從勞動能力與生活資料的關係出發，分析工人階級的貧困狀態。他說：“既然實際勞動就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而占有自然因素，是中介人和自然間的物質變換的活動，那麼，勞動能力由於被剝奪了勞動資料即被剝奪了通過勞動占有自然因素所需的對象條件，它也就被剝奪了生活資料。因為……商品的使用價值一般可以指生活資料。因此，被剝奪了勞動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勞動能力是絕對貧窮本身，工人作為勞動能力的單純的人格化，他有實際的需要，但他為滿足他的需要進行的活動卻只是無對象的、僅僅包含在他自己的主體中的能力(可能性)。工人本身，按其概念是赤貧者，是這種自為存在的、與自己的對象性相脫離的能力的化身和承擔者。”④這就是說，勞動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而展開的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只有滿足了需要，勞動能力才具有現實性;由於資本主義使勞動者喪失了進行勞動的客觀條件，勞動者無法通過勞動得到滿足自身需要的物質條件即生活資料，所以，勞動能力只是一種單純的可能性。工人階級的絕對貧困，指的就是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因缺乏生活資料而處於一種絕對的空虛狀態，它缺乏補充和延續的客觀條件，時刻面臨着枯竭和消亡的危險。 　　不難看出，馬克思對“絕對貧困”的理解，絕不只是涉及物質資料的“量”的規定，更為重要的是涉及經濟的“質”的規定。它所揭示的，與其說是工人階級缺乏一定數量的生活資料，毋寧說是缺乏獲取生活資料的持久性和必然性，因為，它隨時都會跌入沒有生活資料，從而無法滿足需要的深淵;究其原因，恰恰在於工人階級被剝奪了進行勞動的客觀條件，其勞動能力缺乏轉化為現實勞動的持久性和必然性，因為，它隨時都可能跌入無法勞動(失業)，從而無法獲得生活資料的深淵。工人階級的絕對貧困，直接的原因是生活資料的喪失，而根本的原因，則是生產資料的喪失。由於沒有生產資料，所以工人階級無法從事勞動;由於無法進行勞動，所以缺乏必要的生活資料;由於沒有生活資料，所以工人階級的需要得不到滿足。可以說，這是一種在“始源”意義上或在“根”部的貧困。從整體來看，絕對貧困意味着整個財富世界——不僅是生活資料而且是生產資料——與工人階級相對立。因此，馬克思講：這“是作為絕對的貧窮的勞動：這種貧窮不是指缺少對象的財富，而是指完全被排除在對象的財富之外”。因而，“一方面，勞動作為對象是絕對的貧窮，另一方面，勞動作為主體，作為活動是財富的一般可能性，這兩點決不是矛盾的”⑤。 　　需要指出的是，在自然災害、戰爭等情況下，勞動者也會因為生活資料匾乏、基本需求得不到滿足，從而陷人絕對貧困的境地。但是，馬克思所說的絕對貧困，並非泛指任何一種生活資料匾乏的狀態，而是特指喪失生產資料所導致的缺乏滿足需要的生活資料的狀態，因而是與生產關係和社會制度相聯繫的。即便如此，絕對貧困也無法在生產關係和社會制度層面呈現無產階級貧困的本質特徵，因為在資本主義之前的社會形態中，由於存在着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如封建主私有制和奴隸主私有制)，所以，都存在着勞動者(如租地農民和生產奴隸)因沒有生產資料而遭受絕對貧困的情況。 　　同時，馬克思也曾論及無產階級的“相對貧困”問題。例如他講:“通過勞動本身，客觀的財富世界作為與勞動相對立的異己的權力越來越擴大，並且獲得越來越廣泛和越來越完善的存在，因此相對來說，活勞動能力的貧窮的主體，同已經創造出來的價值即創造價值的現實條件相比較，形成越來越鮮明的對照。勞動本身越是客體化，作為他人的世界，一一作為他人的財產—而同勞動相對立的客觀的價值世界就越是增大。”⑥馬克思這裡所描述的，明顯地是一種“相對貧困”狀態。正如一般所理解的，相對貧困是在人與人相比較意義上的一種貧困。工人階級處於相對貧困狀態，這並不是說其手中沒有生活資料，也不是說其生活資料始終沒有變化，否則，工人階級就不可能作為勞動能力而存在;而是說與資本家階級相比，其生活資料是匱乏的，因為這些生活資料只能保證他作為勞動能力的存在。因此一方面，資本世界的權力越來越大，其存在越來越廣泛和完善;而另一方面，工人則越來越失去權力，其存在越來越狹隘和畸形。例如，由於資本家階級所擁有的巨額財富會在總體上拉高生活資料的“量”(包括數量和質量)，所以，資本家階級能夠享受的住房、醫療和教育條件，工人階級卻永遠無法享受到。 　　與絕對貧困不同，任何相對貧困都與生產關係和社會制度相聯繫，因而是一種制度性貧困。儘管如此，相對貧困仍然不足以呈現無產階級貧困的本質特徵，因為在其他非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社會制度的作用下，勞動者也會處於相對貧困的境地。例如在封建生產關係中，農民的貧困也是一種相對貧困，即相對於地主的富裕而言的貧困。事實上，馬克思的論述表明，無產階級的貧困固然是一種相對貧困，但它又並非泛指一般意義上的相對貧困，而是特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社會制度作用下的相對貧困，這是一種具有悖論性質的相對貧困。因此，無論是把工人階級的貧困歸結為“絕對貧困”，還是歸結為“相對貧困”，都沒有達到馬克思思想的高度。任何在絕對貧困或相對貧困的層面，對馬克思的貧困理論所做的評價、批評，都是一種無的放矢。 二、無產階級的“悖論性貧困” 　　什麼是“悖論性貧困”?從生產勞動來看，“勞動對於工人來說不是生產財富的力量，不是致富的手段或活動”，相反，它作為“使資本自行增值的中介活動”，為資本家生產財富，為工人則生產赤貧⑦。因此，在英國當時的法律中，僱傭工人被叫作“勞動貧民”⑧。從物質生產力來看，“文明的一切進步，或者換句話說，社會生產力的一切增長，也可以說勞動本身的生產力的一切增長，如科學、發明、勞動的分工和結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場的開闢、機器等等所產生的結果，都不會使工人致富，而只會使資本致富;也就是只會使支配勞動的權力更加增大;只會使資本的生產力增長。因為資本是工人的對立面，所以文明的進步只會增大支配勞動的客體的權力”⑨。本來，勞動是財富的源泉，勞動使人致富;但對工人階級而言，勞動卻成了貧窮的淵藪，勞動時間越長、強度越大，勞動者就越是貧窮!本來，生產力的發展，意味着社會財富的積累和人們富裕程度的提高;但對工人階級而言，發展生產力卻成了貧窮的淵藪，生產力越是發展，勞動者就越是貧窮!這就是 “悖論性貧困”，它是工人階級所特有的貧困，也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貧困。因為，在此之前的社會形態中，貧困或者是勞動以外的原因作用的結果，或者是生產力不發展或發展不充分的結果，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從來不構成勞動者致貧的原因。因此，馬克思說，“在自由工人的概念里已經包含着這樣的意思：他是赤貧，潛在的赤貧”，而“只有在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方式下，赤貧才表現為勞動自身的結果，表現為勞動生產力發展的結果”。⑩ 　　那麼，物質生產勞動如何使工人階級遭受悖論性貧困呢?從交換或流通過程來看，雖然說，工人作為勞動力商品的占有者，資本家作為貨幣商品的占有者，他們是彼此平等的交換者;但是，通過市場交換，工人所讓渡的是“活”的勞動的創造力，留下來的則是勞動力的“死”的存在，用馬克思的話說，工人是“為了一個既定量的勞動能力[的價值]而出賣勞動的創造力”。同時，“勞動只能從流通中取出它已經投人流通的東西，即一個預定的商品量，而這既不是它本身的產品，也不是它本身的價值”⑾。就是說，通過市場交換，工人所得到的始終是其勞動力商品的價值，而不是其活勞動所創造的商品和商品價值，前者始終只是後者的一部分，因而始終小於後者。特別是，由於工人“勞動的創造力作為資本的力量，作為他人的權力而同他相對立”，所以，“對於工人來說，他的勞動的生產性成了他人的權力”。很明顯，“工人通過這種交換不可能致富”，相反，“工人必然會變得貧窮”。因為，一方面，工人“把勞動作為生產財富的力量轉讓出去”;另一方面，“資本把勞動作為這種力量據為己有”，對資本而言，“資本換進的這種勞動是活勞動，是生產財富的一般力量，是增加財富的活動”⑿。 　　從勞動的結果來看，“勞動能力從過程中出來時不僅沒有比它進人時更富，反而更窮了”。這是因為，第一，通過勞動，工人為資本家生產出剩餘價值，而且是作為一種必然結果的剩餘價值。“勞動能力不僅把必要勞動的條件作為屬於資本的條件創造出來，而且潛藏在勞動能力身上的增值價值的可能性，創造價值的可能性，現在也作為剩餘價值，作為剩餘產品而存在”。第二，通過勞動，工人生產了資本的權力，而且是與勞動對立的權力。這種對立表現為：剩餘價值和剩餘產品“作為資本，作為對活勞動能力的統治權，作為賦有自己權力和意志的價值……同處於抽象的、喪失了客觀條件的、純粹主體的貧窮中的勞動能力相對立”。第三，通過勞動，工人生產出自己與資本家之間的經濟關係，而且是不斷強化和延續的經濟關係。“勞動能力不僅生產了他人的財富和自身的貧窮，而且還生產了這種作為自我發生關係的財富同作為貧窮的勞動能力之間的關係，而財富在消費這種貧窮時則會獲得新的生命力並重新增值。”⒀因此，馬克思說：工人的“活勞動只不過是這樣一種手段，它使對象化的死的勞動增值價值，賦予死勞動以活的靈魂，但與此同時也喪失了它自己的靈魂，結果，一方面把已創造的財富變成了他人的財富，另一方面只是把活勞動能力的貧窮留給自己”⒁。 　　物質生產力的發展又如何使工人階級遭受悖論性貧困呢?馬克思說：屬於資本概念的東西是，“增長了的勞動生產力表現為勞動之外的力量的增長和勞動本身的力量的削弱”⒂。從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的關係來看，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既然說意味着“提高剩餘勞動對必要勞動的比例，或者說，減少一定數量的剩餘勞動所需要的必要勞動的比重”，那麼，“假定勞動能力是個已知的一定量，資本所使用的必要勞動的比例就必然要不斷減少，也就是說，這種勞動能力有一部分要過剩，因為要完成一定數量的剩餘勞動，現在只需要它的一部分就夠了，而過去則需要它的全部”。因此，“減少相對必要勞動表現為增加相對過剩勞動能力—也就是造成過剩人口”。換言之，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必然造成過剩人口。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過剩人口又必然淪為赤貧者。這是因為，“如果這些過剩人口得以維持生活，那麼這筆費用不是來自勞動基金，而是來自一切階級的收人。他們不是靠勞動能力本身的勞動來生活，不再是靠工人的正常再生產來生活;而是別人用施捨來養活他們，因此他們變成乞丐和赤貧”⒃。可見，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只會使工人的剩餘勞動時間越來越大，其必要勞動時間則會越來越小，或者說“工人在他的勞動時間中占有的份額越來越小”，從而使工人和資本家各自所占有的勞動時間的差距不斷拉大。因此，馬克思說:“減少必要勞動時間，只會在工人的勞動和使用他的勞動的條件之間，造成一道無邊無際的鴻溝。”⒄以機器大生產為例：隨着機器體系的採用，勞動生產力提高了，同時，“工人的勞動失去了一切獨立性和吸引力”，在同資本家的博弈中，工人的力量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工人的勞動時間不是縮短了而是延長了，工人的勞動強度不是減輕了而是加重了，“工人自己的勞動能力”不是升值了而是“貶值”了，工人從生產力發展中所分享到的成果不是增加了而是減少了⒅。因此，“說什麼由於資本家利用固定資本……使工人的勞動減輕了……或者使工人勞動的時間縮短了，所以工人就和資本家分享勞動產品了，這種說法是極其荒謬的資產階級濫調”⒆。 　　最後，工人階級為什麼會遭受悖論性貧困呢?馬克思說：“勞動和勞動產品所有權的分離，勞動和財富的分離，已經包含在這種交換行為本身之中。作為悖論的結果出現的東西，已經存在於前提本身之中。”⒇工人階級的悖論性貧困，作為一種結果已經包含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前提之中，這個前提就是僱傭勞動制。作為一種獨特的剝削制度，僱傭勞動制是工人階級遭受悖論性貧困的社會根源。在僱傭勞動制度中，要保證工人階級作為僱傭勞動的存在，就必須讓工人得到一定數量的生活資料;並且，這個量既不能“過少”也不能“過多”，否則，僱傭勞動將難以為繼。正是這個“一定量”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了工人勞動力商品的價值，而後者又決定了工人勞動力商品的價格即工資的量;工資在其局部和個別存在上可以發生也必然會發生偏離，但在總的趨勢和結果上與勞動力商品的價值總是一致的(21)。由此，就形成了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區別於其他剝削制度的歷史特質，進而，形成了工人的貧困區別於其他勞動者的貧困的歷史特質。拿封建剝削來說，在農民那裡，他交給封建主的“地租”是一個確定的量，完成這個量固然需要一定的勞動時間，但是，由於其餘的勞動時間是屬於農民自己的，所以，他的勞動時間越長、強度越大，勞動生產力的水平越高，留給自己的就越多，就越是富裕。與此不同，在工人那裡，他從資本家手中得到的“工資”是一個確定的量，再生產這個量固然需要一定的勞動時間，但是，由於其餘的勞動時間是屬於資本家的，所以，工人的勞動時間越長、強度越大，勞動生產力的水平越高，自己得到的相對地就越少，就越是貧窮。並且，農民租種土地在先，給封建主交納地租在後;與此不同，工人進行勞動在先，從資本家那裡取得工資在後。由此就不難理解，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才會出現工人向資本家“討薪”的現象，而在封建主義制度下，存在的則是地主(如黃世仁)向農民(如楊白勞)“逼債”的現象。 　　也許有人會說：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工人的工資都會受到限制，因而都是一個確定的量;因為，資本主義需要積累，社會主義同樣需要積累。難道說，這二者之間有什麼本質的區別嗎?當然有!很明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決定了其生產目的是價值增值，即抽象財富的增長，工人的工資屬於物質生產的“成本項”，因此，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言，為保證資本主義的無限積累，就必須儘量“壓低”工人的工資。與此不同，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決定了其生產目的是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工人的工資屬於物質生產的“收益項”，因此，對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而言，在保證社會主義必要積累的基礎上，必須儘量“提高”工人的工資。這就是二者的本質區別。對此，馬克思指出：“工資，即資本家為勞動能力而支付的價格，對於資本家來說，是生產費用—預付的貨幣，這筆貨幣預付出去是為了賺更多的錢，只是賺錢的手段。如果工人不是工人，而是從事勞動的所有者，那麼，在工人看來，在產品完成以前他所消耗的生活資料不是這個意義上的生產費用，因為，相反地，在他看來，整個生產過程只是生產他的生活資料的手段。”(22)可見，在不同的生產關係中，勞動者的生活資料具有不同的經濟性質和社會規定。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支付勞動者的生活資料只是手段和工具，資本的價值增值才是目的本身;而在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中，組織物質生產不過是手段和工具，用生活資料滿足勞動者的需要才是目的本身。因此，不存在抽象的“生產費用”概念，其內涵和外延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中是不同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相反的。 三、重釋無產階級的“一無所有” 　　人們經常用“一無所有”、“一貧如洗”來描述無產階級的貧困狀態，也正是這樣的描述語句招致諸多的質疑和批評。從《資本論》的中文文本來看，相關段落出現在第1卷第4章“貨幣轉化為資本”中，即：“可見，貨幣占有者要把貨幣轉化為資本，就必須在商品市場上找到自由的工人。這裡所說的自由，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夠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自己的商品來支配，另一方面，他沒有別的商品可以出賣，自由得一無所有，沒有任何實現自己的勞動力所必需的東西。”(23)而實際上，在德文和英文文本中並沒有出現與中文的“一無所有”相對應的表達語。就此而言，一些誤解和不必要的理論糾葛與翻譯的精準性不無關係。儘管如此在筆者看來，正視和回應種種質疑和批評，準確理解和把握馬克思的無產階級貧困化理論本身是關鍵。 　　第一，工人階級的“一貧如洗”和“一無所有”所描述的，與其說是一種“什麼也沒有”，甚至連起碼的生活資料都沒有的狀態，毋寧說是工人階級無法依靠自己的生產資料來獲得生活資料，因而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就不能獲得生活資料的狀態。這是一種“無根”即“失去了根本”的狀態。在談到工人階級的“絕對貧困”時，馬克思說：“這種貧窮無非是說，工人的勞動能力是他唯一能出售的商品，工人只是作為勞動能力與對象的、實際的財富相對立。”(24)對於工人階級的“一貧如洗”，馬克思有這樣的論述：除了自己作為商品的勞動能力，“他不支配任何別的商品”，“沒有任何實現他的勞動能力的對象條件”。一方面，僱傭工人“他沒有，即喪失了實現他的勞動能力的對象條件，使他的勞動對象化的條件”;另一方面，“這些條件，作為財富世界……作為別人的財產，異化地與勞動能力所有者相對立”(25)。這就明確說明了資本主義私有制是造成工人階級一無所有的社會根源。 　　正是這種“無根”的或“無着落”的狀態，使得工人階級的日常生活毫無保障，淪為一種四處飄零的“偶然的個人”。正如馬克思所言：“由於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增進，花費越來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動越來越多的生產資料，這個規律在不是工人使用勞動資料，而是勞動資料使用工人的資本主義的基礎上表現為:勞動生產力越高，工人對他們就業手段的壓力就越大，因而他們的生存條件，即為增加他人財富或為資本自行增值而出賣自己的力氣，也就越沒有保障。”(26)工人要獲得生活資料，就必須出賣勞動力;要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就必須為資本生產剩餘價值。然而，隨着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工人從物質生產中被排擠出來，成為失業者。這意味着，失業時時刻刻在威脅着每一個工人。因此，要在工作、從而日常生活越來越“沒有保障”這個意義上來理解無產階級的貧困化。這是“物”(勞動資料)支配和使用“人”(工人)這種制度，即僱傭勞動制度的必然結果。 　　第二，工人階級的“一貧如洗”和“一無所有”所揭示的，與其說是工人階級的生活資料和生活狀況沒有任何變化，毋寧說是其經濟和社會地位始終無法改變。馬克思指出：“在工人自己所生產的日益增加的並且越來越多地轉化為追加資本的剩餘產品中，，會有較大的部分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們能夠擴大自己的享受範圍，有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費基金，並且積蓄一小筆貨幣準備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財產多一些，不會消除奴隸的從屬關係和對他們的剝削，同樣，也不會消除僱傭工人的從屬關係和對他們的剝削。由於資本積累而提高的勞動價格，實際上不過表明，僱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夠長夠重，容許把它略微放鬆一點。”(27)工人的生活資料，其數量可以增多，範圍可以擴大，質量也可以提高。但是，生活狀況的改善，並不等於經濟和社會地位的改變。作為資本增值價值的活的手段和工具，遭受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從屬於資本家階級，這就是工人階級的經濟和社會地位。 　　當然，這是就工人階級的整體而言的。它並不排除一些工人，依靠克勤克儉，積累一筆財富，成為小資本家甚至是大資本家。不過，這種情況具有偶然性和不確定性，是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所難以企及的(28)。有的人利用一些統計材料和數據，說明工人階級的生活條件得到了改善，甚至是巨大改善，以此來反駁馬克思的相對剩餘價值理論和貧困理論。對此，馬克思說：工人階級的生活條件可以也必然得到改善，但是，“這一點絲毫也沒有改變相對剩餘價值的性質和規律，即生產力提高的結果是工作日中一個越來越大的部分為資本所占有。因此，想通過統計材料證明工人的物質狀況由於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在某個地方或某些方面得到了改善，以此反駁這個規律，這是荒唐的”(29)。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條件，不過是為了更多、更快、更好地實現對其的剝削和壓迫。因為，與此前的社會形態不同，工人的生活資料、從而其消費從屬於資本家階級，因而構成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一個重要環節(30)。可以說，遭受資本家階級的剝削和壓迫的社會地位，作為加在工人階級頭上的一種宿命，是永遠不可更改的。 　　第三，工人階級的“一貧如洗”和“一無所有”所強調的，與其說是滿足工人自然的、生理的需要的物質條件的匾乏，毋寧說是社會關係和歷史進程對工人需要的內涵和滿足這種需要的方式的決定和制約。在馬克思看來，工資是勞動力價值的貨幣表現即價格，而決定勞動力商品價值的，“不是純粹的自然需要，而是在一定的文明狀況下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自然需要”，工人的基本需求即“所謂的第一生活需要的數量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的文明狀況，也就是說，它們本身就是歷史的產物”(31)。正是馬克思第一次揭示了歷史因素和道德因素在勞動力商品的價值決定中的作用，也正是他第一次打通了人的需要與社會關係和歷史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繫。人的需要離開人所處其中的社會歷史環境和條件，就會成為一種“任性”和“欲望”。個體的欲望是絕對的、無限的，因而也是無意義的;而受社會歷史制約的人的需要則是有限的、相對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的需要。 　　馬克思不是從抽象的人的需要出發，衡量和評價社會關係和歷史發展，相反，他從社會關係和歷史發展的具體狀況出發審視、評價人的需要(32)。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能力與勞動條件(生產資料)的分離，使得無產階級只有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才能獲得滿足需要的生活資料，並且，由這些生活資料決定的工人階級的勞動力商品的價值，決不能超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得以維繫和延續的範圍。工人勞動力商品的價值，從而工人的工資，不僅僅是一個生活資料或貨幣商品的數量問題，而且是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生產關係的性質的問題，因而是一個社會歷史問題。在工人階級的生活資料和工資問題上，古典經濟學家的“最低工資”理論的失足之處，恰恰就在於僅僅停留在“有沒有”和“有多少”的層面，而不去向“為何沒有”和“如何擁有”的深處挖掘;只是進行一種物質“量”的思考和統計，而不去做經濟社會的“質”的追問和探究;只是注意工人需要的生理的和自然的邊界，而不去理解和把握其社會意義和歷史特質。 四、經濟結構、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 　　一般而言，一個人的經濟待遇和社會地位與他所隸屬的階級是一致的，而階級地位、階級利益和階級關係則決定於社會的分配關係，分配關係又決定於生產關係。經濟待遇和社會地位的不同，產生於階級利益和階級關係之間的對立，而階級利益和階級關係之間的對立又產生於分配關係和生產關系所具有的對抗性。馬克思說，“一方是生產條件的占有者，另一方是勞動的占有者”，這就是一種“階級對立”(33)。資本主義建立在“把原來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結合分開”的歷史過程，也即資本原始積累過程的基礎上。正是“由於這些過程，不占有生產資料的人民大眾，勞動者，和占有生產資料的非勞動者互相對立”。就其生產過程而言，“資本主義生產不僅生產商品和剩餘價值;它還再生產並且以越來越大的規模再生產僱傭工人階級，把絕大多數直接生產者變為僱傭工人”(34);“資本主義生產的產生不僅以勞動者與勞動條件相分離的歷史過程作為前提;資本主義生產還以越來越大的規模再生產這種關係並使之日益尖銳化”(35)。因此，資本主義的物質生產，不僅是生產關係的生產，而是其階級關係在越來越大規模上的再生產。對於資本主義來說，這種階級關係和生產關係的生產和再生產更具本質性，因而更為重要。 　　一個人的收人例如工人的工資，表現為手中一定量的貨幣;一個人乃至一群人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生活狀況，表現為一定量的生活資料;其物質生活狀況的改善，就表現為生活資料的量的增加和質的提高。這些都是可以看到、可以計量的，因為，它們作為一種現象具體，均漂浮於社會的表層;而決定一個階級、進而決定一個人的經濟和社會地位的生產關係和經濟關係，則是看不見、也無法計量的，因為，這是一種處於社會深處、在歷史進程中被固化和硬化了的結構性存在和結構性關係，正是這種結構性存在和結構性關係，形成社會存在和歷史發展的本質和規律。以此來看，商品生產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充分發展，使每一個人都置身於市場關係中，把每一個人都變成了平等的競爭主體，從而為每一個人提供了脫貧致富和出人頭地的機會。比之於此前的各種社會形態中的情況，即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奴隸主私有制和封建地主私有制條件下，人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在“娘胎”里就已經決定了的情況，這無疑是一種巨大的進步;但是，機會平等只是一種可能性，而不是現實性，機會平等不等於實際平等，形式平等不等於實質平等。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真實情況是:通過市場打拼和自由競爭，個別工人可以脫貧致富、改變命運，而工人的絕大多數則難以擺脫貧困的折磨，難以改變自身的生活遭際。這種生活遭際就是其作為工人的階級遭際，這種階級遭際是社會深處的經濟關係和生產關系所決定了的。就此而言，資本主義社會與此前的各種社會形態並沒有實質性區別。 　　因此，工人階級的悖論性貧困，是由資本主義條件下的階級剝削和階級關係決定的，而階級關係和階級剝削又是由生產關係和經濟關係決定的，它們作為一種整體的結構性存在和結構性關係，需要通過深人的理論研究才能加以理解和把握。對工人階級來說，通過理論學習和研究，通過理論宣傳和教育，認識到自身貧困的悖論性質，認識到產生這種貧困的社會歷史根源，從而認識到自身所處的社會地位和所肩負的歷史使命，認識到消除貧困、實現解放的正確方向和道路，是一項極為迫切和重要的任務。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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