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陰影下的東亞民族文化的紛爭

一般來說，西方視野下的所謂東亞文化，主要包括中國、日本和韓國。這些東亞國家在文化上具有着許多共性和親和性。首先，它們同屬於一個漢字文化圈，其文化皆植根於古代漢語言文化；再者，佛教、儒家、道家等宗教和思想體系成為連接東亞國家文化的強有力的紐帶。在前西方殖民時期的東亞社會，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一個強有力的中國文化中心的存在成為塑造整個東亞文化的重要力量。唐宋文化強有力的輻射力直接影響到日本的語言、宗教、藝術等各個領域；而韓國在朝鮮末期仍舊以“小中華”自居。然而，隨着中國本土文化再不斷受到外族入侵的過程中融合了其他民族並把它們吸納入一個越來越複雜的中華文化圈，例如蒙古和滿清，傳統的中國中心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動搖。儘管漢文化以其悠久的歷史和包容力同化了所謂的“蠻族”，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享有較高文明的漢族不得不兩次臣服於所謂“蠻族”的政治統治。這個事實不可避免地打破了古代中華文化優越的“中國中心論”。曾經積極仿效學習中原文明的日本和韓國發現：中華優越的文明並不能保證它受到外族的侵略，事實恰恰相反，享有高度文化的中國中原地區反而成為外族垂涎的“逐鹿之地”，這使得看似強大的中國在政治軍事上上變得更為危險和脆弱；而頻繁的外族融合在為中原文化注入活力的同時，也毀壞着原有的文化並破壞着原有單一民族文化的凝聚力， 這種事實讓愈來愈龐大的古老中華帝國顯得更為孱弱和遲緩。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和古代中華文化有着緊密聯繫的日本和韓國發現曾經創造了中華文明的漢族原來並不能夠強大到一直保持自封的“天之驕子”的地位，並保持它們所傾心學習的中華文化的純粹性。與之相反，日本和韓國所承襲的古代中國文化使它們在某種程度上自認具有了一種相比中國本土更“正統”的中華古文化傳承性。日本以第一個成為東方文化的代表引以為驕傲，而近代的韓國更出現了所謂“朝鮮中華主義”的理論，甚至斷言明代滅亡以後東亞文明的中心轉移到了韓國，韓國是原有“天朝文化”的正統代表，而中國本土文化則統統打上了滿清的“野蠻”標籤。然而，諷刺的是，自認為比滿清優越的朝鮮國非但在政治上直接成為滿清的朝貢國，在文化上受到清朝中國文化更強烈的影響。 但是，一個無法忽略的事實是：中國本土文化和外來入侵者的融合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原有中華文化對鄰國所形成的向心力。

以中國文化為中心的中華文化圈在近代的徹底崩潰發生在近代西方殖民主義對東方的入侵之後。在元明時期已經開始和中國本土形成敵對的日本首先加入了西方殖民主義瓜分中國的行列。滿清對日本戰爭的失敗開始揭開了近代中國慘遭凌辱的噩夢的開端。亞洲的中國中心主義在西方殖民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的強大攻勢了徹底失敗了。曾經由於強大而造成的文化向心力已不復存在，一種受到西方民族主義等價值體系影響下的離心力撕裂着在文化上不可分割的東亞文化圈。曾經在歷史上享有着長期繁榮的古代亞洲文化不但在西方中心論的陰影下被遺忘和忽略，而且受到西方的民族主義和殖民主義嚴重的扭曲。在政治上分裂共產主義中國的冷戰思維的影響下，民族和文化的紛爭變得非常敏感和政治化，經常淪為政治上遏制中國的武器。日本，不言而喻，希望在亞洲經濟和文化的舞台上繼續自己近代領先者的地位，成為亞洲文化的代表。韓國近年來熱漲的民族主義也頗受世界的矚目。由於日本和韓國在政治和軍事上跟隨美國和西方，使它們在西方世界具有比共產主義中國更有力的話語權，而經濟的相對發達更進一步促進了民族主義的膨脹。相比之下，共產主義中國所代表的中國文化某種程度上在西方的亞洲文化圈中長期保持着一種近乎沉默和邊緣化了的狀態；更不用說台灣在直至80年代時期仍舊以中華文化的姿態出現在西方國家。
顯然，方興未艾的東亞文化的研究一開始就註定打上了政治的烙印。在這種情況下，東亞文化圈的紛爭將成為東亞國家政治經濟交力的另一個戰場。但是，只要西方中心主義和西方政治經濟實力一直在整個世界占統治地位，東亞國家的紛爭將不可避免地別打上後殖民主義的印記，而成為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下力圖建立對己有利之秩序的隱性文化戰爭。在古代東亞文化的延續性受到了現代西方文化嚴重挑戰的狀況下，正確認識東亞文化的歷史和紛爭成為東亞文化復興的一個根本先決條件。東亞國家難道必須在西方的節奏下起舞，重新建立一個在西方主流意識形態引導下的“次東亞文化秩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