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中面临的新问题，只能用进一步改革来解决

//如何进一步改革呢？带着这个疑问，让我们往下读皇氏的这篇文章//

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我们面临着国内矛盾凸显期与国外摩擦多发期的交织，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他们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临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

// “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乍一看此结论，令我诧异。不知这股思潮从何而来。依个人观察，现在社会上，不少中国人是在对这20多年的改革进行反思，特别是处于生活水平中下阶层的人们。但是，实际上，对很多迫于生计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反思还谈不上深入和系统，更多只是工作之余发发劳骚。现在由于网络等技术条件，不少劳骚可以形成文字得以保存在网上。估计这此文字，按皇氏的思想，是可以作为“否定改革思潮”存在的书面证据吧。//

//“西方新自由主义”，这个名词就更令人诧异和陌生了。对众多中国民众来说，只模糊地存在这么一种认识，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倡导自由和民主，与西方世界打交道多一点的民众可以进一步地说自由是FREEDOM，民主是DEMOCRATIC RIGHT。知道再多一点的，会说在西方经济学里也有自由主义的学说。但是经过多年的开放，不少民众也开始知道，这些民主自由词汇和主义在这些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也就那么回事，大家清楚盲目崇拜不的。在老百姓对西方的自由主义还不甚了解的时候，现在倒好，又冒出一个“新自由主义”。这是怎么一回事？//

//因此，在此，按本人的观察和理解，简单说一下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如皇文所指的新自由主义与我的理解不一样，还请指正。因为“新和旧、真与假”这种字，其可包涵的东西实在大，有时很难确指，也不是人人都认同的）。新自由主义应该说是西方经济学一种学术派别，主张反对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政府调控，强调市场万能，宣称只要依赖市场机制这么一只“看不见的手”就可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反应在政治上，按一些学者的观点，可以认为新自由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右翼的意识形态。在一些经济学术文章中，有人认为长期以来占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流就是这种新自由主义，即以厉以宁、张维迎等为首的经济学家，他们运用这种新自由主义来推行现代企业制度。而之所以造成现在中国极度的贫富差距，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现代化企业制度改革”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写到此，我突然明白了。这篇皇氏的文章，原来不是给普通民众看的（他们连什么是新自由主义都不清楚），尽管这此民众是处在改革的进程中间，是改革的（被动）参与者，是改革代价承受主体。这篇文章，原来写给一些与主流经济学家有不同意见的学人的或者其背后的政治人物的。我也突然明白了，原来现在出现的改革矛盾和曾经出现过的改革争论，都与普通民众没有关系。10多年前的“姓社姓资”争论, 不是百姓参与的讨论，当时对普通民众来说，怎么改都可以，只是希望生活会更好。现在“新自由主义”讨论也是一样，对普通民众来说，他们不必理解什么是新自由主义，他们依然只是希望“生活会更好，通过改革会更好”。//

//民众的态度，在这两场所谓的争论中，还是有一点不同。不少普通民众希望看到“通过改革可以使合法的权益能得到更好的保障”。在前一场姓社姓资的争论中，是这些普通人怀着明天生活会更好的憧憬，默默地支持了改革的前进，“管什么姓社姓资，发展才是硬道理”。可是10年过去了，相当一批普通人不仅生活改善存在问题，而且原有的合法权益也频频受到侵犯。//

//以上算是揭开了外罩点出了问题，以下让我们继续看一看皇文是如何“正确地”观察、分析当前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及如何对待这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

我们应当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正确观察、分析当前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否定改革开放就曾经成为一股甚嚣尘上的思潮。在这个历史紧要关头，邓小平一锤定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三个有利于，确实是鼓励当时的普通中国人支持改革的精神动力。代表大多数人的心理预期。而且大家希望“三个有利于”能落到实处，而不只是用来喊口号时用一用。至于什么是左什么右，普通人历来不太关心。估计左右这两字，用在政治上，用在写XX日报评论时有用。//

当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四大全面贯彻执行了邓小平南巡谈话的重要精神，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能有今天的大好局面，广大人民群众能过安定幸福的小康生活，完全是与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联的。

//人总是不满足的。虽然今天有这么“大好局面”，“ 广大人民群众能过安定幸福的小康生活”，人们总是觉得中国社会和经济问题减少的速度比不上增加的速度，在质疑是不是“广大人民群众”是不是都过上了安定幸福的小康生活？当然这些感觉和质疑，只是劳骚而已。大家一怕影响安定团结，二是也顾不上，觉得还是抓紧多挣几个钱心里最踏实。//

//从这以上几段可以看出，要想写好评论员文章，一定要为文章立个好的基础，以下才好写，才有底气。就象这篇皇氏文章一样，先点出问题，然后就要马上设定一个前提――“中国有着今天的大好局面，广大人民群众过着安定幸福的小康生活”。有了这个前提，往下写就硬气了，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

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成就巨大，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新问题、新矛盾。目前群众中反映比较强烈的，有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拉大，生态环境恶化，权力腐败严重，社会治安混乱，以及卫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现看病贵、上学贵、房价高、就业难等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本着与时俱进和务实解决现实问题的精神，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方略；其本质是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坚持改革为主线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定能逐步统筹解决城乡间、地区间、贫富间的差距问题，统筹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问题，统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统筹解决对外开放与对内发展相协调问题。

//皇文在此提出其重要观点，“坚持改革为主线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即不能因出现问题而否定改革，问题是可以在继续改革中得到很好的解决。并提出只有“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解决这些出现的问题。//

//改革以来，特别是从上一场姓社姓资的争论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什么问题？皇文难能可贵地给出了答案：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拉大，生态环境恶化，权力腐败严重，社会治安混乱，以及卫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现看病贵、上学贵、房价高、就业难等。这些问题，估计在上一场讨论中，谁也不会预计到，或者预计到了谁也没有明确提出来。因此，我们有必要分析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是不是与了改革开放路线等深层次问题有关联呢？这些问题难免让人质疑，改革开放的方向是什么？中国社会向什么样的制度发展？//

//我们可以认为这些疑问是形而上的问题可以不计较。但是皇氏提到的贫富差距等问题至少说明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普通百姓至今为改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既然目前的“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成就”是他们默默支持而取得的，那么，现在普通百姓有权力在问，改革的代价还要负出多少和付出多久，是不是一两代人都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后才能使现在中国社会的问题得到解决？//

//皇文已经提出了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这些问题说明了什么，让我们看一看皇氏在下文中是如何加以解释的？//

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统统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动摇和否定改革，这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背景下，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贫富差距的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因为市场化过程中因权力之手的介入，让有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暴富起来。借助行政权力致富，损害弱势群体，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怎能责怪市场化改革呢？

//皇文在此难能可贵地提出，权力之手在改革开放中所起的负面作用和极坏的影响。但是，权力之手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出如此巨大的能量并制造了一批巨富神话，这种现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借助行政权力致富，损害弱势群体，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对于皇文的这一句话，我不得不提出一点小疑问：旧体制的一个特征是以行政权力为主的计划经济，这种计划经济以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为典型，1980年代开始在改革的风雨中飘摇了。在计划经济典型的年代，是不是由于行政之手的频频插手，造成了社会上严重的贫富差距呢？//

//循着上面的这点疑问，是不是可以认为，只要把旧体制说成一无是处，就可以明确标榜改革开放就是一好百好呢？ 这种认识问题的逻辑，不仅存在于皇文的行文中，也存在于20多年前改革之初对旧体制的认识之中。放弃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优良传统，把所有问题都推给旧体制，赶集式地口号式地推进改革开放。//

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问题的产生和扩大，也并非改革的错误；恰恰相反，是改革遇到阻碍，难以深入、难以到位的必然结果。其中一个重大阻碍，在于既得利益层使改革的整体效率曲解成“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让“权钱交易”通行无阻，越演越烈。历史已经证明，“让部分人先富”是英明的战略决策，“效率优先”对于突破旧体制，激发解放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但部分人富裕起来了，也使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水涨船高”到人均1500美元左右，贫困人口从当初的3亿多人减到目前的2000多万人。这表明整个改革开放的“效率优先”旗帜上，也写着“公平”二字。缩小贫富差距，不应当是人为地压制致富，而应当通过平等的权利保护和提高穷人发财的速度。改革目的不是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仇富”情结无助于缩小贫富差别，不利于走向共同富裕，这是现代工商文明浅显的道理。

//先指出皇文的一个小小逻辑错误。我不知道目前改革“效率优先”的大旗上，是不是写着“公平”二字，但是从皇文提供的理由，即人均1500美元和贫困人口3亿多人减到目前的2000多万人，却不能得出公平的结论。因为使用“人均”这种统计数字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反而可以认为是遮掩贫富差距的托词; 此外贫困人口下降到2000万人（也不说这种数字得出科学与否，是不是只统计了旧贫困人口的减少而没有统计新贫困人口的增加），这个统计结果也只能说明社会财富增加了，２１世纪不会出现３０年前贫困的现象了，只能说明生产力提高了，而不能说明贫富差距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

//皇文这段文字的重点，在于提出“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问题的产生和扩大，是改革遇到阻碍，难以深入、难以到位的必然结果”。这个结论科学吗，能准确地说明中国社会目前的问题吗？皇氏的这个观点，无疑与10多年前效率优先口号有异曲同工之处。当年的效率优先口号，明确地给普通百姓一个信号，那就是我们大家的生活水平不高，是由于效率问题，效率只要上去了，生活水平自然会提供。10多年后的现在，皇氏又提出“继续推进现在的改革开放，只有使现在改革进行到底，才能解决贫富问题”，是不是又是一个“圆满的画饼”呢？让我们带着这么一个问题，继续恭听皇氏的分析说明。//

当前，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公共品是指政府为民众提供的社会服务，如教育、文化、住宅、医疗卫生、社会就业、社会治安、生态保护、环境安全等等。也就是说，在“端起碗吃肉”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放下筷子骂娘”凸显了。 “骂”什么呢？“骂”土地被征占、旧房被拆迁，“骂”教育医疗收费太高，“骂”买不起住房、找不到工作，“骂”贪官太多、司法腐败，“骂”治安太乱、安全无保障，“骂”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办事不民主，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正是社会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公众越来越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

//“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理论，估计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想当年，学生参加高考，不会背这句话，肯定政治成绩不及格。不过，当时没有明确地把“低效”这个词加进去。在改革之初，在宣传机器的鼓吹下，人们普遍认为旧体制不能解决这种“供求矛盾”，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从而为改革开放迈开第一步。那么现在把这个理论提出来，是不是想表明，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有没有发生变化呢？//

//什么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需要实践证明的。不是任何人任何文件可以确定的。那么当今天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个问题还是进一步讨论的必要的。//

//改革开放20多年，皇氏所谈到的这个供求矛盾依然没有解决，反而有扩大之嫌。这也难怪，中国这么大，人均资源这么稀少，加之现在世界各国竟争这么激烈，谈何容易。但是在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心里，开始怀疑为什么供求矛盾总是不能缓和？除了效率和社会生产力问题，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是不是在财富分配上了出个问题（对百姓来说，已经不能奢谈财富了，而只希望尽量能做到劳有所值劳有所得，在社会物品供应层次上，要有一定的公平性）？这种供求矛盾迟迟不能解决，是不是与贫富两极分化有关系？我们不能仅仅说是供应矛盾造成了贫富差距，而应该检论一下是不是贫富分化加剧了这种供应矛盾？//

//皇氏在上行文中，不仅指出当今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依然是供求矛盾，而且也说了至今最有价值的一句话“公众越来越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

//贫富差距两极化说白了就是公平问题。改革批评者正是因为公平问题，才对市场化改革政策提出质疑。从前文可以看出，皇氏是坚决维护现在的市场化改革政策的。可是为什么皇氏突然在此提出公平问题呢，并说了一句最有价值的话呢？//

//原来，根据皇氏写这篇文章的动机，他认为只有继续深化目前的市场化改革，才能解决公平问题。这样就把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到大家面前，如何看待公平与效率，如何平衡社会公共福利政策与市场化政策？//

显见，改革中诸多问题和矛盾的真正焦点，在于体制转轨中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了不公平。行政性资源（尤其是公共品供给）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成为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突出因素。权力市场化也对改革本身产生严重扭曲。在一些本不应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出现了利用市场化牟利的“假改革”，而在一些应该大力推进市场化的领域，市场化改革却步履维艰。

仅以土地市场化为例，地方政府几乎排斥了土地使用权拥有者参与交易的权利，直接成为市场交易的主体；从而使地方政府和土地开发商成为最大的获利者，使使用权拥有者的农民、居民利益受到损害。近年来城镇拆迁和农地征用环节的大量民事纠纷，深刻反映了地方政府垄断土地征用与土地要素市场化之间的矛盾，反映了政府在土地要素市场化中功能定位及权力运行程序的缺陷。

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是深层次体制因素的表现，尤与行政管理体制息息相关。2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比较多地在技术层面上效仿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形式，而较少吸取市场经济制度的本质内容。特别是要素市场改革的滞后，不仅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还涉及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方方面面的改革问题。因此，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书中，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被列为各项改革之首，并首先突出解决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垄断专权问题，以此打通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通道，实现市场经济完整推进。从职能上说，政府应当从市场中的利益主体变成公共服务的主体，把公共资源、公共品公平公正公开地向公众服务分配，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以上三段内容，皇氏较详细地分析了权力在市场改革开放中的负面作用及造成的破坏力。分析的颇具道理。也与““公众越来越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这句话相对应，权力退出，以权谋利的权力退出市场，才能创造出一个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至此，皇氏基本上完成了这篇文章。即明确地告诉读者，贫富差距两极化和公平问题，是由于目前依然存在更多的行政权力参与造成的，是旧体制遗留下的弊端所造成的，是权力市场化造成的。//

//皇氏在文中也同时提示读者，正是由于行政权力的过多存在，才出现了“假改革”，才使市场化不能达到本质的改革程度还只是处于效仿的水平。//

//综合上述，皇氏力陈道，不仅社会公平是权力的受害者，而且市场化改革本身也是权力的受害者。这又是把一个尖锐的问题推到了读者面前！//

//行政权力的市场化和牟利化，固然是今天的社会问题成因之一。但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权力市场化现象呢？皇氏简单地归结为旧体制遗留下的问题，并没有给出更多有力的解释。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借鉴一下他国的教训。18世纪欧洲各国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初期，也出现了严重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社会贫富差距严重。为什么他们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原因简单，面对着资本主义市场化的实行，资本急需积累，最快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利用权力积累原始资本。原先的欧洲贵族们可以利用已有资源(国家权力社会地位掌握在手的大量土地等)迅速向资本转化，新兴的商人资本也很容易向这些权力拥有者寻租，如此自然会出现与中国现在相类似的现象（说错了，是２００多年后的中国出现了与欧洲资本主义初中期类似的严重社会不公平现象）。18世纪和19世纪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矛盾最严重的时期，也只有在那个时期才会产生反应劳工和普通民众利益的马恩学说。但是有一点必然指出，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最后渡过了这种贫富极度两极化困难时期，是与他们积极进行对外扩张疯狂占领殖民地，用外部资源来补充本国资源不足弥补财富分配差距，有着极大的关系。现在的中国，面临着的外部环境日趋严峻，不能与当时的欧洲等几个主要资本主义相比。//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权力的疯狂市场化与资本主义的急速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那么如何评价现在的市场化改革呢？按照皇文所说，难道只是一场效率优先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在民间，不少人认为，现在中国正在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经济市场化只是表象。虽然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搞市场化，市场化不是判断社会制度的标准之一。问题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趋势，根据目前显现的情况，是不是正在搞得是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市场化？而且这个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正处原始的资本积累时期，一个最血淋淋的资本主义发展初期。//

//在此，我不是评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优谁劣的问题，也不是争论到底中国应该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而是就普通民众的切实利益来讲，民众并不关心拥有什么主义的名头，而是极度关注能不能生活在一个“既有效率社会财富丰富，又基本能实现公平竟争享受到必要的公共服务的“社会里？//

//皇氏的权力分析，可以解释目前存在的一些部门垄断现象，也能解释小团体以权换利的现象。但是不能完整地解释为什么每年会有那么多残死的矿工，这其中固然有权力谋私行政不作为的因素，难道不能认为这是资本对资源的残酷掠夺和用人血来进行原始资本积累吗？//

//因此，现代的中国不仅是权力异化问题，还有资本血色积累的问题，而且权力参与到这种积累中间，二者勾结，极大伤害和剥夺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因此，皇氏对权力异化的分析说明了部分问题所在，而没有说明中国社会问题的全部所在。分析不全面，问题不摆明，只会令人产生更多疑虑。//

//而且皇氏这种权力分析，给人一种暗示，即权力造成的问题，其根源是旧体制的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可是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在50-70年代，中国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最盛行的时期，没有产生今天的问题，没有产生权力市场化问题。关键是当时的政府是本着为普通民众服务的宗旨，这种有为民服务的宗旨一部分来自追求和热情，另一部分更主要的原因是在社会上，由于政治等各方面因素，存在着对政府和官僚的来自普通民众的无形监督和压力。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了，政府官僚体制也随着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批判，放弃了自我约束，原有民众监督也被当成改革对象荡然无存。于是政府变成了“市场中的利益主体”，而不是变成“公共服务的主体”。没有监督和压力的政府权力当然要谋利了，其中贪污腐败者更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进行原始资本积累。//

中国正处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社会结构的大变动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思想认识多样化，因此要在深化改革中调整利益关系，遇到的阻力必然更大。改革的深度、广度、难度、复杂度都在增加；而我们在思想上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计划经济的影响很深，往往跟不上形势的变化，遇到问题往往做出意识形态的极端判断，把问题归罪于改革。有人以个案来否定改革全局，也不是负责任的态度。

//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是什么？实际上中国普通民众不在意这些抽象的理论，而在乎能不能享有一个比较公平和充裕的生活。如果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能带来，他们就支持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如果当前的改革开放理论及其实践能带来，他们就支持改革开放，就支持什么“新自由主义”。这中间不存在能不能跟上形势的问题，而是在社会变革中，民众亲身感受的问题。//

//运用意识形态搞其他方面的斗争，不是普通民众所关心的。在改革中利益倍受侵害的普通民众，也不会迁怒于他人归罪于政策。现在很多人已经放弃了一些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一些社会国家公正民主等观念，而是回归于“好人必有好报”寄希望于传统的求神拜命，这不能不说是社会改革造成了人们观念的退步。//

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判断，坚决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全局，推进全面改革，不能动摇，不能停步，更不能后退。以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实践，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改革的历史，也否定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改革还需要完善，市场经济要走向成熟，但近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才能救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加快发展经济社会是众望所归，与时俱进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必由之路。

//评论员文章终于要结束了。固定套路，在结束全文之前，政治上放哪里都正确的口号，一定是不能不喊的。//
//口号再喊，脱离了普通民众生活基础的文章，是经不住时代的评价的。无论如何竭力推进，不以公平为考虑原则的市场经济改革是要让社会付出沉重代价的。无论怎么转换角色，没有普通民众监督的政府是必然沦于权力异化而不能很好提供公共服务。//

原编者注：皇甫平是原《解放日报》评论员，《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以1991年底至1992年初的“皇甫平系列评论”而闻名。文章来源： 《财经》杂志

皇氏在这篇文章中，一方面大谈效率优先的改革要继续下去，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公共服务对现代中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且分析到权力市场化是造成现在公共服务缺乏的原因。权力市场化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皇文避而不谈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出现如此严重的权力市场化现象。

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证，却一味告诉大家，只有深化目前的以效率优先的改革才能避免权力市场化。这话没错，但是有画饼骗人之嫌，因为整篇文章，对80年代以后的效率优先的改革政策没有进行主动的分析，潜台词就是这些改革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所有问题是改革中必然出现的问题，普通人要付出必然的代价（可惜很多普通人想知道这种代价还要付出多久，在中这种人均资源稀少的国家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原始的资本积累）。按皇氏的想法就是，如果普通人有骂娘的愿望，那么就请骂“权力市场化”这一“左”的来自“旧体制”的形态，就请支持继续深入的改革开放政策。

至此，我不得不问皇氏几个问题：
在被批的百无是处的旧体制中有没有较完善的公共服务提供机制？

198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以效率优先为标志的改革开放，是如何对待公共服务的？在这一轮的改革中，公共服务是不是成了牺牲品？是不是效率优先就非要牺牲公共服务？
皇氏所一直谈到的应该继续深化的改革，是什么样的改革，是不是还是那种以牺牲公共服务为代价的改革？

皇氏也提到了利用市场化牟利的“假改革”问题，那么如何辨别什么是真改革什么是假改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假改革”，在以后的改革中如何避免？

我看，皇氏的这篇文章，以上几个疑点并没有给大家讲清楚。

问题没讲清，但却是造就了一些新说法送给了大家，比如“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喊了一些动听的口号，如“政府应当从市场中的利益主体变成公共服务的主体”“ 公众越来越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并拿了一顶大帽子送人“以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实践，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改革的历史，也否定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对皇氏的这篇文章，我个人的评价就是：问题没摆明，道理没讲清，因此也很难说服人，仅仅是评论员文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