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中面臨的新問題，只能用進一步改革來解決

//如何進一步改革呢？帶着這個疑問，讓我們往下讀皇氏的這篇文章//

中國又走到了一個歷史性拐點。在建設全面小康社會進程中，我們面臨着國內矛盾凸顯期與國外摩擦多發期的交織，社會上出現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對改革的思潮。他們把改革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新矛盾，上綱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義的惡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臨一輪改革“姓社姓資”爭論的輪迴。

// “社會上出現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對改革的思潮”。乍一看此結論，令我詫異。不知這股思潮從何而來。依個人觀察，現在社會上，不少中國人是在對這20多年的改革進行反思，特別是處於生活水平中下階層的人們。但是，實際上，對很多迫於生計的中國人來說，這種反思還談不上深入和系統，更多只是工作之餘發發勞騷。現在由於網絡等技術條件，不少勞騷可以形成文字得以保存在網上。估計這此文字，按皇氏的思想，是可以作為“否定改革思潮”存在的書面證據吧。//

//“西方新自由主義”，這個名詞就更令人詫異和陌生了。對眾多中國民眾來說，只模糊地存在這麼一種認識，即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倡導自由和民主，與西方世界打交道多一點的民眾可以進一步地說自由是FREEDOM，民主是DEMOCRATIC RIGHT。知道再多一點的，會說在西方經濟學裡也有自由主義的學說。但是經過多年的開放，不少民眾也開始知道，這些民主自由詞彙和主義在這些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也就那麼回事，大家清楚盲目崇拜不的。在老百姓對西方的自由主義還不甚了解的時候，現在倒好，又冒出一個“新自由主義”。這是怎麼一回事？//

//因此，在此，按本人的觀察和理解，簡單說一下中國的新自由主義（如皇文所指的新自由主義與我的理解不一樣，還請指正。因為“新和舊、真與假”這種字，其可包涵的東西實在大，有時很難確指，也不是人人都認同的）。新自由主義應該說是西方經濟學一種學術派別，主張反對微觀層次和宏觀層次的政府調控，強調市場萬能，宣稱只要依賴市場機制這麼一隻“看不見的手”就可使資源配置達到最優化。反應在政治上，按一些學者的觀點，可以認為新自由主義是現代資產階級右翼的意識形態。在一些經濟學術文章中，有人認為長期以來占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主流就是這種新自由主義，即以厲以寧、張維迎等為首的經濟學家，他們運用這種新自由主義來推行現代企業制度。而之所以造成現在中國極度的貧富差距，這種“新自由主義的現代化企業制度改革”有着不可推卸的責任。//

//不過，寫到此，我突然明白了。這篇皇氏的文章，原來不是給普通民眾看的（他們連什麼是新自由主義都不清楚），儘管這此民眾是處在改革的進程中間，是改革的（被動）參與者，是改革代價承受主體。這篇文章，原來寫給一些與主流經濟學家有不同意見的學人的或者其背後的政治人物的。我也突然明白了，原來現在出現的改革矛盾和曾經出現過的改革爭論，都與普通民眾沒有關係。10多年前的“姓社姓資”爭論, 不是百姓參與的討論，當時對普通民眾來說，怎麼改都可以，只是希望生活會更好。現在“新自由主義”討論也是一樣，對普通民眾來說，他們不必理解什麼是新自由主義，他們依然只是希望“生活會更好，通過改革會更好”。//

//民眾的態度，在這兩場所謂的爭論中，還是有一點不同。不少普通民眾希望看到“通過改革可以使合法的權益能得到更好的保障”。在前一場姓社姓資的爭論中，是這些普通人懷着明天生活會更好的憧憬，默默地支持了改革的前進，“管什么姓社姓資，發展才是硬道理”。可是10年過去了，相當一批普通人不僅生活改善存在問題，而且原有的合法權益也頻頻受到侵犯。//

//以上算是揭開了外罩點出了問題，以下讓我們繼續看一看皇文是如何“正確地”觀察、分析當前的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及如何對待這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對改革的思潮”？//

我們應當從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來正確觀察、分析當前的問題。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否定改革開放就曾經成為一股甚囂塵上的思潮。在這個歷史緊要關頭，鄧小平一錘定音：“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這三個有利於，確實是鼓勵當時的普通中國人支持改革的精神動力。代表大多數人的心理預期。而且大家希望“三個有利於”能落到實處，而不只是用來喊口號時用一用。至於什麼是左什麼右，普通人歷來不太關心。估計左右這兩字，用在政治上，用在寫XX日報評論時有用。//

當時，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十四大全面貫徹執行了鄧小平南巡談話的重要精神，推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中國能有今天的大好局面，廣大人民群眾能過安定幸福的小康生活，完全是與我們堅定不移地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緊密相聯的。

//人總是不滿足的。雖然今天有這麼“大好局面”，“ 廣大人民群眾能過安定幸福的小康生活”，人們總是覺得中國社會和經濟問題減少的速度比不上增加的速度，在質疑是不是“廣大人民群眾”是不是都過上了安定幸福的小康生活？當然這些感覺和質疑，只是勞騷而已。大家一怕影響安定團結，二是也顧不上，覺得還是抓緊多掙幾個錢心裡最踏實。//

//從這以上幾段可以看出，要想寫好評論員文章，一定要為文章立個好的基礎，以下才好寫，才有底氣。就象這篇皇氏文章一樣，先點出問題，然後就要馬上設定一個前提――“中國有着今天的大好局面，廣大人民群眾過着安定幸福的小康生活”。有了這個前提，往下寫就硬氣了，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了。//

市場化方向的改革成就巨大，當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新問題、新矛盾。目前群眾中反映比較強烈的，有貧富差距、地區差距的拉大，生態環境惡化，權力腐敗嚴重，社會治安混亂，以及衛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現看病貴、上學貴、房價高、就業難等問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本着與時俱進和務實解決現實問題的精神，提出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努力構建和諧社會的方略；其本質是繼承和發展了鄧小平理論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堅持改革為主線解決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定能逐步統籌解決城鄉間、地區間、貧富間的差距問題，統籌解決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相協調的問題，統籌解決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問題，統籌解決對外開放與對內發展相協調問題。

//皇文在此提出其重要觀點，“堅持改革為主線解決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即不能因出現問題而否定改革，問題是可以在繼續改革中得到很好的解決。並提出只有“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能解決這些出現的問題。//

//改革以來，特別是從上一場姓社姓資的爭論後，中國社會出現了什麼問題？皇文難能可貴地給出了答案：貧富差距、地區差距的拉大，生態環境惡化，權力腐敗嚴重，社會治安混亂，以及衛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現看病貴、上學貴、房價高、就業難等。這些問題，估計在上一場討論中，誰也不會預計到，或者預計到了誰也沒有明確提出來。因此，我們有必要分析這些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是不是與了改革開放路線等深層次問題有關聯呢？這些問題難免讓人質疑，改革開放的方向是什麼？中國社會向什麼樣的制度發展？//

//我們可以認為這些疑問是形而上的問題可以不計較。但是皇氏提到的貧富差距等問題至少說明一個深層次的問題“普通百姓至今為改革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既然目前的“市場化方向的改革成就”是他們默默支持而取得的，那麼，現在普通百姓有權力在問，改革的代價還要負出多少和付出多久，是不是一兩代人都要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後才能使現在中國社會的問題得到解決？//

//皇文已經提出了問題，為什麼會有這些問題，這些問題說明了什麼，讓我們看一看皇氏在下文中是如何加以解釋的？//

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新矛盾統統歸罪於市場化改革本身，動搖和否定改革，這顯然是片面的、錯誤的。在經濟體制轉軌的歷史背景下，諸多矛盾主要是由於市場經濟不成熟、市場機製作用不充分所致，並非是市場經濟、市場機制本身的缺陷。貧富差距的問題，不是因為市場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是因為市場化過程中因權力之手的介入，讓有些人以犧牲他人為代價暴富起來。藉助行政權力致富，損害弱勢群體，恰恰是舊體制的弊端造成的，怎能責怪市場化改革呢？

//皇文在此難能可貴地提出，權力之手在改革開放中所起的負面作用和極壞的影響。但是，權力之手在經濟發展中發揮出如此巨大的能量並製造了一批巨富神話，這種現象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藉助行政權力致富，損害弱勢群體，恰恰是舊體制的弊端造成的”，對於皇文的這一句話，我不得不提出一點小疑問：舊體制的一個特徵是以行政權力為主的計劃經濟，這種計劃經濟以1950年代到1970年代為典型，1980年代開始在改革的風雨中飄搖了。在計劃經濟典型的年代，是不是由於行政之手的頻頻插手，造成了社會上嚴重的貧富差距呢？//

//循着上面的這點疑問，是不是可以認為，只要把舊體制說成一無是處，就可以明確標榜改革開放就是一好百好呢？ 這種認識問題的邏輯，不僅存在於皇文的行文中，也存在於20多年前改革之初對舊體制的認識之中。放棄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優良傳統，把所有問題都推給舊體制，趕集式地口號式地推進改革開放。//

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平問題的產生和擴大，也並非改革的錯誤；恰恰相反，是改革遇到阻礙，難以深入、難以到位的必然結果。其中一個重大阻礙，在於既得利益層使改革的整體效率曲解成“部門利益”、“地方利益”，讓“權錢交易”通行無阻，越演越烈。歷史已經證明，“讓部分人先富”是英明的戰略決策，“效率優先”對於突破舊體制，激發解放生產力，發揮了重要作用。不但部分人富裕起來了，也使整個社會的富裕程度“水漲船高”到人均1500美元左右，貧困人口從當初的3億多人減到目前的2000多萬人。這表明整個改革開放的“效率優先”旗幟上，也寫着“公平”二字。縮小貧富差距，不應當是人為地壓制致富，而應當通過平等的權利保護和提高窮人發財的速度。改革目的不是讓富人變窮，而是讓窮人變富。“仇富”情結無助於縮小貧富差別，不利於走向共同富裕，這是現代工商文明淺顯的道理。

//先指出皇文的一個小小邏輯錯誤。我不知道目前改革“效率優先”的大旗上，是不是寫着“公平”二字，但是從皇文提供的理由，即人均1500美元和貧困人口3億多人減到目前的2000多萬人，卻不能得出公平的結論。因為使用“人均”這種統計數字是不能說明問題的，反而可以認為是遮掩貧富差距的託詞; 此外貧困人口下降到2000萬人（也不說這種數字得出科學與否，是不是只統計了舊貧困人口的減少而沒有統計新貧困人口的增加），這個統計結果也只能說明社會財富增加了，２１世紀不會出現３０年前貧困的現象了，只能說明生產力提高了，而不能說明貧富差距是減少了還是增加了。//

//皇文這段文字的重點，在於提出“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平問題的產生和擴大，是改革遇到阻礙，難以深入、難以到位的必然結果”。這個結論科學嗎，能準確地說明中國社會目前的問題嗎？皇氏的這個觀點，無疑與10多年前效率優先口號有異曲同工之處。當年的效率優先口號，明確地給普通百姓一個信號，那就是我們大家的生活水平不高，是由於效率問題，效率只要上去了，生活水平自然會提供。10多年後的現在，皇氏又提出“繼續推進現在的改革開放，只有使現在改革進行到底，才能解決貧富問題”，是不是又是一個“圓滿的畫餅”呢？讓我們帶着這麼一個問題，繼續恭聽皇氏的分析說明。//

當前，公眾日益增長的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給短缺、低效之間的矛盾，已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公共品是指政府為民眾提供的社會服務，如教育、文化、住宅、醫療衛生、社會就業、社會治安、生態保護、環境安全等等。也就是說，在“端起碗吃肉”的溫飽問題解決以後，“放下筷子罵娘”凸顯了。 “罵”什麼呢？“罵”土地被征占、舊房被拆遷，“罵”教育醫療收費太高，“罵”買不起住房、找不到工作，“罵”貪官太多、司法腐敗，“罵”治安太亂、安全無保障，“罵”信息不透明不對稱、辦事不民主，等等。所有這些問題，正是社會公共品供給不足的問題。公眾越來越需要一個高效、廉潔、平等參與、公平透明的公共領域。

//“公眾日益增長的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給短缺、低效之間的矛盾，已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這個理論，估計大家都已經很熟悉了。想當年，學生參加高考，不會背這句話，肯定政治成績不及格。不過，當時沒有明確地把“低效”這個詞加進去。在改革之初，在宣傳機器的鼓吹下，人們普遍認為舊體制不能解決這種“供求矛盾”，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生活需求，從而為改革開放邁開第一步。那麼現在把這個理論提出來，是不是想表明，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有沒有發生變化呢？//

//什麼是社會的主要矛盾，是需要實踐證明的。不是任何人任何文件可以確定的。那麼當今天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這個問題還是進一步討論的必要的。//

//改革開放20多年，皇氏所談到的這個供求矛盾依然沒有解決，反而有擴大之嫌。這也難怪，中國這麼大，人均資源這麼稀少，加之現在世界各國竟爭這麼激烈，談何容易。但是在越來越多的普通人心裡，開始懷疑為什麼供求矛盾總是不能緩和？除了效率和社會生產力問題，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原因，是不是在財富分配上了出個問題（對百姓來說，已經不能奢談財富了，而只希望儘量能做到勞有所值勞有所得，在社會物品供應層次上，要有一定的公平性）？這種供求矛盾遲遲不能解決，是不是與貧富兩極分化有關係？我們不能僅僅說是供應矛盾造成了貧富差距，而應該檢論一下是不是貧富分化加劇了這種供應矛盾？//

//皇氏在上行文中，不僅指出當今中國的社會主要矛盾依然是供求矛盾，而且也說了至今最有價值的一句話“公眾越來越需要一個高效、廉潔、平等參與、公平透明的公共領域”。//

//貧富差距兩極化說白了就是公平問題。改革批評者正是因為公平問題，才對市場化改革政策提出質疑。從前文可以看出，皇氏是堅決維護現在的市場化改革政策的。可是為什麼皇氏突然在此提出公平問題呢，並說了一句最有價值的話呢？//

//原來，根據皇氏寫這篇文章的動機，他認為只有繼續深化目前的市場化改革，才能解決公平問題。這樣就把一個尖銳的問題擺到大家面前，如何看待公平與效率，如何平衡社會公共福利政策與市場化政策？//

顯見，改革中諸多問題和矛盾的真正焦點，在於體制轉軌中行政權力參與市場化分配產生了不公平。行政性資源（尤其是公共品供給）配置中的權力市場化，成為社會財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突出因素。權力市場化也對改革本身產生嚴重扭曲。在一些本不應該由市場發揮作用的領域，出現了利用市場化牟利的“假改革”，而在一些應該大力推進市場化的領域，市場化改革卻步履維艱。

僅以土地市場化為例，地方政府幾乎排斥了土地使用權擁有者參與交易的權利，直接成為市場交易的主體；從而使地方政府和土地開發商成為最大的獲利者，使使用權擁有者的農民、居民利益受到損害。近年來城鎮拆遷和農地徵用環節的大量民事糾紛，深刻反映了地方政府壟斷土地徵用與土地要素市場化之間的矛盾，反映了政府在土地要素市場化中功能定位及權力運行程序的缺陷。

改革進程中出現的問題，是深層次體制因素的表現，尤與行政管理體制息息相關。20多年來中國的改革，比較多地在技術層面上效仿了現代市場經濟的形式，而較少吸取市場經濟制度的本質內容。特別是要素市場改革的滯後，不僅涉及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還涉及政治體制、社會體制、文化體制等方方面面的改革問題。因此，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央關於“十一五”規劃的建議書中，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被列為各項改革之首，並首先突出解決政府對要素市場的壟斷專權問題，以此打通要素市場化改革的通道，實現市場經濟完整推進。從職能上說，政府應當從市場中的利益主體變成公共服務的主體，把公共資源、公共品公平公正公開地向公眾服務分配，致力於創造一個有利於各市場主體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

//以上三段內容，皇氏較詳細地分析了權力在市場改革開放中的負面作用及造成的破壞力。分析的頗具道理。也與““公眾越來越需要一個高效、廉潔、平等參與、公平透明的公共領域”這句話相對應，權力退出，以權謀利的權力退出市場，才能創造出一個公平透明的公共領域。至此，皇氏基本上完成了這篇文章。即明確地告訴讀者，貧富差距兩極化和公平問題，是由於目前依然存在更多的行政權力參與造成的，是舊體制遺留下的弊端所造成的，是權力市場化造成的。//

//皇氏在文中也同時提示讀者，正是由於行政權力的過多存在，才出現了“假改革”，才使市場化不能達到本質的改革程度還只是處於效仿的水平。//

//綜合上述，皇氏力陳道，不僅社會公平是權力的受害者，而且市場化改革本身也是權力的受害者。這又是把一個尖銳的問題推到了讀者面前！//

//行政權力的市場化和牟利化，固然是今天的社會問題成因之一。但是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中，為什麼會出現嚴重的權力市場化現象呢？皇氏簡單地歸結為舊體制遺留下的問題，並沒有給出更多有力的解釋。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歷史借鑑一下他國的教訓。18世紀歐洲各國在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的初期，也出現了嚴重的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社會貧富差距嚴重。為什麼他們也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因為原因簡單，面對着資本主義市場化的實行，資本急需積累，最快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利用權力積累原始資本。原先的歐洲貴族們可以利用已有資源(國家權力社會地位掌握在手的大量土地等)迅速向資本轉化，新興的商人資本也很容易向這些權力擁有者尋租，如此自然會出現與中國現在相類似的現象（說錯了，是２００多年後的中國出現了與歐洲資本主義初中期類似的嚴重社會不公平現象）。18世紀和19世紀是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矛盾最嚴重的時期，也只有在那個時期才會產生反應勞工和普通民眾利益的馬恩學說。但是有一點必然指出，當時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能最後渡過了這種貧富極度兩極化困難時期，是與他們積極進行對外擴張瘋狂占領殖民地，用外部資源來補充本國資源不足彌補財富分配差距，有着極大的關係。現在的中國，面臨着的外部環境日趨嚴峻，不能與當時的歐洲等幾個主要資本主義相比。//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權力的瘋狂市場化與資本主義的急速發展有着必然的聯繫。那麼如何評價現在的市場化改革呢？按照皇文所說，難道只是一場效率優先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在民間，不少人認為，現在中國正在向資本主義制度轉變。經濟市場化只是表象。雖然鄧小平說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可以搞市場化，市場化不是判斷社會制度的標準之一。問題是，我們現在的社會發展趨勢，根據目前顯現的情況，是不是正在搞得是向資本主義制度過渡的市場化？而且這個資本主義化的過程正處原始的資本積累時期，一個最血淋淋的資本主義發展初期。//

//在此，我不是評論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優誰劣的問題，也不是爭論到底中國應該走什麼樣道路的問題，而是就普通民眾的切實利益來講，民眾並不關心擁有什麼主義的名頭，而是極度關注能不能生活在一個“既有效率社會財富豐富，又基本能實現公平竟爭享受到必要的公共服務的“社會裡？//

//皇氏的權力分析，可以解釋目前存在的一些部門壟斷現象，也能解釋小團體以權換利的現象。但是不能完整地解釋為什麼每年會有那麼多殘死的礦工，這其中固然有權力謀私行政不作為的因素，難道不能認為這是資本對資源的殘酷掠奪和用人血來進行原始資本積累嗎？//

//因此，現代的中國不僅是權力異化問題，還有資本血色積累的問題，而且權力參與到這種積累中間，二者勾結，極大傷害和剝奪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因此，皇氏對權力異化的分析說明了部分問題所在，而沒有說明中國社會問題的全部所在。分析不全面，問題不擺明，只會令人產生更多疑慮。//

//而且皇氏這種權力分析，給人一種暗示，即權力造成的問題，其根源是舊體制的計劃經濟和行政命令。可是我們不僅要問，為什麼在50-70年代，中國計劃經濟和行政命令最盛行的時期，沒有產生今天的問題，沒有產生權力市場化問題。關鍵是當時的政府是本着為普通民眾服務的宗旨，這種有為民服務的宗旨一部分來自追求和熱情，另一部分更主要的原因是在社會上，由於政治等各方面因素，存在着對政府和官僚的來自普通民眾的無形監督和壓力。80年代，改革開放開始了，政府官僚體制也隨着對計劃經濟體制的批判，放棄了自我約束，原有民眾監督也被當成改革對象蕩然無存。於是政府變成了“市場中的利益主體”，而不是變成“公共服務的主體”。沒有監督和壓力的政府權力當然要謀利了，其中貪污腐敗者更是利用手中的權力來進行原始資本積累。//

中國正處於體制轉型的關鍵時期，也是社會結構的大變動時期。利益主體多元化，思想認識多樣化，因此要在深化改革中調整利益關係，遇到的阻力必然更大。改革的深度、廣度、難度、複雜度都在增加；而我們在思想上受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和計劃經濟的影響很深，往往跟不上形勢的變化，遇到問題往往做出意識形態的極端判斷，把問題歸罪於改革。有人以個案來否定改革全局，也不是負責任的態度。

//傳統社會主義理論是什麼？實際上中國普通民眾不在意這些抽象的理論，而在乎能不能享有一個比較公平和充裕的生活。如果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及其實踐能帶來，他們就支持這種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如果當前的改革開放理論及其實踐能帶來，他們就支持改革開放，就支持什麼“新自由主義”。這中間不存在能不能跟上形勢的問題，而是在社會變革中，民眾親身感受的問題。//

//運用意識形態搞其他方面的鬥爭，不是普通民眾所關心的。在改革中利益倍受侵害的普通民眾，也不會遷怒於他人歸罪於政策。現在很多人已經放棄了一些新中國培養起來的一些社會國家公正民主等觀念，而是回歸於“好人必有好報”寄希望於傳統的求神拜命，這不能不說是社會改革造成了人們觀念的退步。//

我們要進一步解放思想，獨立思考判斷，堅決以科學發展觀來統領全局，推進全面改革，不能動搖，不能停步，更不能後退。以批判新自由主義來否定改革實踐，是從根本上否定中國改革的歷史，也否定了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改革還需要完善，市場經濟要走向成熟，但近30年的改革開放實踐，已經證明了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才能救社會主義！堅持改革開放是人心所向，發展市場經濟是大勢所趨，加快發展經濟社會是眾望所歸，與時俱進進一步解放思想是必由之路。

//評論員文章終於要結束了。固定套路，在結束全文之前，政治上放哪裡都正確的口號，一定是不能不喊的。//
//口號再喊，脫離了普通民眾生活基礎的文章，是經不住時代的評價的。無論如何竭力推進，不以公平為考慮原則的市場經濟改革是要讓社會付出沉重代價的。無論怎麼轉換角色，沒有普通民眾監督的政府是必然淪於權力異化而不能很好提供公共服務。//

原編者註：皇甫平是原《解放日報》評論員，《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以1991年底至1992年初的“皇甫平系列評論”而聞名。文章來源： 《財經》雜誌

皇氏在這篇文章中，一方面大談效率優先的改革要繼續下去，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認公共服務對現代中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並且分析到權力市場化是造成現在公共服務缺乏的原因。權力市場化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皇文避而不談為什麼在改革開放後出現如此嚴重的權力市場化現象。

沒有進行充分的論證，卻一味告訴大家，只有深化目前的以效率優先的改革才能避免權力市場化。這話沒錯，但是有畫餅騙人之嫌，因為整篇文章，對80年代以後的效率優先的改革政策沒有進行主動的分析，潛台詞就是這些改革政策是完全正確的，所有問題是改革中必然出現的問題，普通人要付出必然的代價（可惜很多普通人想知道這種代價還要付出多久，在中這種人均資源稀少的國家什麼時候才能完成原始的資本積累）。按皇氏的想法就是，如果普通人有罵娘的願望，那麼就請罵“權力市場化”這一“左”的來自“舊體制”的形態，就請支持繼續深入的改革開放政策。

至此，我不得不問皇氏幾個問題：
在被批的百無是處的舊體制中有沒有較完善的公共服務提供機制？

1980年代特別是1990年代以後，以效率優先為標誌的改革開放，是如何對待公共服務的？在這一輪的改革中，公共服務是不是成了犧牲品？是不是效率優先就非要犧牲公共服務？
皇氏所一直談到的應該繼續深化的改革，是什麼樣的改革，是不是還是那種以犧牲公共服務為代價的改革？

皇氏也提到了利用市場化牟利的“假改革”問題，那麼如何辨別什麼是真改革什麼是假改革？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假改革”，在以後的改革中如何避免？

我看，皇氏的這篇文章，以上幾個疑點並沒有給大家講清楚。

問題沒講清，但卻是造就了一些新說法送給了大家，比如“出現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對改革的思潮”。喊了一些動聽的口號，如“政府應當從市場中的利益主體變成公共服務的主體”“ 公眾越來越需要一個高效、廉潔、平等參與、公平透明的公共領域”。並拿了一頂大帽子送人“以批判新自由主義來否定改革實踐，是從根本上否定中國改革的歷史，也否定了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

對皇氏的這篇文章，我個人的評價就是：問題沒擺明，道理沒講清，因此也很難說服人，僅僅是評論員文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