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安東尼 吉登斯 寫於 一九九八年

　　第一章 社會主義之後

　　1998年2月，托尼·布萊爾在華盛頓與美國領導人舉行了一次政策性討論，討論之後，布萊爾表述了為21世紀的國際社會而達成一種中間偏左的共識的雄心壯志。這種新的努力將發展成一種回應全球秩序變遷的政策框架。他說：“老左派抵制這一變遷，新右派則任其發展。而我們應該駕馭這一變遷，使其達致社會的團結與繁榮。”這項任務是非常艱巨的，因為正像布萊爾這幾句話所表明的那樣，既存的政治意識形態都已不能對此變遷作出它們的反應。

　　150年以前，馬克思寫道：“一個幽靈在歐洲遊蕩”，這就是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的幽靈。這一點在今天看來仍然是正確的，但我們說它“正確”的理由卻不同於馬克思的設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已經消逝了，但它們的幽靈仍然纏繞着我們。我們不能簡單地放棄推動他們前進的那些價值和理想，因為這些價值和理想中有一些是為我們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所要創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目前我們所面臨的挑戰，就是如何在社會主義經濟規劃已經失信的地方使這些價值再現其意義。

　　今天的政治思想似乎已經失去了它們的鼓動力，而政治領袖們似乎也已經失去了領導的能力。公共討論的主題成了各種各樣的擔憂：道德水準下降、貧富懸殊加劇、福利國家的壓力，等等。惟一表現出堅定的樂觀主義。動態的群體就是那些相信技術可以解決我們所面臨的一切問題的人們。但是，技術變遷的後果從來都是好壞參半的，而且，技術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法為一種有效的政治規劃打下堅實基礎。如果政治思想想要重新獲得感召力，它們就必須走出單純對現實政治作出反應的模式，而且不能把眼光僅僅局限於人們習以為常的事務和狹小的空間範圍之內。如果沒有理想的話，政治生活就一無是處；但是，如果理想與現實可能性無關，它們就是空洞的。我們既需要知道自己想要創造的社會是什麼樣子，也需要知道向這種社會邁進的具體方式。本書試圖指出如何達到這些目標以及如何使政治理想主義再生。

　　雖然本書的許多論證都涉及到廣闊的範圍，我的主要參照對象仍將是英國。在英國以及在時下的許多國家，理論都落後於實踐。由於失去了原有的確定性，號稱代表左翼的政府正在創造的政策是不堪一擊的。

　　理論之體必須有政策骨架的支撐，不僅僅是從理論上認可其所作所為，而且要提出具有更明確的方向感和目的感的政治框架。因為左翼確實總是與社會主義聯繫在一起的，而現在社會主義——至少，作為一種經濟管理體制的社會主義——已經淡出了歷史舞台。

　　社會主義的衰落

　　社會主義的起源與18世紀中晚期發生的早期工業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它的主要對手——保守主義也產生於這一時期，後者是在反對法國革命及其後果的過程中逐漸成型的。社會主義一開始是作為一種與個人主義相對立的思想體系而出現的，只是在後來它才把重點放到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上。在共產主義隨着蘇聯的興起而獲得特定的含義之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與社會主義一詞彼此重合的，兩者都試圖維護社會或共同體的首要地位。

　　社會主義首先是一種哲學和倫理學上的衝動。但是，早在馬克思之前，它就已經披上了經濟學說的外衣。然而，正是馬克思為社會主義提供了一種嚴密、精細的經濟理論。他還把社會主義放到一種對歷史加以全面審視的背景中去。馬克思的基本立場逐漸為其他所有的社會主義者接受，不論他們在其他方面存在多大的分歧。社會主義試圖直面資本主義的局限性，以便使資本主義具有人性，或者完全推翻它。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基本思想是：如果讓資本主義任其發展下去的話，它在經濟上是缺乏效率的、在社會上是嚴重分裂的，而且，從長遠來看，資本主義無法實現自身的再生產。

　　資本主義可以通過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管理而被人性化，這一觀念使社會主義具備了一個極為堅硬的外殼——儘管對於如何實現這一目標還存在各種不同的觀點。在馬克思看來，社會主義的興衰取決於它能否創造出這樣一個社會的能力：與資本主義社會相比，這個社會能夠生產出更多的物質財富，並且能夠以更加公平的方式來分配這些財富。如果說社會主義現在衰落了，則正是由於這些主張落空了。社會主義曾經以非凡的方式創造過奇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25年間，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似乎普遍存在於東方和西方。正像着名的經濟問題觀察家E．德班在1949年所描述的那樣：“我們現在全都是計劃者……自從大戰以來，對自由經濟的普遍信仰，已經以令人驚異的速度在世界各地迅速瓦解了。”

　　西方社會主義的主要形態是社會民主主義，一種溫和的、議會制的社會主義，其基礎是得到強化的福利國家。在包括英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左翼和右翼都同樣為福利國家的創立作出了貢獻。但是在戰後一段時期，社會主義者宣稱這些貢獻是由他們獨家作出的。至少在某一段時期，即使是在蘇聯那樣的社會中，無所不包的計劃也呈現出經濟上的有效性，雖然在政治上蘇聯從來都是專制型的。在60年代，連續幾屆美國政府都對“蘇聯將在未來30年內從經濟上趕超美國”這樣一種宣稱嚴陣以待。

　　事後來看，我們終於明白了蘇聯為什麼不僅未能趕超美國，反而遠遠落在了後面，以及為什麼社會民主自身也遇到了危機。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理論從來都是很不完備的，這些理論低估了資本主義在創新、適應以及不斷提高生產力方面的能力。社會主義也未能把握市場作為一種向買賣雙方提供基本信息的機制的重要意義。當然，只是70年代初以後，在全球化和技術變遷的步伐逐漸加快的過程中，這些缺陷才逐漸暴露出來。

　　從70年代中期到蘇聯解體這一段時間，社會民主制度越來越多地受到自由市場哲學的挑戰，特別是受到撒切爾主義或里根主義（更一般的稱謂是新自由主義）的挑戰。在此之前的一段時期，主張市場自由化的思想似乎已屬於過去，屬於一個已經被超越的時代。自由市場的重要鼓吹者弗里德利希·馮·哈耶克以及其他站在自由市場的立場上批評社會主義的思想家們的言論，曾經一度被視為古怪偏執，但它們70年代中期以來一下子又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新自由主義在歐洲大陸的大多數國家造成的後果比在英國、美國、澳大利亞和拉丁美洲要小。但是，正像別的地方一樣，自由市場哲學對歐洲大陸的影響也是很強的。

　　“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概念所復蓋的範圍非常之寬泛，涉及到具有各種不同政策取向和言說方式的群體、運動和黨派。例如，雖然里根和撒切爾之間是相互影響的，但他們在某些情況下仍然奉行着不同的政策。撒切爾夫人剛剛上台時，並沒有一套羽翼豐滿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是在她執政的過程中逐漸發展成型的。右派在效法撒切爾政策的時候又為其中一些關鍵的政策信念賦予了不同的含義。而且，新自由主義也有兩個流派。主要的一個流派是保守派，“新右派”這一術語就源於這一流派。新自由主義變成世界各地許多保守黨派的政治觀點。但是，還有另外一種與自由市場哲學相聯繫的重要思想類型，那就是道德和經濟問題上的“自由放任論者”（libertarian）比如，與撒切爾式的保守派不同，自由論者贊成性自由或者主張毒品的合法化。

　　“社會民主主義是一個更加寬泛和更加含糊不清的術語。我用它來表示屬於持改革立場的左派陣營的政黨和團體。在二戰結束後不久的一段時期，許多不同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都持有一種大體上相似的觀點。這就是我將會論及的老派或古典的社會民主思想。自80年代以來，在回應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和社會主義所面臨的問題的過程中，世界各地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都開始放棄這種先前的立場。

　　實踐中的社會民主與由它們孕育出的福利制度一樣有着各種差異很大的形態。歐洲的福利國家可以分成四種不同的制度類型，它們都分享着共同的歷史起源、目標和結構：

　　英國的福利制度，重視社會服務和保健，但福利是按收入多寡來確定的；斯堪的納維亞或北歐福利國家，以高額稅收為基礎，基本取向是使每一位公民都享受到福利，提供慷慨的福利金和資金充裕的國家服務，包括醫療保健服務；中歐各國的福利制度，對社會服務的投入相對較弱，但在其他方面卻有充分的福利性投入，獲得福利的主要途徑是就業，而福利基金的主要來源是社會保險金；南歐各國的制度，在形式上類似於中歐各國，但涉及的範圍比前者窄，提供的支持也比前者少。

　　考慮到這些差異，古典社會民主思想和新自由主義實際上代表着兩種截然相反的政治哲學。我在下面概括了兩者之間的差異。這種粗線條的簡單比較明顯具有把現實簡單化的危險。然而這裡列出的差異是真實而重要的，並且，古典式社會民主主義的殘餘在世界各地仍然非常頑強地延續着。

　　老派社會民主主義

　　老派社會民主主義認為，自由資本主義導致了許多馬克思所診斷出來的弊端，但又相信這些症狀可以通過國家對市場的干預而得到緩解或克服。國家有義務提供市場無法提供、或者只能以零散的方式提供的公共產品。在老派社會民主主義看來，國家積極干預經濟和社會的其他領域是正常的，同時也是應該的，因為公共權力在一個民主社會中代表着集體意志。有政府、企業和工會等參與的集體決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市場機制。

　　對於老派社會民主主義而言，國家對家庭生活的介入不僅必要，而且值得鼓勵。國家福利在救助貧困家庭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而且，當個人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而無法自食其力時，國家可以伸出手來助他們一臂之力。除了某些顯而易見的例外情形，老派社會民主主義者對志願組織往往表示懷疑。這些組織常常是在幫倒忙，因為與國家撥款的社會服務機構相比，這些組織往往都是非專業水平的，變幻無常的，每每在接受其服務的人們面前擺出一副大恩人的姿態。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這位使戰後的福利制度成為共識的經濟學大師，並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他的思想卻含有着馬克思和社會主義所強調的某些重要方面。與馬克思一樣，凱恩斯也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中存在着一些非理性的因素，但他認為這些因素可以在不否定資本主義本身的情況下得到控制，從而使資本主義得到挽救。馬克思和凱恩斯都傾向於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效率視為當然。事實上凱恩斯的理論並未重視經濟中的供給方面，這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先入之見恰好不謀而合。凱恩斯闡明了如何通過需求管理和創造一種混合經濟來穩定市場資本主義。儘管他並不贊成國有化，但英國的混合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徵恰好就是國有化。某些經濟部門應當從市場中抽離出來，這不僅是因為市場本身有缺陷，還因為某些對國計民生至關重要的產業不應掌握在私人手中。

　　對平等的追求已經成為所有社會民主主義者（包括英國工黨）的主要關注點。更大程度的平等將通過各種拉手（levelling）策略來實現。

　　比如，通過福利國家來推行的累進稅制度，就是一種取富濟貧的制度安排。福利國家有兩項目標：首先是創造一個更加平等的社會，同時也要保護各個生活領域中的個人。19世紀開始出現的最早的福利措施本來是由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倡導的，還常常遭到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的反對。但是，戰後的福利國家普遍在體力勞動階級中擁有穩固的基礎，這一階級直到20年以前仍然是社會民主黨派的主要選票來源。

　　直到社會民主主義在70年代末期遭受挫折時為止，它一直遵循着線性的現代化模式——也就是所謂的“社會主義道路”。英國福利國家興起的最着名的闡釋者、社會學家T．H．馬歇爾對這樣一種模式作出了也許是最引人注目的說明。福利國家是一個長期的公民權演進過程所達到的最高峰。正像戰後初期的大多數人一樣，馬歇爾預期福利制度能夠不斷地進步和發展，為經濟的發展配置日益充分實現的社會權利。

　　大體上看，老派社會民主主義並不排斥對生態問題的關注，但是它發現自己很難把這種關注納入到自己的政綱之中。它對社團主義的側重、它的充分就業取向以及它對福利國家的絕對強調使它很難採取一個適當立場、並採取系統的措施來解決生態問題。此外，它在實踐中也缺乏一種全球性眼光。從取向上看，它是國際主義的，這是指它試圖在志同道合的政黨之間建立團結，而並不意味着它會尋求國際合作來解決全球性的問題。但是，它與兩極化的世界仍然緊密聯繫在一起——它的立場介於美國式福利最小化和共產主義世界的指令性經濟之間。

　　新自由主義的觀點

　　新自由主義觀點的一個首要特徵是對“大政府”的敵視，這一特點有幾個來源。英國保守主義之父埃德蒙·柏克表達了他對國家的嫌惡，他認為國家的過分擴張會變成自由和自主的敵人。美國的保守主義則一直保持着對中央政府的敵意。撒切爾主義利用了這些思想，但它同時還利用了對於國家角色所持的古典自由主義懷疑論，這種懷疑論的基礎是關於市場優越性的經濟學論證。使國家最小化的理論與把公民社會視作一種社會團結的自生機制的獨特觀點緊密相關。必須有條件讓公民社會的小股力量得到發展；而且，如果它們沒有受到國家干預的阻礙，就能憑自己的力量做到這一點。一位作者說道，如果任由公民社會來完成其自我設計的話，它將具有這樣的美德：“良好的品格。誠實、義務、自我犧牲、榮譽、服務、自律、寬容、尊重、公正、自強、信任、文明、堅韌、勇氣、正直、勤勉、愛國主義、為他人着想、節儉以及崇敬”。這位作者還說，在現代人聽來，這些美德猶如“帶着遠古魔咒的悅耳鈴聲”——但是，這正是因為國家權力已經通過破壞公民社會而壓抑了這些美德。

　　據說，國家——尤其是福利國家——對公民社會的秩序具有破壞性；但市場則不會如此，因為市場的興衰取決於個人的能動性。正像公民社會的秩序一樣，如果任由市場自行發展，它們將為社會提供最大的好處。市場是“永動機，它們只需要一個法律框架和不干預它的政府，就能提供不間斷的增長＂

　　。

　　新自由主義把無拘無束的市場力量與對傳統制度——特別是家庭和民族——的維護聯繫起來。個人的能動性需要在經濟領域得到發展，但責任和義務則應當在其他領域中得到維護。傳統的家庭是社會秩序的功能性必要條件，傳統的民族也一樣。其他的家庭類型——比如單親家庭或同性戀關係——則只會導致社會的衰敗。其他任何弱化民族整體性的因素也會產生同樣的後果。在新自由主義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聲明中，仇外主義的情緒溢於言表，他們保留着自己對多元文化主義的最嚴厲的責難。

　　撒切爾主義非常明顯地表現出對不平等現象的漠視，或者甚至是對這種現象的積極支持。“社會不平等天然就是錯誤的或有害的”這一觀點，是“天真的和不合情理的”。首先，它反對平等主義。平等主義的政策（特別是蘇俄所遵循的那些政策）創造出一個單一的社會，而且，這些政策只能藉助專制力量來推行。然而，傾向於自由主義的政策卻又把機會平等看成是值得追求的和十分必要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約翰·梅傑非常不恰當地模彷馬克思的語氣去表達自己想要建立一個“無階級社會”的意圖。一個任由市場自由運作的社會可能會產生大量的經濟不平等，但這並不要緊，只要具備決心和能力的人能夠上升到與他們的能力相匹配的位置就可以了。

　　對福利國家的反對是新自由主義觀點的最顯着特徵之一。新自由主義者把福利國家看成是一切罪惡的源泉，正像當初的革命左派把資本主義視為一切罪惡的源泉一樣。有一位作者寫道：“我們將帶着輕蔑的嘲笑來回顧福利國家，正像我們現在會玩笑式地說奴隸制是組織有效率、有動力的生產活動的手段一樣。”福利國家“給它所設想的受益者——被它界定為弱者、貧窮者和不幸者的人——造成了極大的損害……它削弱了個人的進取和自立精神，並且在我們這個自由社會的基礎之下醞釀出某種一觸即發的怨恨”。

　　那麼，在福利國家垮掉之後，由誰來提供福利呢？答案是市場引導的經濟增長。福利不應當被理解為國家的救濟，而應當被理解為最大化的經濟增長以及由此帶來的總體財富，而做到這一切的惟一辦法就是讓市場自己去創造奇蹟。這種取向通常伴隨着把生態問題當做一個恐怖故事而不予理睬的態度。撒切爾對“綠色資本主義”的提議還表示首肯，但新自由主義對生態問題的態度通常則是敵視。曾經有人認為生態危機是被誇大的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它是末日審判神話的販賣者們發明的把戲；現在的證據反倒恰恰表明了人類社會正朝着一個前所未有的普遍繁榮的時代邁進。這是一種線性的現代化觀念，幾乎不考慮經濟發展的任何限度。

　　與古典的社會民主主義不同，新自由主義既是一種全球化理論，又是一種直接推動着全球化的力量。新自由主義者把那些指導他們參與地方性事務的哲學運用於全球的層面。如果市場能夠在不受干預或少受干預的情況下自由運作，那麼這個世界最終將達到它的最佳狀態。但是，正像傳統民族觀念的維護者一樣，新自由主義者採納了一種關於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理論，全球社會仍然是一個由民族一國家組成的社會；在一個民族一國家體系的世界裡，真正起作用的是權力。為戰爭作好準備並維持軍事實力，是國際體系中的國家角色的必要因素。正像老派社會民主主義一樣，新自由主義是在兩極化的秩序中產生的，並且受到使其得以產生的那些條件的限制。

　　各種原則的對比

　　新自由主義似乎已經在全球範圍內取得了勝利。畢竟，社會民主正陷入意識形態的混亂之中，而且，如果說五十年以前八人都主張計劃的話，那麼現在似乎再沒有人是計劃者了。這是一種相當徹底的逆轉，因為至少有那麼一個世紀，社會主義者認為自己是代表歷史發展方向的先驅。

　　但是，新自由主義也並非就未曾受到過挑戰。其實它本身也陷入了某種困境，而我們有必要了解這是為什麼。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兩個同等重要的組成部分——市場原教旨主義和保守主義之間存在的張力。保守主義總是意味着以一種謹小慎微的實用主義姿態來看待社會和經濟變遷，這正是柏克在面對法國革命的救世主式主張時所持有的態度。傳統的連續性在保守主義的思想中占據核心地位。傳統中包含着過去所累積下來的智慧，並因此提供了一種邁向未來的指南。主張自由市場的哲學則持一種完全不同的態度，它把對未來的希望寄托在通過不斷解放市場力量而獲得的永無止息的經濟增長上。

　　一方面鍾情於自由市場，另一方面又寄希望於傳統的家庭和民族，這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處境。個人主義和自由選擇應當在家庭和民族認同的邊界上冥然而止，在那裡，傳統必須保持完好無損。但是，再也沒有什麼比市場力量的“不斷革命”更能消解傳統的了。市場的動力機制削弱了傳統的權威結構並瓦解了地方共同體；新自由主義製造了新的風險和新的不確定性，而它卻要求公民們忽視它們。而且，它忽視了市場本身的社會基礎，這種基礎正是被市場原教旨主義無情拋棄的共生形式。

　　社會民主主義又如何呢？我們可以分辨出一套被凱恩斯式的福利共識視之為理所當然、而現在都已經相繼解體了的社會特性：

　　一套社會系統，特別是一種家庭形式：在這種家庭中，丈夫外出工作賺錢，而妻子則操持家務並撫育子女，這一套社會系統使一種確定的充分就業成為可能；一個具有同質性的勞動力市場：在這個市場中，受到失業威脅的主要是體力勞動者，他們願意從事任何工作，只要工資足以養家糊口；大規模生產在基本的經濟部門中占主導地位，它有助於為許多勞動力創造穩定（即使不是報酬豐厚）的工作條件；一個精英主義（elitist）的社會，少數具有公共意識的專家在國家的官僚機構中監控財政和金融政策的實施；主要集中在主權領土範圍內的國民經濟，因為凱恩斯主義假定了國內經濟相對於國際貿易在提供商品和服務方面的優勢地位。

　　老左派所奉行的平等主義在動機上是高尚的，但是，正像它的右派批評者們所說的那樣，這種高尚的動機有時會導致修理的結果。比如，社會工程所留下的遺產就是衰敗的、罪犯雲集的貧民區。被大多數人看成是社會民主政治之核心的福利國家如今製造出來的問題比它所解決的問題還要多。

　　最近的爭論

　　歐洲和其他地區的社會民主黨派已經非常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些問題，而且，至少從80年代初期開始，它們一直不斷地回應着這些問題。

　　1989年東歐共產主義的瓦解更進一步刺激了力圖要擺脫過去的迫切願望。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共產黨都紛紛改名換姓並且向社會民主主義靠攏，而在東歐國家，新的社會民主黨派也成立起來。

　　在英國，擺脫古典社會民主原則的第一次系統化嘗試包含在《工黨的政策評論》中，這一文件是在1987年10月的年度大會上產生的。在這次大會上組建了七個評論小組，每一個小組專門討論一個特定的政策領域。工黨本來設想使公眾也參加這次討論，但公開會議只有很少的人參加，最後沒有起到很大的作用。面對着公眾對撒切爾主義的普遍支持，各個政策評論小組一致認為工黨應該更加重視個人自由和個人選擇。早先提出的擴大工業企業的公有化範圍的動議被取消了，凱恩斯主義的需求型管理被明確地放棄了，而對工會的依賴程度也減弱了。生態問題雖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但一直被低調處理並且沒有被有效地整合到其餘的政策框架之中。

　　大多數歐洲大陸國家的社會民主政黨也經歷了類似的改革過程，這些改革大多發生得更早一些，而且有時在意識形態上導致了更加徹底的變化。社會民主政黨開始關心一些它們以前並不關心的問題，比如勞動生產率、參與性政策、社區發展，特別是生態問題。社會民主主義“超越了資源分配的舞台，開始強調生產的物質和生活組織以及發達工業社會中消費的文化環境”。

　　比如，挪威工黨在1986－1988年間發起了一場“自由問題”的討論，這正好發生在撒切爾主義政府統治了一段時間之後。遍及全國各地的地方性研究小組圍繞着六個主題展開了討論：私人部門與公共部門之間的平衡；工作日的靈活性；教育機會；環境；住房以及經濟民主。支持個人利益的言論不再被視為不正當，而且工黨提出要使自己成為一年‘開放的政黨”，各種各樣的群體都可以通過它來提出自己的要求。參加1989年“社會主義國際”會議的一位哥倫比亞代表是這樣來評論這一政策轉向的：“我的政黨被稱為自由派，但它其實是非常社會主義的。對於這些歐洲人來說，這是與社會主義相近的另一條道路。”

　　一些主要的西方共產黨在80年代開始發生類似的變化。意大利共產黨於1991年重新組建為左翼民主黨。在此以前，該黨已經開始重視社會民主黨派所討論的那些主題。80年代中期，一場關於左、有之分還有什麼意義的重要討論在意大利展開。對生態問題的關注、社區參與和憲政改革也早已被納入議事日程。

　　最有意義的討論也許發生在德國。正像在其他地方一樣，這場討論的目的是回應自由市場哲學的興起，但是，影響甚大的綠色運動也強烈刺激了對政策變化的需求。經過五年時間的詳細討論，在象徵性的1989年產生了一份德國社會民主黨新的《基本綱要》。該綱要對生態問題給予了特別的強調。德國社會民主黨是第一個抓住70年代末發生的生態思想大突破的重要社會民主黨派。在古典社會民主思想中存在着這樣一種假定：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存在一種“以此換彼”的交易關係。而根據生態現代化提出的新論點，環境保護應當被看成是經濟發展的一種重要資源，而不是它的對立面。

　　這份《基本綱要》還認識到“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sm）在發達國家的影響。對這一概念進行的最詳盡的研究是由政治學家羅納德·英格哈特提供的。據說，在達到一定的富裕程度之後，選民們開始不太關心經濟問題而關。已自己的生活質量。《基本綱要》總結道：“富裕的大多數”的觀點已經不再體現集體主義和團結的社會民主精神；個人成就和經濟競爭力越來越得到重視。

　　自從德國社會民主黨於1959年發表其里程碑式的把〈德·哥德斯伯格聲明〉以來，它一直致力於建立“市場秩序”。現在，這一努力方向還伴隨着國家干預主義的進一步退卻。“國家所應盡的職責不是一種教條…檢驗的標準是看私人消費的增加或國家政績的累進是否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基本綱要》指出了“協調經濟活動與社會保障”的需要，並強調“個體性與社會團結不應當是彼此對立的”。它最後總結道：“如果選民中的重要成員對社會民主黨的信任不是由於它出色地完成了經濟現代化的任務，而是由於它確保了社會安全保障體系的維繫，它就很難贏得多數選。”

　　政治支持的結構

　　所有社會民主黨派都不得不對政治支持方式的變化作出反應，這表明，前述這些政策轉變是非常必要的。由於藍領工人人數的急劇減少，以往一直作為投票和政治關係之基礎的階級關係已經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女性大規模進入勞動力行列這一現象進一步動搖了以階級為基礎的政治支持模式。數量可觀的少數派群體不再參加投票，而且基本上游離於政治過程之外。過去幾年中發展最快的一個群體其實根本就不是政治生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就是“由非選民組成的無黨派團體”。最後，有充分的證據表明人們的價值觀已經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一方面是代際更替的結果，另一方面則是回應其他變化的結果。

　　談到其他的變化，現有的證據表明存在着兩種趨勢：一種就是前面已經提到過的從‘侵乏價值”（scarcityvalues）到“後物質王義價值”（post－materialistvalues）的轉變；另一種則是價值分布狀態的變化，這使得價值的分布已經不再取決於階級界限或者左翼一右翼之分。儘管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批評，但英格哈特關於價值變遷的論述還是獲得了大量經驗證據的支持。在掌握了許多工業國家的大量調查材料的基礎上，英格哈特指出：隨着社會的日趨繁榮，經濟成就和經濟增長的價值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光彩照人了。自我表現和對有意義的工作的渴望已經取代了經濟收入的最大化。這些關注點與一種對待權威的懷疑態度聯繫在一起，這種態度可能是非政治化的，但從總體上講，它能夠創造出比正統政治所能獲致的更大程度的民主和參與。

　　在一些特定國家進行的社會調查證實了態度變化的事實，並確認了左一右之分尚不足以闡明這種變化。例如，約翰·布倫德爾（JohnBlundell）和布里安·格斯卓克（BrianGosschalk）發現在英國存在的社會和政治態度可以分為四類，他們分別將之稱為保守主義、自由論、社會主義和威權主義。對經濟自由（自由市場）的信念與對個人自由的信念，用不同的標準會有不同的權衡。

　　“保守主義”的立場也就是新自由主義的立場：一個保守主義者會贊成市場自由，但希望國家對諸如家庭、毒品和墮胎這樣的問題實施強烈的控制。“自由論者”贊成個人主義並主張在所有方面都減少國家的干預。“社會主義者”與保守主義者針鋒相對：它們希望國家更多地干預經濟生活，但對市場缺乏信任，並且對政府在倫理問題上的作用持有戒心。“威權主義者”則希望國家插手所有的領域，既包括經濟領域，也包括道德領域。其餘不能歸入這些類別的人則保持着更加模糊不清的政治觀點。

　　根據調查得來的數據，在英國有大約1／3的人屬於上述定義中的保守主義者，將近20％的人屬於自由論者，18％的人屬於社會主義者，13％的人屬於威權主義者，而30％的人則屬於其餘的陣營或者不屬於任何陣營。1997年大選之前，除保守主義者以外的上述所有群體都把經過托尼·布萊爾重整後的工黨奉為首選。在那些打算投保守黨一票的人們當中，84％的人來自保守主義者和自由論者這兩個陣營。調查結果還表明：在不同年齡的人之間存在政治取向上的明顯差異，這一點也驗證了英格哈特的論點：在16一24歲的人口中，只有18％的人屬於保守主義者，而在55歲以上的人口中，保守主義者的人數超過55％。在15—24歲的人口之中，72％的人相信這樣一種說法：“國家沒有權利干涉任何類型的性行為，只要這種行為是在一致同意的成年人之間發生的”；而在55歲以上的人口之中，同意這一說法的人只有36％。

　　在把這些結果與美國的研究作了對比之後，民意調查專家羅伯特·伍斯特總結道：再用左派和右派的標籤來概括今天的工黨和保守黨，其實掩飾了這樣一個事實：在過去20年中，對兩個政黨同時發生影響的那些事件已經使昨天的語義學在描述今天的兩黨情況時顯得含混不清。如果我們比較一下今天的美國和J黨統治下的英國的相關統計數字，就會發現二者之間存在顯着的一致性，這一點確實有些令人吃驚，因為兩個國家的意識形態在過去5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都是大不一樣的。

　　如果我們把比較的範圍擴展到各種各樣的社會，就會發現政治吸引力和政治支持的模式已經發生了全面的變化。在幾乎所有的西方國家中，選票都不再是按階級分界線來劃分的了，而且已經從左一右兩極格局轉變到一種更加複雜的圖景。以往把選民劃分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陣營的那一條經濟軸線已經不是那麼明顯，而自由論與威權主義、“現代主義”與“傳統主義”之間的對立則日趨尖銳。此外，某些更加偶然的因素時C如領導風格）現在也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

　　在這樣一種局面中，存在着各種政治支持的兩難困境，但同時也存在着新的達成共識（onsensusuilding）的可能性。社會民主黨派不再擁有一個可以為其提供穩定支持的“階級集團”。由於它們無法依賴自己以前的階級認同，因此不得不去尋找適應於在社會和文化上更具多樣性的環境的新的社會認同。即使是在瑞典，這個曾經在投票上受階級地位影響最明顯的國家之一，可預期的來自特定階級的票數也已經從1967年的53％下降到了1985年的34％。輿論對選票的可預期的影響力在此期間則穩步上升。瑞典的年輕選民和女性選民是受階級地位影響最小的群體。

　　社會民主主義的命運

　　這些變化並沒有把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政治地位排斥到邊緣。到1998年中期，社會民主黨派或中一左（entre－left）聯盟已經在英國、法國、意大利、奧地利、希臘、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幾個國家以及其他一些西歐國家執掌了政權，它們在東歐諸國的影響也日漸提高。

　　儘管在選舉中獲得了勝利，但社會民主黨至今仍未創造出一種新的、前後一貫的政治觀點。過去，社會民主主義總是與社會主義聯繫在一起。現在，在一個資本主義已經無可替代的世界上，它的取向又應當是什麼呢？戰後的社會民主主義是在兩極化的世界格局中形成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至少在某些觀點上是與共產主義者相一致的——儘管他們把自己確定為共產主義的對立面。既然共產主義在西方已經土崩瓦解、而更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也已經衰落，那麼，繼續固守左派立場還有什麼意義呢？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遍及全歐洲的政策討論的確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塑造了社會民主主義，但這一過程同時也產生了許多意識形態上的混亂。一位參與德國社會民主黨《基本綱要》起草的人士以一種非常富有啟發性的方式說道：

　　着手進行政策評論的決定是在這樣一種情形之下作出的：我們已經很難清晰地描繪出世界和社會的變化。社會民主黨本身也發現自己正處在這種兩難困境之中。它知道，在這個變遷的時代，重新定位是非常必要的，但各種變化本身卻使得重新定位變得異常困難。科學沒有為這個時代提供一種診斷。對於正在發生的事情以及將來的發展趨勢，很難產生共同的理解。

　　面對這種情景，我們怎樣來描述“第三條道路”呢？這一語詞似乎早在本世紀剛開始的時候就已經出現，而且在20年代就已經在右翼群體中流行。但是，使用這一詞彙的最主要群體還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在戰後時代的早期，各社會民主黨非常明顯地認為自己已經找到了一條既不同於美國的市場資本主義、又不同於蘇聯的共產主義的獨特道路。當“社會主義者國際”於1951年重新創立時，它明確地表明了這個意義上的“第三條道路”立場。大約二十年之後，正像捷克經濟學家奧塔·錫克和其他人的用法那樣，這個詞彙主要被用來表示市場社會主義。

　　80年代末期，當瑞典社會民主黨人開始經常性地提到“第三條道路”的時候，他們所指的是政治綱領上的一次重大更新，這可以算作這一術語的最近版本。

　　當“第三條道路”這一概念最近從比爾·克林頓和托尼·市萊爾的口中說出時，大多數歐洲大陸的社會民主黨人士和美英兩國的老左翼批評家都對此反應冷淡。批評家們把這種偽裝的第三條道路看成是一種回過爐的新自由主義。他們看到美國的經濟極具活力，但同時也看到那裡的不平等程度高居發達國家榜首。克林頓承諾要“在適當的時候終止福利”，這似乎體現了某些新自由主義保守分子的態度。而布萊爾的批評者則指出，當布萊爾和新工黨上台之後，他們仍然堅持着瑪格麗特·撒切爾的政策。

　　在下文中，我的目的不是評價這些觀察性結論是否允當，而是考察關於“社會民主之未來”的討論已經發展到什麼程度。在我的敘述中，“第三條道路”指的是一種思維框架或政策制定框架，它試圖適應過去二三十年來這個天翻地復的世界。這種“第三條道路”的意義在於：它試圖超越老派的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

　　第二章 五種兩難困境

　　回想過去10－15年中，關於“社會民主之未來”的討論已經展現出了問題和困難的紛繁多樣性。這種多樣性本身又表明了政策領域裡的難題是多麼明顯。然而，除非我們對這些問題哪怕只是作出！臨時性的回答，否則便不可能為社會民主政策提出一套完整的方案。在這裡，我將集中探討五種根本性的兩難困境，它們正集中在目前的各種爭論之中。

　　我將針對每一種困境提出自己的觀點，但我不得不請求讀者的原諒。由於它們都是非常大的問題，而這裡的篇幅有限，我只能提供概括性的回答；而且，我也不會在此提供足夠的背景知識來說服對某個特定問題抱有疑慮的人。這五種兩難困境是：全球化——它的準確含義是什麼？它到底包含哪些內容？個人主義——現代社會在何種意義上變得越來越個人比（如果真的存在這種趨勢的話）？

　　左翼和右翼——當我們宣稱這種區分不再具有什麼意義的時候，這意味着什麼？政治機構——政治是否已經偏離了正統的民主機制？生態問題——怎樣把對生態問題的考慮整合到社會民主政治之中？

　　全球化

　　“全球化”這個並不討人喜歡的字眼兒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歷史。僅僅在十年以前，不論是學術着作還是通俗讀物都很少使用這個術語。而現在，這一術語已經從無人使用變為無所不在；如果不提到它，任何政治演說都是不完整的，任何商業手冊都是不受歡迎的。它的新近流行不論在學術圈還是在社會民主黨派的文獻中都引發了激烈的討論。有人正確地指出：近年來，全球化已經成了大多數政治討論和經濟論辯的核心問題。

　　關於全球化的許多方面都處於爭論當中：對這一術語應當作何理解？它是否是一個全新的概念？以及它可能導致的結果是什麼？等等。

　　這裡，產生了兩種極其矛盾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與彼此分歧的政治立場相聯繫的觀點。有人說，全球化多半只是一種神話、或者至多也就是一些長久以來的趨勢的某種延續罷了。無需驚訝，這種姿態對於那些希望維護舊式社會民主主義的各個方面的人當然具有吸引力。他們認為，全球化是新自由主義者們的一項發明。一旦我們透過這層偽裝來看問題，我們就能夠一如既往地堅持過去的那些主張。與此相反，政策評論家和政策制定者們認為全球化過程不只確實存在，而且其程度已經相當高了。就像商業巨子大前沿一（KenichiOhmae）所指出的那樣，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無邊界的世界之中，在這個世界上民族一國家已經成為某種“虛構”，政治家們在這裡也已經喪失了一切有效的權力。

　　按照一般的理解，全球化指的是經濟全球化。而且，從其根源上看，它涉及到跨越全世界的各種聯繫。保爾·赫斯特（PaulHirs）和格拉姆·湯普森（GranhamTh皿pso）在他們討論這一話題的着作中是這樣說的：“有人宣稱，真正的全球化經濟已經產生、或正處於產生的進程當中，其中，相互獨立的民族經濟和因之出現的對民族經濟的國內戰略管理正越來越沒有意義。”——他們堅決反對這一觀點。他們認為，大多數貿易仍保持着區域性。例如，歐盟國家主要還是在它們彼此之間進行貿易。歐盟向世界其他地區的出口水平在過去的這30年中只發生了邊際增長。相比之下，美國倒是變得更加開放了，它在這30年內的出口額增長了一倍，但這樣的發展尚遠遠達不到建立起“全面全球化的經濟”。在不同的經濟區域內部以及在它們相互之間所展開的貿易，不過是使我們回到了19世紀晚期。赫斯特和湯普森說道，在那個時代，正像今天一樣，存在着自由貿易經濟。

　　上面這後一種觀點實際上非常容易受到質疑。即使當前的時期只是對上個世紀的重現，那也同奉行凱恩斯主義的福利國家在戰後時代的情形大有區別。民族經濟之間在那時比在今天聯繫更為緊密。在1950年，貿易商品的出口額只占經合組織各成員國國內生產總值的7％，而1911年已經達到了12％；在1970年又再次達到上升12個百分點的水平，至1997年又上升到17％。此外，現在貿易商品（包括多種形式的服務）的範圍，已經比上一個世紀有了極大的擴展。參與到共同貿易協定中來的國家也大量地增加了。

　　最重要的變化是日益在實時交易的基礎之上進行運轉的世界金融市場的作用的擴大。貨幣兌換交易中的日周轉額已逾萬億元。在過去的15年當中，與貿易有關的金融交易的比例已經上升了5倍。“分離資金”（isconnectedcapi－tal，由社會機構進行管理的資金）與其他形式的資金相比，從全世界範圍來統計，自1970年起增長了1，100個百分點。

　　以1996年7月計，單是那些本部設在美國的機構的投資者們就掌握了11．1萬億美元的資產。私有化養老基金、或為了替養老金計劃募資而發行的債券，都是這一巨額資金中的基本組成部分。1995年，美國的各種養老基金、共同基金以及捐贈在機構資產淨值中已達3，310億美元。

　　因此，經濟全球化是我們正在面臨的現實，而且，它不僅只是過去年代的趨勢的某種延續或者回復。在許多貿易仍保持着區域性的同時，在金融市場的層面上確實存在着一種“全面全球化的經濟”。不過，如果只是將全球化的觀念應用於字面意義上的“世界範圍內”的聯繫，並且視其為僅僅是、或者主要是經濟方面的過程，那麼，對全球化這一觀念就會產生誤解。全球化，正如我在下面將闡明的那樣，它的內容無論如何也不僅僅是、甚至不主要是關於經濟上的相互依賴，而是我們生活中時一空的巨變。發生在遙遠地區的種種事件，無論其是否是經濟方面的，都比過去任何時候更為直接、更為迅速地對我們發生着影響。反過來，我們作為個人所作出的種種決定，其後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舉例來說，我們個人的飲食習慣，對食品供應者來說是會產生直接後果的，而後者很可能居住在世界的另一端。

　　通訊革命與信息技術的廣泛傳播同全球化進程有着深刻的聯繫。即使是在經濟競爭的領域之內，情況也是如此。24小時運轉的資金市場建立在人造衛星技術與計算機技術相互融合的基礎之上，而這種技術融合也同時影響着社會的其他方面。一個瞬時電子通訊的世界——即使是那些生活在最貧窮地區的人們也能參與到這個世界之中——正在瓦解各地的地方習慣和日常生活模式。單是電視所產生的影響，就足以引人重視。例如，許多評論家都同意，如果不是電視的影響，1989年東歐的事件就不會是它們實際上所經歷的那樣。

　　民族-國家是否就像大前沿所說的那樣正在變成一種“虛構”、政府也已經過時了呢？雖然實際上並非如此，但是它們的形態卻正在發生改變。在各個民族過去所擁有的某些權力（包括支撐凱恩斯主義經濟管理的那些權力）已經削弱的意義上講，全球化正是從民族一國家中“脫離”出來的。不過，全球化也在“向下滲透”，它創造了新的需求、也創造了重建地方認同的新的可能性。蘇格蘭民族運動近來在英國掀起的高潮不應當被看成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它是對其他地方正在進行的類似的結構轉化過程（例如在魁北克或加泰羅尼亞所發生的事件）的某種回應。地方的民族主義者們並不必然地面臨理想破碎的困境。魁北克可能會選擇從加拿大獨立出來，就像蘇格蘭可能會從英國分離出來一樣。或者採取另一種選擇，即他們可以按照加泰羅尼亞式的解決方案，在一個寬泛的國家聯合體中保留某些“准自治區”。

　　在創建那些不時打破民族一國家邊界的、新的經濟和文化區域的同時，全球化也從各個側面滲入人們的觀念之中。作為加泰羅尼亞和西班牙的一部分，巴塞羅那也被納入了一個一直擴展至法國南部的經濟區域之中。這種三向的全球化正在影響着全世界各個國家的地位和權力。如果過去主權一直是要麼全有要麼全無的東西的話，現在它已不再是如此。國家邊界（尤其以歐盟的例子為甚）與過去相比，正在不斷地變得模糊。但是，民族一國家尚未消亡；並且從總體上來說，政府的活動範圍與其說是隨着全球化的不斷推進而縮小，倒不如說是變得更為擴大了。一些國家在某些情況下（例如蘇聯解體之後的東歐各國），權力比它們在過去擁有的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

　　在政府、經濟以及文化事務方面，各個國家仍然保留（並且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將繼續保留）相當大的對其國內公民和在對外事務上所享有的權力。它們將經常性地行使這些權力，只不過行使的範圍限於在它們彼此之間、它們同其自身所處的地區和區域之間、以及它們同各個跨國集團和組織之間的積極協作當中罷了。“政府”因此變得同原來“那種”政府（即中央政府）越來越不一樣了，而且範圍也變得更加寬泛。“統理”（Governance）愈益成為富有意義的概念，它意味着某些類型的行政能力或規治（regulatio）能力。一些不是任何政府的組成部分（既非政府組織、也不是跨國組織的機構），實質上也參與了治理活動。

　　全球化似乎經常被說成是某種自然的力量，而實際上並非如此。國家、商業團體和其他組織積極地促進了全球化的進程。就像新近成為國際互聯網絡的研究項目在早期階段那樣，大量有助於建立衛星通訊的研究是由政府資助進行的。政府通過發行債券來為它們國內的委託人進行籌資，從而為國際金融市場的擴張助了一臂之力。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促進了國際貿易和經濟交往的加強。各個公司越來越踴躍地參與到直接對外投資當中去。1997年，跨國公司聯屬企業的銷售額比全世界商品和服務的出口總額還要高出20個百分點。

　　總的來說，全球化是一個範圍廣闊的進程，它受到政治與經濟兩種影響的合力推動。全球化，特別是在發達國家中，在建立國際間新秩序和力量對比的同時，也在改變着人們的日常生活。它並不僅僅作為當前政策的背景：從整體上講，全球化正在使我們所生活的社會組織發生巨變。它無疑與“新個人主義”——在有關社會民主的各種爭論中，這一思潮可謂聲勢浩大——的興起具有直接的關聯。

　　個人主義

　　“團結”曾經在很長的時期都是社會民主黨派的主旨。馬克思主義的原始遺產在相對於集體主義的個人主義主旨中產生了矛盾。馬克思曾談到，國家的消亡將伴隨着一個完全成熟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到來，在這個社會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而在實踐當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一樣，都一致地強調國家在團結與平等的過程中的作用。集體主義變成了社會民主主義區別於保守主義的最為顯着的特點之一，後者在意識形態上更着重強調“個人”。集體主義也曾經長期是歐洲大陸國家的基督教民主的意識形態的一部分。

　　從本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上述很多情況都已逐漸發生了逆轉。社會民主主義被迫要對新自由主義發出的挑戰作出回應，但更為重要的是對在西方國家中正在發生的各種變化作出回應，這些變化為“撒切爾主義”提供了意識形態的支點。如果允許化簡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說，古典的社會民主主義在一些較小的國家中、或者在具有相似的民族文化的國家中，得到了極大的成功和充分的發展。但是，所有的西方國家在文化發展方面仍然呈現出多元化，同時生活方式也不斷地變得豐富多彩。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福利社會”造成的現實影響所帶來的結果。

　　由於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新姿態更多地是建立在固守陳舊觀念的基礎之上的，而不是積極激發出來的，那麼，毫不奇怪，他們一直拒絕適應日益具有重要性的個人主義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他們始終不能將自己的思想理清楚：新個人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中的追求自己利益的。因而是被束縛於各種關係的制約的個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一致的。畢竟，“自主的個人”，正是社會主義在鬥爭中提出來的理念。

　　我們在這裡面；隔幾個基本的問題。新個人主義確切是指什麼？它與市場的不斷擴張的作用具有什麼樣的關係？我們是否正在眼睜睜地看着一個以“我”為中心的一代——它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共同價值和公共關懷的瓦解和“自我優先”的社會的產生——的興起？如果個人自由在社會民主主義者那裡必然受到比過去更多的強調，關於自由與平等之間關係的這樣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又該如何得到解決？

　　左翼和右翼同樣都在擔憂“以我為中心”社會和它在社會團結方面所帶來的毀滅性後果，但是，尋求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又使他們追溯到了不同的原因。社會民主主義者把它歸因於市場力量和“撒切爾主義”的意識形態所產生的衝擊，後者則重點強調個人應當進行自我捍衛、而不是去依賴國家。而新自由主義者和其他一些保守主義者，卻回溯到60年代，認為那時的自由放任是道德淪喪過程的開端。

　　上述兩種假設都經不起嚴格的細究。來自不同國家的研究結果表明，對整個爭論需要進行重新檢討。用“以‘我’為中心的一代”來描述新自由主義是誤導性的，後者並未引發道德淪喪的過程。而與之正好相反的是，調查顯示，當今年輕一代充滿敏感的道德關懷，比過去幾代人所關注到的範圍還要廣泛得多。但是，他們並不將這些價值與傳統相聯繫，也不認同那些對生活方式進行立法的傳統形式的權威。在這類道德價值中，某些在英格哈特所理解的意義上是後物質主義的，例如它們關注生態方面的各種價值、人權或者性自由。就像社會學家尤里奇·貝克所觀察到的那樣，新個人主義：

　　並不是“撒切爾主義”，也不是市場個人主義或原子論。恰恰相反，它意味着“制度化的個人主義”。例如，福利國家中的許多權利和對權利的授予都是為個人、而不是為家庭設置的。在很多情況下，它們預示着就業權。而就業權相應地意味着受教育權，而這兩種權利又預示着人會流動。

　　具備了所有的這些必要條件之後，人們就可以將他們自己建構成個人：即作為個人來規劃、理解和設計自身。

　　簡言之，新個人主義與傳統和習慣從我們生活中消退有關。它是一種與全球化所產生的、範圍非常廣泛的衝擊相聯的現象，而並非僅僅是市場所造成的。福利國家一直在發揮着它的作用：在集體主義的庇護下建立起來的各種福利制度，有助於將個人從過去的某些僵化制度中解放出來。與其將我們所處的時代看作道德淪喪的年代，不如將它看作一個道德變遷的年代更有意義。如果制度化的個人主義與利己主義並不是一回事的話，那麼前者對社會團結所造成的威脅會小得多。但是，這也確實意味着我們必須尋求創造團結的新手段。國家的嚴格管理和訴諸傳統是不能保障社會凝聚力的。我們必須採取比過去幾代人更為積極的方式來塑造自己的生活而且，我們還要更加積極地認同我們應當為自己行為所導致的後果而承擔責任，認可我們所採納的生活方式和習慣。責任，或者相互義務的主旨，存在於舊式的社會民主之中，只不過在很大程度上是潛在的，因為它在集體性規定的概念中被淹沒了。我們必須找到今天的個人責任與集體責任之間的新的平衡。

　　許多左翼批評家都對新自由主義持有保留態度。如果自我實踐就是可能性的實現，這難道不就是各種形式的“。動理療法”、或者說是富人的自我放任嗎？顯而易見，事實確實可能如此。但是，如果只看到了事情的這一面，那麼就會忽略人們在觀念和期望上所發生的巨大變化。新自由主義者們萬眾一心，為着實現更進一步的民主化而不斷努力。這一變化絕不僅僅是有益的：新的憂慮和不安正在開始呈現，但許多更加積極的可能性也同樣出現了。

　　左和右

　　從最初時期（即18世紀晚期）以來，左和有之間的劃分一直都很模糊、很令人困惑，一直都需要廓清。但是，這種劃分始終頑固地存在着，從來都沒有消失。法國一位研究法西斯主義的歷史學家澤夫·斯場奈爾（ZeevSternhell），在其關於一些團體和政黨——它們都將自己描述成“非左非右”——的歷史研究中，指出圍繞這種劃分的性質所進行的論辯一直是存在的戶左和右的含義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有所變化。只要對政治思想的發展進行一番創覽，就可以發現同樣的觀點在某些時期某些背景下被看成是左翼，而在另一些時期另一些背景下又被看成是右翼。

　　例如，自由市場哲學的倡導者們在19世紀被視為左翼，而在今天一般將其歸入右翼。19世紀如年代，工團主義者和主張社會團結的人宣稱左與有之間的區別已經消亡。這些年來，每隔一段時間，這種說法就被重複一遍。雖然讓一保羅·薩特（Jean－PaulSartre）在本世紀60年代曾經對這些理論提出過爭議，但是，就像那些來自右翼的人經常所做的那樣，這一主題始終不斷地被展示。1930年，歷史學家阿蘭（EmileChartterAlain）評述道：“每當有人問我，左與右之間的劃分是否仍具有任何意義，我心中最先產生的想法便是提出這一問題的人本身並不屬於左翼。”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諾伯托·鮑比歐（NorbertoBobbio）於1994年出版了一部以晚近的左翼與右翼為主題、引來討論最多的着作。這部着作一出版在意大利就成了暢銷書，第一年的銷售量就超過了20萬冊。面對大量宣稱左和右的劃分已經過時的着作（這些着作這次主要是來自那些具有左翼背景，而非右翼背景的人），他試圖為這種劃分的有效性進行辯護。鮑比歐的論辯值得一聽。他說，在和右的分類一直在對政治思想施加着影響，因為政治必然是充滿對立的。政治的實質就是針對相反主張和政策的鬥爭。左翼和右翼來自於一個機體的兩個側面。雖然什麼是“左”或什麼是“右”可能發生變化，但在同一時間內，不存在既左又右的觀點。一種立場只可能是兩極化的。

　　鮑比歐說道，當政黨或政治意識形態多多少少呈現出均勢平衡，就幾乎不再會有人對左和有之間的劃分的有效性存有疑問。但是，一旦這兩者中的任何一方變得強大起來、以至於它看起來似乎成了“惟一的遊戲”（theonlygameintown），則兩邊便都會趨向於對這種劃分的有效性產生質疑。更為強大的那一方，會如同瑪格麗特·撒切爾所聲稱的那樣，作出“別無其他選擇”的聲明。隨着它所代表的潮流逐漸地變得不受歡迎，勢力漸衰的一方通常會試圖接受反對派的某些觀點，並且將其作為自己的主張進行宣傳。失勢一方的經典戰略就是“綜合對立的立場，通過吸收對手的觀點並將其中性化、從而達到儘可能保留自己立場的目的”。每一方都顯示出自己正在突破已趨陳舊的莊與右之間的劃分，或是將自己一方的各個因素重新整合，以建立起一種新的重要取向。

　　政治派別已經裝扮一新。例如在二戰結束以後的時期內，隨着法西斯主義的復滅，就呈現出這樣的趨勢。為了存留下來，右翼政黨被迫吸取了左翼的某些主張，並且接受了福利國家的基本構架。自本世紀80年代初以來，由於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上升和共產主義的衰落，情況又發生了逆轉。關於托尼·布萊爾接受了撒切爾主義的大部分觀點，並將它們重新改造為某種新思維的說法，從上述立場來看，確實易於被人們理解。而這一次，從關於舊的分類不再具有任何意義的論爭中受益良多的卻是左翼。依照鮑比歐的說法，就像過去一樣，左和有之間的劃分將得到自我重申。因此，如果假設社會民主主義正在復興、而新右派正在迅速地變得不那麼新的話，社會民主主義者就可能很快會不再對左和右的劃分是否已經過時感到猶豫。

　　在鮑比歐看來，左和有之間的區別不純粹是一個正反兩極的問題。

　　一個主要的標準在將在與有進行區分的過程中不斷地重現，這就是：對待平等的態度。左翼傾向於更多的平等，而右翼則認為社會必然是階層化的。“平等”是一個相對概念。對於它，我們必須要提出這樣一些問題：什麼人之間的平等？在什麼問題上的平等？在何種程度上的平等？

　　左翼尋求減少不平等，但這一目標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加以理解。下述這樣的一種假想是不切實際的：左派希望消除一切不平等現象，而右派卻想要永遠保留它們。兩者之間的區別是有背景的。例如，在一個近來有大量移民湧入的國家中，左和有之；司的矛盾就可能表現在對下述問題的態度差別上：是否應當給予這些移民基本公民權利和實質性保護。

　　在堅持主張左和右的劃分將持續下去的同時，鮑比歐通過承認這種區分現在未具備其過去具有的支點，而結束了對他的着作的批評者們的“回應”：

　　不可否認，當前在左翼中方向的喪失，實際上是這樣一種情況：那些在左翼的傳統運動中從來不曾提出過的問題已經在現代世界中顯露出來；並且，他們為了改造社會而提出來的某些設想（他們曾對這些設想和各種設計付出了巨大努力）一直未能實現……任何一位左翼人士都不能否認，今日的左翼已經不再是它過去那樣了。

　　鮑比歐無疑是在直說，左和右的區分不會消失，而且毫無疑問他是將不平等視為這種區分的核。動所在。雖然關於平等、或者社會正義的觀念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進行解釋，但這一觀念對於左翼來說仍然是最為基本的。它受到了右翼分子堅持不懈的攻擊。不過，對鮑比歐的闡述還需要進行某種提煉。那些持左翼觀點的人不只是要追求社會正義，他們還認為政府必須在促進這一目標的實現中發揮關鍵作用。但與其這樣理解社會正義，倒不如說“站在左翼就是堅信解放政治”來得更為準確。平等之所以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是因為它關繫到人們的生活機會，即幸福與自尊。正像牛津大學的哲學家約瑟夫·拉茲（JosenhRaz）所指出的那樣：

　　使我們關注形形色色的不平等現象的……是飢餓者的反乏、貧困者的需要……他們在這些方面比他們的鄰居的情況更為惡劣的事實，是很能說明問題的。但是，它不只是這個不平等單一的罪惡，它還表明這些人的飢餓狀況更為嚴重、他們的需要更為緊迫、他們的苦難造成了更大的傷痛，因此，我們對於平等的關注就是讓我們優先考慮他們。

　　還有一些其他原因使我們關心平等問題。一個極度不平等的社會，由於未能使其公民最充分地發揮天賦和能力而損害了社會自身。此外，不平等還能威脅到社會凝聚力，並能夠造成其他的一些社會所不願看到的後果（例如刺激了高犯罪率）。過去確實存在過一些雖然包含着大量不平等、但卻依然保持着穩定的社會。例如，傳統的印度世襲階層制度。而在一個充分民主的時代，情況卻大為迎異。一個製造出大範圍不平等的民主社會，很可能會產生普遍的不滿與衝突。

　　全球化同共產主義的衰落一起改變了左和右的形態。在工業國家中，已經沒有極左派可言，但是卻存在着極右派，它自我定位為對全球化的回應，這種對全球化的共通回應使右翼的政治家們，如美國的派特·布坎南（PatBuchanan）、法國的讓一瑪·里蓬（Jean－MarieLePen）以及澳大利亞的波利娜·漢森（PaulineHanson）彼此聯成一氣。對於那些更廣義的右翼人土（例如美國那些將聯合國和聯邦政府均看成是破壞其國家完整之陰謀的“愛國者”）來說，情況更是如此。極右派的主旨是經濟和文化保護主義。例如，布坎南就聲稱“美國優先”！他為民族分離主義和強硬的限制移民政策辯護，認為用它們替代“全球一體論”才是適當的選擇。

　　在和右之間的劃分繼續得到了保留，但對於社會民主主義而言，關鍵的問題是：這種劃分是否同過去一樣涵蓋了同樣廣闊的政治領域？我們是否如鮑比歐所言僅僅處於左與有完成其自我重建之前的過渡時期？

　　或者，是否左與右的含義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這樣的變化確實存在着，我們很難否認這一點。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在過去幾年裡社會民主主義者的論爭當中已經得到了充分的揭示。

　　無論他們是否直接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大多數站在左翼的思想家與激進分子都曾以一種進步的眼光來看待歷史。他們不僅將自己與“向社會主義進軍”的里程緊密聯結起來，而且也將自己與科學技術的進步緊密聯結起來。保守派則相反，對宏大的計劃向來持懷疑態度，並對社會發展抱着實用主義的態度，他們始終強調的是連續性。這種對立在今天已經變得不那麼尖銳了。左和有同樣都逐漸地接受了科學與技術所具有的“雙刃”性質：它們不僅為人們帶來了極大的利益，同時也製造了新的危險和動盪。

　　隨着社會主義作為一種計劃經濟管理理論的衰亡，左和右之間的主要分界線之一已經消失——或者至少，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將會消失。馬克思主義左派曾期望推翻資本主義，並以一種不同的制度取而代之。許多社會民主主義者也曾認為，資本主義能夠、也應當不斷地被修正，這樣它就會失去（在定義上）許多原有的特徵。但現在似乎再沒有人認為除了資本主義我們還有別的什麼選擇。於是剩下來的問題或爭論所關年的，是應當在何種程度上、以及以什麼方式來對資本主義進行管理和規治。這些爭論無疑是重要的，但是它們卻並沒有如過去那樣是在更為基本的問題上的分歧。

　　隨着這些情況的改變，大量的其他問題和可能性也漸漸顯露出來，而它們並不屬於左與右的範疇。這既包括生態問題，也包括與家庭和工作的特徵變化、個人認同以及文化認同有關的問題。當然，社會正義和社會解放的價值與所有這些問題都具有相關性，但是這些問題中的每一個都與這些價值交互關聯。我們還必須在傳統左派的“解放政治”中，添加上我曾在別處所稱的“生活政治”。當然，這也許是、也許不是一個好的術語。我想用它表達的意思是，相對於解放政治關注的是生活機會（lifechances）而言，“生活政治”關注的是生活決定（lifedecisions）。

　　這是一種如何選擇身份及相互關係的政治。我們對於全球變暖的假說到底應當作何反應？我們是否應當贊成使用原子能？工作到底應當在何種程度上保留核心的生活價值？歐盟的未來應當是什麼樣的？在所有的這些問題中，沒有一個是明確的左或有的問題。

　　上述這些都說明，社會民主黨應當以一種全新的眼光來看待政治中間派。各個社會民主黨派在很大程度上出於機會主義的原因，已經逐漸地向這一中間派靠近。當然，這一政治中間派在按左一有分界的背景下只能意味着妥協，即對兩種更為明確的選擇的“折中”。但如果在一有不再像過去那樣概括一切，那麼這一結論也將不再成立。我們應當嚴肅地看待近來在社會民主主義者中極為廣泛地受到討論的“活躍的中間派”或者“激進的中間派”。

　　這意味着“中左”（Centr－left）並不必然地與“溫和的左派”是一回事。幾乎所有的前面所提到的生活政治問題，都需要在不同的政府層面上採取激進的解決方案，或者提出激進的政策。所有的這些問題都存在着潛在的分裂性，但是對於解決它們所需的條件和聯合，卻並不必然地要從立足於經濟利益劃分的那些人中產生。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恩（J．K．Galbraith）在其《滿足的文化》（CultureOfChntent－ment）一書中曾經提到，在當前的社會中，富人對下層社會人們的命運漠不關心。不過在歐洲國家中的研究表明，在許多方面事實卻恰恰相反。自下而上的聯合是能夠建立起來的，而且能夠為激進政策奠定基礎。例如，對生態問題的解決無疑經常需要某種激進的觀點，但是，這樣的激進主義大體上能夠博得廣泛的一致同意。從對全球化的反應到家庭政策，情況都是如此。

　　因此，“中左”這一術語並不僅僅是一個標籤。革新後的社會民主黨必須站在“中左”一邊，因為社會正義和解放政治仍處在它的核心。但是“中間”不應被視為缺乏自己的主旨。相反，我們所談論的是這樣的一些聯合：社會民主主義者可以將它們從生活方式多元化的各條脈絡中編織而成。對於傳統的以及新穎的政治問題，都需要以這種方式來進行思考。例如，一個經過改革的福利國家必須符合社會正義的標準，但它也必須認同和創造積極的生活選擇，並與生態戰略結為一體，以及對新的風險情形作出反應。

　　“激進主義”過去一向被認為是植根於左一有對立並且是以左反左的，因為那些自稱是革命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人認為自己與那些僅僅被視為“改良主義者”的人相距甚遠。左與激進，如果曾經幾乎是同義詞的話，現在已經不再如此了。許多社會民主黨人發覺這種處境令他們很不自在。但是，這也帶來了一個很大的好處，因為它允許突破那些曾經一度高高築起的政治樊籬而進行交流。讓我們再來考慮福利改革的例子。

　　關於福利國家之未來的設想，在社會民主主義者與新自由主義者之間差異迎然，並且，這些差異集中圍繞在左和右的分界線上。大多數社會民主主義者希望保持高額的福利支出，而新自由主義者們卻主張建立一個更小的福利安全網。但是，所有福利改革者們也都面臨着一些公共問題。例如，怎樣解決人口日趨老齡化並非僅僅是調整養老金水平就能解決的問題。它需要更加徹底地反思這種老齡化的性質變化、健康與疾病的形式變化以及其他更多的問題。

　　政治的行動主體

　　在就政治革新作出的所有嘗試中，關干行動主體（agen－Cy）的問題自然也呈現了出來。如果某項政治綱領能夠取得一致，又如何來貫徹它呢？社會民主政治最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作為社會運動而興起。今天，他們除了遇到意識形態危機以外，還發現新的社會運動已經從側翼包圍着自己，自己也像其他黨派一樣陷入了一種政治不斷貶值、政府權力明顯耗損的處境之中。新自由主義一直堅持不懈地對政府在社會生活與經濟生活中的角色進行着批評，這種批評看起來似乎是與現實世界中的各種趨勢相一致的。現在已經到了社會民主主義者對這些實際上是站不住腳的觀點發起反擊的時候了。

　　“政治終結”的主題和全球化市場所導致的“國家隱沒”，在近期的種種文獻中顯得如此突出，以至於值得我們反覆重申政府在當代世界中所能夠取得的成就。

　　政府存在的目的是：

　　為各種不同利益的體現提供途徑；

　　提供一個對這些利益的競爭性要求進行協調的場所；創設和保護一個開放的公共領域：在這一領域中，關於政策問題的論爭能夠不受限制地持續開展下去；提供包括集體安全和福利的各種形式在內的、多種多樣的公共產品；為公共利益而對市場進行規治，並在存在壟斷威脅的情況下培育市場競爭；通過對暴力手段和警察機構的控制和使用，來培育社會安定；通過其在教育制度中所發揮的核心作用，來促進人力資源的積極開展；維持有效的法律制度；作為主要的用人方，在干預宏觀和微觀經濟、以及提供基礎設施中發揮直接的經濟作用；比較富有爭議的是，政府具有教化的目的：政府雖然體現着那些得到普遍支持的規範與價值，但是它也可以在教育制度和其他方面對這些規範與價值的塑造起到幫助作用；培育區域性和國際間的聯合，並尋求實現全球性目標。

　　當然，上述各項都可以以頗為不同的方式去進行解釋，並且在它們當中也總是存在着那些與非國家行動主體相重迭的領域。而上述這份清單是如此地令人難以駁法，再談什麼國家和政府正日益變得無關緊要已不具有任何意義。

　　在任何這些領域中，市場都不能取代政府，社會運動或者其他各種類型的非政府組織（NGO）也不能做到這一點，不論它們變得如何重要。80年代或者90年代初英國的社會運動和所謂的“挑戰者黨”，從來不曾像它們在許多歐洲大陸國家那樣發揮過如此重要的作用。但是，全球化所帶來的各種變化到處都在削弱着、威脅着各種正統的政治黨派。社會民主黨派在80年代發現他們自己缺少一個有效的意識形態架構；當社會運動和其他集團將那些落在傳統的社會民主政治之外的問題（如生態、動物保護、性、消費者權益、以及許多其他的問題）推到前台的時候，他們缺少一個能夠用來進行回應的意識形態架構。

　　國家政府和政治黨派影響力的削弱，在某些人看來是非政治化進程的趨勢，而對於其他人來說卻是政治參與的擴大和激進主義的散播時機。尤里奇·貝克談到了“亞政治”的出現：從議會向社會中單一問題團體（singl－issuegrouPs）的轉移。許多這樣的團體，如綠色和平組織或環保生態組織，都在全球範圍內開展着活動。對於貝克和許多其他人來說，最為關鍵的一個事件就是1995年的BrentSpar事件。殼牌石油公司（Shell）當時計劃通過將BrentSPar石油鑽井平台沉入海底的辦法來對其進行銷毀。環境保護組織對此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並且許多國家的消費者們也停止購買殼牌汽油。殼牌公司自那以後在態度上的轉變，影響是極為深遠的。

　　殼牌公司於1998年公布了一份內容翔實的報告，這份報告說明了它對於企業責任所持的新態度。該報告談到了要參與這一“全球性爭論”，目的是“為了向他人學習”並“解釋我們的行為”。它承認有責任“保證以世界上的其他地區在倫理上可以接受的方式而開展我們的商業活動”，並說“我們必須表明，我們這樣做是保證能夠通過獨立驗證的”。殼牌公司還宣稱自己是第一個公開支持聯合國（人權宣言）的重要能源公司。

　　一個旨在對殼牌公司的商業政策和行動進行審查的“社會責任委員會”也於1997年成立。

　　殼牌公司的全球總裁科爾·赫克斯特羅特（CorHerb－stroter）所作的一番講話是具有啟迪意義的。當他談到環境保護和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時說：“我們對於這些組織想要獲得權威的理解有些遲鈍。我們低估了這些變化的程度，我們未能參與到與這些新興組織的嚴肅對話當中去。”他還補充說，“簡單地說，伴隨着技術重新定義個人與機構之間的關係，全球社會的機構都在經歷着組織重建。”

　　因此，所有這些新的運動、社會集團、非政府組織，確實能夠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自己的角色。而且，甚至全球性的大企業也必須注意到它們的活動。貝克將“政府機構的凝固”與“行為主體（組織、機構、個人）在社會的各種可能層面上的流動”、“政治的逐漸隱沒”與“亞政治的日趨活躍”進行比較。他說道，公民主動成立的各種組織已經撇開政治家們而單方面地取得了權力。正是他們而不是政治家，在行動計劃中提出了生態保護問題和其他的許多新的關注點。這些公民群體導致了1989年東歐的轉型：在“沒有複印機或電話”的情況下，它們“能夠通過在廣場上舉行集會的方式來迫使統治集團退卻或瓦解”。

　　文化評論家漢斯·馬格努斯·思曾斯伯格（HansMagnusAn。北erger）在書中是這樣來描寫德國（對其他一些國家也適用）的情況的：

　　政治家們由于越來越不受到人們的關注而感受到了侮辱…（但是）自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從政治階層中一直未產生關於未來的創新和決策……

　　（德國）聯邦政府是相對穩定和相對成功的，儘管並非因為事實上它受到那些從競選海報上向我們露齒而笑的人們的統治……德國可以容忍一個並不勝任的政府，畢竟，那些在每日新聞中使我們感到厭煩的人們，最終確實是無關緊要的。

　　這一類評論，與有關研究發現的、人們對政治家們和正統的政治行動主體缺乏信任是一致的，這後一種情況在大多數工業國內都很相似。

　　在美國，當人們在1964年所進行的一次民意測驗中被問到——“你有多少時候相信聯邦政府所做的事情是正確的”時，76％的人回答說“始終信任”，或者“大部分時間是信任的”。而在1994年再次進行的民意測驗卻表明，這一比例已經驟然降至25％。在那些明確表示繼續信任政府的人中，有61％在過去的總統大選中參與了投票，而在持不太信任態度的人中僅有35％參與了過去的大選投票。年輕人對於議會政治，比年長的幾代人持更為保留的態度——雖然年輕一代對“亞政治”的各種問題比他們的長輩懷有更加濃厚的興趣。出生於1910年至1940年之間的“一代市民”最有可能信任政治家和參加投票選舉。十一個西歐國家在1981年和1990年所進行的內容相同的一項民意測驗表明：人們對於政府機構的信賴在六個國家中已經下降，在四個國家中雖然保持穩定不變但信任度本來就相當低，只在一個國家（丹麥）有所上升。人們並非僅僅是對政治家的信任比從前減少了，他們對於其他權威人物（例如警察、律師或者醫生）的態度同樣也是如此

　　。

　　“挑戰者黨”一直在尋求通過直接對正統的政黨展開攻擊的方式來激發民眾的這類情緒。綠黨和極右的民粹主義政黨已經在大多數工業國家中提出了分享權力的挑戰。這兩類政黨與廣泛的社會運動相聯結，並且都立場鮮明地反對既有的政黨和政府系統。就以1998年為例，綠黨在十一個歐洲國家的國會中都擁有了席位。而大部分是在80年代才建立起來的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更加具有多樣化色彩，在某些國家中他們的支持率已經達到了20％。例如奧地利的“爭取自由黨”（FreiheitlichePartei），但這種情況在其他國家（例如英國、西班牙、荷蘭或挪威）卻並沒有出現。

　　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些政黨今後將獲得比它們目前所得到的還要多的選票，雖然這也會將他們置於權力行動主體的地位。就像社會運動和激進主義團體一樣，它們的重要性主要是象徵意義上的：它們把各種問題推進政治議程，並且為它們周圍所發生的鬥爭提供具體形式。如果極右的政黨和運動真的變得超出了少數關注之外，那麼它們將必然是十分危險的。另一方面，綠黨引發了絕不能被忽略的、對社會民主的一些基本方向提出置疑的意識形態問題。即使有了歷時十年的關於“生態現代化”的討論，也不能說社會民主主義者就有足夠的能力來吸取生態方面的思想。“即使是從對立的那一方來看，許多國家中既有的左派直到90年代末仍未能令人信服地證明，他們對於各種新問題已經轉變了立場。”這一困難部分地是由於，與之相關的知識問題和政策問題是非常棘手的；再加上大多數社會民主黨派實際上是分裂的。這就如置身於一座尚未竣工的建築里一樣，在那裡，陳舊的左派觀念仍然突出，而成熟的選擇一直未能形成。

　　“亞政治”到底將在何種程度上取代政治與政府更為傳統的領域呢？

　　貝克正確地提出，對於政黨和議會政治的興趣的降低與非政治化並不是一回事。社會運動、單一問題團體、非政府組織以及其他公民聯合組織必定將在一個連續的基礎之上，從地方政治直到世界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必須作好向它們學習、對它們提出的問題作出反應、以及與它們進行談判的準備，而公司與其他商業機構也將會照此行動。

　　但是，關於這類組織能夠在政府失靈的情況下接替後者的作用、或者能夠居於政黨的位置的想法，只不過是一種幻想罷了。雖然民族一國家和中央政府可能正在改變它們自己的形式，但兩者在當今的世界中均有着確鑿無疑的重要性。那些“在每日新聞中使我們感到厭煩的人”是無關緊要的，並且在不確定的未來這種情況將仍然如此。1989年在東歐所發生的變化，事實上至少是建立在國家和國家領導的默許基礎之上的。

　　尤其重要的是蘇聯領導層所作出的關於不派軍隊鎮壓示威運動的決定。

　　但是，不論是多麼重要的運動與特殊利益集團，也不能像這樣地來進行管制。

　　第二章五種兩難困境一政府的主要職能之一，正是既要在實踐中、也要在法律上對不同的特定利益集團所提出的相互分歧的利益要求進行協調。但是，對於這裡所提到的“政府”，應當在一種更為普遍的意義上來進行理解，而不是僅僅將其理解為中央政府。社會民主主義者必須考慮，怎樣對政府進行最佳的重構才有可能使其適應時代的需要。

　　生態問題

　　生態政治的重要性超出了綠色社會運動所可能凝聚起來的任何影響、或者綠黨所可能獲得的選票率。在具體政治中，尤其是在德國，生態保護組織的影響已經是非常引人注目了，因此，“亞政治”的概念從那裡起源是不足為奇的。安德列·馬克威茨（AndreiMarkovits）與菲利普·戈爾斯基（PhihPGorski）在他們合着的《德國的左派》（TheGermanL巾）中評論道：“貫穿整個80年代，綠黨已經進入了德國左派的社會化代表之中，給人們的感覺是：實際上後者的各種新思維、政治改革、戰略陳述、生活方式……全都是從綠黨及其周圍發端而來的。”威利·布蘭特（WillyBrandt）大法官過去喜歡將綠黨說成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失散的孩子”，而事實上社會民主主義者通過被迫面對生態保護運動而獲得了新的活力。這些後果是實實在在的。－方面（例如能源效率——即生產一單位國民收入所需要的能源的總量，或者汙染物如二氧化碳或二氧化硫的人均散發量）是世界上遙遙領先的國家之一。

　　各種環境保護運動當然不是完全協調一致的，生態保護領域內也充滿了爭論。潛在的全球性災難的前兆最早於60年代顯露出來，並且迅速發展成為成熟的預測。據稱，地球資源正在以一種令人震驚的速度被消耗，而汙染卻正在破壞自然所賴以持續存在下去的生態平衡。這些可怕的警告促使批評家們作出了態度強硬的反應，他們爭辯道：無限期的經濟增長是可能的。他們主要是在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礎上來提出這一論斷的。市場規則將保證不會限制經濟增長。就像其他商品一樣，如果任何自然資源逐漸變得稀缺，那麼它的價格就會上升，它的消費量因此就會下降。如果商品的價格趨於下降，這就意味着供大於求。經濟學家朱利安·西蒙（JulianSimon）曾於1980年與環境保護學家保羅·埃利希（PaulEhrlich）打了一個着名的賭。西蒙打賭說，無論埃利希舉出任何類別的自然資源，它們的價格都將會在未來的某個特定時刻下降。而埃利希選擇1990年為基準年，並選擇了銅、鉻、鎳、錫以及鎢。到1990年為止，這些金屬的價格都已經比它們在10年前的價格降低了，降價率從24％到78％不等。最後當然是埃利希輸了。

　　就目前受到關注的汙染問題而言，西蒙以及其他一些沿着相似思路進行論爭的人完全傾向於否認存在任何值得擔憂的原因。例如，全球變暖既是非偶然的、同時也是一種並非由人類活動所帶來的自然現象。自然所擁有的自我復原的能力遠遠超出人類對環境可能施加的任何影響——例如，自然總是在創造新的物種，並且也總是在消滅它們。

　　上述的觀點是否站得住腳呢？我不認為是站得住的。對於各種各樣的生態問題，用市場辦法解決是可能的，但是正像在別的問題上一樣，這不意味着應選擇市場原教旨主義。對各種環境危機抱樂觀態度，這本身就是一種極其危險的戰略。正如大多數社會民主黨派所正確認識到的那樣，承認這一事實就意味着與可持續發展及生態現代化的觀念發生衝突。

　　自認可持續發展於1987年被納入《布倫特蘭委員會報告》（Brul；dtlandCommissionRdert）以來，它逐漸成為環境保護組織的壓倒一切的關注點，而大多數黨派的政治家們對這一問題則只是空話連篇。《布倫特蘭報告》中只對可持續發展給出了一個具有迷惑性的簡單定義，即當前的一代“保證它在不損及下一代滿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前提下來滿足現時需要”的能力。o由於我們並不知道未來幾代人的需要將會是什麼，或者資源的利用將會怎樣地受到技術變革的影響，因此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不可能是準確的。故而，迄今我們可以數得出來的關於它的不同定義就多達四十個，便不足為奇了。

　　因此，可持續發展更多地是一項指導性原則，而不是一則準確的公式化表述。然而，它仍然被寫入了“第21號行動計劃”，這是由聯合國所主持的作為布倫特蘭一系列措施的一項具體後續行動。幾個國家已經致力於將可持續發展融入它們的經濟思想之中。而令人驚訝的是，英國的保守黨政府卻在1988年宣稱英國的經濟政策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各項原則。由此也可見這一概念具有多麼大的伸縮性。

　　英國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態度與某些歐洲大陸國家形成鮮明對比，如荷蘭在1989年曾經啟動一項將生態標準與一切政府部門的日常工作結合起來的全國性計劃。每個政府部門都具有環境質量方面的一些指標，以及限期達到這些指標的一份固定時間表。可持續發展被定義為：

　　從一開始設計就要避免或者限制汙染。為了有利於這樣的生產方式，應避免應用“極端”的技術。公民組織和工業界代表參與了為擬訂各項指標作準備的各次會議。雖然這項計劃經常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難的干擾，但還是起到了作用，使荷蘭成為具有世界上最好的環境紀錄之一的國家。

　　可持續發展的概念非常適合“生態現代化”這一更為寬泛的概念。

　　M．哈傑（MaartenH旬er）是關於可持續發展的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視生態現代化為幾個串接到一起的“可信而引人入勝的線索”：可持續發展替代“確定性的增長”；側重點在於預防而不是補救；將汙染等同於無效率；將環境規治與經濟增長視為互有種益。一方面政府干預對於促進建立完善的環境保護規範是有必要的，同時它也關繫到工業界的積極合作，一旦工業界認識到生態現代化有益於商業發展，它的自願合作就是有希望的。“生態現代化意味着這樣的一種合作關係：處於這種合作關係中的政府、工商企業、溫和派環境保護主義者以及科學家們，在沿着更具有環境保護說服力的思路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進行重建的過程中相互進行協作。”

　　這是否已經美妙得令人難以置信了？但這確實是可能實現的。毫無疑問，生態現代化將社會民主與生態方面的關注比過去所能設想到的還要更加緊密地聯繫了起來。它擁有屬於自己的現實成就：受到生態現代化很大影響的那些國家，在各個工業國中是最清潔和綠化程度最高的。

　　但是，在宣稱要讓世界變得最好的同時，生態現代化迴避了生態問題對社會民主思想所提出的某些重大挑戰。那種關於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互相能夠很好地適應的假設確實不太令人信服，因為它們中的一方有時必然要同另一方發生衝突。此外，生態現代化主要地是關乎一個國家政策的問題，而各種環境危害卻大多跨越了國家的邊界、並且有的還是全球範圍內的問題。各種關於生態現代化的美妙假設，使注意力從由生態考慮所引發的兩個基本問題上發生了偏轉：即我們與科學進步的關係，以及我們對於危機的反應。在一定程度上，作為全球化的後果之一，科學與技術變革日益加速，並且它對於我們的生活所發生的影響逐漸變得更加直接、意義也更加深遠。我們可能曾認為“環境”即為自然世界，但是它現在當然已經不再只是這樣了。許多過去屬於自然界的事物，現在既可能是人類活動的產物、也可能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

　　這不僅包括地球氣候的外部世界、而且還有人體的“內部環境”。不論好壞，科學與技術已經浸入到人體之中，並且已經重新劃定了那些通過人工製作才能獲得的東西與那些完全需要從自然中“獲得”的物質之間的界線。

　　過去一直將科學與技術看作政治之外的事情，但是這種觀點也已經變得過時了。我們所有人都生活在這樣一個環境之中，在這裡我們與科學及工業革新的關係比起過去來更加“值得懷疑”了。“新建的高速公路、垃圾焚化裝置。化學工廠、核能或者生物技術工廠、以及各種研究機構，遭遇到直接受其影響的民間組織的抵制。越來越可以預知的，正是這種情況，而不是（就像在工業化早期一樣）對這一進程所表示的欣喜。”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決策是不能留給那些“專家”去做的，而必須使政治家和公民們也參與進來。簡言之，科學與技術不能被置於民主進程之外。不能機械地信任專家，認為他們知道什麼對我們有利，他們也不可能總是向我們提供明確的真理；應當要求他們面對公眾的審查來證實他們的結論和政策建言。

　　許多人將英國的瘋牛病危機看成是個一次性的問題，即僅僅是一個英國的問題；或者，在某些左派人士的眼中，是撒切爾的一次不成功的規治。實際上它兩者都不是，或者說它不只是這兩者。瘋牛病事件更應當被理解為是在“自然不再是自然”情況下所發生的風險情形的一個典型。新的風險情形的特徵，在於專家們相互之間不能達成一致。政策制定者們能夠依賴的。線索清晰的一系列發現現在是不存在的；相反，倒是研究萌生了許多模糊的結論和備受爭議的解釋。

　　從歷史上看，對於許多典型的風險而言，後果是能呈現出來的。因此可以在以往經驗的基礎上去推測各種風險。對於某位捲入了在某給定時間內發生的交通事故的司機來說，他的風險能夠在統計的基礎之上輕易地被推測出來。而新的風險情形卻並不屬於這一類。我們並不具有可以指導自己行動的以往經驗；而且，即使是關於究竟是否存在任何風險的問題，也可能會一直處於沸沸揚揚的爭論之中。這一領域內的多數科學家們都認為，全球變暖正在發生，它具有人為的原因，並且它包含着預期的潛在災難。但是，也有少數專家對於上述所有的這一切都不以為然；並且，就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某些對環境科學文獻有重大貢獻的人也對後者表示贊同。

　　瘋牛病事件至今仍遠未結束。沒有人知道瘋牛病可能會在多少個其他國家中發生，以及它更為長遠的後果將是什麼。它在物種中進行傳播的準確方式還是一個未解開的謎，而且它可能會有一個很長的潛伏期。

　　僅僅是它對於經濟所產生的衝擊就已經是相當劇烈了。從1998年對瘋牛病的調查中所得出的最新估計顯示，它為英國經濟所帶來的支出迄今已達30億英鎊，這還僅僅是就向農民支付的賠償、以及銷毀受到感染的牛和處理它們屍體的支出來進行測算所得出的結果。在許多至今並未直接受到瘋牛病侵襲的國家中，牛肉的消費量也已經降低了。

　　瘋牛病事件為說明生態危機不能被“置之不理”、而是已經湧入了現代政治的核心地帶這一事實提供了充分的證明——假如需要證明的話。

　　例如，衛生保健政策不能離開控制汙染去設計，而把後者僅僅看成是“環境問題”中的某個獨特領域；或者，僅僅把這些政策的制定看成是與技術變革相分離的過程。如何面對生態危機，在可預見的將來會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在關於生態現代化的文獻中，預防原則通常是作為一種處理生態惡兆的方式而被提出來的。這一觀念大概是在80年代首先為德國所採納，並且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構成了該國公共政策中的一部分。這個國家最基本的態度就是，它聲稱有關環境問題的行動即使在科學上存在着不確定性，也仍然應當付諸實施。因此，80年代在幾個歐洲大陸國家中啟動了一些對付酸雨的項目，而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在英國，缺乏結論性證據竟被用來證明政府在處理這一問題以及其他汙染問題上行動遲緩的合理性。

　　不過，預防原則並非總是有助益的，也並非總是可行的。生態危機經常都不會是如此標準化的，因為在許多情況下我們已不再擁有‘壩占近自然”的機會。或者，因為同是源於科技進步的利益與風險，它們之間的平衡點是無法把握的。在支持科學技術革新的過程中，我們可能常常需要的是大膽，而不是謹慎。

　　新的風險情形的複雜特性甚至已經擴展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於它們已經進入了公共討論的領域之中。再以瘋牛病為例。當時政府受到了普遍指責，首要的原因是，它先否認瘋牛病對人們造成了某種健康方面的風險，後來又根據新的科學證據而轉變了態度。作為政府不稱職的表現，光是這種態度上的矛盾就足以輕而易舉地使政府解散。在新的風險確實存在、而科學證據尚不充分的情況下，政府必須作出嚴格說來是具有冒險性質的決策。關鍵的不確定性在於：政府應在什麼時候、以及怎樣宣布那些通過新的科學信息而日益彰顯的可能危險。對於某種新的風險情形的公開宣布，就像瘋牛病事件所表明的那樣，能夠產生深遠的後果。如果一項風險被公布出來，或者經過政府的干預而被賦予了“官方”的性質，然而事實上卻是被誇大了或者什麼也沒發生的話，批評家們就會說這是一種“謠言惑眾”；但是，假如官方認為這事風險很小，因此對是否要公開宣布持謹慎態度，那麼批評家們就又會說這是“掩蓋真相”：為什麼不讓公眾早一些了解情況？

　　這裡所牽涉到的問題甚至比上面的問題還要難辦。在某些情況下，對於說服人們在改變自己目前行為的同時，又使他們同意採取那些為了避免某個風險或者一系列風險而採取別的行動步驟，預先警示可能是有必要的。例如，只有當政府與其他機構已經以種種方式受到了連續發生的災難的嚴重干擾，解決全球變暖的有效的世界性行動才有可能成為現實。但是，那些能夠、或者應當被公開激起的警惕，在數量上是有限的。如果有太多預警，就可能使人們今後對任何事情都不再嚴肅對待。

　　長期以來，向公民提供安全保障一直是社會民主主義者所關注的問題。福利國家一直被視為這種安全保障的載體。從生態問題中所能汲取到的主要教訓之一，就是需要對風險予以同樣多的關注。新表現出來的風險的突出性將個人自主性同科學技術變革所帶來的廣泛影響這兩個方面聯繫了起來。風險一方面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向了我們所面對的各種風險——其中最大的風險是由我們自己製造出來的——另一方面又使我們的注意力轉向這些風險所伴生的各種機會。風險不只是某種需要進行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減少的負面現象；它同時也是從傳統和自然中脫離出來的、一個社會中充滿動力的規則。

　　傳統和自然，就其“不由分說”地作出它們的決定而論，是很相似的。各種行動與事件都“向來如此”，或者，作為“天經地義的”結果而為人們所接受。一旦傳統和自然得到改造，就必須採納富有遠見的決定，並且我們對於這些決定所帶來的後果須負有責任。誰應當對（無論是個人、國家。還是其他組織所採取的）當前行為的將來後果承擔責任，是新型政治主要關注的問題之——如同在情況惡化的時候，由誰、怎樣、以及利用什麼資源提供安全保障的問題一樣。

　　機會與創新是風險的積極一方。當然，沒有人能夠逃避風險，但是在對於風險的被動經歷與對於風險環境的主動探測之間，存在着根本的區別。對風險的積極參與，是社會與經濟動員的一個必要成分。對於某些風險，我們希望儘可能將其降至最低程度；而另外的一些風險，例如那些涉及到投資決定的風險，是成功的市場經濟中一個積極的和不可或缺的部分。

　　確切地說，風險與危險並不是一回事。風險涉及到那些我們主動尋求與之面對、以及對其進行估量的危險。在一個面向未來並充塞着信息的社會（如我們自己所處的社會）當中，關於風險的主題將政治的其他各個不同領域聯結了起來：福利國家改革、參與世界金融市場、對技術變革的反應、生態問題、以及地緣政治的變化。我們所有的人都需要抵禦風險的保障，但也需要具有面對風險並以一種積極的方式來對待風險的能力。

　　“第三條道路”政治

　　迄今為止，我已經分別談到了“五種兩難困境”，彷佛它們是互不相關似的。然而，它們其實並非互不相關，而且在這一節和接下來的一章中，我們需要將這些不同的線索聯接到一起。

　　第三條道路政治的總目標，應當是幫助公民在我們這個時代的重大變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這些變革是：全球化、個人生活的轉變，以及我們與自然的關係。第三條道路政治應當對全球化採取一種積極的態度，但至關緊要的是，必須將其視作範圍比全球市場還要寬得多的一種現象。社會民主主義者必須與極右派所主張的經濟和文化保護主義進行論爭，後者將全球化看成是對國家的完整性和傳統價值的威脅。經濟全球化無疑能夠對地方性的自給自足產生毀滅性的影響。但是，保護主義既不明智也不合乎民意。即使它能夠在實踐中被採納，它也只能製造一個自私的、各經濟集團之間很可能會相互敵對的世界。第三條道路政治不應當把全球化與自由貿易中的“一攬子協議”（blanketen．dorsement）相等同。自由貿易能夠作為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但是，假如市場對社會和文化具有破壞性力量，那麼，對自由貿易所帶來的廣泛後果就總得進行仔細審視。

　　第三條道路政治，在明確承認它所關注的問題範圍比舊的左一有分野架構下更加廣泛的同時，保留社會正義問題仍然是核心的關注點。平等和個人自由也許會發生衝突，但是立足平等的各項措施也常常會擴大那些向個人敞開的自由的範圍。對於社會民主主義者來說，自由應當是指行為自主，而後者反過來又需要廣大社會共同體的參與。在置老式的集體主義於一邊的同時，第三條道路政治正在尋找個人與社會之間的一種新型關係、尋找一種對於權利和義務的重新定義。

　　有人可能會以下面的這句話作為新型政治的座右銘：無責任即無權利。政府對於其公民和其他人負有一系列責任，包括對弱者的保護。不過，老式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於將權利作為不附帶任何條件的種種要求。個人主義不斷擴張的同時，個人義務也應當延伸。例如，領取失業救濟金的人，應當履行主動尋找工作的義務；並且，能否確保各種福利制度不會阻礙主動的謀職行為則取決於政府。作為一項倫理原則，“無責任即無權利”必須不僅僅適用於福利的受益者，而且也適用於每一個人。對於社會民主主義者來說，強調這一點是極端重要的。因為如果不這樣做的話，規則就只能適用於那些窮人或需要得到福利的人——正如政治權利的實際情形一樣。

　　在今天的社會中，第二條規則應是無民立即無權威。無論是在國家、政府、家庭、還是其他機構之中，權利總是以不斷地關注傳統的各種標記作為使權威正當化的主要手段。右翼思想家和政治家們說道，如果失掉傳統和傳統的各種形式，權威就會瓦解，人們就將失去分辨對與錯的能力。這樣一來，民主就永遠只能是殘缺不全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應當反對這一觀點。在一個傳統與習慣正在失去其支配力的社會之中，樹立權威的惟一途徑就是通過民主新自由主義雖並不必然地腐蝕權威，但卻需要在一個積極的、或參與的基礎之上來對權威進行重鑄。

　　與第三條道路政治相關的其他問題並不隸屬於解放政治的構架，或者只是部分地關繫到這一構架。這些問題包括對全球化的反應、科學與技術變革、以及我們與自然世界的關係。需要在這裡提出來的問題不是關於社會正義，而是關於我們在傳統與習慣已趨衰落之後應當怎樣生活、如何重建社會團結、以及如何對生態問題作出反應。在對上述問題作出反應的過程中，應當着重強調世界價值、和可能被稱之為“哲學上的保守主義”的價值。在一個充滿生態危機的時代，現代化不可能完全是直線型的，而且也絕對不可能僅僅等同於經濟增長。

　　現代化問題對於新型政治來說，是一個基本的問題。生態現代化是其中的一個視角，但還包括有其他方面。例如，托尼·布萊爾的各次講話中，摻入了某些關於現代化的言論。現代化究竟應當意味着什麼？明顯地講，它所指的一個方面就是社會民主自身的現代化，即從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陣營中脫離出來。但是，作為內涵廣泛的一項行動計劃，一個現代化戰略只有在社會民主主義者對這一觀念已經具有了極富經驗的理解的前提下，才能奏效。

　　在生態方面極富敏感性的現代化問題，不是關於“日益增長的現代性”的問題，而是旨在了解現代化進程中的各種問題與限制。在一個繁複變化的世界（其中，本質上不可預測的科技創新所釋放的能量起到了特別重要的作用）中，急需重建連續性和提高社會凝聚力。

　　哲學保守主義的主旨是走中間道路。當然，現代化與保守主義通常被視為兩個對立面。但是，我們必須利用現代性這一工具，來解決如何生活在這個“超越了傳統”並“處在自然的另一端”的世界（在這裡，風險與責任進行了新的組合）中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講，“保守主義”與政治右翼對其進行理解的方式之間，只具有一種不牢固的密切關係。它提出，應當採取務實的態度來應付變化；在對科學技術為我們帶來的各種不確定結果進行認識的過程中，對它們採取某種具有細微差別的立場；對過去和歷史保持尊重；而在環境保護領域中，在可行的情況下採用預防原則。這些目標非但不與現代化行動計劃相矛盾，而且還以後者為先決條件。科學與技術，就像上面所談到的那樣，已經再也不能被置於民主的範圍之外了，因為它們對於我們生活所產生的影響比對前幾代人更加直接、也更加深遠。

　　再以現代政治中某些最激烈的爭論所涉及到的家庭作為另外一個例子。維持家庭生活的連續性，尤其是保障兒童的幸福，是家庭政策中最為重要的目標之一。不過，這個目標不能通過某種反動的姿態——即試圖重申“傳統家庭”的做法——來達到。就如同我將在後面試圖說明的那樣，它必須以民主化的現代化進程為前提。

　　第三章 國家與公民社會

　　以下的文字提供了一份完整的政治綱領的大綱——當然這僅僅是一份大綱，它涉及到每一個重要的社會領域。對國家和政府進行改革應當成為“第三條道路”政治的一項基本的指導性原則，“第三條道路”政治是一個深化並拓展民主的過程。政府可以同公民社會中的機構結成夥伴關係，採取共同行動來推動社會的復興和發展。這種夥伴關係的經濟基礎就是我將會談到的新的混合經濟。只有在現行的福利制度得到徹底現代化的情況下，這種經濟形態才可能是有效率的。“第三條道路”政治是一國政治。一個世界性的國家不僅可以促進社會的包容性（inclusion），而且還可以在培育跨國統理體系的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上面提到的每一種概念在下文中都將得到一定程度的詳細討論。我並不想說所有這些概念都是毫無問題的。恰恰相反，幾乎所有的概念都是有爭議的、並且也是很棘手的。我們並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足夠的能力來控制全球化和技術變遷所釋放出來的力量。新的、充滿風險的環境是一個由危險和機遇共同組成的神秘混合體。因此，這裡所提出的框架只是一份正在形成過程中的綱領。

　　民主制度的民主化

　　新自由主義者想要縮小政府，而社會民主主義者則一一直熱衷於擴大政府。第三條道路則認為有必要重構國家：超越“把國家當敵人”的右派和“認國家為答案”的左派。如果說自由民主制度如今面臨着某種危機的話，那麼，這並不是因為它受到滿懷敵意的競爭對手的威脅（就像、個世紀之前那樣），而是因為它已經沒有可以與之匹敵的對手了。隨着兩極化時代的過去，大多數國家已經沒有了與其針鋒相對的敵人。面臨着危險而不是敵人的國家不得不到與以往不同的地方去尋找合法性的資源。現代國家是在戰爭的嚴酷考驗中逐漸形成的，而且，戰爭和戰爭準備影響國家制度的許多方面。國家創設公民權和福利項目的主要目的就是拉攏人民並獲取他們的支持，這種現象在冷戰期間、直持續着。許多社會民主主義陣營中的思想家都忽視了這一事實，其中包括影響最大的馬歇爾，他也過高估計了自由民主制度和福利國家的發展過程中的自立（self－contained）成分。

　　全球市場的發展和大規模戰爭的隱退並不是影響國家結構或政府之合法性的惟一因素。其他的主要影響因素包括民主化的廣為傳播，這與傳統和習慣的影響逐漸減弱是息息相關的。民主制度的吸引力並非完全來自於、甚至並非主要來自於自由民主制度對其他各種制度的勝利，而是來自於重新塑造着全球化社會的那些更深層的力量——包括對個人自主性的需要以及更加具有反思能力的公民群體的出現。民主化是片面民主的過程，其中的不平衡必須得到重視。民主制度的危機導源於它還不夠民主。雖然，正像前面幾章已經討論過的那樣，對政治家表示信任的人口比例在過去三十年間有所下降，但是人民對民主本身的信任卻絲毫未減。在美國，90％的人“對民主制的政府感到滿意’。一項對歐洲十一國進行的復蓋1981年至1990年這一段時期的調查也顯示出有超過90％的人支持“民主制政府”。同樣比例的人口同意“我們應當設法進一步完善民主制度”。

　　問題並不在於是要更大的政府還是更小的政府，而是要認識到目前的治理方式必須適應全球化時代的新情況；而且，權威，包括國家的合法性，必須在一種積極的基礎上得到重構。在一個後傳統社會（Post－traditional

　　society）中，權威無法再通過傳統的象徵性符號或者通過聲稱“情況向來如此”而獲得合法性。改革應當向什麼方向發展？我們怎樣才能使民主制度民主化？答案部分取決於具體的情景，因為不同的國家遵循着不同的發展軌跡，而且具有不同的憲法背景。但是，總體性的重點在任何地方都應當是一樣的。我們可以把它們概括為以下幾條：

　　國家必須對全球化作出結構性的回應。民主制度的民主化首先意味着權力的非中心化過程（decentral－ization），但這一過程並不是單向性的。全球化為權力下放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和邏輯，但它同時也為權力的向上移交提供了同樣的東西。這一雙向性的運動——一條雙向民主化的道路——與其說是弱化了民族一國家的權威，倒不如說是重塑了這種權威的條件，因為這一道路可以使國家得以回應各種各樣的衝擊，否則這些衝擊便會反過來挫敗國家本身。在歐盟的情景下，這意味着我們應當把輔助權不僅僅視為一個教條式的術語：它是建構一種既非超級國家、也非自由貿易區的政治秩序的方式；與此同時，它也是使國家經過重整而獲具影響力的方式。國家應當擴展公共領域的作用，這意味着國家要進行邁向更大的透明度和開放性的憲法改革，並建立防治腐敗的新措施。世界各國政府近年來都面臨着人民對其腐敗的指控，這一現象的出現絕非偶然。其中的原因並不是腐敗現象日益增加，而是政治環境之性質的改變。大多數國家的民主制度在實踐中依賴幕後交易、特權和庇護，這種現象可能是非常普遍的。影響政治領域的最大變化之一就是：

　　政府和公民現在越來越明顯地生活在一個一體化的信息環境中。既存的辦事方式受到人們的審視，同時，被視為腐敗或不可接受的做法的範圍也擴大了。

　　英國目前所面臨的一個特殊難題——這或許也是一種機會？——就是這個國家需要進行一種兩路並進的憲政現代化。一種廣義的憲政改革早在十年以前就已經通過“88憲章”而被納入了議事日程，而且已經成為工黨政策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當其第一次被提出之時，激發這一改革的主要想法就是英國必須趕上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先進憲法模式。如今它還必須回應更加全面的變化趨勢。

　　與其他幾乎所有的自由民主國家都不同的是，英國沒有一部成文憲法。政府的職能以及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是由習慣和判例法加以確定的。

　　憲法改革的目的不僅在於要使這些原則明確化，而且在於要同滲透在英國政治體制上層之中的保密文化作鬥爭。行政部門掌握的權力太大，而現有的責任機制則非常脆弱；議會各委員會是由下議院的人員構成的，缺乏真正的說服力；就其存在而言，上議院本身完全是民主社會中呈現出的一種時代錯誤”。

　　初看起來，對上述任何一個領域進行改革都是極其困難的，更逞論各個領域的改革齊頭並進了。改革畢竟需要由本身便存在問題的機構來實施。不過，掌權後的工黨已經邁出了大膽的第一步，而且，非常可能出現的情況是：那些看似固若金湯的辦事方式在正面面對挑戰時會主動迎接改革。．為了保持或者重新獲得合法性，沒有了敵人的國家必須提高其行政管理效率。各級政府之所以會失信於民，完全是因為它們的繁瑣和低效。在一個商業組織能夠迅速回應變化而且步伐更加輕便的世界上，政府很可能會遠遠落在後面。“官僚機構”這個術語及其所伴隨的“官僚作風”這一含義畢竟是專門用來指代政府的。政府的結構調整應當遵循“以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收益”的生態學原則，這不應當簡單地理解為精簡裁員，而應當理解為提高政府機構的工作效率。大多數政府機構都可以從最好的商業慣例中學到許多東西，比如目標控制、有效審計、靈活的決策結構以及不斷增強的雇員參與等等，其中最後一項也是民主化當中的一個要素。社會民主黨人必須回應這樣一種批評，即：由於缺乏市場機制的約束，國家機構變得非常懶惰，它們提供的服務也十分低劣。

　　正像美國政治評論家笛歐恩（E．J．Dionne）所指出的那樣，這種論調可能變成一種滑稽的自我模彷，好像政府是無效率的同義詞，而完全忽視了好的學校、公立醫院或公園的存在。合適的回答應該是：只要還有一絲可能性，就不要引進市場機制或者准市場。政府應當模彷市場這一觀點是戴維·奧斯伯恩（David

　　Osborne）和泰德·伽布勒（Ted

　　Gaebler）的《徹底改造政府》一書的主旨。他們的着作影響了克林頓在90年代初的政策。徹底改造政府有時意味着採取以市場為基礎的解決方案。但是，它還應當意味着重申政府在面對市場時的有效性。．全球化向下施加的壓力使得用新的民主形式來取代傳統的投票過程不僅成了可能，而且變得非常必要。政府可以通過“民主試驗”，比如地方直接民主、電子投票、公民陪審團和其他可能的方式，來重建政府與公民以及公民與政府之間的直接聯繫。這些方式不會取代地方和中央政府中的正常投票機制，而將成為對它們的一種持久性的補充。一個模型就是瑞典在二十年以前所使用的那種方法，當時政府使公眾直接參與到能源政策的制定過程之中。政府、工會。政黨和教育機構開辦了許多為期一天的能源問題培訓班。任何參加這種培訓D班的人都可以向政府提出正式的建議。有七萬人參加了這一決定性地影響了政策制定的演練。．沒有了敵人的國家的合法性，越來越取決於它們管理風險的能力。正像前面已經強調過的那樣，風險管理並非只是（在現有福利國家的情景中對風險的一般性理解那樣）要提供安全保障；對風險的管理也不只涉及到經濟風險。其他風險，比如科學和技術所導致的風險也對政府造成着直接的衝擊。政府理所應當地擔負着調控科技變遷以及由此帶來的倫理問題的任務。

　　正如前面所討論過的那樣，界定風險並不只是專家的任務。從一開始，它就需要公眾的參與。在可能導致危險的各種情況之中，有一種情況就是風險特別嚴重而責任機構的工作動力卻嚴重不足。在產生風險決策的每一個步驟上，都需要有一定的協商程序，這一程序通常必須有專家、政府和外行人士參加。風險界定的目標是闡明可行的選擇以及現有的科技知識的局限性。許多風險情形的複雜性通常意味着協商的範圍必須是非常大的。

　　“加利福尼亞比較風險項目”是把風險評估同協商性的公民參與結合起來的一個典範。該項目共設立了三個分別針對健康、生態保護和社會福利問題的技術委員會，它們各自獨立地評估本專業範疇內的風險。另外還設立了三個委員會來商討如何管理風險以及風險的法律和經濟含義。當它們各自完成自己必須單獨完成的任務之後，這兩套委員會將被召集到一起，並且得出結論。外行人士組成的委員會提出了許多技術委員會完全忽略的問題，導致了關於風險標準的豐富的公共討論，其中有些意見後來被吸收到公共政策之中。民主制度的民主化不能僅僅被當成是一個地區或者一個國家的事情，國家應當具有全球性的眼光，而向上的民主化也不應當停留在地區層次上。向下的民主化以公民社會的更新為前提，而這一進程要稍後才能展開。這些要點結合起來就產生出一種社會民主主義者應當加以推進的政府形式：新型的民主國家。

　　新型的民主國家是一種理想，而且是一種開放性的理想。我不想在此裝出一副能夠展示出賦予其現實生命力的全部細節的樣子。而且，所有的改革都具有自身的複雜性。比如，權力分散和權力下放都擁有一道引人注目的光環：把權力還給地區、城市和社區！但是，正像所有的民主化進程一樣，與它們的好處相伴而來的必定還有一連串的不利後果。

　　如果不以一種權力的“向上”移交來加以平衡的話，權力下放很可能會導致分裂。它並非必然地就是民主化過程，但我們必須使它成為這樣。正像批評家所指出的那樣，權力下放可能會在那些已經處於政治中心的地方官僚等級上又添加新的等級。據說，英國的那些“貧困、悲哀”的城市可能會藉助自治而得以改頭換面，而且，這種說法肯定是確實的。但是，可能由此導致的一種風險是，某些城市和地區藉助自治而遠遠超過其他的城市或地區，從而使英國本來已經存在的地區不平等變得更加嚴重。

　　公民社會問題

　　培育一個積極的公民社會是第三條道路政治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

　　與老左派輕視對社會的公民素質（iVility）的日漸衰落的擔憂相比，新型的政治承認這種擔憂是有道理的。社會的公民素質的衰落體現在當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它並不單純是保守主義政治家們的一種杜撰。它表現為某些鄉村社區和城市街道中團結感的弱化、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以及婚姻和家庭的解體。

　　右派傾向於否認經濟貧困與這些問題有關。但是，老左派把社會的公民素質的衰落化約為一個經濟問題的做法，與否認貧窮和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不利影響一樣，都是錯誤的。我們不能把社會的公民素質的衰落歸咎於福利國家的侵蝕，也不能假定這種情況可以通過把自主權交給公民社會而得到逆轉。政府應當而且能夠在更新公民文化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

　　國家和公民社會應當開展合作，每一方都應當同時充當另一方的協作者和監督者。共同體（或社區）這一主題是新型政治的根本所在，但它不僅僅是作為一個抽象的口號。全球化進程的推進使得“以社區為重點”不僅成為可能、而且變得非常必要，這是因為這一進程產生的向下的壓力。“社區”不僅意味着重新找回已經失去的地方團結形式，它還是一種促進街道、城鎮和更大範圍的地方區域的社會和物質復甦的可行辦法。在政府和公民社會之間並不存在永久的界限。根據情況的不同，政府有時候需要比較深入地干預公民社會的事務，有時候又必須從公民社會中退出來。當政府撤回自己的直接干預時，它的資源對於接管或啟動某些活動的地方群體來說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在比較貧困的地區尤其是如此。但是，恰恰是在比較貧困的社區，培育當地的主動性和參與意識的活動能夠收到最大的回報。

　　有時，普遍性的社會淡漠的一個標誌，是對政治家和其他權威人物失去信任。但是，正像我們已經提到過的那樣，情況並非真正如此，也可能還正好相反。一個越來越具有反思性的社會必定是一個以高度的自治組織為標誌的社會。在美國、英國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進行的研究表明，至少在某些地區和某些背景中，一個公民的領域正在迅速興起。某些老式的公民組織和公民活動可能已經失去了吸引力，但是，其他類型的社會共同力量正在取代着它們。關鍵在於要採取既有利於當地社區、又有利於整個社會的方案來利用它們，從而使之服務於更為普遍的社會利益。

　　羅伯特·伍斯諾（Robert

　　Wuthnow）研究了美國"群體運動"的發展。他所稱的小群體是指定期集會以促進共同利益的一小群人。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他指出：有40％的美國人——大約七千五百萬人——至少參加了一個定期集會的小群體。在這些小群體中，人們萌生了一種“共同體”的感覺，但這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對某一地區的歸屬感。毋寧說，這是一群志趣相投的人走到一起來，共同尋求一條“生活旅程：群體的批評者無法想像出他們做得多麼出色。他們所營造的共同體很少是弱不禁風的。人們感到自己得到了他人的關心。他們互相幫助……小群體成員之間產生的友誼清楚地向我們表明：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並不是由一些渴望獨立走完一生的、頑固的個人主義者所組成的……相反，即使當我們的社會呈現出紊亂的趨勢之時，我們仍然能夠根據相互支持的原則結合到一起。

　　這些小群體中有許多形成於60年代，並且體現了一種當時頗為流行的，關於集體行動的思想。有一些小群體非常明確地追求着被英格哈特稱之為後物質主義的那種價值。治療型模式影響着大多數這樣的群體，不論它們的具體關注點是什麼。其中占絕大多數的是自助性團體。正像所有的群體或共同體一樣，小群體顯然有着自己的局限性和問題，但它們的確提供了一種體現公民社會生活之豐富性的例證。

　　在其對50年代後期的英國所進行的研究中，彼得·霍爾指出：第三部門的活動——即志願性工作——在過去四十年中呈現出不斷擴展的趨勢。許多傳統的群體衰落了，但它們為更多的新的群體所取代，特別是自助性團體和環境保護團體。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參加這些群體的婦女人數不斷增加。慈善團體的數量有了顯着的增加；1991年，英國共有十六萬個註冊的慈善團體。平均每年有將近20％的人口參與到某種形式的志願性工作之中，而且有大約10％的人是每周都從事一定的志願性工作。霍爾發現，現在的年輕人參與志願性工作的積極性絲毫不亞於以前幾代人。

　　但是，非常明顯的是，大多數公民活動的增加都發生在比較富裕的階層。貧困階層的人們更傾向於將自己的非正式社會交往範圍局限在近親範圍內。比起貧窮階層來，在富裕階層那裡，出現完全得不到社會支持（Socia

　　support）的情況要少得多。

　　政府介入的一個主要關注點，應當是幫助恢復在這些群體中的公共秩序。工人階級共同體的團結是一個持久而穩固的形象，但是，現在這種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過去。在那些受經濟和社會變遷的掃蕩而變得邊緣化的地區和街道，公民參與是最為欠缺的。破敗的地方社區的復興有賴於企業的支持，這種支持是導致廣義的社會文明復興的一種資源。60年代的社會工程帶給我們的啟示已經為世界各地的人們所了解。

　　最近的研究表明，只要擁有適當的外部支持，地方的主動性甚至可以扭轉最難抵禦的衰落過程。②

　　世界各地，而不僅是歐洲和美國都存在這樣的情況。巴西西北部的西阿拉州就是一個例子。這一地區的改革是由一群從事電視、零售和服務業的年輕的商業界成功人士率先發動的。西阿拉地區的傳統的精英們則主要致力於把當地的農產品出口到國外，他們更關心的是降低工資而不基本地區的發展。

　　改革者們隨後開始與政府部門進行合作，他們採用參與式的規劃技術並且與社區的各種組織見面。為了促進本地區的發展，他們設立了把新企業引入該地區的項目。每一戶最貧困的家庭都可以分到一份符合最低工資標準的工作。這裡還開設了許多托兒所，它們的管理者不是政府，而是受最低工資保障的志願人員。街道團體和社區組織獲得一定的資源，從而得以開展小規模的放貸活動——比如，借給一位婦女一些錢，使她可以購買～台縫紉機，從而藉此自食其力。在1987年到1994年期間，西阿拉地區的經濟增長率達到4％，而同期整個巴西的經濟增長率只有1.4％。

　　社會辦企業是另外一種情況。自從80年代末期以來，各種各樣的社會辦企業項目在不同的國家迅速發展起來。一種形式是‘服務信用”，它流行於美國和日本的許多城市。參加慈善工作的志願者可以從別的志願者那裡得到以時間為單位的“報酬”。一套計算機系統登記着每一“時間一貨幣”的收支情況並且定期向參與者提供結算表。時間一貨幣是免稅的，並且可以積累起來以支付保健以及其他醫療衛生服務的費用，包括降低健康保險的成本。“紐約時間一貨幣協會”正在創建～個就業機構，它將為人們提供獲得工作、接受培訓和獲得幫助的機會。個人可以利用該機構來獲取有關的工作信息，並且，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工資外，還能得到支付自己每～小時的工作的時間一貨幣。這些“錢”可以儲蓄起來，用於接受培訓或者作為失業時的一種資源。1998年啟動的一個項目將在全世界52個城市建立中心，提供與教育和保健有關的由企業主資助的志願者項目。這些項目仍然以時間一貨幣項目為基礎，試圖採用複雜的計算機技術來建立一種志願性的時間經濟。

　　政府應當作好充分的準備，以便為這樣的努力作出自己的貢獻，並鼓勵其他形式的、自下而上的決策和地方自主。比如，小額貸款項目就是一種被證明為行之有效地刺激地方經濟活力的辦法。地方社區可以自行開展某些活動，但這些活動需要得到政府的許可或監督。比如，教育就是這樣的一種活動，學校雖然可能已經擁有各種各樣的新的權力，但這些權力的使用卻必須受到政府的規範。

　　在城市中。動地區的持續性投資可以創造相關的工作機會，使當地私營企業得到發展並為建築物的維修提供資金。政府不僅可以直接投資，還可以創造相應的激勵機制以引導私營公司來進行投資、提供培訓項目以及培育地方的主動性。美國的加利福尼亞以及其他一些州擁有正在運行的成功的經濟開發區，而其他各州也正在積極籌劃這樣的開發區。各種進一步的建議書也已經擬就。其中一項建議就是：如果企業把利潤轉化為由開發區內的居民分享的股份並重新投入到生產和經營之中，就可以免交資本收益稅。另一種建議是，只要收入被重新投入到提供技能培訓域其他的社區資源建設上的非贏利性組織，就可以免稅。

　　社區復興政策不能忽視公共領域。一個開放的領域不論在國家層次上還是在地方層次上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還是使民主化進程與社區發展直接聯繫起來的一種有效途徑。如果沒有一個開放的公共領域，社區復興項目就很容易使社區從大社會中孤立出來並且很容易走向腐化。在這裡，“公共”包括物理意義上的公共空間。地方社區的衰落不僅以普遍的破敗為標誌，而且還以安全的公共空間——街道、廣場、公園以及其他使人們感到安全的地方——的消失為標誌。

　　國家有可能會吞沒公民社會。這種情況曾經發生在東歐和前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中，那裡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的公共領域，人們的日常社會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局限在家裡——那裡通常只有很少的餐館、咖啡廳或其他供社會交往之用的公共設施。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可以保護個人免受過於強大的國家權力的侵害。但是，公民社會也不像某些人天真地想像的那樣是自生自發的、秩序與和諧的源泉。社區改造會導致自己的問題和緊張。街道管理機構應當享有多大的權力？當地方的各類積極分子群體之間就社區的未來問題無法達成共識的時候會發生什麼情況？由誰來確定社區權利和國家權力的分界線？政府必須對這些以及其他一些難題作出斟酌和判斷。國家還應當保護個人免受公民社會中經常出現的利益衝突之害。國家不能消解為公民社會：“如果國家無所不在，那麼它也就不存在。”

　　犯罪與社區

　　預防犯罪與消除對犯罪的恐懼對社區的改造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兩個環節。犯罪學在近年來的最重要的創新之一就是發現：日復一日的社會的公民素質的衰落與犯罪率之間存在着直接的聯繫。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人們的注意力幾乎完全集中在嚴重的犯罪上面，比如搶劫、傷害或其他暴力犯罪。但是，比較小的犯罪和公共秩序紊亂形式更有可能造成累積性的嚴重後果。在歐洲和美國的城市，當人們被問及他們感到煩惱的問題時，住在比較混亂的街區的居民往往會談到廢棄的汽車、亂塗亂畫、賣淫、小青年組成的流氓團伙以及其他類似的現象。

　　出於對這些問題的憂慮，人們採取了各種各樣的行動：他們儘可能地搬離有治安問題的地區，或者在他們的門窗上加上牢固的防盜鎖和結實的防護欄，並且放棄去那些有公共設施的地方。不受控制的失序行為（disorderly

　　be－haviour）向人們表明這個地區是不安全的。擔驚受怕的人們遠離街道，避開某些鄰居，並且限制自己的正常活動和交往。在他們自己抽身而退的時候，他們也放棄了公民之間的相互支持，並因此取消了以前曾經有助於維持社區成員的公民素質的那些社會控制機制。“一個城市生活和社會交往的結構受到破壞的街區將變得越來越脆弱，很容易受到更多的失序行為和嚴重犯罪的影響。”

　　這一命題的含義必須得到充分的理解。這並不意味着要增強警力來掃除街上的一切不受歡迎的東西。幾乎完全相反，這意味着警方應當同公民密切合作以提高當地社區的道德水準並改善公民的行為方式，在此過程中應當採用教育、說服和諮詢等手段而不是動不動就傳訊。在其近着中，斯蒂芬·卡特（Stephen

　　Carter）律師描繪了社會的公民素質在現代社會中的命運。他把公民素質定義為“我們為了共同生活而應該付出的各種犧牲的總和”。社會的公民素質涉及到我們與陌生人之間的關係：當我們在公共場所與那些我們可能不會再遇見第二次的陌生人遭遇時，我們應當有一種安全感。

　　人們常說現在的人越來越陷入一種對犯罪的莫名其妙的恐懼之中。

　　老年人，特別是那些生活在貧民區的老人，經常擔心自已被人搶劫，雖然發生這種事情的概率並不高。年輕人比老年人更有可能成為被侵犯的對象。但是，這同時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那些對犯罪懷有恐懼心理的人會調整他們自己的行為，比如天黑後不出門等等，以避免可能出現的令人恐懼的事情。這樣一來，他們成為犯罪受害人的可能性與本來的實際情況相比似乎就真的減少了。

　　合作式治安不僅意味着把公民的力量吸收到維護社會治安的活動中來，而且還意味着改變警方特有的思維方式。大多數國家都採用了“專業化治安”的模式，這種模式自50年代以來就逐漸得到推廣。“專業化治安”的側重點在於懲治嚴重犯罪，並且是通過集中警力的方式來打擊這些犯罪，包括在國際層面上同犯罪作鬥爭。但是，全球化所包含的權力下放含義在適用於其他領域的同時也適用於社會治安的領域。一種經過更新的側重犯罪預防而不是法律執行的模式，將同治安與社區力量的重新結合緊密配合起來。警察與他們應當為之服務的對象的分離常常會導致

　　一種“被圍心態”（siege

　　mentality），因為警方與普通公民之間缺乏經常性的聯繫。

　　為了發揮切實有效的作用，政府機構、刑事司法系統。地方組織和社區組織之間的合作關係必須是包容性的（in－clusive），所有經濟群體和種族群體都應該被吸收進來。政府和企業應當攜起手來，以幫助修整破敗的城區。一種可行的模式就是設立享受一定免稅期的經濟開發區，以鼓勵公司參與指定地區的戰略規劃並投入自己的資金。要想取得成功，這樣的項目需要一種對社會目標的長期投入。

　　強調這些策略並不意味着否認失業、貧困與犯罪之間的關係。毋寧說，同這些社會疾病作鬥爭的活動應當同以社區為基礎的犯罪預防措施結合起來。這些措施實際上可以直接或間接地促進社會公正，當社會秩序隨同公共服務和建築物一道走向衰敗的時候，其他的各種機會也會隨之減少。改善一個街區的生活質量可以使它們得以復興。

　　民主的家庭

　　家庭是公民社會中的一項基本制度。家庭政策是新政治的一塊試金石：在這種政治中，超越新自由主義和老派社會民主主義的家庭政治是否確實存在？

　　正像許多其他領域一樣，這一制度領域的背景正在發生變化。相關的統計數字是眾所周知的。雖然高低不同，但幾乎所有西方國家都面臨着離婚率急劇上升的趨勢。單親家庭和非婚生子女的比例也急劇上升。

　　1994年，英國有32％的新生嬰兒是在婚姻關係之外出生的。在意大利，這一比率僅為7％，而在法國高達35％，丹麥47％，瑞典50％。單身人口的比例也在不斷增加。目前，在許多國家中，只有少數兒童生活在“傳統”的家庭環境中。所謂“傳統”的家庭環境，是指當孩子處於生物學意義上的幼年時期時，父親和母親正式結婚並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在這種家庭中，父親外出工作賺錢，而母親則在家操持家務。許多人現在都在談論家庭的衰落。如果這種衰落的確正在發生，它的影響將是極其巨大的。家庭是影響整個社會的各種趨勢的一個交會點：不斷擴大的性別平等、越來越多的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性行為和性期待的改變，以及家庭與工作之間關係的轉變，都首先體現在家庭之中。

　　對於這些變化所帶來的後果，右翼人主持有一種特別的說法：家庭正處於危機之中，因為傳統的家庭正在解體。補救的辦法來自於下面這種分析。婚姻的神聖性應當得到重申。婚姻是漂移不定的成年男人的主要情感培育場所，可以使他們承擔起義務和責任，否則他們就會放棄它們。根據這種觀點，無父（fatherlessness）“是這一代人所面臨的一種最為有害的人口構成趨勢。……它還是導致我們所面臨的許多最緊迫的社會問題的根源所在，這些問題包括犯罪和青春期少女懷孕、兒童性虐待和針對婦女的家庭暴力”。右翼主張，為了維持家庭的穩定性，應當使離婚變得非常困難。離經叛道的家庭關係，比如同性戀關係，不應當得到政府和宗教權威的支持，或者應當用積極的辦法去阻止它們。法律必須繼續禁止同性婚姻。支持單親家庭的福利制度必須加以取消，以消除它所帶來的不良後果。

　　許多屬於左翼的社會民主主義陣營的人士以及自由論者都持有與上述觀點大相徑庭的論點。在他們看來，當代家庭的演化史其實是傳統家庭模式的一種健康的多樣化過程。從根本上說，如果多樣性和個人選擇是這個時代的口號，那麼它們為什麼不能進入家庭領域呢？我們應當承認這樣的事實：即使不履行正式的結婚手續，兩個人也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同性戀伴侶也有能力像異性伴侶那樣把孩子撫養成人；而且，只要擁有足夠的資源，單身家長也能夠像一對夫妻那樣撫育子女。

　　新型的政治如何解決家庭問題呢？我們首先應當明白：回到傳統家庭模式的思想已經是不可能實現的了。為了說明這一判斷，我們可以列出以下幾點理由：

　　我們正面對着日常生活中的深刻變遷，這一過程是任何政治機構都沒有能力加以逆轉的。對傳統家庭模式的迷戀其實是建立在美化過去的基礎上的。在英國，破碎的家庭在19世紀與在今天一樣是普遍存在的，雖然當時的主要原因是配偶的死亡而不是離婚。歷史研究已經越來越多地揭示出傳統家庭的陰暗面；在那種家庭模式中，虐待兒童和對兒童實施性虐待的情況遠遠超出大多數歷史學家通常所能想像的程度。傳統的家庭主要是一種經濟和血緣單位。婚姻關係在過去不像在目前這樣個人化，而愛情和情感投入在過去也不是婚姻的主要基礎，而它們現在正變得越來越重要。傳統婚姻的基礎是兩性之間的不平等以及丈夫在法律上對妻子享有的所有權。在英國法律中，直到本世紀早期仍然把妻子視為丈夫的動產。同樣，子女所享有的法律權利也非常少。傳統的家庭中性的標準性是雙重的。人們要求已婚婦女必須是“貞潔”的，其部分原因在於要確保父權。而男性則享有更多的性自由。子女是婚姻關係的存在理由。大家庭為人們所認可並被承認為一種常態。我們現在則生活在一個“寶貝孩子”的時代，子女已經不再是一種經濟利益，而變成了一種重要的經濟成本。子女的身份以及子女的撫養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重新回到傳統的家庭模式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我們從這種家庭模式本身之中找出上述任何一點都足以打消這樣的企圖。因此，毫不奇怪，當右翼評論家提到傳統家庭的時候，他們實際上所指的並不是傳統家庭，而是在二戰以後一段短暫時期出現的一種過渡型的家庭形態，也就是50年代的“理想化”家庭。到那個時期，傳統家庭幾乎已經完全消失了，但婦女仍然尚未大量進入勞動力市場，而性別不平等仍然明顯存在。

　　那麼，與右翼觀點相反的觀點是否具有說服力呢？沒有。因為單是“家庭形式的多樣化是可取的和沒有問題的”這樣一種觀點就令人無法相信。離婚對子女生活的影響永遠是難以估量的，因為我們無從知道如果他們的父母不離婚將會怎樣。但是，迄今為止大量而全面的研究都已經證明，下面這樣一種主張是站不住腳的：“由單親撫養長大的孩子絲毫也不遜色於由父母雙方共同撫養長大的孩子。”部分的原因是經濟方面的，即與離婚相伴隨的收入的突然下降。但是還有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原因來自於子女得不到父母的充分關注，也缺乏充分的社會聯繫。這些研究表明：分居或離婚弱化了子女與父親之間的聯繫，同時也削弱了子女與父親的朋友和熟人圈子的聯繫。在廣泛的經驗研究的基礎上，研究者們得出了這樣一種結論：單身母親不可能獲得強有力的支持網絡或者比較廣泛的家庭聯繫。

　　婚姻、家庭和子女的照顧都面臨着各種困難，而我們的問題在於採取什麼樣的有效政治策略來改善它們，以及我們應當為什麼樣的理想家庭狀態而努力。首先，也是最為根本的，是我們必須從兩性平等的原則出發——這一點不能有絲毫讓步。談到今天的家庭，我們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民主的道路。家庭正變得越來越民主，這一進程直追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進程；而且，這一民主化進程指出了家庭生活把個人選擇與社會團結結合起來的途徑。

　　家庭民主與政治民主的標準令人驚奇地相似。公共領域中的民主包括：形式上的平等、個人的種種權利、不受暴力干涉地自由討論問題、以及在與傳統的協調過程中獲得（而不是被傳統賦予）的權威。民主化的家庭也分享着這些特徵，其中有一些特徵已經得到國內法和國際法的保護。家庭中的民主意味着平等、相互尊重、獨立自主、通過協商來作出決策，以及不受暴力侵犯的自由。這些也為父母一子女關係提供了一個樣本。當然，家長在子女面前仍將爭取自己的權威，這也無可厚非；但這種權威越來越具有可以商量的特性，而且越來越開放。這些特性不但適用於異性家庭，而且也完全適用於同性戀關係之中。

　　民主化的家庭也是一種理想。那麼，社會民主主義者應當採取何種措施來促進這種理想的實現呢？政府應當專門為此做些什麼呢？正像在別的領域一樣，重點應該放在確保自主與責任之間的平衡上。在這方面，積極的鼓勵應當與其他的方式並駕齊驅。人們普遍嚮往着家庭能夠在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上提供一種穩定感。然而實際的情況是：家庭既可能彌補由這個世界上的因素造成的不利影響，也可能跟着這些因素走。人們已經對工作安排的靈活性和適應性問題給予了許多的關注，但個人帶入到婚姻和家庭關係中的能力也是同樣重要的。在變化——甚至是在像離婚這樣的重大變故——中維持關係的能力不僅對個人的幸福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決定着個人能否與自己的子女保持不間斷的聯繫。

　　家庭政策的制定者應當加以考慮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對兒童的保護和照料。增加離婚的難度並不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辦法。這種辦法可能會使形式上的離婚率有所降低，但卻無法阻止分居，甚至還可能會使許多人逃避結婚，這將與那些提議制定更加嚴格的離婚法的人們的初衷正好相反。

　　民主的家庭關係意味着分擔照料子女的責任，特別是在父親和母親之間以及家長和非家長之間，更要分擔責任。因為就整個社會而言，母親承擔着照料子女的、不成比例的成本（並且也分享着不成比例的情感回報）。結婚和生養子女總被認為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事。但是，在非傳統化的家庭中，是否要一個孩子已經成為與以往截然不同的一項決策。這樣，這兩者就逐漸分離開來了。在婚姻關係之外出生的孩子的比例可能不會減少，而兩人之間維持一生的性關係將變得越來越罕見。因此，在撫養子女方面的契約性承諾可以從婚姻中分離出來；而且，作為一項強制性的法律義務，夫妻雙方都必須作出這樣的承諾：未婚的父親和已婚的父親都享有同樣的權利並承擔同樣的義務。男女雙方都應當意識到：性行為有可能帶來終身的責任，包括其中的任何一方都能受到保護而免受人身虐待。與其他的造就更加積極的父親形象的文化變遷相結合，這樣一種父親角色的重新調整將逐漸削弱“單親”的概念。強制實施家長契約這一舉措本身並不是沒有問題的。顯然，人們完全可以尋找到其他的平衡風險與責任的辦法。

　　在家庭中，正像在其他領域中一樣，民生很難實現，而且更難堅持。就子女的照料而言，民主意味着共同承擔做父母的義務，但是目前的現實情況距此還相差很遠。右翼人士在傳統家庭的解體這一問題上的看法往往伴隨着一種關於男人的局限性的論點：男人天生就沒有目標和計劃，並且在道德上不負責任；除非他們被安全地約束在一種傳統類型的家庭之中，否則他們就會成為一股使社會走向分裂的力量。

　　但是，科學研究的結果並不支持這種觀點。對於大多數男人而言，正像對女人而言一樣，離婚是一種痛苦和令人傷心的經歷。絕大多數男人都不會因為擺脫了對其子女的責任而感到輕鬆愜意。大多數男人都會想方設法保持與子女的關係，即使在面臨巨大困難時也是這樣。許多男人之所以同子女失去聯繫，乃是因為涉及到巨大的感情創傷或者是受到前伴侶的明確敵視，而不是由於他們想要追求一種不負責任的生活方式。

　　正像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在那些離婚之後仍然與子女保持密切關係的父親和沒有這樣做的父親之間，並不存在一種涇渭分明的區別。其中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不是父親的態度，而是其他人的反應以及一些偶然事件，這些事件使事情朝某一個方向而不是另外的方向發展。許多父親的確同他們的子女失去了聯繫，而且的確不再從經濟上支持他們的子女。但是，與“不負責任的男性”觀恰好相反，這似乎不是一個性別屬性上的問題。一項由美國人口調查局進行的研究表明：與沒有監護權的父親相比，沒有監護權的母親不支付法院判決其支付的子女撫養費的可能性更大。

　　我們可以通過許多方面的創新來鼓勵父母共同承擔養育子女的責任。與“單身母親”的概念一樣，“缺席的家長”一詞在法律上的廣泛應用有助於使人們銘記這樣一種情況：父母當中的一方（通常是父親）被看成而且實際上被當成是不重要的。經濟因素也是至關重要的。為什麼沒有同孩子們住在一起的父親就不能像單身母親那樣獲得照顧孩子或者在孩子們放學後照料他們的機會？父親們應當比現在享有更多的照顧子女的權利，而且，在必要的時候，應當為他們提供履行其職責的條件。

　　政治家們經常提到需要通過強有力的家庭紐帶來維持社會的凝聚力。他們這樣做並沒有什麼錯，但是對這種說法作出某些限定是非常必要的。首先，“家庭”不能單指養育子女的家長。子女也應當對他們的父母負起責任，而不是與此相反。我們至少應當認真考慮一下是否應該使這種責任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實際上，美國聯邦政府在1983年就試圖要求子女幫助照顧年邁的父母，這項要求是“醫療保健協助”項目的一個組成部分。此項建議從未得到實施，雖然有大約26個州現在制定了相關的法律，要求子女為貧困的父母提供援助。儘管這些法規很少實施，但是，它們所體現的觀念很快就會成為社會公認的標準。比如，這些義務可以同終身的家長契約結合起來。

　　其次，我們很容易發現，家庭並不一定能夠創造社會團結。意大利南部地區的情況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大規模的例證。而且，類似的情況在其他的環境中也可能出現。比如，我們在貧民區就可能會發現犯罪家庭。在這種家庭中，強大的血緣紐帶和義務正是他們從事違法活動的基礎。即使是遵紀守法的家庭，也有可能與世隔絕並且放棄自己對整個社會的責任。只有當強有力的家庭紐帶不僅向內看而且向外看時，它才可能成為加強社會凝聚力的一種重要資源。這就是我所說的“社會整合性家庭”的真正含義。家庭關係是更廣意義上的社會生活結構的組成部分。

　　第四章 社會投資型國家

　　經典的社會民主主義主要關注於經濟安全和再分配，而把財富創造視為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新自由主義者則把競爭和財富創造放在首位。“第三條道路”政治也十分重視所有這些因素。考慮到全球市場的性質，它們都具有十分緊迫的重要性。但是，如果人們都沉溺在紛亂的經濟旋渦中隨波逐流，所有這些因素將都得不到任何發展。政府應當在人力資源和基礎設施投資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以營造一種良好的企業環境。可以這樣說：“第三條道路”政治支持一種新型的混合經濟。老式的混合經濟

　　有兩種不同的版本。一種涉及到國家與私人領域的劃分，但仍有許多企業掌握在政府手中。另一種在過去和現在都是一種社會市場。在兩種情況下，市場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政府。新型的混合經濟則試圖在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建立一種協作機制，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場的動力機制的同時，把公共利益作為一項重要的因素加以考慮。它既涉及到國際、國家和地方各層次上的調控與非調控之間的平衡，也涉及到社會生活中經濟因素與非經濟因素之間的平衡。第二種平衡至少與第一種平衡同樣重要，但它可以在第一種平衡得到實現的過程中獲得部分的實現。

　　企業的快速創立或倒閉是一種有活力的經濟的特徵。這種流動性與一個由被視為當然的習慣所統治的社會是不能兼容的——哪怕這種習慣是由福利制度導致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必須改變福利國家所蘊涵的風險與安全之間的關係，以形成這樣一個社會：在政府、企業和勞動力市場中的人是“負責任的風險承擔者”（responsiblerisktakers）。當情況變得不妙時，人們當然需要得到保護；但更需要的，則是順利度過一生中的重大轉折時期的物質和精神能力。

　　平等問題必須得到全面而認真的思考。平等與個人自由有時可能會產生衝突；而且，平等、多元主義與經濟活力之間也並不總是和諧一致的。正像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情況那樣，結構變遷所導致的不斷加劇的不平等是很難克服的。但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不應當接受這樣一種觀點：

　　高度不平等是經濟繁榮的必然伴生現象，因此是不可避免的。過去形成的關於不平等問題的成見應當消除，平等的真正含義應當得到進一步的反思。平等必須有助於實現多樣化，而不應當成為後者的障礙。

　　由於我下面將會談到的原因，再分配不應當從社會民主主義的規劃中消失。但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之間的討論最近以來已經非常正確地把重點轉向了“對可能性的再分配”對人類潛能的開發應當在最大程度上取代“事後”的再分配。

　　平等的含義

　　許多人指出，當下惟一的平等模式應當是新自由主義的模式：機會均等或精英統治（meritocracy）。我們必須明白為什麼這一立場是站不住腳的。首先，（如果這種模式能夠得到實現的話，）一個徹底的精英統治的社會將造成收入上的嚴重不平等，並因此而威脅社會的凝聚力。

　　比如，讓我們考慮一下“勝者通贏”（winner－take－all）的現象。在勞動力市場上，這是一種顯而易見的結果。某個僅僅比別人稍微能幹一點兒的人會比別人要求更多的工資。一位網球明星或着名歌劇藝術家所獲得的報酬遠遠超過那些比他（她）稍遜一籌的同行。與其說“儘管運用了精英統治的原則，仍然存在這樣的現象”，倒不如說這種現象正是由精英統治原則的運作造成的。如果微弱的邊際差異能夠決定產品的成功還是失敗，那麼，對於企業來講，賭注實在是太大了。被認為造成了這種邊際差異的個人會得到不成比例的報酬。他（她）們是一群新的“無名的顯貴”。

　　除非精英統治伴隨着一種工作分配上的結構變化（這種變化只可能是暫時性的），否則一個精英統治的社會可能還會造成大量的向下流動。許多人不得不向下流動，以便其他人能夠往上爬。但是，正像許多研究已經表明的那樣，波及面很大的向下流動將會產生無法估計的後果，並使那些受到這些後果影響的人產生疏離感。大規模的向下流動對社會凝聚力造成的威脅，可能不亞於一個充滿敵意的被排斥者階層的存在。事實上，完全的精英統治將製造出一個這種階層的極端形態，即一個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階層。這不僅意味着有一些群體將生活在社會底層，而且意味着他們知道自己能力的欠缺而生活在底層是命該如此：

　　我們很難想像出比這更加令人絕望的處境了。

　　無論如何，一個徹底的精英統治社會不僅是不可能實現的，而且，它本身就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概念。由於我們已經指出的原因，一個精英統治的社會在結果上可能存在嚴重的不平等。在這樣一種社會秩序中，特權者必定能夠將其優勢傳給自己的子女，但這樣一來又破壞了精英統治。畢竟，即使是在像蘇聯那樣奉行相對的平等主義的社會（在那裡，財富無法保障子女社會地位的提升）中，特權階層也能夠把自己的優勢傳遞給自己的後代。

　　這些觀察並不表明精英統治與平等毫無關聯，而是說明這些原則不能涵蓋平等的全部內容，也不能用來定義平等。那麼，平等究竟意味着什麼呢？新的政治學把平等定義為“包容性”，而把不平等定義為排斥性。不過，我們需要對這兩個術語加以進一步的闡釋。在其最廣泛的意義上，“包容性”意味着公民資格，意味着一個社會的所有成員不僅在形式上、而且在其生活的現實中所擁有的民事權利、政治權利以及相應的義務。它還意味着機會以及在公共空間中的參與。在一個工作對於維持自尊和生活水準而言處於至關重要地位的社會中，獲得工作的可能性就是“機會”的一項重要含義。教育是另一種重要的機會——即使在教育對於獲得工作來說不是那麼重要的情況下，仍然是這樣。

　　在當代社會中，有兩種比較明顯的排斥類型：一種是對處於社會底層的人們的排斥，將他們排除在社會提供的主流機會之外；另一種是社會上層人士的自願排斥，也就是所謂“精英的反叛”：富人的群體選擇離群索居，從公共機構中抽身而出。特權階層生活在壁壘森嚴的社區中，不參與公共教育和公共保健體系。

　　由於工業社會的階級結構正受到上文中曾經簡要提及的那些重大變化的影響，包容性和排斥性已經成為分析和回應不平等的重要概念工具。大約二十五年以前，大多數工業勞動者（主要是在製造業）都從事體力勞動。如今，信息技術已經徹底改變了製造業的性質，大幅度地減小了對無技能勞力的需求量。計算機輔助設計和用戶化、自動化的存儲和分配系統，以及生產單位、銷售單位與客戶之間的聯網，取代了以前需要手工進行的工作。今天，在發達國家中只有不到20％的勞動力從事製造業的工作，而且這一比例仍在不斷縮小。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階級正在消失。與此同時，主要集中在煤礦、鐵礦、鋼鐵冶煉廠和造船廠等周圍的古老的工人階級社區也已經發生了性質上的轉變。

　　有些重新獲得了生機，另一些則逐漸衰敗了。正像城市中心的貧民區一樣，這些社區從更加廣闊的社會中孤立出來。如果其中又有許多少數民族群體，那麼種族偏見將進一步強化這一排斥過程。正像美國城市長期以來的情況那樣，歐洲城市也正在吸收大量的外國移民，這使得倫敦。巴黎、柏林、羅馬和其他城市地區出現了一種新的“窮人”群體。因此，經濟上的排斥性總是涉及到物質和文化兩方面的含義。在衰敗的地區，房屋年久失修，工作機會的缺乏導致缺乏求學動力，並因此造成社會不穩定和組織瓦解。在倫敦老城這個英國最富裕之地周圍的一些市政房產里居住的人群中，有60％處於失業狀態。而正好附近的城市機場卻無法招募到自己所需的技術工人。

　　包容性與排斥性

　　排斥性這一概念所涉及的不是社會等級的劃分，而是把屬於某些群體的人排除在社會主流之外的機制。對於上層社會而言，自願排除的驅動因素是多種多樣的。擁有足夠的經濟資源是遠離社會的必要條件，但卻從來不能完全解釋這些群體選擇如此行為的原因。與社會底層的排斥性不同，社會上層的排斥性不僅是對公共空間或社會團結的威脅，而且兩者之間還存在着因果性的聯繫。我們從某些國家如（巴西和南非）中出現的更為極端的例子上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兩者是一起出現的。因此，限制精英的自願排斥對於在社會底層營造一個更具包容性的社會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許多人認為特權集中在上層社會是在所難免的。收入不平等現象正在廣為蔓延。比如，在美國，1980年到1990年十年期間，有60％的收入集中在僅占人口1％的少數人手中，而總人口25％的最貧窮的人口的收入在三十年時間裡幾乎沒有什麼變化。英國也表現出相似的情形，只不過沒有這麼極端罷了。目前，收入最高的勞動者與收入最低的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是五十年來最高的。雖然從實際生活水平上看大多數勞動人民的處境都比二十年以前有所改善，但是，最窮的10％的人卻發現他們的實際收入是下降了。

　　但是，這並不意味着這種趨勢必然會持續下去或者是日趨惡化。技術創新是一個無法估量的因素，或許這種趨向于越來越不平等的趨勢在某一時空環境下會發生完全的逆轉。無論如何，這些趨勢比表面看起來更為複雜。正像一些特別認真而詳盡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樣，在某些發達國家，不平等現象在過去三十年間是逐漸緩和而不是日趨嚴重了。當然，我們無法準確地了解關於收入的統計資料究竟具有多大的可靠性，因為衡量第二經濟（secondaryecono－m)的努力基本上只能停留在猜測的水平上。這種經濟可能會增加不平等，但它更有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因為易貨貿易和私下的現金交易更有可能在窮人之間進行。最後，那些長期處於新自由主義政府統治之下的國家比其他國家表現出更為嚴重的經濟不平等加劇的現象，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新西蘭和英國。

　　談到美國問題，政治問題專欄作家米基·考斯（MickeyKaus）建議在“經濟自由王義”（economicliberalism）和“公民自由主義”（ivicliberalism）之間作出區分。貧富差距將會繼續擴大，而且沒有人能夠阻止這一趨勢。但是，公共領域可以通過“公民自由主義”而得以重建。考斯在這一點上無疑是非常正確的：公共空間被不斷掏空的趨勢可以得到逆轉，而且，解決上層對其他群體的社會排斥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當然，經濟不平等肯定與排斥性機制不無關係，我們不應放棄降低這種不平等的努力。

　　在歐洲範圍內，一個關鍵的因素是福利開支的可持續程度。福利國家本身可能需要徹底的改革，但福利制度的確應當對資源分配發生影響。我們還可以考慮其他策略，其中有些策略的適用範圍可能還非常廣泛，比如雇員持股方案。這種方案的再分配意義是非常大的。這些福利措施對收入分配狀況產生的基本影響之一，就是提高性別平等的程度。

　　在福利制度的影響下，不平等現象是減少了，而不是增加了。這再一次反駁了“社會正變得越來越不平等”這一簡單的說法。家庭的變遷會影響到不平等的結構。在1994—1995年期間，英國占人口20%的高收入家庭中有一半是屬於一個人從事全職工作或夫妻二人都從事全職工作的情況。新的不平等模式不完全是既定的。政府的政策可以對之發生影響，比如支持單親家長進入勞動力市場。

　　“公民自由主義”——也就是對公共空間的重塑——仍然必須成為上層的包容性社會中的一項重要內容。這種自由主義如何才能得到復興或者維持呢？成功地培育起世界性國家（cosmopolitanation）是一條途徑。那些認同自己為某一民族共同體的一員的人們，更有可能承認自己對該共同體的其他成員負有某種責任。培育一種負責任的商業氣質也是一條可行的途徑。從社會團結的角度來看，最重要的群體不只是那些新興的商界巨頭，也包括專業的和有錢的中產階級，因為他們最靠近脫離公共空間的分界線。提高公共教育的質量、維持一套資源充足的保健服務體系、推行安全的公眾娛樂方式以及控制犯罪率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由於這些原因，我們不應當把對福利國家的改革簡單地理解為營造一張安全的大網。只有一種造福於大多數人口的福利制度才能夠產生出一種公民的共同道德。如果“福利”只具有一種消極的內涵而且主要面向窮人（就如美國的福利制度那樣），那麼它必然會導致社會分化。

　　美國的經濟不平等程度高於其他任何一個工業化國家。但是，即使是在美國這個競爭性個人主義的發源地，也有理由希望“精英的抵抗”是能夠受到制約的。社會學家阿蘭·伍爾夫（AlanWolfe）在其最近的研究中發現，很少有證據表明美國的中上階層正從更大的社會中退出。他發現，在美國對社會正義的支持的基礎是廣泛存在的，這種支持“既來自於保守的天主教徒，也來自於東海岸的自由主義者”。大多數人都認為，美國的經濟不平等已經太過火了：

　　贊成在其學科中貫徹自由放任觀點的經濟學家傾向於認為：大公司的常任經理們的高薪即使達到令人咋舌的程度，最終也會對每一個人都有利，因為無效率的公司和得不到合理報酬的經理們都不能為任何人的實際利益服務。但是，從美國中產階級的觀點來看，過高的公司管理層薪水更有可能被視為自私的表現，而自私的個人和組織由於失去了平衡，將威脅到社會秩序的經脈。

　　我們不難設想出對公共空間產生積極影響的（而不是侵蝕公共空間的）政策。例如，保健應當適應干大多數選民的需要。“保健”一詞在這裡可以作寬泛的理解，與後面將會提到的積極福利概念相對應。比如，減少環境汙染就是一種普遍性的福利。實際上，生態策略是關於生活方式的論爭中的關鍵因素，因為大多數生態利益都是跨越階級的。

　　正像社會上層的排斥性一樣，社會底層的排斥性也是可以自我再生的。我們必須設法制定策略來打破貧困的惡性循環：

　　幫助缺乏基本技能和資格的成年人獲得它們，幫助技能已經落伍的人們更新它們，提高所有那些由於長期失業而陷入悲觀失望心境的人們的自信心，這些都是絕對重要的。缺乏專業技能的人陷入失業狀態的可能性是具有較高學歷者的五倍；最後，就業機會又總是流向那些具備就業能力的人。

　　教育和培訓已經成為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家的新口頭禪。托尼·布萊爾在總結本屆政府的工作重點時，把優先權賦予“教育，教育，教育”，這已經成為一句眾所周知的名言。在大多數工業化國家，對改進過的教育技巧和技能培訓的需求是顯而易見的，特別是對貧窮群體來說是如此。誰能夠否認任何社會都渴望自己的人民受到高素質的教育呢？

　　今天，教育投資已經成為政府的一項勢在必行的任務，它是“可能性”（或機會）再分配的一個重要基礎。但是，認為教有能夠直接減少不平等的觀點是值得懷疑的。在美國和歐洲進行的大量比較研究表明：

　　教育更體現着更大範圍內的經濟不平等。要解決這一問題，還必須從根源上入手。

　　進入到整個勞動力行列，而不僅僅是狹義的“工作”（job），對於消除非自願性排斥來說，顯然是非常重要的。勞動（WOrk）可以帶來多方面的好處：它為個人創造了收入，賦予個人一種穩定感和生活中的方向感，並為整個社會創造了財富。但是，包容性這一概念的涉及面必須超越於勞動之外。這不僅是因為：許多人在自己一生中的某段時間不能進入勞動力行列，而且還因為：一個完全受勞動倫理支配的社會必定是缺乏生活吸引力的。一個包容的社會必須為那些不能工作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所需，同時還必須為人們提供出多樣性的生活目標。

　　傳統的扶貧項目必須為以社區為中心的方式所取代，這些方式不但使更多的民主參與成為可能，而且還會更加有效。社區建設必須重視支持網絡、自助以及社會資本的培育，使這些因素成為促成低收入社區經濟復甦的重要資源。與貧困作鬥爭要求注入一定的經濟資源，但這些資源應被應用於支持當地的項目。使人們陷入福利之中而不能自拔將會把他們排除出更大的社會；而通過減少福利來迫使個人尋求工作則會導致更多的人湧入本來就已經十分擁擠的、低收入勞動力市場。社區建設則主要關注個人和家庭面臨的多重問題，包括工作質量、保健與幼兒保育、教育以及交通。

　　積極的福利社會

　　近年來，沒有任何一個問題像“福利國家”那樣使左翼和右翼表現出如此截然對立的立場：一方對它讚美有加，另一方則對它無情批判。“福利國家”這個（在60年代以前並不常見的、而且也為英國福利國家的主要設計師威廉·貝弗里奇本人所極度不喜歡的）概念的形成，實際上經歷了一段複雜多變的歷史。它的起源遠遠背離了左派的理想。實際上，創立福利國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驅散社會主義的威脅。19世紀末在德意志帝國創建社會保險制度的統治集團對自由放任經濟學的輕視程度並不亞於他們對社會主義的鄙視。但是，梅斯麥模式被許多國家爭相效彷。貝弗里奇於1907年訪問德國，其目的就是學習這種模式。③今天存在於許多歐洲國家的這種福利國家模式，正像民族一國家的公民身份中包含的許多內容那樣，是在戰爭中、並且在戰爭的促使下產生的。

　　卑斯麥在德國創立的制度通常被認為是福利國家的古典形態。但是，德國的福利國家通常與一個由第三部門的群體和組織構成的複雜網絡有關，政府機構藉助它們的力量來推行福利政策，其目的是幫助它們達到各自的社會目標。在幼兒保育等方面，第三部門的團體幾乎壟斷了提供服務的機會。德國的非營利部門在福利國家成長的過程中不但沒有衰落，反而得到了發展。各個福利國家與第三部門相結合或者是依靠第三部門的程度各不相同。比如，在荷蘭，非營利性組織是社會服務的主要提供者，而瑞典則很少利用非營利性組織。在比利時和奧地利則正像在德國一樣，有將近一半的社會服務是由非營利性團體提供的。

　　荷蘭政治學家基斯·凡·克斯伯根指出：“（圍繞福利國家問題展開的）當代討論的主要洞見之一，就是認識到把社會民主和福利國家之間等同起來是非常錯誤的。”他詳細考察了基督教民主主義對歐洲大陸福利制度和社會市場之發展的影響。基督教民主黨派的前身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在德國、荷蘭、奧地利以及法國和（程度稍弱的）意大利占據重要地位的天主教黨派。天主教工聯主義者把社會主義當做自己的敵人，並試圖通過強調勞資協同經營制度和階級調和而按照自己的立場來圍剿社會主義。羅納德·里根1981年關於“我們已經讓政府行使了原來曾經是志願者擔當的那些職能”的抱怨，在歐洲的天主教傳統中可以找到更早的共鳴——認為教會、家庭和朋友是社會團結的主要源泉，國家只有在這些制度未能很好地履行其職責時才應當插手。

　　在了解了福利國家的充滿難題的歷史之後，第三條道路政治應當接受右派對福利國家提出的某些批評。現在這種依賴於自上而下的福利分配製度，從根本上說是很不民主的。它的主要動機是保護和照顧，但是它沒有給個人自由留下足夠的空間。某些類型的福利機構是官僚化的、脫離群眾的、沒有效率的，而且，福利救濟有可能導致違反設計福利制度之初衷的不合理結果。但是，第三條道路政治並不把這些問題看成是應剔除福利國家的信號，而把它們視為重建福利國家的理由。

　　財政問題僅僅是福利國家所面臨的困難之一。在大多數西方社會中，一定比例的福利開支在過去十年中基本保持着穩定。在英國，直到70年代末期，福利開支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所占份額在本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一直保持着穩定的增長。從那時以後，它一直維持在一個穩定的水平上，雖然總的數字顯示出，在福利開支的分配和福利收入的來源上存在着一些變化。如果我們考慮到幾屆撒切爾政府都決定削減福利預算，英國在福利預算上的再度提升就更加引人注目了。

　　教育開支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從1975年的6．7％下降到1995年的5．2％。但是，同期的保健服務開支卻有所上升。在1975年，保健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為3．8％，而到了1995年，這一數字上升到5．7％（儘管仍然低於其他大多數工業化國家）。公共住房開支的削減幅度最大，從1975年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2％下降到二十年後的2．1％。正像別的國家一樣，英國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投入大幅度地增加。

　　在1973一1974年間，社會保障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的8．2O，而這一數字在1995－1996年間已經上升到11．4％。社會保障開支在這一時期的實際增長超過了一倍以上。這一增長背後的主要潛在因素是失業率居高不下、有工作的窮人數量增加，以及人口結構的變化，特別是單身家長和老人總數的增加。

　　同樣的發展趨勢影響了所有的福利體系，因為它們都經歷了複雜的結構變遷。這些變遷給那些更加大包大攬的福利國家——比如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諸國——帶來了根本性的問題。北歐的平等主義具有深刻的歷史和文化根源，而不僅僅是“普世主義”的福利國家的產物。公眾對高額稅收的認可程度高於大多數其他西方國家。但是，儘管北歐國家率先推出了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但每當失業率上升的時候，正像在芬蘭所發生的情況那樣，福利系統必然會承受額外的壓力。就它的相對規模而論，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各國的福利系統簡直就是一個大雇主——特別是婦女的大雇主。但由此產生的一個結果是：北歐各國在就業上的性別隔離（sexualsegregation）比大多數其他工業化國家都更為嚴重。

　　大幅度增加社會保障方面的開支是新自由主義者攻擊福利制度的主要理由之一，他們認為這使人們對福利系統產生了普遍的依賴。他們對許多人依賴國家福利生活這一事實的擔憂不無道理，但是，我們完全可以採取一種更加複雜的眼光來看待正在發生的這一切。福利處方往往只是次級的選擇，或者可以說它導致了道德公害（moralhazard）的情勢。

　　道德公害這個概念在對私人保險中的風險問題的討論中得到廣泛的運用。當人們憑藉保險的保障來改變自己的行為、從而重新界定其為之投保的風險時，道德公害就產生了。與其說是某種形式的福利供給創造了依賴性的文化氛圍，倒不如說是人們理性地利用了福利制度為他們提供的機會。比如，本來是用來解決失業問題的福利救濟，如果它們被人們利用、使之成為逃避勞動力市場的避風港的話，就會在事實上製造出失業。

　　在瑞典福利制度的背景下從事研究的經濟學家阿瑟·林貝克（AssarLindbeck）指出：從人道主義的立場出發，國家有義務為受到失業、疾病、殘疾或其他福利制度涵蓋的風險影響的人們提供慷慨的援助。但這裡出現了一個兩難困境：國家所提供的福利救濟越多，發生道德公害和欺詐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他認為，道德公害從長期而論會比短期更甚。這是因為時間一長社會習慣就形成了，人們又以此去界定什麼是“正常的”。這樣，對福利救濟的嚴重依賴就不再被認為是依賴，而變成了“預料中的”行為。這種情況將導致的結果包括：申請社會救濟的人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人藉口健康原因而不去上班，主動尋找工作機會的人越來越少。

　　福利制度一經建立，便成為一套具有自身邏輯的自主系統，而不管能否達到設計者期望的目的。一旦發生這種情況，人們的預期就被“鎖定”而相關的利益集團就得到保護。例如，那些試圖改革本國養老金制度的國家便遭遇到了一致的抵抗。人們會提出各種各樣的反對理由：我們應當得到養老金，因為我們老了（已經60歲或者65歲了），我們已經繳納了應交的稅費（雖然它們可能並不足以復蓋養老金開支），以前的人都得到了養老金，每一個人都會有退休的那一天，等等。但是，這些制度性問題的鬱積本身就是需要進行改革的一種徵兆，因為福利系統如同其他政府部門一樣，需要既積極又負責地回應更廣意義上的社會發展趨勢。

　　正是因為存在着一個由福利系統本身創造出來的並且又受其保護的利益集團，福利制度改革不是那麼容易實現的。但是，為福利國家制訂一份激進的改革綱要卻是可以做到的。

　　正像前面已經指出的那樣，福利國家與其說是資源的會聚點，倒不如說是風險的所在地。使社會政策能夠成為社會整合之基礎的一個重要條件，是“特權階層反過來發現，在與社會底層的人民一道重新分配風險的過程中，他們有着共同的利益”。但是，福利國家無法及時調整自己的步伐，以便復蓋那些新型的風險，比如與技術變遷、社會排斥或者不斷增加的單親家庭有關的風險。其間的脫節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福利所涵蓋的風險並不符合需要，另一種是受到福利保護的群體本不是應予保護的。

　　福利改革應當認識到我們在前面關於風險的討論中已經指出的那些要點：有效的風險管理（不論是個人性質的還是集體性質的管理），並不僅僅意味着減小風險或者保護人們免受風險影響；它還意味着利用風險的積極而富有活力的方面，並為風險承擔（ristaking）提供必要的資源。積極的風險承擔被認為是企業家行動中的固有因素，但是，我們還應當認識到這也同樣適用於勞動力。決定去工作並且．放棄福利救濟，或者選擇某種特殊行業的工作，這些都是承擔風險的行動，但是這種風險承擔往往對個人和更大的社會都有利。

　　貝弗里奇在他於1942撰寫的《社會保險及相關服務報告》中，公開向匱乏、疾病、無知、骯髒和懶惰宣戰，此舉使他名氣大震。這就是說，他側重關注的幾乎完全是否定性的方面。今天，我們應當倡導一種積極的福利（positivewei－fare），公民個人和政府以外的其他機構也應當為這種福利作出貢獻，而且，它還將有助於財富的創造。福利在本質上不是一個經濟學的概念，而是一個心理學的概念，它關乎到人的幸福。因此，經濟上的利益或好處本身幾乎從來都不足以創造出幸福。這不僅意味着，種種其他情景和影響（而不是福利體制本身）產生了福利，而且還表明，福利制度還必須在關注經濟利益的同時關注。心理利益的培育。我們可以舉出一些非常平常的例子，比如，商討一建議有時可能比直接的經濟支持更有幫助。

　　雖然這些命題聽起來似乎有些遠離福利系統的現實關注，但是，它們與福利改革的每一個方面都具有相關性——或者說，都有助於闡明這些方面所涉及的內容。基本的原則是：在可能的情況下儘量在人力資本上投資，而最好不要直接提供經濟資助。為了取代“福利國家”這個概念，我們應當提出“社會投資國家”（socialinvestmentstate）這個概念，這一概念適用於一個推行積極福利政策的社會。

　　在最近的關於福利問題的文獻中，用“福利社會”取代“福利國家”已經成為一個約定的基調。在第三部門的機構還沒有充分發揮作用的地方，它們應當在提供福利服務上發揮更大的作用。自上而下分配福利資金的做法應當讓位於更加地方化的分配體制。從更一般的意義上講，我們應當認識到，福利供給的重組應當與積極發展公民社會結合起來。

　　社會投資戰略

　　由於通常被納入福利國家這一標題之下的制度和服務是非常龐雜的，我將只討論社會保障。就此而言，社會投資國家應當確立什麼樣的目標呢？讓我們選擇兩個基本的領域來加以探討：為老年人和失業者提供的服務。

　　談到老齡問題，通常在其中展開關於養老金支付問題討論的範圍是有限的，有一種激進的觀點建議突破它。大多數發達國家都面臨着人口老齡化的問題，而且據說這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因為養老金可以被比喻為定時炸彈。意大利、德國和日本等國家的養老金投入已經超出了這些國家的負擔能力，甚至對合理的經濟增長構成了威脅。像英國這樣的國家之所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這一困難，乃是因為它們積極地縮減了國家的養老金投入。在英國，養老金的發放標準是與平均物價指數而不是平均收入掛鈎的。

　　國家提供適當水平的養老金是非常必要的。支持強制性儲蓄也有充分的理由。在英國，按照平均物價指數而不是平均收入水平來確定養老金的水平，如果沒有其他的法定供給渠道的話，很可能會使許多退休人員陷入窮困潦倒的境地。一位在1998年年滿50周歲而到65歲退休的男士，將獲得僅僅相當於男性平均收入的十分之一的養老金。而許多人既沒有職業養老金，也沒有私人養老金。其他一些國家已經提出了更加有效的策略。現在已經有了許多把國家資金和私人資金結合起來為老年人提供養老金的制度，其中有一些是值得推廣的。例如，芬蘭實行的養老金制度，就是把國家保障的最低基本收入、與收入掛鈎的養老金同法定的私人部門供給結合起來的成功範例。

　　但是，養老金所涉及到的問題並不限於由誰來支付、支付多少、以及通過什麼方式來支付等等。對這些問題的思考還應當與更深一層的思考結合起來，比如：重新思考老齡究竟意味着什麼？更大的社會的變化對老人的處境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積極福利在這裡，如同在其他情境中一樣，也是適用的，因為僅僅考慮經濟利益是不夠的。老齡問題是一種貌似舊式風險的新型風險。老齡化過程在過去比今天要更加消極，其意味着把逐漸老化的身體視為一種不得不加以接受的事實。而在更加積極的、更具有反思性的社會裡，老齡化不論在身體層面還是在心理層面上都已經成為一個更加開放的過程。不僅對個人而言，而且對整個社會而言，進入老年這一事實所呈現出來的機會，至少與它所帶來的問題一樣多。

　　在達到退休年齡時才開始發放的養老金，以及“養老金領取者”的概念，都是福利國家的發明。但是，這些概念不僅與新的老齡化現實難以合拍，而且很明顯地表現出依賴福利的色彩。它們表現出能力的喪失，而且，從這些概念可以順理成章地推演出許多退休人士為什麼感到失去自尊的原因。當退休制度最初把“老年”定位在60歲或65歲的時候，當時的老年人的處境與現在是截然不同的。在1900年，一位20歲的英國男子的平均預期壽命只有62歲。

　　我們應當逐步廢除固定的退休年齡，而且我們應當把老年人視為一種資源而不是一種負擔。養老金領取者這一概念將會消失，因為它將與相應的養老金分離開來：規定必須到達“有資格領退休金的年齡”才能享受養老金福利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人們應當可以自行選擇使用這筆資金的時間，這不僅使他們可以在任何年齡上停止工作，而且可以為他們提供教育經費，或者在需要撫育幼兒時減少工作時間。如果個人既可以選擇提早停止工作，也可以選擇多工作一段時間，那麼廢除強制性退休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就將是中性的。如果一個國家已經過度支付了對未來的許諾，那麼它所能承擔的將不足以支付養老金，而且，在公共投入和私人投入之間應達到什麼樣的平衡也將無法確定。但是，可以看出在養老金問題上的確還存在創新性思維的空間。

　　一個社會如果把老年人歸入到退休者群體，從而把他們同社會中的大多數人隔離開來，那麼它就不是一個包容性的社會。哲學保守主義在這裡也是適用的：老年不應當被看成是一個只享受權利而不承擔責任的階段。柏克曾經有過這麼一段着名的評論：“社會是一種夥伴關係，這不僅意味着活着的人之間是夥伴關係，而且意味着活着的人、死去的人以及尚未出生的人之間也是夥伴關係”。在一種相對而言比較世俗的情景中，集體性養老基金這一制度構想，正是以這樣一種夥伴關係為前提的，這種制度將成為代際溝通的渠道。但是，代際間的契約顯然應當比它更為深入。年輕的一代應當以年長者作為他們的模範，而年長者則應當認為自己是為年輕人服務的。在一個已經不存在差序格局並且已經不再把年齡視為智慧的標誌的社會中，這些目標是否還具有現實性呢？有好幾個因素決定了它們可以是現實的：“老年期”已經變得越來越長；老年人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越來越大，因此老年人也越來越成為社會中的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最後，老年人越來越多地參與工作和社區活動，這使得他們有更多的機會與年輕人建立聯繫。

　　衰弱的老人——即需要有人不間斷地加以照顧的老人——的情況導致了更加複雜的問題。在今天的英國，85歲以上的老年人的人數是1900年的20倍。與二三十年以前的同齡人相比，今天的“年輕點J［的老人”的生活境況已經有了明顯的改觀。“年長些胡老人，側面臨着不同的情況，其中有些人沒有充足的經濟來源。為衰弱的老人提供什麼樣的共同資源，不是一個簡單的理性計算的問題。在這裡，我們必須面對各種各樣的問題，其中包括非常基本的倫理問題，雖然這些問題已經超出了本書的討論範圍。

　　失業問題又怎麼樣呢？充分就業的目標還具有什麼意義嗎？在就業與取消對勞動力市場的管制之間，是否像新自由主義者所說的那樣，存在着一種直接的交易平衡關係？是否確實存在着一種與美國的“工作奇蹟”（bsmiracfes）形成鮮明對照的“歐洲硬化症”（Eurosclerosis）呢？我們首先應當指出：把“美國模式”和“歐洲模式”作簡單的類比是不可能的。正像經濟學家斯蒂溫·尼克爾所指出的那樣，歐洲的勞動力市場呈現出多樣化的特性。在1983－1996年這一段時期，歐洲經合組織（OECD）各成員國的失業率差別很大，從瑞士的1．8％到西班牙的20％。在經合組織各國中，有30％的國家在這一時期的失業率低於美國。而且，其中失業率最低的國家如奧地利、葡萄牙和挪威）並不是因為它們對勞動力市場的管制最少。對勞動力市場的嚴格管制，比如嚴格的就業立法，並不會對失業造成強烈的影響。較高的失業率與慷慨而（最終是）無限制地發放救濟金，與勞動力市場末端的低教育水準——排斥性的一種現象——有着直接的關聯。

　　第三條道路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是：推行取消管制的政策不是解決失業問題的有效措施，福利支出應當維持在歐洲的水準上而不是向美國看齊；但是，應當把這些支出主要引向人力資源的投資上。如果福利制度誘發了道德公害，那麼這種制度理應得到改革；同時，新的承擔風險的態度應當得到鼓勵。這種鼓勵在可能的情況下可以通過設立激勵機制來實現，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通過設定法律義務的方式來實現。

　　行文至此，我們有必要簡要評論一下“荷蘭模式”，這種模式有時被認為是使社會民主制度成功地適應於新的社會條件和經濟條件的一個範例。大約十六年以前，這個國家的各個主要工會在瓦森納（Wassenaar）締結了一項協議，一致同意用調整工資來換取日漸減少的勞動時間。結果，勞動力成本在過去十年間下降了30％，而國家的經濟卻獲得了迅猛的發展。而且，這種發展是在1997年失業率低於6％的水平上取得的。

　　但是，如仔細觀察的話，我們就會發現，至少在工作機會的創造和福利改革方面，荷蘭模式並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樣富有吸引力。在荷蘭，許多在其他國家被算作失業的人，是依靠傷殘救濟金生活的。在這個國家，被登記為不適合工作的人數多於官方公布的失業人數。目前，該國15－64歲人口中從事全日制工作的比例只有51％，低於1970年的60％，更低於歐洲67％這一平均水平。在過去十年新創造的工作機會中，90％都是兼職工作。荷蘭的社會保障支出與國民收入之比居歐洲各國之冠，而且，該國的福利系統正承受着十分巨大的壓力。

　　創造工作機會的戰略和設計勞動力市場之未來的戰略，必須面對新的緊迫的經濟局勢。就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標準而言，公司和消費者都越來越趨向於在世界範圍來開展自己的活動。消費者是在世界範圍內購物，也就是說，商品的分布是全球性的。因此，“最佳”商品或服務與它們的產地之間已經沒有了種屬性的關聯。達到最佳標準的壓力也日益施加於勞動力身上。在某些情境下，這種壓力會加深社會排斥的過程。分化將不僅存在於體力勞動者與腦力勞動者之間或高技術勞動與低技術勞動之間，而且存在於其思維局限於本地的人和具有全球性視野的人之間。

　　對人力資源的投資，是主要經濟部門中的企業所擁有的最主要的縮小社會差距的資源。在美國開展的一項研究比較了不同工業門類中的700家大型企業。其結果顯示，即使是在人力資源投資指數上的一點微弱變化，也有可能使股東增加41，000美元的回報。商業分析專家康特爾（RosabethM．Kanter）指出了政府政策有助於創造工作機會的五個主要領域。應當支持事關小企業啟動和技術創新的企業家主動性。許多國家，特別是歐洲的許多國家，仍然過於信賴已經站穩腳跟的經濟機構（包括公共部門）在提供就業機會方面的作用。在一個“消費者為生產者而購物”的世界上，如果缺乏由企業實施保障的新思維，就會缺乏競爭機制。企業是工作的直接來源，它還推動着技術發展，並且在過渡時期為人們提供自已經營的機會。政府的政策可以為企業家提供直接的支持，其方式既可以是幫助創造風險投資，也可以是通過重新調整福利制度來保障陷入困境的企業的利益，比如允許企業兩年或三年交一次稅，而不一定非得每年都交稅。

　　政府需要強調終身教育，以便能提出一些配套的教育項目，使人們在童年時期就可以開始受教育，而且這種受教育的過程可以一直持續到老年時期。雖然特殊技能的培訓是必要的，但更為重要的是認知和情感能力的培養。政策的取向，不是要讓人依賴無條件的福利，而是要鼓勵儲蓄。利用教育資源以及其他個人投資機會。

　　公共的項目夥伴關係（publicpfoectpartnershi）能夠使私營企業在原來是由政府提供的各類活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並且同時又保證公共利益是至高無上的。相應地，公共部門也可以提供幫助企業繁榮的資源，如果沒有這些資源合作項目就會失敗。康特爾指出，在美國，以工作來提供福利的規劃常常因為交通問題碰釘子。一些公司雖然提供了就業機會，但是，由於缺乏適當的交通工具，人們並不能去就業。

　　通過統一的教育標準，或者通過具有靈活性的養老權利，政府的政策能夠增強流動性。比如說，更高程度地協調教育實踐和教育標準，對世界性勞力（cosmopolitanlabourforce）來說，就是值得企盼的。某些全球性的大公司現在已經有了招聘人員的統一標準，但是政府需要走在前頭。至於其他領域，協調性也並非教育多樣化的大敵，甚至相反，還可以成為教育多樣化得以持續的條件。

　　最後，政府應該鼓勵家庭般親密的工作環境政策。這也可以通過公私合作來實現。比如，就如公司的情形一樣，在兒童照料的程度方面，各個國家的差異是很大的。不僅是照料兒童，在其他如電子通訊、公休日工作等領域的就業機會，也都可以幫助人們在工作與家庭生活兩者之間尋求和諧。企業越是重視人力資源，就越會在能否營造最佳的。家庭般親密的工作環境上展開競爭。政府如幫助企業實現這個目標，就也會吸引企業對自身內部投資。

　　這樣一些策略，能在通常意義上產生出充分就業（有足夠多的好工作在那裡等着每個想得到它的人）嗎？沒人知道這答案，但似乎是不能。在西方經濟中，全日制或長期性的工作的比例正在減少。如果我們比較的不是工作位置的數目（numberofjobs）而是勞動的時間（hoursofwork），那麼，我們就會發現，英美式的“充分就業型經濟”與德法式的“高失業型經濟”之間的區別，不是那麼涇渭分明。在1986一1996十年期間，德國和美國新增了同樣多的穩定而報酬尚佳的熟練工作，即都是2．6％。同一時期德國的勞動生產率翻了一倍，而美國卻僅僅提高了四分之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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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沒有人敢說全球資本主義將來能否創造出充分的工作，那麼以為它真能做到這一點並因此朝着這個方向努力，就是愚蠢的。而對生產不起副作用的、對工作的“積極的再分配”是否可能呢？如果局限在政府所規定的工作周時間以內考慮問題，就大概是不可能的。因為這種框架內的困難我們已經很熟悉了。但是，如果從更廣的情境中思考，我們甚至不必提出“工作的再分配是否可能”這樣的問題，因為它已經在更廣的範圍上發生了，問題只是如何培育它的積極方面。一個常常被提到的實驗是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在格勒諾布爾的工廠做的。這個工廠一周七天都24小時開工，雇員們每周的平均工作時間只有30小時，但是他們得到的工資卻相當於他們幹了375小時。勞動生產率在這裡有了持續性提高。

　　既然公民文化的復興是第三條道路政治的一項基本抱負，政府積極介入社會經濟就是有意義的。實際上，如果考慮到充分就業難題的話，已經有人把這樣一種選擇以尖銳的方式擺在了我們的面前：要麼更多地參與到社會經濟中，要麼就得面對“違法文化”（Outlacultures）的不斷增長。可供選擇的可能性是非常多的，包括前面提到過的“時間一貨幣”項目和隱性工資制度（Shadowwages，即在社會經濟領域裡按小時計算稅收）。正像歐洲各地的大量研究所表明的那樣，“越來越多的人正在尋找有意義的工作以及在工作之外對社會作奉獻的機會。如果社會能夠尊重和酬勞這種奉獻並將它擺在與有報酬的就業一樣的位置上，就將同時產生個人認同和社會凝聚力。”

　　總之，一個積極改革的福利國家——積極福利社會中的社會投資國家——應當是什麼樣的呢？被理解為“積極福利”的福利開支將不再是完全由政府來創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與其他機構（包括企業）一起通過合作來提供。這裡的福利社會木僅是國家，它還延伸到國家之上和國家之下。比如，對汙染的控制從來都不是中央政府一家的事，但這件事無疑是與福利直接相關的。在積極的福利社會中，個人與政府之間的契約發生了轉變，因為自主與自我發展——這些都是擴大個人責任範圍的中介——將成為重中之重。這種基本意義上的福利不僅關注富人，而且也關注窮人。

　　積極福利的思想將把貝弗里奇所提出的每一個消極的概念都置換為積極的：變匱乏為自主，變疾病為積極的健康，變無知為一生中不斷持續的教育，變悲慘為幸福，變懶惰為創造。

　　第五章 邁向全球化的時代

　　社會民主主義者應當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上為國家尋找到一種新的角色定位。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不可能僅僅作為一個“純粹的市場”來維繫自身的存在。市場在整合為一體的同時也分化為碎片：這是一個有着一千個城市一國家讓步的世界，人們預言，其中的一些是不穩定而危險的。作為一種穩定性的力量，作為對不斷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過程的抗衡，重申民族一國家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認同（identity）與歸屬（belongin）之間顯然存在着潛在的差異。將從屬於一個民族視為一種良性力量的現實性究竟有多大？畢竟，民族一國家與民族主義具有兩面性，民族提供了一種公民的整合機制，但民族主義卻會變得十分好戰，民族主義者的狂熱在過去一個半世紀中已經導致了許多毀滅性的衝突。

　　民族主義中那些容易導致糾紛的因素當然並不會消失。但是，我們需要不斷加以完善的是一種更加具有世界大同色彩的民族觀。這種世界大同主義是消再各個民族一國家之間爆發大規模戰爭之可能性的理由和條件。“強國”曾經是為戰爭作好最充分準備的國家。在今天，這個概念的含義必須得到改變：一個有足夠自信的國家是接受對主權加以新的限制的國家。

　　世界性國家

　　民族一國家的形成始於它們發展出明確的“邊界”（bor－ders），以取代更傳統的國家所特有的那種模糊的“邊疆”（frontiers）。邊界是在地圖上畫出的精確界線，而且任何侵犯邊界的行為都被看成是對國家主權完整性的一種損害。現在，國家再一次擁有邊疆而不是邊界，但其中的原因卻與過去不同。早期的國家擁有邊疆乃是因為它們缺乏足夠的政治機器；它們無法使國家的權威直抵遠離政治中心的邊遠地區。當代國家的邊界之所以逐漸又演變為邊疆，乃是因為它們與其他地區的聯繫越來越緊密，而且，它們越來越多地參與到與各種跨國集團的交往之中。

　　歐盟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但邊界的弱化也同樣發生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只有當民族認同能夠寬容地對待矛盾的心理或多樣化的關係的時候，它方可成為一種能夠發揮良性影響的因素。同時作為英格蘭人、不列顛人和歐洲人並且擁有某種世界公民的整體感的個體公民，有可能會把上述身份中的某一種作為自己的主要歸屬，但這並不會妨礙他們也承認其他的身份。排外式的民族主義則正好相反：民族是“單一的。不可分割的”。這種民族主義具有文化保護主義的特點，它認為自己的民族擁有一種“天命”，其不僅使自己有別於其他民族，而且也使自己優於其他民族。但是，各個民族其實並沒有什麼天命，而且所有民族都毫無例外地是“混血民族”。從其本性上講，民族不是某種給定的一成不變的實體，而且，不論它們與某些早期的族群共同體有着多麼悠遠的聯繫，各個現代民族都產生於相對而言較為晚近的歷史中。它們都是由多樣化的文化碎片重新整合而成的。

　　在其關於民族主義的着作中，政治哲學家戴維·米勒（David Miller）擺出了同兩種廣為散布的關於民族和民主主義的左派觀點進行論戰的架勢。第一種觀點認為民族和民族主義基本上是一種感情或情緒的產物，缺乏理性的內涵。第二種觀點則認為民族主義從本質上講是政治右翼的一種教條，其對左派價值抱着敵視的態度。米勒指出，那些堅持這兩種觀點的人把民族主義看成了鐵板一塊，而實際上，我們很容易就可以看到，民族主義其實具有各種不同的形式。“民族性的原則”有賴於一系列主張。民族認同是個人認同的一種有效資源；將作為某一民族的一員視作自我認同的要素的個人，不會承受錯位的痛苦。對他們來說，以自己歸屬於某一民族來保護自己的個人認同，以對抗那些可能會威脅到自己的力量，在道德上是有理的。民族是道德的共同體，置身其中的人對其他成員負有某種特殊的義務，而他們對本民族之外的其他人則不必負有這種義務。民族是一個自我決策的中心：民族應當發展演變成國家結構，在其中公民得以就具有普遍重要性的事務自行作出決定。

　　由於某些其他特殊的性質，民族以一種特別的力量把這三者結合到一起：

　　民族不是志願性的組織，而是其大多數成員均生於斯、長於斯、終老於斯的共同體，這樣，我們就與我什柏青同胞一起被捆綁到這樣一個命運的共同體中；而且，這些共同體……還認為自身是在歷史中不斷延續的，所以，我們不僅對當代人負有義務，而且對過去和未來的成員也負有義務，當我們試圖鑄造能夠包容多元主義和當代文化的易變性的民族認同時，我們也必須堅持民族性的原則。但是，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呢？民族的觀念能夠與族群和文化多元主義兼容嗎？在回答這個問題時，保守的民族主義認為“一元的民族”必須占據至高無上的地位：“單一的民族”是從過去繼承下來的，而且必須得到嚴格的保護，使之免受文化汙染。正像一位右翼作家所指出的那樣，民族共同體的代價就是“聖潔、偏狹、排外以及這樣的一種感受：生命的意義取決於服從以及對敵人的警惕，自由論者所持的激進多元文化主義以及某些左派人土的觀點則完全不同，他們不惜一切代價地堅持文化多元主義，以此來拓寬社會團結的範圍。根據這種觀點，民族認同並不具有高於其他文化主張的優先權。實際上，民族認同經常被認為是來歷不明和人為建構的，並且服務於統治集團的利益。

　　文化多元主義

　　現在我們已經非常清楚的是，特殊的群體關係不一定會損害民族認同。個人和集體所擁有的許多忠誠感——比如對其鄰里或宗教的忠誠感——都不一定會同民族歸屬相衝突。由於其內聚性，族群認同以及某種情況下的宗教認同造成了最大的難題。但是，當涉及到這些群體之時，徹底多元文化主義的主張很有誤導性。族群認同也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在這一點上它絲毫也不亞於民族認同。所有的族群認同在某種程度上都是運用權力的結果，並且是從多樣化的文化資源中創造出來的。在族群的領域，正像在民族主義的領域中一樣，不存在所謂的純種。而且，徹底的多元文化主義恰好假定了那種它假裝要摒棄的民族共同體的存在。

　　文化多元主義政治的意圖完全是值得讚揚的：它的目的是為了反對剝削被壓迫群體。但是，如果缺乏廣泛的民族共同體的支持，或者缺乏一種超越於任何特定群體的主張或不滿之上的社會正義感，這一點是無法實現的。人們“對大多數人的公平感的依賴程度遠遠超出多元文化主義者的理解，而且，如果提出公平需求的群體拒絕認同他們所屬的、有更多的人在其中的共同體，這種公子感就很容易大大降低”。

　　當然，人們可以認為目前的社會趨勢削弱了建構世界性民族的可能性。我們在上文中提到過的碎片化難道不正是當前的現實嗎？這種碎片化一方面伴隨着民族認同在族群部落文化的衝擊下土崩瓦解，另一方面也伴隨着區域性的國家分裂。在歐洲，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已經分裂。誰知道比利時能否保持統一，意大利北部是否會同南部分離，或者巴斯克人是否會單獨組成一個國家呢？

　　但是，碎片化並不能概括當前的所有趨勢。在德國，原來的兩個國家現在已經統一為～個國家，而同樣的情況最終也有可能發生在朝鮮半島。“部落文化”在某些地區和背景中正在逐漸衰落而不是增強。比如，北愛爾蘭的種族衝突在歐洲是非常特殊的現象，而且，就在本人寫作本書的同時，一種有可能解決這一問題的法律方案已經呼之欲出。

　　世界性民族是一個積極的民族；民族建構（n－tio building）在我們這一代應該具有與以往不同的含義，以往它是“現實主義”國際關係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過去，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與其他民族對抗的過程中建構起來的。正像科萊門(inda Colley）已經指出的那樣，就英國的情況而言，主要是對天主教法國的敵視。今天，民族認同必須在一種合作的環境下維持自身，在這樣一種環境中，它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具有高度的內聚性，而其他類型的忠誠也可以與之並存。這意味着，就像在社會的其他領域一樣，民族認同的建構更具開放性和反思性；其標示出了民族及其價值取向的獨特性，但並不如過去那樣視民族為當然。

　　隨着邊界變得越來越模糊，而對地方自主的要求則越來越堅持不懈，老式的民族認同不得不接受重構。“我們是誰？”這樣的問題變得越來越令人莫名其妙，但仍然非常需要一個能夠自圓其說的答案。“不列顛民族”（Britishness）便是這樣的一個令人困惑的概念。正像政治思想家克里克（Bernard

　　Crick）所評論的那樣：“我是一個沒有通用國名的國家的公民。”許多人在說“英格蘭”（England）時實際上指的是“不列顛”（Britain），而有時則正好相反。嚴格地講，“不列顛”（Britain）與“大不列顛”（Great Britain，包括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士）並不是一回事，而且也不同干“聯合王國”（UnitedKingdom，包括大不列顛和北愛爾蘭人權力下放將強化蘇格蘭和威爾士的民族感，實際上蘇格蘭很可能會要求完全的獨立。如果解決北愛爾蘭問題的法律措施產生了作用，那麼北愛爾蘭將同愛爾蘭和英國兩方同時保持政治上的聯繫。問題的複雜性還不止於此：英國有着大量的種族和移民來的少數族裔，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它的殖民主義歷史的遺蹟。這種嚴重的異質性將挫敗所有重新塑造一種具有包容性的民族認同的努力，但其本身卻並非是一種障礙。毋寧說，它恰好體現了“世界性民族”的真正含義的一個方面。

　　移民是許多國家都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美國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移民社會。而歐洲國家現在也比二十年以前擁有更多的異族人口。比如，德國實際上也是一個移民國家，儘管名義上並非如此。它的人口結構在很短的時間裡發生了急劇變化。1990年來到德國的移民是來到法國的移民人數的4倍，並且是來到英國的移民人數的8倍。德國在1995年接收了110萬移民，而同一年移民到美國的人數則只有72萬。

　　移民問題向來都是滋生種族主義的肥沃土壤，儘管世界各地的研究都表明移民往往可以給接受國帶來許多好處。移民往往渴望工作，而且通常都比當地人更加勤奮。他們都希望過上幸福的生活，在營造這種生活的過程中，他們成為消費者，由此創造而不是侵占了工作機會。正是可能導致憎恨或仇視的文化差異，對整個社會有一種激勵的作用。

　　那些為了開放邊境而在1985年《申根協定》（Schengen Agreemen）上簽字的國家，正在呼籲擁有“對外邊界”的歐盟成員國要更嚴格地巡查這些邊界。在1998年6月，法國向其與意大利之間的邊境線上增派了警力，目的是阻止庫爾德難民入境。德國也要求在意大利境內設置沿路邊檢站；它還對其與波蘭之間的邊界加強了控制。縱然如此，《申根協定》還是造成了來自南斯拉夫以及後來來自阿爾巴尼亞的逃亡者的大批湧入。

　　世界大同主義和文化多元主義圍繞着移民問題而產生了融合。對於一個處在某種全球化秩序中的文化多元社會而言，世界性的視角是它的一個必要條件。世界性民族主義是與這種秩序相一致的民族認同的推一形式。德國甚至比大多數其他歐洲國家還要更為緊迫地面臨着被迫對其民族認同進行重新審視的問題。它是惟一的一個在現實中被兩極化世界一分為二的社會。在歐盟所有平等的成員國中，德國是第一個向歐盟讓渡一定程度的經濟和文化自主權的，但是這樣做的同時，這個國家也必須像歐洲的其他國家一樣塑造一種新的認同。

　　德國是在歐洲背景之下世界性民族主義的一個試金石，因為這個國家以官方形式否認了它的文化多元主義。目前，入籍是建立在血統、而非出生地的基礎之上的。出生於德國的數代移民後裔仍保留着外國人的身份，而那些出生在其他國家的具有德國血統的人，卻可以要求取得德國的公民資格。為了替實現世界性的認同掃清前障，需要修改國籍法和實現較大的文化轉型。一個世界性的民族需要具備約束所有人的某些價值和公民樂於接受的某種認同，但是，它也必須承認不確定性和文化的多元性。

　　一種溫和的、世界性的民族主義是否可能真正實現呢？就先前所談論到的其他國家而言，這只能是一種理想罷了。但是，如果全球秩序的性質是不斷變化的，那麼這

　　一理想就不會距離現實太遠了。英國國內關於“冷傲的大不列顛”（CoolBritannia）、以及“重新烙上標記的不列顛”（Re．5rabding Britai）的談論，無論有多麼愚蠢，都表明了對於民族認同在與其他認同進行交流的過程中需要得到積極塑造的一種認識。

　　根據“現實主義”的理論，自私地追求其自身利益的各個民族與權力集團，是世界舞台上的權力裁判者。但這明顯是一種自定義的理論。以這一方式來進行思考的各個國家的領導人，也將以這一方式來展開行動。兩極化時代的終結，連同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從根本上改變了國家主權的性質。應當強調的是，全球化與國際化並不是一回事。它不僅關繫到各個國家之間更為緊密的聯繫，而且還關注各種事態的進程，例如打破各個民族界限的全球性公民社會的出現。那些面臨風險與危機而不是敵人的國家，不需要以現實主義者的眼光來看待這個世界——“現實主義”是一個錯誤的術語，因為它所涉及到的信念正在日趨陳舊。

　　世界性民主

　　新興的民主國家和世界性民族與一個更為寬闊的、再也不能被視為僅僅是“對外的”政治舞台有着密切聯繫。世界性民族，意味着在全球化的層面上進行運作和世界性的民主。現在，這一類的問題通常都與關於國內政治、甚至區域政治的各種討論保持着相當程度的分離。有人說，世界的其他地區距離我們是那樣遙遠，而我們自己後院裡的麻煩就已經夠多的了，關於超越民族一國家層面之上的民主的觀念，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烏托邦罷了。在學術討論中，“國際關係”學的存在早就已經將這種分離在形式上確定了下來，這一學科的研究領域恰恰正是“對外的舞台”。不過，在全球化秩序中，這樣的區分是不具有什麼意義的。

　　有人說，世界正在從全球性統理不斷地後退，而不是沿着這一方向繼續向前，兩極化世界的打破帶來的是一種混亂狀態，而不是相互依賴性的加強。雖然承認“全球性的混亂可以避免”，但記者羅伯特·哈維（Robert

　　Harvey）仍堅持說，“隨着千年的結束，……全球性混亂、甚至無政府狀態的種子……正在被播灑”。法國思想家阿蘭·明克（Alain Mine）也曾經同樣談到過一個以充滿大量矛盾、仇視和處於權力真空的灰色地帶為特徵的新的中世紀的復辟。

　　不過，上面的這些闡釋與其說是對這個世界本來面貌的描述——它們事實上至今尚未如此——倒毋寧被視為一些非理想化狀態，即現存各種實在的可能性的悲慘一面。例如，戰爭所帶來的衝擊。在過去幾百年之中死於戰場的人，比先前的任何世紀都要多得多。如果將平民的死亡率包括進去的話，全世界在戰爭中死亡的人口比例比過去的任何時期都要高。大約有一千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於作戰，此外戰爭還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數以百萬計的人的死亡。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平民傷亡的人數比例還要更高：在死亡的五千萬人中，士兵不足半數。據估計，另外還有五千萬人在自1945年到現在所發生的其他武裝衝突中喪生。新近在波斯尼亞和盧旺達發生的流血事件又使受害者人數增加了一百萬。

　　這些最近發生的駭人聽聞的暴力事件，顯示了戰爭模式的變化，這種變化是與早期民族一國家之間所爆發的地區戰爭不同的。除了意外事故以外，在兩極化時代裡，大規模戰爭已經很明顯地過時了。核武器的發明所改變的，是克勞塞維茨（Clausewit）定理，即戰爭不再是外交的最後手段。外交的壓倒一切的目標已經開始阻止戰爭，至少在核衝突的意義上是如此。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之所以提出應當停止軍備競賽，就是因為他明確地認識到戰爭已經過時，而遠不僅僅是出於他自己單方面的考慮。

　　關於在未來發生國與國之間的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已大為降低的說法之所以不再是幻想，還有其他的幾個原因。世界已經不再被劃分為兩大軍事力量集團。國家之間的邊界幾乎無處不是由國際上的一致意見來加以確定或達成一致的。在一個信息時代裡，地域對於民族一國家的意義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重要了。知識和競爭能力比自然資源更具有價值，並且主權也逐漸變得更加模糊、或者變得多樣化。民主正在變得更為廣泛，並且，在關於民主並不會與戰爭同行的觀念中，確實隱含着真理。而最終，整個世界比從前的任何時候——包括19世紀末的那段時期——都更加緊密地相互連接在一起。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將國內問題與全球統理相聯繫就不再是烏托邦了，因為二者已經在實踐中緊密地聯繫了起來。在市場的波動和技術創新的動力之下，在全球層面上運作的合作性機構在數量上已經有了很大的增長。例如，在本世紀初，有二十個以上的國際性政府間機構，以及一百八十個跨國的非政府機構。而到了今天，前者的數目已經達到三百個，後者的數目將近五千個。全球性治理已經出現，並且全球性的公民社會也已經出現。

　　世界大同主義有“自下而上”的幾種主要形式。各種團體——例如綠色和平組織、“大赦國際”——總體上追求的是那些與人道有關的目標。

　　例如，“大赦國際”遵循“嚴格的公正與獨立”原則，以保證其成員國不會捲入它們本國的案子。非政府間組織採納了集中的呼籲，召集了一連串的高峰會議，其中最重大的一次會議是1995年在北京召開的，與會代表達到了五萬人之多。

　　全球化進程使權力從各個國家轉移到了非政治化的全球領域。但是，正像其他任何社會環境一樣——或者，由於其更大的普遍重要性而更有甚者——這一新領域仍然需要規則，即權利和義務的設置：“哪裡有社會，哪裡就應當有法律。”（UbiSOCllt1S，fbi ills．）目前，在區域統理和全球治理之間存在着某種區分。在區域層面，尤其是在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和其他一些集團的形成過程中，相互合作在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各個機構中得到了增進。除了歐盟之外，還有非統組織（OAU）、東盟（ASEAN）、阿拉伯國家聯盟（League

　　of

　　AxabStates）、加勒比共同體（CARICOM）以及南美共同市場（MERCOSUR）。它們都是那些從前存在着分離與衝突的各個國家之間社會與經濟協作的實例。而另一方面，在真正的世界層面，現有的各個機構仍然是政府間的，它們的運作建立在各個國家達成協定的基礎之上，它們幾乎沒有權力介入這些國家。正像那些與貿易和經濟交流有關的團體（如世貿組織、關貿總協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世界銀行等）一樣，聯合國也明顯地是國家間的一個聯合體。

　　歐洲聯盟

　　歐洲聯盟一開始是作為兩極化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出現的，但在今天，它應當被看成是對全球化進程的一種呼應。真正重要的不是它界定了“歐洲”這樣一個實體，而是它發展出了一套既超越於民族一國家之上又直接下及到個人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歐盟是通過歐洲各國中央政府的合作而創立起來的，但它卻遠遠不只是一個區域性的國際組織。當然，歐盟也有自己的問題。曾經有人就這樣說過，如果它自己申請加入自己的話，恐怕會被拒之門外，因為它不夠民主。但是，即使就它目前這個樣子來說，它仍然是一種值得推廣的模式，而且，它還可以直接在推廣這一模式的過程中發揮作用。

　　正當歐盟在其公民的生活中變得越來越重要的時候，它也正在失去廣泛的群眾支持。它直接促成了75％的跨成員國的經濟立法以及50％的各成員國國內立法。但是，調查結果卻表明大多數成員國對歐盟的熱情已經不比從前了，只有兩三個成員國的情況與此相反。人們通常給出的理由是說歐盟缺乏民主，並且遠離普通百姓日常關注的問題。但是，從全球化的背景中來看，並假設歐盟已經更能回應公民的日常關注點，我們就會看到，歐盟的政治角色同它的經濟角色一樣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這方面，它已經領先於世界上的其他組織。它是一種不屬於任何傳統模式的開風氣之先的統理形式。歐盟成員國具有強大的動力驅使其在歐洲背景之外或者之內像世界性國家那樣來行動。

　　荷蘭工黨1994年《競選綱領》的起草人約斯·德波斯（Jos de Bens）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者在考察歐盟之未來時應當避免三個陷阱：

　　壓力型思維模式：全球化意味着歐盟必須屈從於更廣闊的世界的壓力，而不是盡力獨立地影響它；希望型思維模式：一體化市場、歐元和歐洲中央銀行將自動地推進社會民主主義理想；世界末日型思維模式：

　　歐盟是社會民主的大敵，因此，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目標應當是使權力回到各個民族一國家手中。

　　德波斯認為歐盟的未來是開放性的，這非常正確。在冷戰期間，歐盟在民主制度方面的局限性尚不構成妨礙它發展的一個嚴重障礙。各國中央政府“先在布魯塞爾”協商通過的決定而後得到了選民的承認。而到了90年代，這種先斬後奏的情況已經站不住腳了。正如許多人所建議的那樣，應當賦予歐洲議會（EP）以更大的權力，而把這種權力同國際性的政黨組織結合起來。跨國的政黨聯盟很可能會變得更加強大。在目前，歐洲議會被抨擊為“第二位的國內競選”，而不是“歐洲的選舉”。來自不同歐盟國家的民意調查表明：正是因為歐洲議會的選舉明顯缺乏真正的重要性，所以人們都不願意參加投票。

　　擬議中的中歐和東歐國家的加盟顯然是一次重大的挑戰。排隊等候儘早加入歐盟的國家包括捷克共和國、愛沙尼亞、匈牙利、波蘭和斯洛文尼亞。另外五個國家（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斯洛伐克、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已經開始調動資源以準備加入歐盟。這些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GDP）大多只有歐盟各國目前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或更少。而且，它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在為引進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場原則而奮鬥。即使是那些最為輕鬆地完成這種轉型的國家計b如捷克共和國和波蘭），也正面臨着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的問題。

　　“擴充”所必然導致的那些張力可能會引起整個歐洲一體化規劃的崩潰。但是，擴充也可能有助於歐盟獲得推動其結構調整進程的新生力量。正像我在上文中已經提到過的那樣，一個不民主的組織以民主作為其他組織的人會標準，這恐怕不只是有些反諷味道而已。中歐和東歐社會的加入有可能成為促進歐盟民主化進程和改造歐盟機構的一種良性刺激。“如果歐盟的擴充要獲得成功，它就必須重視社會和文化認同、不同的使命和合法性方式，以及由此所引起的整個歐洲範圍內的疑慮等等複雜而又棘手的問題”。

　　全球統理結構

　　歐盟的機構設置在未來幾年裡是否會發生重大的變化，這一點我們並不知道。歐盟內部的權力分配可能需要根據我們剛才提出的那些問題而進行重大的調整。但是，同樣有可能的是，一個規模更加宏大的全球統理系統可能需要具備與歐盟已經擁有的這種結構相同的形式結構：一個代議機構（議會）、一個行政機構（委員會）、一個政府間組織（理事會）以及聯盟的司法系統（法院）。當然，全球層次上的這樣一種機構設置在地位和職能上可能都不同於現存的此類機構。但是，從原則上講，我們不難看出它們可能會怎樣朝這個方向發展。比如說，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可以合併成一個單一的機構，而現在的聯合國則可以劃分為一個議會和一個理事會。經合組織甚至可能成為邁向一種更加普世化的世界秩序的橋頭堡，只要它吸收了歐盟並把歐盟已經擁有的那些權力擴展到其他成員國。對於第三世界國家來說，這可能是一項非常重要的進步，因為經合組織將不再是一個排外的俱樂部，而成為一個將其成員資格向所有合格國家開放的組織。

　　在過去幾年裡，建立一個新的大會或議會來作為聯合國之補充的設想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激烈的討論。歐盟為如何建立這樣一個代議機構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鑑的樣本。根據《聯合國憲章》第22條，它一開始可以被建成一個聯合國大會的附設機構。各成員國的議會可以首先向這個機構選派代表，這些代表將向一個直接選舉產生的大會提出議案。選舉制度可以參照歐洲議會的相關制度，每一個國家選派代表的名額根據其人口數量來確定，而為小國特別設立一種校正制度。

　　一個高效率的法院的設立應當是與世界大會的組建相配套的關鍵步驟。國際法院仍然繼續體現着一種政府間的法律的概念，儘管存在着這樣的事實：紐倫堡戰犯審判庭和東京戰犯審判庭實際上已經確立了一種針對個人及其國家的司法管轄權原則。專為調查和指控在前南斯拉夫發生的、違反國際人權法的行為而設立的特別法庭也享有類似的權力。它可能而且應當構成一道通向世界性法律框架的橋梁，其中的基本問題在於國際法院的管轄權應當普遍地延伸到國家與其公民的關係之上。大多數國家在1998年都支持組建一個國際刑事法院這一事實就是這樣一個信號，它表明世界各國在這些需要上已經逐漸形成了一種基本的共識。

　　這些建議能夠行得通嗎？以代議機構為特徵的世界性民主會碰到在國家層次上經常面臨的冷淡或敵視嗎？就第二個問題而言，我們需要再次強調雙向的權力擴散。世界性的民主不只是一種管理權逐漸向全球層次上集中的過程，它同時也意味着權力向各個地區散布的向下運動。那些對這種可能性表示懷疑的人可以看看歐盟已經取得的那些成果。僅僅半個世紀以前，歐洲處在一種筋疲力盡的狀態之中，面臨着如何從歐洲各國之間長期存在的緊張關系所導致的戰爭中恢復過來的問題。但是，這些國家攜起手來創建了一套新的跨國權力體系和權力下放制度，將本國主權中的某些內容集中起來，並且建立了高效率的法院。它們所做到的這些事情不只是發端於理想主義，而且是出於自利的動機。今天，世界性統理結構中所蘊涵的利益與所有國家都是密切相關的。

　　世界性民主的擴展是有效地規治世界經濟。與全球性的經濟不平等作鬥爭以及控制生態風險的一個條件。我們沒有理由在地方層次上攻擊市場原教旨主義但卻任由它在世界層次上稱王稱霸：

　　全球範圍內的自由放任型經濟是世界經濟史上升時期的一個瞬間，而不是它的終點……毫無疑問，把世界經濟組織為一個統一的全球自由市場將會增加不穩定性。它迫使工人承受新技術和不受節制的自由貿易所帶來的不利後果。它沒有包含使那些危及到全球經濟均衡的活動受到制約的手段……實際上，它是把全球的未來作為賭注押在這樣一個猜想之上：毫無拘束的逐利行為所導致的未曾預期的結果，將使那些巨大的風險得以消解。我們很難想像出比這更加不計後果的賭博了。

　　全球範圍的市場原教旨主義

　　由於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局限和內在矛盾，它已經被迫從國內政治中撤退。但是，它仍然在全球層次上稱王稱霸，儘管它在更加地方化的背景中存在的問題在全球背景下也仍然存在。在新自由主義的傳統中，賦予全球市場以自由的支配權是順理成章的，因為它們與所有的市場一樣都是解決難題的機制，而且會趨於均衡。看似非理性的市場波動，實際上是解決問題的精密活動，很快就會使市場回復到一種新的、重新調整後的均衡狀態。但是，一種對全球市場的動力機制所作的、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釋向我們指出：驅動市場決策的主要力量是對價格變化的預期而不是價格本身，而這些預期通常又受到心理因素而不是純粹的經濟現象的影響。危機，反覆無常的波動，資本突然注入或者撤出特定的國家和地區——這些都是桀驁不馴的市場的核心特徵而不是它的邊緣特徵。

　　在1994年的墨西哥危機和緊接着發生的東南亞危機之後，如何規治金融秩序已經成為世界經濟中最為緊迫的任務。解除管制無論如何也不能等同於自由，而全球對自由貿易的追求也有賴於有效的管制而不是免除對管制的需要。這種干預的目標是很容易確定的，但是，應當遵循什麼樣的政策，以及應當如何來實施這些政策，則是很難決定的。這些需要包括：穩定貨幣的過度運動並控制過火的波動；把短期的貨幣投機同投資區分開來；健全參與世界經濟管理的跨國組織內部的責任制，並重新調整它們的結構。

　　在全世界每天上萬億美元的貨幣交易中，只有5％屬於貿易和其他實質性的經濟交易，其餘95％是由投機活動和套利交易構成的。在這些活動中，掌握着巨額資金的交易商瞄準匯率波動和利率差異，以謀取迅速增殖的利潤。這些活動扭曲了市場為長期性因素和貿易給出的信號。

　　賬面資本（portfoio

　　capitaD具有很可觀的流動性：上千億美元的“游資”可以在一天之內撤離一個市場或國家。各國央行沒有足夠的儲備來抵擋在弱幣貶值上孤注一擲的眾多投機者的集體壓力。

　　自墨西哥危機之後，許多學者都談到需要創設更加有效的金融規治手段，但真正進行的實質性改革卻非常之少。亞洲“虎”的經濟所經歷的紊亂，使得對新型管理的需要變得十分明顯。不管怎麼樣，亞洲國家幾乎在一夜之間就從工業化成功的典範陷入了痛苦掙扎的經濟。在這些事件發生之前，人們無法設想資本的流動居然可以如此輕而易舉地造成危機。在1996年，有930億美元的資金流入印度尼西亞、韓國、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而在1997年，這一趨勢突然發生逆轉，有120億美元的資金流出這些國家。

　　新自由主義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進一步放開資本市場，但這只是一種會引發比過去數年間發生的危機更嚴重的經濟混亂的處方。認為控制資本的自由流動性會導致效率損失的觀點，其實沒有考慮到危機的社會成本和經濟成本。確保資本回收往往意味着要提高利率並出售國內資產。而且，主張資本的自由流動性能夠帶來巨大利益至少是值得懷疑的。中國、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國家就在不具備資本賬可兌換性的情況下保持着很高的經濟增長率。在歐洲，愛爾蘭和葡萄牙的情況也一樣，它們直到90年代早期還沒有完全走到現在這個地步。

　　金融市場應當得到什麼樣的規治呢？一個主要的需要規治的方面就是貨幣投機。歐元的到來意味着將會存在三種世界性貨幣，而日元能否維持這一地位尚屬疑問。這種情況將導致各個貨幣集團之間的爭鬥，但是，這也意味着世界經濟日趨協調，這種協調將轉變為積極的合作。金融家喬治·索羅斯已經提議歐元和美元結合成一種穩定的機制。

　　穩定匯率對金融機構、企業、投資者和政府都有好處。如果匯率更具穩定性，長期投資和借貸將受到鼓勵。出口商和進口商的成本將會降低，因為他們不再需要耗費成本去防禦匯率波動。而且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一定會獲利，因為二者都尋求更大程度的政府自主和更加有效的央行干預。

　　穩定匯率制度的一種有效替代手段就是人們經常討論的“托賓稅”，其首倡者早在歷年之前就已經提出來了。這種稅收將設定在這樣一個比率上，使得純粹的金融投機變得失去動力，而貿易和直接投資的融資並不會受到不利影響。如果1996年適用了0．5％的稅率的話，全世界將產生1，500萬的稅收。批評者認為這種稅制是不可操作的，因為投機商可以想出辦法來逃避它。但是，推行這種稅制的最主要障礙其實並不是逃避的問題，也不是更廣泛地推行它所帶來的問題，而是缺乏政治意願。

　　在更加地方性的層次上，智利政府的儲備制度已經理所應當地吸引了許多人的注意。那些想要在這個國家投資的人必須在該國央行儲存一筆數量可觀的資金，儲蓄時間為一年，而且沒有利息，其效果就是把真正的投資與更加投機性的金融交易區別開來。

　　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關貿總協定的設立都是為了對付20年代和30年代的全球經濟紊亂，而不是為了解決今天的經濟問題。布雷頓森林一關貿總協定體系的建立是為了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的各種困難，包括限制性貿易政策和“大蕭條”。這段時期通常被稱為“大災難時代”。其目的是通過一種擴張的和開放的世界經濟來鼓勵國際經濟合作。這些目標大多已經實現。充滿敵意的經濟民族主義再沒有出現過，處於這一體系中的核心位置上的國家之間也再沒有爆發過大的戰爭。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成功導致了一整套全新的問題。

　　我們應當認真考慮在聯合國之內設立一個經濟安全委員會。正像其他改革一樣，這樣做面臨着巨大的困難，但其重要性卻是毋庸置疑的。

　　這要求修改《聯合國憲章》，並需要“一種有魄力的政治意志”。

　　八國首腦會議可以繼續發揮自己在協調發達國家政策框架方面的作用。包括對貨幣市場的管理以及對生態風險的回應在內的許多問題，都需要通過有許多國家和團體參與的集體行動來解決。即使是最為自由化的國內經濟也不可能在完全沒有宏觀調控機制的情況下運轉，我們沒有理由假定世界經濟在這方面有什麼不同。

　　全球生態管理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與全球社會嚴重的經濟差距問題是重合的。在國家和區域內的排斥和全球範圍內的排斥之間存在一種平行的關係。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日益繁榮使得其他國家日益顯得貧困和不受重視。全世界最富有的20個國家從1980年開始進入了經濟穩步增長的時期。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這些國家。經濟停滯甚至是絕對的經濟衰退則出現在一些窮國。全世界有30％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上，也就是說，他們的回收入只相當於1美元。除南部非洲部分地區以外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幾乎整個就是一片被排斥的大陸。即使是在貧窮的國度，也存在社會上層的排斥現象。少數精英——他們有時不論以什麼樣的標準來衡量都是非常富有的——生活在與社會上大多數人相隔絕的物質和文化環境中。在很多情況下，他們的收入來自公然的洗黑錢、武器交易或販毒。

　　縮小全球不平等的努力所牽涉到的問題往往會使人畏縮不前。但是，如果不能建立更強大的全球統理結構，對這些問題施加強有力的影響幾乎就是不可能的。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生態風險。問題不僅在於環境威脅如何才能得到控制，而在於：如果出現了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所產生的不良後果，將如何使它們得到控制。就目前的理解而言，生態現代化沒有提供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的策略。全球生態管理（從最低限度上講）將是非常不容易的，這不僅是因為環境破壞型經濟增長所面臨的壓力，還因為生態風險以及與技術變遷有關的範圍更寬的風險本身，都是充滿爭議的。

　　不僅右翼譴責上述擔心是不必要的擾亂人心之舉，許多相信“車到山前必有路”的人也這樣認為。由於肯定沒有人能夠準確地計算出風險，而且未來的技術變遷也不可能預測，所以任何人都無法勾勒出一幅令人信服的圖景。全球性的問題需要地方的主動性來加以回應，但也需要全球性的解決方案。如果我們想要獲得一個兼有穩定、公平和繁榮之特性的社會，我們就不能把這些問題留給全球化市場的不穩定旋渦和相對來說比較軟弱無力的國際組織去解決。

　　結語

　　世紀90年代初，參與“社會民主之未來”這一討論的人士指出：社會民主的復興已經又籠罩在失望的氣氛中。面對着自由市場哲學的興起以及東歐“現存的社會主義”的解體，整個歐洲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社會民主黨都失去了信心。羅納德·里根和喬治·布什在美國掌權，而兩個重要的社會民主黨（英國和德國的社民黨側長期遭受着冷落。儘管社會民主黨人在南歐取得了很好的戰績，但是，從總體上說，“社會民主主義”無論是在選舉結果上還是在思想領域內“都陷入了低谷”。

　　包括比爾·克林頓當選美國總統在內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扭轉了這一趨勢。維姆·科克成為荷蘭首相，萊昂奈爾·若斯潘在法國掌權，羅曼諾·普羅迪就任意大利總理。工黨在英國大選中的勝利也被許多國家視為一個新的開始。一本討論1998年歐洲社會民主運動之狀態的論文集的作者們宣布：“然後托尼出現了！”他們還補充說：托尼·布萊爾擊敗了“80年代社會民主危機的真正象徵：撒切爾式的保守主義”。

　　但是，許多對這場勝利的規模表示讚許的人同時也把新工黨的計劃視為一張空頭支票。新工黨贏得壓倒多數選票是一場積極、專業化競選運動的結果，這場運動利用了美國人開發出來的傳媒技術。人們普遍認為新工黨的根基是一種傳媒導向型政治，並認為它正在創造一種“設計師社會主義”（designersocialism）；“個人形象、象徵舞台、聲音的感染力、視覺效果”的作用，大於“爭論中的問題、論證方式、施政綱領以及對競選所作的承諾”。

　　然而，成功的廣告為我們提供的一句箴言是：單靠表面形象是遠遠不夠的。在天花亂墜的宣傳背後必須要有某種堅實可靠的東西，否則公眾很快就會發現富麗堂皇的外表後面所隱藏的，不過是敗絮。如果新工黨只能讓公眾了解到一些運用傳媒的實際技能，它在政治舞台上逗留的時間將不會太長，而它對社會民主復興所作出的貢獻也將十分有限。我希望實情並非如此。正像我在本書中已經指出的那樣，一種實質性的政治綱領已經從關於社會民主主義的討論中生發出來，而英國應當能夠為這一綱領的發展和實施作出一定的貢獻。這些討論越是能夠真正地跨越國界，它們所能產生的作用也就越好。即使是在歐洲範圍內，跨越民族一國家背景的交流與互動也遠遠沒有達到應有的水平。但是，正像目前全球化趨勢所實際要求的那樣，中一左所要做的，應當是在更大的範圍內展開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