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初，上海出現了眾多以工礦企業職工為主體的造反組織。11月8日爆發的“安亭事件”，由張春橋代表中央轉達了對工人造反行動的有限支持，確立了以“工總司”為代表的工人造反派的合法地位。12月，保守派的“赤衛隊”在“康平路事件”中遭到決定性的打擊而一蹶不振。年底，立場與訴求各不相同的群體及組織使“造反派”的色彩變得極為混雜，很快地，以經濟利益為主的訴求取代了政治目標。各系統部門負責人全面讓步，各種各樣名目的補發款決堤洪水般放出，面對此“經濟主義”浪潮的險惡趨勢，1967年年初，全市主要的造反派團體聯合發出了“告上海人民書”和“緊急通告”，並由造反派組織接管各部門，以制止經濟崩潰的危機。此即為“一月風暴”。

表面上，“一月風暴”是“造反派”與“走資派”的矛盾激化而升格為權力機構的爭奪；但實際上並非如此。例如[緊急通告]，署名的是二十三個群眾組織，但主要的操盤手恰恰是上海第一號“走資派”陳丕顯。“走資派”與造反派主流聯手“反對經濟主義妖風”，矛頭所向，首先是撒手放水的各系統負責人，其次是以[紅色勞動者]為典型的提出大量經濟訴求的群體，而當時的這些群體正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可以說，“一月風暴”是“造反派”與“走資派”合作，對惟恐天下不亂的毛派黑手和政府機關消極行為結合成的破壞力量的抵制，同時，造反派主流也迫不得已對不顧一切地強調其經濟訴求的“同盟軍”進行了有限的壓制。而老奸巨滑的毛澤東也馬上公開支持上海“一月風暴”，隨即，中央文革小組解散了臨時工外包工的[紅色勞動者]和復員轉業軍人的[造反軍]等全國性機構。

是毛澤東大力鼓吹[文匯報]帶頭髮起的“奪權”，使局部的“接管”迅速演變為被默認的“全面奪權”，並一度使上下都認同了造反派主流所欣賞的“巴黎公社”民主形式。上海的許多工廠實行了基本公正的領導班子無記名投票選舉，這應是之前中共執政十八年間，而且是其後至今四十年來，半個多世紀中絕無僅有的自發性基層權力機構的民選。

“一月風暴”的確有效制止了“經濟主義”危機，其“奪權”之可行，其實全在於它實際上是維持了政權的延續，“造反”的人們其實是以更自覺的姿態在擁護中共的統治；沒有哪個造反團體想要反對和取代中共。但按當時流行的思潮，其最高目標是推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這與中共政權的本質是不相容的。造反派的“巴黎公社之夢”的訴求主要是：權力機構由民選產生並實行監督，政府官員的薪金不超過平均工資，公民有參政議政的權利。這些思想基本上來自於官方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幾乎無人看清了這類思想與政治現狀的矛盾是何等水火不相容。

“一月風暴”直接的果實是[上海公社]，它說明 “巴黎公社”式民主的主張的確是造反派的主要政治目標，也說明中共理論基礎與政權實質間的脫節造成了很大的空間；加上經濟狀況之險惡所急需的應付措施，這三大因素使[上海公社]這一奇蹟得以產生。當然，毛澤東很快就“醒”過來，用“革命委員會”取代了“公社”，用專制機器為後盾的“三結合”取代了選舉產生的各層臨時權利機構。通過“八四”血洗“上柴聯司”等一系列行動，通過對造反派的反覆鎮壓，“新政權”很快地變成了比“老政府”更專制的御用兇器。

1967年“一月風暴”所產生的[上海公社]並未通過選舉的認可，幾天后毛澤東一句話，它又輕而易舉地變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這一過程說明了當年“造反派”及各社會群體對政治和中共政權的認識極為膚淺，說明“巴黎公社之夢”是那麼縹緲而不切實際，說明了整個文革過程都是處在中共專制集團的控制下。人民在某種空間會創造出統治者意料之外的奇蹟，但總的來說仍是被利用的對象。不懂政治的百萬之眾實踐了轟轟烈烈的造反奪權，這簡直是不可理喻的奇談，但卻是千真萬確的史實。

1976年“四人幫”垮台，上海市民歡呼雀躍，貼出大標語慶祝“第二次解放”。雖然它也是一個轉瞬即逝的幻覺，但它可以使人聯想到：如果當年的“奪權”真的建成了一個否定中共專制主義的民主政權，歷史將會如何改寫？

中共黨國專制政權已延續了近五十八年，人們對其反動罪惡本質的認識早已超越了1966—1967年的水準，官民對立與貧富懸殊所印證的社會危機日益明顯，接近武力自衛的民眾反抗怒潮此起彼伏，神洲大地已處在革命的前夜。如果大規模的“造反”再次爆發，它很有可能引向真正的奪權，引向建立起貨真價實的民主憲政，使中共黨國成為徹底覆沒的最後一個專制王朝。

以中國政治家自居的許多智叟給中國十幾億人指明了一條又一條和平理性美妙完善的出路，仿佛弄潮兒指揮着錢塘江口的洪流，這類表演將會永久延續下去。但歷史發展往往是沒法預料的，人們只能從過去的經驗中推測未來的可能性，並按自己的能力和願望添加一點微乎其微但確實有效的作用

四十年前的“一月風暴”是一場包含着美好夢想的惡夢。這段歷史的經驗教訓，將在未來更劇烈的風暴中體現出它珍貴的參考價值。

牧晨
200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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