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生優育”還是“鰥寡孤獨皆有所養”？--計劃生育降低人口素質

作者：水寒 familyyi@yahoo.com

實行計劃生育的一個理由是：人口質量比數量重要。少生優生，通過降低人口數量來提高人口質量。

其實數量與質量並不是對立的，少生並不一定優生，多生也不一定劣生。《三字經》既記載了“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孟母成功地培養了一個孩子），也記載了“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竇燕山成功地培養了五個孩子；竇燕山五子先後登科及第：長子中進士，授翰林學士，曾任禮部尚書；次子中進士，授翰林學士，曾任禮部侍郎；三子曾任補闕；四子中進士，授翰林學士，曾任諫議大夫；五子曾任起居郎。當時人稱竇氏五龍）。現實中既可以舉出無數事例說明精養一個孩子比粗養多個孩子更合算（孟母模式），也可以列舉出無數事例說明一個家庭同樣能夠培養好多個孩子（竇燕山模式）。

兩千多年來，出了無數個孟母，花費了巨額的培養成本，但是培養出的“孟子”卻沒有幾個。並且“富不過三代，貴不過五代”，“孟子”的後代往往很難繼續“富貴”下去。現實中，竇燕山模式可能更加普遍，兄弟姐妹互相督助，互相扶持，培養的成本更低，也更容易成材。

現在很多人將素質簡化成高學歷。並且以為高學歷就一定要獲得高報酬。人們簡單地將獲取財富的能力視為素質的標準。由於社會是開放系統，很多“成功人士”其實不過是“成功地”獲取財富，並不是“成功地”創造財富。而社會作為整體是封閉系統，國家更需要的是有能力創造財富的人，而不是有能力獲取財富的人。社會要發展，就需要各行各業的人才，如果這個社會只有所謂的精英，實際上和只有低能者是等效的。就是說家庭培養孩子的標準：獲取財富；國家培養孩子的標準：創造財富。國家標準與家庭標準是不同的，而現在中國政府卻用家庭標準來看待人口問題。要是分配製度合理，家庭標準與國家標準可以趨同；要是分配不合理，家庭標準與國家標準就會出現矛盾，就會引起社會問題。

現在很多人愛拿人口素質說事，什麼叫素質高，什麼叫素質低，有一個客觀的標準嗎？

如果說錢多就叫素質高，統計表明：美國的公司老總們大多是大學生（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蓋茨大學都沒有畢業），博士生當老總的很少見。

如果說學歷高就叫高素質，冰島是世界上平均學歷最高的國家之一，何時曾經強過？新疆的石河子是我國平均學歷最高的城市之一，何時曾經富過？

如果說道德高尚叫做高素質，見義勇為的更多是文化低、思想單純的普通工人、農民，高學歷並不一定就有高尚的品德，甚至還有“文人無德”的說法。

人的素質是人在先天稟賦的基礎上通過教育和社會實踐活動而發展形成的人的主體性品質，即人的品德、智力、體力、審美等方面品質及其表現能力的系統整合，是一個人知識、經驗、價值觀的綜合積累，而知識、經驗、價值觀等等這些東西統統是要靠人來創造，靠人來傳播，靠人與人的交流逐漸來完善的。孔子就認為人多才能“富之”、“教之”，才能產生文明禮義。 如果沒有足夠的人口，人類只能回到野蠻狀態。

人們往往覺得城裡人比鄉下人素質高，大城市的人素質比小城市的人高，這種感覺其實沒有錯。正是因為大城市聚集了大量的人口，提高了知識、經驗、價值觀的創造和交流速度、密度，才導致這種現象的出現。越大的城市，提供的機會越多，使“人”成其為“才”的概率越大，要是生在一個小鄉村，哪怕渾身都是音樂細胞，也只能在婚喪嫁娶的時候吹吹嗩吶，但是生在北京、上海的孩子，就有機會逐漸成長為世界級的音樂家，這就是人口數量對國民素質的貢獻。

現把“人口”的問題解決了，才談得上“人口素質”，抱着一個自殺性的人口政策，拿一個空中樓閣的“素質”說事，真的很沒“素質”。

古希臘和古羅馬都注重人口“素質”。優生學就是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首先提出的。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也繼承了這一觀點。古斯巴達（古希臘勢力最大的兩個城邦之一）人信奉“人口素質論”，嚴格地實行選擇後代的措施。不要說殘障兒，就連體質不夠強壯的新生嬰兒都會被他們無情的殺死以保持他們國家的“人口素質”。斯巴達的嬰兒呱呱落地時，就抱到長老那裡接受檢查，如果長老認為他不健康，他就被拋到荒山野外的棄嬰場去；母親用烈酒給嬰兒洗澡，如果他抽風或失去知覺，這就證明他體質不堅強，任他死去。“低素質”的希洛人長期遭受“高素質”的斯巴達人的壓迫和剝削。約公元前640年，希洛人發動長達十幾年的武裝起義。公元前454年，斯巴達境內的希洛人再次起義。他們英勇頑強，直逼斯巴達城下，堅持了長達10年的鬥爭。斯巴達人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給了起義軍自由。斯巴達的統治也因此受到沉重的打擊。公元前４世紀中葉以後，斯巴達一天天走向衰亡。

在某時期的羅馬社會傳統上將新生兒帶到一家之長面前並決定是留下養大或帶去丟掉。羅馬的十二木表法准許家長將看得出來有畸形的嬰兒處死。羅馬後期人口減少，統治者可能意識到人口數量的重要性，羅馬法在西元374年將殺嬰改成死刑，但犯法者幾乎不會被起訴。“高素質”的羅馬人的帝國最終被“低素質”的日耳曼人所滅。

由於優生學要麼衍生成民族自殺（斯巴達、古羅馬），要麼衍變成種族歧視和屠殺（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因此在政策層面上的優生學被國際社會認為是偽科學（沒有哪個國家進行“優生優育”宣傳的）。當然各國都在學術層面進行優生學研究和實踐（比如服用葉酸預防神經管疾病）。

注重“素質”的希臘文明和羅馬文明都沒能延續下來。而強調“鰥寡孤獨皆有所養”的中華文明卻一直延續下來。比較滑稽的是，中國傳統的“鰥寡孤獨皆有所養”正在為西方國家所繼承，而中國卻正在繼承希臘、羅馬文明的“優生優育”。

計生委一直宣傳說計劃生育提高了人口素質。那麼我們看看中國的人口素質真的提高了沒有。

從某種意義上，心理素質比生理素質更重要。中國民間早就注意到“獨柴難燒，獨子難教”的現象。多子女家庭可以創造有利於孩子全面發展的人文環境，更加模擬社會的模式，孩子的性格比較健康，獨立生活能力強。而獨生子女家庭卻由於過度溺愛，在家裡是小皇帝，在外面卻要面對激烈的競爭，反差太大，“眾星捧月”效應往往培養出孤傲、狂妄、自私性格，缺乏社會和家庭責任心，不但不利於孩子個人的發展，而且給社會帶來損失。北京某重點中學高三學生李曄對獨生子女的性格總結得很形象： “不少人說我們是‘草莓族’，外表看起來色彩鮮艷，裡面卻蒼白綿軟，稍一施壓就變成一團稀泥，表層還疙疙瘩瘩的挺有個性”。心理缺陷導致獨生子女犯罪率高和自殺率高。中國是世界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據統計，15～24歲占自殺總人數的26.64%(1988年)。而且這個年齡段自殺人數還呈現上升趨勢。一項調查顯示：上海有24.39%的中小學生曾有一閃而過的“結束自己生命”的想法，認真考慮過該想法的也占到15.23%，更有5.85%的孩子曾計劃自殺，並有1.71%的中小學生自殺未遂。另外一項調查發現將近1/3的在校大學生曾有過自殺念頭。自殺死亡已占北京大學生非正常死亡的61.38％。

由於缺乏必要的身體鍛煉，年輕一代身高雖然在不斷提高，但身體的綜合素質明顯下降。

在家長極度呵護下成長的中國第一代獨生子女，如今也要面臨就業了，一般說來，他們比一般農村孩子和非獨生子女擁有更多的優越感。但是由於很多獨生子女有“嬌驕”二氣，很多人以自我為中心，不願意受制度約束，情緒不穩定，同事關係處理能力差，不能吃苦還挑剔，在一些畢業生招聘會上，有些招人單位直接拒絕了獨生子女。企業追求的是效益，可不管計生委的宣傳。滄州水利水電勘測設計院的工作人員說，他們單位曾做過統計，獨生子女就業後流失率高達60%。對他們單位來說，與學習成績、專業素質等“硬件”相比，意志品質、吃苦耐勞精神這些“軟件”更加重要。由於就業高不成低不就，結果出現一批中國特有的“啃老族”。

最佳的優生就是在婦女黃金生育時間完成生育任務。子宮、卵巢疾病隨着年齡增加而增加。並且隨着年齡的增加，女性的卵巢功能開始衰退，染色體易變異，胎兒的致畸率也隨之升高。二十幾歲是生小孩的黃金年齡。但計生委單純為了控制人口數量而提倡晚婚晚育，給人一種錯覺：晚育是好的。造成多少殘疾兒童出生？我國每年出生的先天畸形兒約占每年出生人口總數的4%—6%，且近年又有上升趨勢，每年的治療費用給許多家庭乃至整個社會帶來了沉重負擔。晚育還引起早產、宮內發育遲緩、孕婦高血壓綜合症(孕高症)等疾病。美國自1990年到1999年孕婦高血壓綜合症發病率增加40%，這個增加主要是晚育造成的，威脅着8%的婦女及其子女。宮內發育遲緩、孕高症不光是最主要的孕婦和胎兒的死亡原因，並且影響小孩今後一生的生活(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發病率顯著增加)。可見，中國的晚婚晚育政策是多麼愚蠢！農村頭胎是女孩的可以生育二胎，但中間間隔太長，很多婦女生育二胎時已經是晚育了，不必要地增加殘疾人口的出生。工業化本身就使得人們自發晚育，政府的責任是對抗工業化的影響而不是成為幫凶。明明20出頭是最佳生育年齡，但是中國卻為了配合計劃生育宣傳，說24-29歲是女性比較適宜的生育年齡段。要提高人口素質，首要的措施就是停止鼓勵晚婚晚育（2005年湖南這樣的農業省份平均初育年齡推遲到為24.34歲，上海為27歲，意味着30歲以上初育比例很高）。我國是神經管畸形高發國，發病率為美國的10倍，缺乏葉酸成為每年10萬例神經管畸形兒的“頭號殺手”。如果在孕前三個月至孕後三個月，口服小劑量的葉酸片（成本價幾角錢，市場價也只有幾元）可以降低70%以上的神經管畸形的發生，要是真的提倡優生優育，完全可以免費提供，但是國家卻沒有這麼做。隨着結婚和生育年齡的後移，受孕的難度正在增加，不孕症患者越來越多。國外一項研究表明，20—24歲結婚的女性，不孕症的發病率只有6%，而30—34歲結婚的女性中，不孕症的發病率提高到15%，在40—44歲結婚的女性，不孕症發病率更高達64%。在治療方面，30～35歲開始助孕技術治療，只有一半的婦女能成功；35～40歲開始助孕治療，成功率則進一步下降到30%。隨着男女雙方或一方年齡的增加，自然流產率、圍產兒患病率也都會增加。另一項研究表明，隨着男方年齡的增加，妻子的妊娠率會降低，而流產率則會增加；如果女性懷孕時男方年齡在40歲以上，則後代的先天畸形率會增加4%。

孕高症發病率等疾病在二胎及其之後胎次的發病率不到頭胎的一半。但是隨着生育間隔拉長，發病率逐漸升高(甚至逼近頭胎時的發病率)。因此，抓緊時間趕在婦女黃金生育時間完成生育任務，不但從經濟上合算，也有利於提高人口素質。

超生孕婦承受了巨大心理壓力，並且由於漂泊在外營養也跟不上，勢必影響胎兒的發育；尤其是不能得到常規的產前檢查。以國家計生委1.8（筆者已經質疑這個數字）的生育率來推測（現實政策生育率不到1.2），出生人口中有超過三分之一沒有進行常規產前檢查（有些連出生都不敢去醫院）！小孩出生後由於擔心超生罰款，而不能及時免疫接種。聯合國特別批評中國“沒有能夠將創造財富和提高收入轉化為更快地降低兒童死亡率”，筆者以前一直以為完全是因為中國的醫療改革的失敗，現在看來，衛生部是在替計生委背黑鍋。並且計劃生育提倡的晚婚晚育也是降低人口素質的重要原因。

以對抗常識而成名的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翟振武說現行生育政策使得農村人口整體素質提升，很多指標的上升幅度大於城市，農村人口整體素質的上升是拉動全國人口整體素質上升的重要力量。我就感到納悶，1980年代中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1.8比1左右，而國家計生委張維慶認為現在已經是6比1了；難道農村人口可以做無米之炊，素質提高幅度反而大於城市？

巨額的超生罰款使得超生家庭背負沉重的經濟負擔，超生致貧降低他們養育孩子的能力，使得他們的孩子素質降低。並且不少超生的孩子長期受到社會歧視，不利於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長。
計劃生育政策對有撫養能力的城市人口限制更為嚴厲，這些人只好將本來應該用在撫養孩子上精力、金錢和資源用於其他消費（如寵物、歌舞廳），造成全國的平均教育素質偏低，從教育角度上講確實是“逆淘汰”。據北京市養犬辦統計，北京市2006年登記年檢犬為55萬隻，比2005年又增加了9萬餘只。截至2006年10月，2006年北京市已經有11萬餘人因被貓、狗抓傷、咬傷而注射狂犬疫苗，已經收到了10起狂犬病死亡病例報告。同時，北京市由於飼養寵物導致的弓形蟲病發病率也在上升。重型弓形蟲病的表現為腦炎、癲癇和精神異常，妊娠期婦女若感染弓形蟲，可引起流產、早產甚至畸胎、死胎等。重慶市2006年已報告狂犬病發病數13例，超過過去5年全市狂犬病發病數的總和，比2005年同期上升了160%。南昌平均每天上百人被狗咬傷。在不到7年的時間裡，洛陽婦女劉小榮已先後收養棄狗100餘條，並被廣為稱讚，說是有愛心；而要是她收養幾個棄嬰，情況會怎麼樣？現在誰敢收養棄嬰？人不如狗！踩死貓的事件引起網上全面申討，但是武漢計生委處死活嬰的事件卻沒能引起廣泛關注。社會對人的生命已經很淡漠了。真是應驗了推背圖的那句讖語：獸貴人賤。

因此要提高人口素質，就必須停止計劃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