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刊物上读到这样的话：“中国的是帝国的心态，为稳定可以牺牲经济发展”。 这句话不但解读了数千年中国历史，也指出近百多年中国巨变的方向。

该文是谈英国两百多年前工业革命初期的政治变迁。它拿帝国来对照民族国家。前者不必面对境外的竞争者，天下惟我独尊。因此，统治权力的维护成爲头号大事。作者拿中国和罗马帝国爲例，以说明英国有著截然不同的考虑。

两百多年前的英国，只是欧洲诸国的一员，富强关乎民族存亡的问题。统治者考虑问题，著眼点在国外，因威胁主要在那里。这种民族国家的心态，是枪口对外，尽可能团结国内所有阶层所有人，有时不惜让他们分享权力，只要能增强国力，争得世界霸主地位，荣华富贵享用不尽。从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英国正是这样做，国力变成全球第一。这时期，也是英皇室权力似有似无的时候。

中国爲保权而牺牲经济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根据史学大师傅筑夫的研究，东周起皇帝便推出“抑商政策”，从此实行两千多年。皇帝的算盘是商业不发达反而容易统治，如有富可敌国的大商家，很容易出现其它权力中心，社会便会发生巨大变动，反而不利安定。

帝国心态贬商爲末业，恐其发展会动摇国本。不如“扶农”作爲立国的根基。这是假设没有外敌的心态，到十九世纪终于碰壁。此际帝国之梦醒来，发现强敌环伺，甚至兵临城下，都是富有且具现代战斗力之强权。这接近二百年的中国史就是调整心态把中国打造成民族国家的历史。再固步自封，再不枪口对外，中国就只有走上灭族丧国之路。

又想到周行宗法制度，以家族治天下。史家黄仁宇教授曾利用《三言》话本为资料做研究，结论是中国人做生意直至明代仍只与家族中人拍档，同乡合伙的很罕有，和陌生人合股则决无。宗族是中国人的生存工具。目前考古学掘出最古的是“仰韶文化”，已有九千年历史，里面便有宗族的证物。但宗族只是生存组织，不是拓展工具。宗族是小群体，人才有限。太重人情又难以发展理性。所以用于农耕和做小生意尚可，要大规模生产和做远程贸易，便呈组织力不足及法理不明之缺。

西人之组织，得力于西方社会五百多年前开始酝酿的两个理念：法律和理性。有法律，公司就能使用陌生人，突破小群体的限制；有理性，公司就能计算，能实验，产生止于至善的能力。法律令公司可以无限大，理性令公司常改善，能够避免犯同一个错误。所以，中国人的现代化，在国家是抛弃帝国心态，学习做一个民族国家。在社会则是放弃宗族心态，学习公司制度。这是因为现代中国人的任务不能单是生存，还要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