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術刊物上讀到這樣的話：“中國的是帝國的心態，為穩定可以犧牲經濟發展”。 這句話不但解讀了數千年中國歷史，也指出近百多年中國巨變的方向。

該文是談英國兩百多年前工業革命初期的政治變遷。它拿帝國來對照民族國家。前者不必面對境外的競爭者，天下惟我獨尊。因此，統治權力的維護成爲頭號大事。作者拿中國和羅馬帝國爲例，以說明英國有著截然不同的考慮。

兩百多年前的英國，只是歐洲諸國的一員，富強關乎民族存亡的問題。統治者考慮問題，著眼點在國外，因威脅主要在那裡。這種民族國家的心態，是槍口對外，儘可能團結國內所有階層所有人，有時不惜讓他們分享權力，只要能增強國力，爭得世界霸主地位，榮華富貴享用不盡。從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英國正是這樣做，國力變成全球第一。這時期，也是英皇室權力似有似無的時候。

中國爲保權而犧牲經濟發展的歷史源遠流長。根據史學大師傅築夫的研究，東周起皇帝便推出“抑商政策”，從此實行兩千多年。皇帝的算盤是商業不發達反而容易統治，如有富可敵國的大商家，很容易出現其它權力中心，社會便會發生巨大變動，反而不利安定。

帝國心態貶商爲末業，恐其發展會動搖國本。不如“扶農”作爲立國的根基。這是假設沒有外敵的心態，到十九世紀終於碰壁。此際帝國之夢醒來，發現強敵環伺，甚至兵臨城下，都是富有且具現代戰鬥力之強權。這接近二百年的中國史就是調整心態把中國打造成民族國家的歷史。再固步自封，再不槍口對外，中國就只有走上滅族喪國之路。

又想到周行宗法制度，以家族治天下。史家黃仁宇教授曾利用《三言》話本為資料做研究，結論是中國人做生意直至明代仍只與家族中人拍檔，同鄉合夥的很罕有，和陌生人合股則決無。宗族是中國人的生存工具。目前考古學掘出最古的是“仰韶文化”，已有九千年歷史，裡面便有宗族的證物。但宗族只是生存組織，不是拓展工具。宗族是小群體，人才有限。太重人情又難以發展理性。所以用於農耕和做小生意尚可，要大規模生產和做遠程貿易，便呈組織力不足及法理不明之缺。

西人之組織，得力於西方社會五百多年前開始醞釀的兩個理念：法律和理性。有法律，公司就能使用陌生人，突破小群體的限制；有理性，公司就能計算，能實驗，產生止於至善的能力。法律令公司可以無限大，理性令公司常改善，能夠避免犯同一個錯誤。所以，中國人的現代化，在國家是拋棄帝國心態，學習做一個民族國家。在社會則是放棄宗族心態，學習公司制度。這是因為現代中國人的任務不能單是生存，還要能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