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这好比奴隶社会。不，奴隶社会比不上。从古以来，只有把异族俘虏或判罪的犯人当奴隶（拐骗是偶发个案）；却不见有本国本族艰苦谋生的同胞，或是可怜无辜的孩子，甚至不一定哪个合法公民（包括倒楣的大学生），会成批遭受骗、拐、逼迫、绑架、买卖、转卖，长期沦为牲畜不如、可以生杀予夺的超极限劳役工具。

据知情人士披露，还有更加惨无人道的黑煤窑，许多从外地骗来的劳工，在进入矿井后，就至死也没有放出来重见光明的。

是谁让黑窑主们如此史无前例肆无忌惮？这类黑窑，存在和猖獗了不下十年，至少三年前就有过公开揭露，但和绝大多数贪渎腐败案件一样，一直傲然于党纪国法之上。此次山西洪洞案被查处，只是冰山一角，是在互联网上出现四百多位河南父亲的联名求救信，一些媒体和仗义人士顶风而上，形成海内外巨大震撼后的“意外” 效应；如同某些倒楣的贪官污吏被查处示众一般，完全不意味着这类恶性事件有了从根本上防微杜渐的可能。只要风头一过，就像高官贪渎腐败案件那样，从万元、十万元、百万元，直线上升为千万元、亿元、十亿元……级，青出于蓝，层出不穷，愈演愈烈。

举国戟指痛责黑窑主、包工头、人贩子、狗腿打手，罪上加罪的村支书、人民代表老子……；追究合伙人、支持者、包庇者、渎职者、后台老板，他们是盘踞在党政机关、主管部门拥有实权的恶势力。一些人会受惩处，然而，几乎没有人奢望这类案件会得到彻查彻办。

中国在迅速富起来，可是社会公正性在迅速败坏下去。黑砖窑案的罪孽原因不得根治，情况只会日益恶化。这样的大环境里，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无法循正道顺畅发挥创造力量，成为深化改革、科技进阶的决定性限制因素；追求富贵的动力，不能带来长治久安和最广大人民的福祉，却在骄奢淫逸面子工程的一床锦被下，酝酿着无穷无尽荒唐诡异的灾难，走向沉沦深渊。

山西黑窑案不同寻常，给一床锦被捅了个大窟窿，刷新了人性丑恶之最的世界记录。什么人权、自由、法制、宪政，什么仁爱、和谐、德治、人本，什么GDP、奥运、世博、大国崛起，在黑窑案之类面前，统统苍白失色了。

拖、混、蒙的日子该到头了。中国正在进入后黑窑案时期。从好的方面设想，这可能是大警醒、大审视、大希望到来的契机；人们不仅要进一步拷问制度上、道德伦理上，以至民族劣根性的原因，而且必须催生一张应对之道及其时间进度表，这恐怕是后黑窑案时期中国时务的要中之要了。

愚以为在这一切的背后，无非两大致命缺失作祟，至于应对之道，其实相当明确。

1， 中国没有一种堪以“救赎”人性原罪的社会性信仰体系

西方基督教文化区发达国家，得益于基督教的神性人本主义，特别是16世纪宗教改革后，新教提供的心态文化，形成了激发爱心，两心（指本能的私心和后天培育的爱心）调谐，堪以驱动人类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性信仰体系，产生了导正社会发展进步大方向的转辙器的伟大历史作用。有了这样的信仰体系，这些国家科技发明纷至沓来，政治制度推陈出新，虽然会出错甚至犯大错误，但能够自我修正，创新不止，继续引领世界进步潮流，这一切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进入科技发达的理性化现代社会，普遍笃信奇迹的时代已经过去，神性信仰体系不可避免遭遇历史局限性，西方宗教信仰危机日益彰显。今日求解中国信仰真空难题，必须立足理性基础之上，不可能指望重演中世纪宗教特异功能。

两千年来，中国社会在“政教合一”型的伪儒思想主导下，致力压抑天经地义的私心，以取消自我意识，提倡自欺欺人的“大公无私”为能事，至宋明理学兴而登峰造极。这种信仰体系非常有利于维持专制特权统治体制超稳定运行，但造成发展停滞，国运衰败，落后挨打，几至开除球籍。

近半世纪来，中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包含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其内涵心态文化底蕴具有两心调谐性质，但在社会实践中，往往被牵强附会、曲解、变造，以服从政治需要。

在中国，长期以来，以马克思主义名义推行的基本价值观，毋宁说相当于宋明伪儒“存天理，灭人欲”悖论变本加厉卷土重来。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以“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斗私”、“灭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主调的假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实际上已遭扬弃，形成了今天令人困惑的所谓信仰真空状态；于是人类与生俱来特有的原罪（＝“灵性＋自私”？），成了彼此心照，实现利己目的的当红正朔，势若燎原，如火如荼，什么样的坏事都干得出来，是不奇怪的了。

今天中国解决真空型信仰危机的出路，需要建立一种适合国情的“两心调谐”型理性价值观体系。这种体系，无需远求或冥思苦索生造杜撰；如果我们能够睿智地区分真假孔子，最可能从自家真孔子那儿找到这种理性框架体系，一旦与时俱进，重新解说，充实丰富，与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各种主流宗教，以及人类思想宝库中一切思想体系的真理内涵融会贯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个目的就不远了。

舍此，还有多少可行选项呢？

2， 中国缺乏一种扶正祛邪的“权力制衡”体系

权力导致腐化；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权力必须以权力制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中的“共和”两字，开宗明义意味着以“权力制衡”功能为特征的宪政国体，但事实上，这种“权力制衡”功能尚未形成。迄今为止，限制绝对权力的手段始终超不出自我监督的范畴。

从夏禹、商汤、周公以来，中国的英明君主们早就反复强调加强自我监督，防止政权腐化变质，落到亡国亡家的下场。可惜那是彻头彻尾不可能的任务。历史早已充分证明了这种善愿的虚妄性和悲剧性。换言之，没有“以权力制衡权力”的真性“权力制衡”，就无法保障社会公正及其进步趋势，无论贪污腐化或黑窑惨案，都不可能得到有效制止。

难道现代中国人的政治智慧还超越不过先祖大梦境界？

非也。中国朝野无不明白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化的铁律，也清楚了解西方发达国家“权力制衡”体制卓然有成。伟人毛泽东和邓小平可能就是最大的明白人。

1956年，苏联斯大林暴行盖子揭开后，毛泽东在八大期间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邓小平又曾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和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党和国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

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非也。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良性反馈调整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和自我完善。

西方成熟的“权力制衡”手段，都以分权为前提，并以“权力更迭”为当然。在中国，两千年间，包括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近百年来，还从来没见过一个自愿分权和接受“权力更迭”命运的政权。究其根本原因，应该承认中国社会一直没有一种堪以“救赎”人性原罪的“两心调谐”型社会性信仰体系，长期缺乏个人价值本位的自觉性，对于政府功能，习惯于寄望“天降明君”“青天大老爷”“为民作主”，而非自己作主选择的公仆，何来建立“权力制衡”体制的强大意识形态基础。

中国执政当局“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否定采行西方成熟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普遍选举、双议会制等“权力相互制约式的民主制度模式”，不能简单地论断为“恋栈权力”。正如邓小平所说，事实上如果现在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或“把四个现代化吹得精光”，甚至再现“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并非危言耸听。

执政党反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是一个合乎国情和人心的口号。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教育平均水平尚低，民主启蒙犹未实现；先天不足的人文背景条件，决定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匆匆忙忙地搞绝对不行”，必须是谨慎的，缓进的，以防欲速不达，引发社会动乱，破坏了今天来之不易的经济腾飞形势。

但稳定、谨慎、缓进，绝不等于可以无所作为。黑窑案警讯告示，中国人的光阴实在蹉跎不起了，无所作为者，实与犯罪（反人类罪）无异。

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目前还只能在一党执政的既有架构下探索建立“权力制衡”体制的可行性。

这种可行性的有无，端视能否在西方经典的多党制之外，开辟一条别开生面的安全通道，设计出一种不落西方传统窠臼，非但不削弱党的领导，却能有效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甚至进而强化一党执政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致令特权既得利益阶层欲拒还迎、无可抗拒，但是确实符合最广大人民长远和根本利益的真性“权力制衡”方案。

产生于工业化前期，沿行两百多年的西方民主政治体制自身已经显得古老陈旧，问题丛生，处于迫切需要革新的状态。中国何不乘此一面借鉴外部成功经验，一面因应自己国情，开拓具有自己特色的创新改革道路；同时也为整个人类大家庭的民主共和大业贡献新思维、新选项、新经验？

时势要求一切关心中国命运的志士仁人，面对这一貌似“无解”甚至“悖论”的世纪难题挑战，运用天赋灵性智慧，殚精竭虑，有所突破。

本文提供一个中国特色“受控权力制衡”解题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