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在國內過年，和一幫私企老總閒聊，說起國內的經商環境和政治制度。絕對是一幫人精兒，對很多事情的確看得透徹。儘管都是“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最大受益者，因為對體制內的黑暗體會得入木三分，他們的批判也就格外深刻。 小老闆們的生存之道有很多共同之處：用金錢和女色去買通體制內的決策者，得到訂單和項目。在通過偷工減料的暴利完成了原始積累之後，他們紛紛看到了技術和信譽的重要性，開始投入資金改善設備和管理。當然，繼續動用利潤中的相當一部分來腐蝕共產黨幹部，交換更大的利益對這些私營小企業而言是比技術和管理更為生死攸關的“軟實力”。在龐大的權錢交易生態鏈中，“成功”的小老闆們雖然大獲其利，但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官場的關係網在不停地變化，操作中的變數很多；再者畢竟很多操作是黑色的，因此承擔風險和壓力也可想而知。於是乎，這些受益者們痛罵共產黨腐敗的有之，企盼民主監督決策公開化的亦有之。目標所指，無非是希望降低經商環境的風險成本，洗黑成白，獲得持久的安全感。 作為長期在“民主”社會中浸泡的過來人，老師調侃道：“‘民主’好像應該是大眾的問題，你們不妨從自己企業內部管理開始引進民主機制嘛。”此言既出，頓時遭到一片痛扁：“我們廠里那幫工人，你要是對他們好一點點，馬上就跟你上鼻子上臉。所以，我的方法就是最好夫妻雙方一齊到我們廠上班，平時關上廠門，不他們四處踅摸，省得給老子找麻煩。” “呵呵，這不是共產黨的愚民政策麼？” “就是愚民。那些工人就是賤，你對他狠，他老實着呢；你稍微對他放鬆一點，什麼鳥事都來了。我要是不專制，廠子絕不會有今天。不過我認為作為私人企業，這沒有什麼不道德，我這是為了降低管理成本。但國家政治，這樣是不道德的！我們廠跟我姓，但中國憑什麼就姓‘共’呢？共產黨的合法性從何而來？” 老師聽了暗笑，共產黨搞輿論控制，目的無非也是“降低管理成本”；人在其位，思路何其相似！至於共產黨的合法性，那是幾百萬人的頭顱換來的，雖然，幾百萬人的生命並不足以奠定紅色江山永久的合法性，但才幾十年就想變天也太天真了點吧。 另一個老闆接過話茬：“我覺得，台灣的民主現在是漸漸走上了正軌。你看兩次政權輪替都很和平。誰幹的不行，人民有機會用選票把他拉下來。” “給你講點聽來的故事吧。當年台灣施明德紅衫軍倒扁。有人給他出主意：要成大事，就得直接衝擊總統府；沒有流血，不會有任何結果。最後呢？‘革命群眾’根本沒有人肯流血，紅衫軍無疾而終。為什麼？因為倒扁的國民黨們都是些小資產階級，還沒有到為了倒扁可以拋頭顱灑熱血不管自家小日子的地步。你跟他們講‘非暴力’一拍即合，一說要‘流血革命’個個都孫子了。 “人民都小資了，你搞‘民主選舉’、政權和平輪替就有勝算了。可是中國還有多少人是‘無產者’呢？你們比我清楚。給他們‘民主’權力最直接的後果就是管理成本高漲。比如你的廠子，搞個工會如何？要不了多久就和通用汽車一個下場了。一旦底層工人和管理者爆發衝突，那些個人生命不值幾文的無產者們很可能會義無反顧地選擇暴利。到了那會兒，就不是‘民主監督’了，你們這些剝削階級還是趁早溜之大吉吧！ “你們所謂的民主，是‘有產者’通過非暴力達成社會妥協的機制，是通過消除特權黑箱操作而降低商業環境風險成本的手段。搞一個個人資產超過一百萬的民主俱樂部，由他們來投票選舉權力和監督機構，興許會比現在的一黨專制要強很多。只可惜，西方民主虛偽的“人人平等”把這條路給堵死了。當真十三億人一人一票，你們就等着賄選和暴民造反吧。” 幾個原先很有一番抱負的小老闆們陷入了沉默... 古希臘羅馬的民主，是城市平民和奴隸主的俱樂部，被暴力剝奪了一切的奴隸們只是一邊的看客。現代西方國家也只是在中產階級形成之後才有了比較成功的民主實踐，至今腐敗和低效率仍然是眾多貧困“民主國家”的噩夢。指望一個名義上的制度可以從天而降解決社會的主要矛盾，很槑很雷人！ 小老闆們的“民主”訴求有着深刻的必然原因，發源於生態鏈的自我否定是打破這條生態鏈的唯一機會。那麼可以實踐的道路到底在哪裡呢？ 老師最近在中央台看到這樣一條廣告：“少年智則中國智；少年強則中國強。”寄希望於聖人出或者制度變，不如寄希望於時間和教育。社會關係和制度的變動就讓它在水到渠成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演化吧，只要大方向不錯，內外環境不劇烈惡化，這個世界最近幾十年的發展得以繼續，老師看到的是一個新中國正在走向涅槃。就像當年朱鎔基治下的中國國有銀行體系，看上去已經快要崩潰了，利益一旦理順，合理的操作很快就會發酵成優良的組合。如果我們回到三十年前看今天，眼前的一切不可謂不是奇蹟。有什麼理由不相信，同樣的奇蹟還會發生呢？